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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注定是不平静的。进入2007年以来，文坛上的一个个焦点文化新闻事件，便接踵而至，大有乱花迷眼，应接不暇之感……但文坛上的这些浮躁和喧嚣暂时沉寂下来之后，我们或许能够看到文坛上更多本质的东西。

　　季羡林教授的新作《病榻杂记》出版发行后，吸引文化界高度关注的是，季羡林老先生在这本书中表露的真诚心愿：请文化媒体、学术界和大众读者把他头顶上“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这三大桂冠摘下来，“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与季羡林做法相仿佛的是，作家余秋雨的“请辞‘作家’的称号”，他“一再声明，我不是‘作家’”，作家身份其实就是一个“圈套”，承认了身份，也就为“圈套”所束缚……

　　对季羡林坚辞“三大桂冠”的这种文化行为，文化界、文化媒体是众口一词的赞誉和好评，而在季羡林教授《病榻杂记》座谈会上，不少文化媒体更是高度赞扬季羡林“伟大的人格魅力”。可见，一位作家文人之受欢迎，他的文化人格和其作品，是同样重要的。

　　对余秋雨的辞“作家”，文化界和媒体，也是同样高度关注。但几乎和过去常常处于争议的中心一样，余秋雨的这种不当作家的言论，再次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他的请辞行为，有一种拔高自身形象的意味，“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余秋雨现在要做的工作不是毁灭而是塑造，不是急于摆脱作家的公众形象转而走向高处不胜寒的大师神坛，而是勇于承担起一个作家的责任，把这个更贴近且有益于受众的角色扮演好”。面对广泛的争议，不知余秋雨对自己的初衷和行为有无反思，是否受到启发？

　　而王朔则是以“骂”的方式，重新回到文坛的。王朔骂“红学家”是最无聊的一群，认为“80后”是泡沫，表示自己本能地不喜欢余秋雨、张承志、北村这些自认为是知识精英的人……一些文化批评家直言不讳：王朔此举多为炒作。尽管王朔批骂文坛，痛快淋漓，一针见血，对戴着大师桂冠的文化权威的反叛和挑战，其判断力越来越有把握，但在道德和文化方面的思考和严肃，分量上显然是有欠缺的。

　　有的文化批评家指出：中国文坛的种种争论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热度，文坛乱象纷呈，丑闻比作品更轰动，口水比销量更惊人，这已令中国作家集体遭遇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以至于有人发问：“当代文坛怎么了？”“当代文学怎么了？”

　　事实上，这正是当今文坛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充满了喧嚣和浮躁。的确，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再寻找得到一个宁静的文化圣坛、文学圣坛、精神圣坛。作家中潜心创作者少，热衷炒作者多；他们对成为一个时代真正的“文化大师”不再感兴趣，而是甘愿使自我形象成为娱乐明星式的人物；如何登上“作家财富榜”，使自己的作品更加富有“含金量”是其目标，而很少考虑作品的社会价值、思想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很少考虑他所从事的文学能不能对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提出任何问题来——文学提不出任何问题来，就逐渐失去了它的一切意义。

　　这种混乱的文坛现象，折射出我们的文坛、我们的文学、我们的作家，物质感性和精神理性选择上的焦灼，自我拷问的痛苦，探索和追寻历程上的迷惘，而当一个时代处于剧烈的嬗变之际，社会文化和精神的价值体系尚未重新建立起来，精神信仰和道德追求需要重新恢复，一个作家的新的文化人格和道德人格没有完全建构起来，对人类的终极文化和精神的追求尚未变成自觉意识，文坛乱象纷呈，应该说正是这个时代特征的一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