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德国人说过，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

　　这个叫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德国牧师，最终死在自家人开的集中营里，因为他是当时少数不愚蠢的德国人之一。他因反对纳粹而被捕，因卷入刺杀希特勒计划被绞死。

　　纳粹崛起德国让他认识到，“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他痛切感到“你可以抵抗恶意，…… 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

　　对此感同身受者多，但无可奈何，误认愚蠢是愚蠢者与生俱来的天赋。

　　抵制和根除愚蠢曾经是西方很多哲学家的毕生使命。

　　另一个德国人尼采正是憎恶“骗人的、病态的、仇视生活的”所谓的社会愚蠢，缔造了“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他主张权力意志是支配世界和人类行为的唯一绝对动因;同时他认为“权力意志”造就最强的人。然而他绝对想不到自己死后，他的这些观点使德国堕入更加愚蠢的泥淖，成为莱茵河畔的日耳曼人向地球发飙的思想温床。

　　幸而还有不愚蠢的德国人。

　　是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最早指出，“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

　　他说“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他甚至明白地指出：“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发作”，“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自己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

　　那时的他还不知道人类历史的变革风暴还有另一种经济的模式。

　　最后他赫然明示：“我们的统治者是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的独立判断和敏锐思想之中，获得更多的东西”。

　　那么，愚蠢是怎样炼成的呢?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主子真正忧民间疾苦的好像不多，因为忧者本人就是超级大愚。他们铁定认为历史必须由他们书写和诠释，想要让历史像炸酱面条似的在口里转。

　　所以历代政权的最卓有成效的作为就是愚民。

　　愚民要靠有选择的灌输，严厉的言行规范，威慑性的的负面暗示和必要的，明目张胆的霹雳手段，当然这些统统只能做不能说，所以不会见诸历史书，也不会总结为治国箴言。

　　正因为如此，自古有“人心似铁，官法如炉”一说。甚至连佛学也用“菩萨低眉，金刚怒目”来暗示王权，即所谓“没有霹雳手段，怎显菩萨心肠”。

　　如是，正像那个不愚蠢的德国人所言，愚蠢是强加于芸芸众生的“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

　　当然其中公共知识分子也帮了大忙，比如孔老二就直言不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些羸弱得没有半点生命力与自信心的统治者历来对此奉若经典。

　　但是众生不会永远愚蠢，愚蠢也不会代代相传。

　　这个聪明的德国牧师非常乐观地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

　　龙应台有篇题为《不相信》文章。其实是对这些古训的叫板。

　　开篇，这位女先生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说二十岁以前是谓年轻时，尽管她还不大，刚五十六岁。

　　龙先生连珠炮般地点名不再相信的那些东西，比如曾经相信过爱国，曾经相信过历史，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曾经相信过正义，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曾经相信过爱情，等等……

　　她现在一概不信了!

　　她不再相信爱国，是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

　　她不再相信历史，是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而且“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

　　她不再相信文明的力量，是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分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她不再相信正义，是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着不正义。”而且“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她不再相信理想主义者，是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不堪一击，……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

　　她不再相信爱情，是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然而聪明如龙太者，只是不再轻信，并没有给出治疗愚蠢的方剂来。

　　社会的愚蠢通常被视为芸芸众生的道德缺陷。

　　芸芸众生的愚蠢表现的形式自然也是林林总总。不要企图限定愚蠢的外延，任何严密的归纳都是挂一漏万。倒不如引证恩格斯的一句话：与“普遍无权地位和无力改善现状的绝望境地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

　　“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其实就是社会制造的最大愚蠢。

　　恩格斯当年所说的“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的社会心理，是指称存于用武力征服欧亚非三洲大陆的罗马帝国。

　　军政寡头荒淫残暴，奴隶生不如死，自由民日益沦落。苦难不堪忍受，反抗无济于事，尘世生活没有一点乐趣，也没有一点希望，人们开始放纵情欲，从肉体满足中寻求解脱。社会风气淫靡，家庭几近解体，统治者不得不颁布家庭法以维系社会的最基础单位。一切都糟透了，这一代人无望，下一代也无力脱离苦海。悲观绝望，消极厌世，意志消沉，精神颓废，成为弥漫那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的人格特征……

　　然而这并不是罗马帝国的特质。

　　每个末代王朝都找得它的影子。

　　经济观察报记者刘溜转述的一段文字值得品味，“我们必须改变那种认为政治就是革命与反革命、镇压与被镇压的传统观念，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反对，而是为了建设，不是为了获得权力，而是为了约束权力。我们追求的不是物质财富，不是控制别人的权力欲望，我们惟一的私欲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而这依赖于为公众谋福利的生命历程。”

　　这段话出自一位35的法律人许志永的题为《政治应当是美好的》的文章。

　　这几句话是昭告居住在社会金字塔上下层的所有生灵，社会愚蠢经常是一对组合，社会不愚蠢的最高境界是政通人和。而政通人和的起码底线是不使用暴力。

　　治愈社会愚昧在西方首相是靠信仰，宗教其实是灵魂的救赎。

　　我们信仰无神论，所以救赎就只能靠马丁路德金式的救赎 ── 非暴力方式的救赎，和平主义的救赎。晚年的恩格斯终于认识到这一点，并清楚地阐述他的理论的回归。

　　也许你还关注着那个不愚蠢的德国人的最后命运，他的悲情结局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即将被扫除的那一年，即1945年的春天，两个面带愚蠢凶相的便衣纳粹走进牢房说：“囚犯朋霍费尔，准备跟我们走!”

　　第二天，朋霍费尔被绞死，年仅39岁。

　　那一天是4月9日。

　　今夜就到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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