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的文学创作队伍中，女作家一直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女作家已经形成群体，用她们独特的女性视角见证着特区的发展，用女性的笔触书写着深圳的传奇。“三八”节前夕，深圳市文联文艺创作室主任李亚威向记者讲述了她眼中的深圳女作家群。 
　　记者：今天的话题是深圳“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女作家、女作家群。 
　　李亚威：文艺创作室刚成立那会是1984年，市委书记、市长主张文艺创作室和深圳这座城市一起成长，于是便有了被称为“五朵金花”的乔雪竹、李兰妮、黎珍宇、张黎明等几位专业女作家。后来，又调来了北影学过演员专业的彭名燕，辽宁儿童文学作家苏曼华，西影的杨争光和长影的我，可谓叫做体制内的作家。 
　　那时候，如果没有体制内，很多外来作家不可能抛家舍业，变成一个“深漂”来这座城市找饭碗。因为大多作家在她原本的城市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名气，当时的深圳不仅担负着经济发展以及高楼大厦的建设，也担负着这座城市的精神灵魂。正因为这样，在深圳几个发展的历史关头，专业女作家们自然责无旁贷。如：在深圳建设的初期，乔雪竹的长篇小说《城与夜》，张黎明的《我的一只眼睛没有流泪》，李兰妮的《深圳、深圳》，黎珍宇的《界河儿女》等，在某种意义上说，她们的作品强烈地表现出自我观念的冲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前行，彭名燕的《世纪贵族》，黎珍宇的《再见，船长》，张黎明的《走出边缘》，都在那个时期里引起不小的波澜。《世纪贵族》还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的提名奖。在香港回归时期，李兰妮的《傍海人家》，除了小说还改编了电视剧，散文集《一份缘》曾获广东省首届秦牧散文奖等多次大奖。 
　　记者：还有你的电视剧《深圳故事》系列。 
　　李亚威：当然，都从不同程度上，真诚地表达了深圳在大时代背景下，各个时期里，人们观念的冲击和心灵的变化，创作室的专业女作家，一种是在深圳本土成长起来的，如李兰妮、张黎明、黎珍宇，她们的作品有血有肉、有根基的表达属于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裂变；一种是从各地调来的很有影响的作家，如乔雪竹早期的《十六号病房》、《山林中头一个女人》，以及苏曼华的《小狐路路和小狸杜杜》，彭名燕的《黄山来的姑娘》等。 
　　记者：那您对体制外的女作家是怎样看的？她们各自在各个角落里，算不算“漂”着？她们和体制内的作家状态有什么不同？ 
　　李亚威：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女作家，在她们的作品中，大多都有一个共性——她们观察事物的视角，细腻而辛辣。她们善于把自己体验到的苦水，淋漓尽致地再倒给观众，表面上是温情的，内心中却充满矛盾和感慨。体制内的作家，从生存的保障上，似乎比体制外的作家稳定一些，但心里却是一样的。大多心里着急着写自己冲动的作品，期待自己以最快的速度拿出惊骇的作品来，但又受各方面的制约，常常是在很有压力的心情下匆忙出场，这也包括我，因此，十年磨一剑的功夫，谁也等不及。 
　　记者：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女作家的生存环境和年龄差异，在选择题材和人物的理解上，是否有很大的分别？ 
　　李亚威：应该说，文学作品的创作是个体性的，肯定充满个性化，每个作家出现的人物和描写的人物，不可能是一样的。当然，个别的会出现雷同，这是作家们最不愿意的，尤其是女作家。因为，没有一个女作家愿意重复所有人表现过的东西。 
　　记者：深圳的女作家，形成女作家群了吗？ 
　　李亚威：女作家群，是很长一个时期形成的一个链条，吴君写外来工的《痛》，张黎明就写《非常美丽》，涂俏就写《苦婚——》，黎珍宇就写《富男富女》，缪永写《律政佳人》，苏曼华就写《山那边是海》，这种群体的相互感悟，都生长在这个城市里，不能从体制内外来划分。 
　　记者：体制内的作品你一定是熟悉的，您与体制外的作家来往多吗？ 
　　李亚威：我和缪永、盛可以、吴君、谷雪儿、央歌儿、涂俏、卡雅、陈小妹等这批体制外的女作家，都是谈天论地、同舟共济的好朋友，缪永1995年在老特区报对面租的一间不到20平米的小屋里写她的《驶出欲望街》的时候，我们来往很密。后来，她的《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等均获得反响后，我们一直惺惺相惜。在她的作品中，无时不看到她运用自如的叙事语言风格，犀利又委婉地说她的爱情和生命的沉重。盛可以的作品更是让人在冷静中爆发着一场不可阻挠的无可奈何，她会辛辣地把生活的艰辛和冷酷摆出来，不动声色地，让你痛不欲生。吴君是宝安区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她的业余时间大部分属于写作，在她的作品里，有一种刚劲而有力地像一个北方的男人式的从容和坚强，她的《香坊街》、《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城市街道上的农村女人》等，大多深情地述说了外来人和本地人之间的观念冲撞，以及外来人在这座城市中生存的价值。 
　　学过主持人专业的谷雪儿，一首《香格里拉》歌词，就把云南人征服了。 
　　涂俏在2000年前，以《十元店》、《打士赚钱》等一批记者“隐性采访”的专题报道而出名。她是记者式的作家，也是作家式的记者。她的《苦婚》获得了第四届“正泰杯”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北方长大的央歌儿，来深圳闯荡，对这个城市一见如故，在没有生存的保障下，为了排解孤独，需要倾诉，开始笔耕，于是《来的都是客》、《鼠惑》等一批充满北方男人幽默和侠气的小说，弥漫在她的周围。 
　　卡雅很实，她一提起诗，心里就涌动着不吃不喝的感觉，随时好像可以跟着这个城市漂流。陈小妹是编剧，她对着电脑一干就是一夜。 
　　体制外还有女作家王小妮，她是优秀的女作家。她的诗歌作品，获得了中国诗歌界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国2002年度诗歌奖”以及美国安高诗歌奖。她良好的诗歌视力，充沛的创造能量，使得身处边缘的她，握住的也一直是存在的中心。 
　　记者：这一批女作家（指体制外的作家），经历了不同的生活挫折和生存的艰辛，为什么后来大多数还是留在了这里？ 
　　李亚威：炼造一个作家，最好的土壤就是多元化。在深圳，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及观念像立交桥一样，各条道路各奔东西。正因为这座城市给她们的生活艰辛和不同的挫折，她们才不知不觉地融入了这个城市。就如同我们不经意地滚进一桩事件，我们会一直关注它一样。她们没有体制内，可以随时拔腿就走，但，她们依旧留在了这里，嫁人的、买房的，管它体制内外，能有写的题材，就有冲动。 
　　记者：谷雪儿身在深圳，却心想着云南，不然就不会有她的《纳西人最后的殉情》。这个现象说明什么？ 
　　李亚威：这也是深圳的作家情结，在她的诗歌中，有一首诗是这样的：在很远的地方想念深圳，只要我能直立，我就会立足这个世界、回到我梦想的家园。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明，文学在这个时代里，深圳给予作家的土壤是厚重的。包括我在2000年为云南拍片的时候，我既迷失在彝山，也眷念深圳，这两个感觉都是我，所以我能理解谷雪儿的香格里拉情结。 
　　记者：目前，我们一直呼唤着震撼心灵的表达这座城市精神的精品。您觉得，女作家群中能涌现出来一批震撼之作吗？ 
　　李亚威：我相信深圳的生活一定会为女作家提供不竭的创作源泉，我相信在这片土地上，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令人震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