想起这些，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是母亲的爱，血与泪的爱把我浇灌地如此坚韧、如此的绚丽！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和母亲在一起，在母亲的温暖怀抱里静静睡去。这是我写到母亲的第一句话。现在想来，母亲在我心中有着比海要深、比山要重的恩情。
      母亲21岁嫁给我父亲，本来这个家是充满希望的，日子可以美美满满地过。然而，老天爷似乎妒忌这样美好的生活，非要在这“幸福”上插把刀——一年后我迫不及待地出生了，7个半月，3斤8两，生命垂危……医生说，缴2000元人民币，马上要进行抢救，不然小命不保！
      2000元人民币，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简直一个天文数字！父亲去筹钱的时候遭到了奶奶、爷爷、太奶奶的极力反对，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病连着病，会败坏这个家庭的……父亲两手空空回到医院，母亲听了哭道：“孩子是我的根，没有他我也不活了！”父亲泪水滂沱和母亲形成了“统一战线”，又回家强行拿出了几乎所有的积蓄……

                              二
      一年后，证实了老一辈的预言——我被确诊为“先天性脑瘫”，语言不清，不会走路，生活难自理。
      我的与众不同，使母亲在这个家完全失去了地位。尽管如此，母亲说：“孩子他爸，现在的科学很发达，不如你去外边打听打听，或许我们的星儿还是有希望的。再则，要治疗他的病需要很多钱，你去闯闯吧……”
    父亲在我两岁时去外边漂了，以后见到他只有在春节的时候。
    父亲一走，母亲和我日子更难过了。爷爷奶奶他们看不起我们，常常说母亲是狐狸精、我是瘟神，平时离我们远远的，有好几次一些和尚、道士来张牙舞爪地捉妖，硬是把我与母亲分开背对背绑在一棵大树上，用火烤、烟熏。
    “妈妈，妈妈，我怕——”
    “星儿，别……别怕，有妈妈在，他们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我点点头，妈妈平时对我讲的一些英雄的故事在此时此刻仿佛一个个站了出来。我咬着呀大喊道：“你们来吧，我是岳飞、我是戚继光、我是霍去病、我是董存瑞……”
    “天呐，你开开吧，天下之大，难道没有我娘俩的容身之所吗？”母亲哭了，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是第一次哭，我没有看到她的脸，但我分明听见了她的心在滴血。
    冬天很冷，但天际忽然传来隆隆的雷声，大雨拌着六七级的大风倾盆而下。
     “这狐狸精和瘟神发威了，大家快逃！”不知道谁大嚷了一声，顿时人全不见了。
     后来，有位好心的伯伯偷偷地跑来为我们解开了绳子，还塞给了我们100元人民币。

                          三
       没过多久，母亲背着我踏上了去大上海之路找父亲。真是祸不单行，刚上火车，我们仅有的100元钱被扒手给扒去了。
母亲向列车员借了一支笔，写出来很粗的那种，在铁路旁拣了一块木板，不假思索地写上：“我们娘俩从贵州初到上海，路费被人扒去，现在让各位好心人借些钱，找到孩子他爸蒋健富后即还”。让我举着继续上路。
     城市里真够繁华，到处都见高楼林立，小汽车来来往往，人群更是川流不息。母亲边走边停下脚步问：“你知道蒋健富在哪里打工吗？他瘦瘦高高的，嘴角旁还有一颗黑痣，30岁的模样……”有些人或说不知道或摆摆手，但有几个理也没理我们，还当面来上一句，“疯子，别妨碍我！”母亲什么也没说，挺直了胸膛继续向其他人一遍又一遍的询问。
    “妈妈，我肚子饿了，你看太阳都过头顶了。”
    母亲捏捏口袋，似没听见又迈开了步伐。
    “妈妈，我饿嘛！”
    “星儿乖，把木牌举高点儿，我们向这些路过的叔叔、阿姨、伯伯、婶婶借到了钱就去吃饭……”
    走了一段路，还没借到钱。我的肚子在不停“咕咕噜噜”叫着。
    “各位好心的叔叔、阿姨、伯伯、婶婶，我们找不到爸爸，又没钱，小星儿肚子饿了，想吃饭。”一种很奇怪的声音在人群中响起。
    母亲很诧异到停下脚步，很久，没说什么继续走着。
   我得到了母亲的默许，一遍遍重复着：“各位好心的叔叔、阿姨、伯伯、婶婶，我们找不到爸爸，又没钱，小星儿肚子饿了，想吃饭。”目光开始在我们身上停留，纷纷解囊的人多了。
     “小星儿给——，快和妈妈去吃饭吧。”
     “小星儿的声音怎么了，他是不是有病？”
     “星儿是脑瘫，谢谢你的钱，请留下联系地址……”
      “不了，这点钱算不了什么，找星儿爸爸要紧。”
      话匣子一旦打开，许多叔叔、阿姨、伯伯、婶婶们都围着我们问长问短，这个10元、那个50元、这个100元的……
      母亲的声音渐渐哽咽了，泪水禁不住在眼眶里打转……
      那一夜，我们在一家小旅馆里住下，睡在妈妈的怀里没有了恐惧、没有了不安，甜甜地笑着。
      第二天，我们依然这样踏上了寻找父亲之路。母亲把木牌的内容改了：“我们娘俩从贵州初到上海，找寻到孩子他爸蒋健富，他瘦瘦高高的，嘴角旁还有一颗黑痣，30岁的模样……有哪位好心人见过他在哪里打工吗？”
     母亲边写边念着，看我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她说：“我们有些钱了，已经够了，现在找你爸爸还需要许多叔叔、阿姨、伯伯、婶婶的帮忙。”
      中午在一家小摊上吃面，老板看了牌子，听了我们的诉说，道：“这样找无疑是大海捞针，不如你们到虹桥路的广播电台去吧。把你们的遭遇说说，他们会帮忙的。这个收音机给你，打开着它或许有结果……”
      母亲背着我打听着虹桥路到了广播大厦，电台的人听了我和母亲的讲述很是感动，当夜在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就为我们推出了一档“落难母子上海行”的节目，并在所有电台的各档新闻中穿插了“寻找父亲”的消息。
       我们被电台的领导留住了，几天下来，父亲没找到，倒收到了许许多多好心人的看望。让我和母亲特别惊喜的是，东方医院的院长听了我的遭遇来了，他说能通过手术让我自己走路。母亲笑了，笑着哭了：“院长，我没钱，医药费我能分20年或10年付，行吗？”
      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落泪了。
      “胡梅娟女士，孩子的病要紧，我们打算为他免费治疗。”
      母亲拉着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我们的家从广播大厦搬到了东方医院。
      母亲的笑容多了，每天晚上睡在她的怀里总迷迷糊糊听见“健富，你在哪里？你知道吗，咱们的星儿就要能走，能跑，会飞了……健富，你在哪里？”
      有一天，母亲背着我在医院的花园里散步，老远看见院长他们及一些记者朝这边匆匆赶来。
      “胡梅娟女士，你看这是谁？”
      我瞪大了眼睛眨巴眨巴地瞧着这位黑黝黝的，瘦瘦高高的，嘴角旁还有一颗黑痣的男人站在面前。
     “健富——”母亲再也控制不住一头扎进了他的怀里。
     “梅娟，对不起，我……”
     “星儿，快叫爸爸，他就是你日思夜想的爸爸呀。”那个男人还没开口说什么，母亲干练地把我举到了他的面前。
     “爸——爸——”我很机械地动了动嘴唇吐出了那两个字。在我幼小的记忆里，父亲是个模糊得再不能模糊的概念。

                               四
     父亲回到身边的日子，母亲的脸上重现了我不常见的幸福。我的手术也在各方人士的关心下顺利进行，半年后如母亲在梦中预言，我果真能走会跑了。
   1995年，我10岁，在上海直接上了小学。我年年受表扬，母亲和父亲都很高兴。
    三年级的时候要学英语，可我平时讲话都不流利、不清楚，有时还会结巴。
   母亲很是焦急，常常一个人拿着我的课本在深夜跟着录音机学英语……
   寒假里的一天，她忽然问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说起English来，比其他同学都流利。How are you today？I a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
   我非常惊讶地望着母亲，要知道，母亲是大字不识几个的，连小学两年级都没读完……但现在她不但非常流利，字音到位，而且学会了以不同的语气对话。
   她却神秘地微笑着。
   “妈妈，妈妈，快告诉我是什么好方法，我也要——”
   “那星儿大声告诉妈妈，星儿怕不怕苦？星儿愿不愿意吃苦？”母亲蹲下身子问。
    “星儿不怕苦。星儿愿意吃很大很大的苦！”我用尽全身力气回答着。
    母亲从口袋里掏出两颗小石头，一颗是圆滑的，没有菱角的，一颗是有菱角且粗糙的。
   “这颗是妈妈放在舌头底下读英语磨圆的，你把那颗照妈妈那样压在舌头底下念英语，等它没有菱角、滑的时候，你的English就会脱口而出。你的结巴习惯也会好的。”
    我看着手掌里这两颗截然不同的石头，望了望母亲毫不犹豫地将毛的那一颗放入了舌头底下“How ——are you—— today?”开始说起来，但感觉怪怪的，舌头火辣辣地疼。
    “星儿，坚持就是胜利。妈妈能做到，相信你也一定能做到。加油啊！”

                        五
     这些经历过去已经10多年，但如今的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和那些同学一起出出进进、与老外教授们侃侃而谈。我不说，谁能知道我曾经是一位不能走路的脑瘫患儿，而且语言浑浊……
    想起这些，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是母亲的爱，血与泪的爱把我浇灌地如此坚韧、如此的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