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的今天，十分需要弘扬正面精神价值，尤其应该包括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主导价值。这对于我们的文学创作，也是十分重要的。
　　评论家雷达认为，正面价值就是那种引向善、呼唤爱、争取光明、明辨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的东西。他说，一些当代文学作品缺失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这是令人担忧的，比如不少作品并不缺少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有的作家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一种错觉，那就是把激愤批判等同于批判现实主义。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没有自己正面的精神价值作为基础、作为理想、作为照彻寒夜的火光，它的作品的人文精神的内涵、它的思想艺术的境界就会大打折扣。雷达认为，这个问题与我们的精神资源有关。我们的民族精神资源很丰厚，但今天面临的是如何整合和转化的问题，即如何把它们化为我们内心深处很丰富的信仰，并且运用到我们的创作中去，把它们转化成我们作品的精神力量——不仅有形而下的生存关怀和世俗关怀，而且还有形而上的精神关怀和灵魂关怀。
　　作家陈世旭说：“艺术所追求的精神，应该是人类精神的至高点。”多年来，他在创作中坚持以冷峻的目光穿透喧嚣浮躁的现实生活，关注着当代人的精神状态。尤其是他的《青藏手记》等作品以低视点写高境界，张扬了生生不息的理想主义，表达着他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他认为，文学作品树立正面价值形象的问题，就是一个作家是否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问题。纵观文学史，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文学史上有两类人是最显眼的，一类人就是在艺术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把一种艺术形式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推到一个辉煌的高度；一类人就是在高度的艺术性的基础上有着特别深刻的人民性。他举例说，李白和杜甫就很典型。李白被称作“诗仙”，出尘、豪迈、放达、超凡脱俗、汪洋恣肆、气象万千，他的诗歌成就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峰。但是，让他感动至深的是杜甫。杜甫被称作“诗圣”，而“圣人”就是智慧品德最高的那个人。因为杜甫写诗不止是认真，更因为他关心国家命运，同情民生疾苦，那么苍凉，那么沉郁。他在“安史之乱”中写《三吏》《三别》，他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自己最后也很悲惨地死在贫病交加中。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些善良、深沉、充满了伟大爱心的作家。“仙”和“圣”，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仙”让人神往，“圣”让人崇敬。
　　“应当在哪儿寻找那些美好的、逝去的东西呢？我自己就有过相当时间的苦闷和彷徨。后来我决定去神农架，我相信那遥远的山里可能医治我的迷茫和纷乱。”作家陈应松深有感受地说，在那未被污染的山林深处，他找到了使他清心明目的东西。他写《松鸦为什么鸣叫》，正是一次艰难的寻找。在神农架期间，陈应松与交警大队的朋友一起去采访过不少在公路上救人的“活菩萨”，这些人有农民、养路工，他们在神农架险峻的公路上经常施救，把那些翻下公路的伤者从深谷里背上来，这些事迹让人热泪盈眶，时时感动着他：他们救人不图回报，全凭一颗善良的心。他因此想到曾在离城市不远的平原地区，他的一个朋友翻了车，可当地的农民要先给钱才施救，两相比较，美与丑就一目了然。于是他满怀敬意和激情，写下了这个小说。此外，陈应松还写了恪尽职守的《云彩擦过悬崖》，写了寻找母爱的《望粮山》，写了渴望城乡沟通的《马嘶岭血案》，写了歌颂忠于主人的一只伟大的狗的《太平狗》等等。“毫无疑问，文学必须要树立人类和民族正面价值的形象，并且要大力鼓吹我们社会的美好的价值观念。这是一个民族得以万世繁衍的活力根源。作家所倾其一生追求的，正是人类的普世价值。”陈应松认为，农民和农村正是我们的文学需要满怀深情拥抱的一块充满阳光的土地。只有土地、劳动、人民，才是最伟大的、熠熠生辉的，它不会让我们的文学走偏。作家们应理直气壮、胸有成竹、心无旁骛地去讴歌我们民族和人民美好的品质美德，而不需要阴暗，不需要哗众取宠，不需要玩噱头，不需要顾影自怜、喃喃自语、搔首弄姿。社会需要正确的艺术来引导，作家必须有自己明确的、坚定不移的是非观。他相信有些东西是恒久的，它首先照亮了作家的内心，然后照亮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