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妓女

感谢谢骥前辈向广东校园文学网赐稿！文人与妓女，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两个毫不相干的群体。但是，如果仔细寻思的话，文人与妓女之间，是有许多东西值得玩味的。一在中国古代的阶层排序中，妓女排在第八；文人紧随其后，故名“臭老九”。从这一排序来看，文人的社会地位是极其低贱的——连妓女都不如。究其原因，应归咎于世俗观念中的“笑贫不笑娼”。文人大都出身于社会底层，因为不甘于“永世不得翻身”而走读书晋升之路。在科考仕进之前，一般都是“十年寒窗”，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在此期间，贫贱困顿的文人，不仅得不到世俗社会的“青眼”，而且常常成为嘲讽和讥刺的对象，被人们称为“穷措大”。而科举考试是残酷的，正如袁小修所说：“举业是人生一大厄，度过此关，方可理会性命。”但并非所有的文人都能以科举考试为晋身之阶，飞黄腾达，更多的文人是未能跳过“龙门”的鲤鱼，依旧在社会的下流游荡。他们出头无门，而且大多数人又百无一用，除了“满腹经纶”之外，什么都不会，甚至连基本的谋生技能都没有。因此，他们便成了社会的“多余人”，跟孔乙己一样，成为贫民窟的长衫人，一样受世人的冷眼。而妓女不同，她们虽然也出身于社会底层，但她们可以通过出卖自己的色相、出卖自己的肉体来摆脱生存的困境，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而且，如果她们傍上哪位大款、大腕，成为小蜜或二奶、小妾的话，就会身价大增，令人“刮目相看”。相形之下，文人十年寒窗所获取的东西，有可能不如妓女一夜之间所获取的多。悲哉！悲哉！二由于文人与妓女同属社会底层，因此两者极易萌发一种惺惺相惜之感。特别是那些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文人，与那些天生丽质而又沦落风尘的妓女，更容易同病相怜，“于我心有戚戚焉”。历史上的许多著名文人，都喜欢留连于平康之地，迷恋于勾栏之处，偎红倚翠，沉缅于温柔乡里。譬如杜牧，在失意潦倒之时，便时常沉溺于青楼之中，听玉人吹箫，看歌舞楼台，写下了《遣怀》、《赠别》、《叹花》等狎妓之诗，留下了青楼薄幸之名。还有柳永，少年时“怪胆狂情”，放荡不羁，蝶恋于歌妓之间，为歌妓填词作曲，视功名如粪土，自封为“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他的这种洒脱、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受到了许多后世文人的激赏。如董解元便以“秦楼楚馆鸳鸯幄，风流稍是有声价”自夸，关汉卿也自命为“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他们这种思想意识、行为举止，被封建卫道士们视为“有才无行”。但我认为，在他们的这种“放荡”之中，隐藏的却是一种“才大世不用，此意谁能平”（蒋观云《挽黄公度京卿》）的愤激，一种对人生理想的变异追求。他们的理想在现实中得不到实现，唯有在秦楼楚馆中寻求慰藉，宣泄不得志的愤懑，同时，这也是他们表示蔑视礼教、蔑视权贵的一种方式。另外，风尘女子中，有许多是被逼为娼的，她们的遭际与这些落魄文人极为相似，这使得她们更能善解文人的心意，更补偿贸易与文人产生“共同语言”，更容易成为文人的“红颜知己”。她们之中，不乏色艺俱佳者。这些“白门柳色”，往往是文人们梦寐以求的“梦中情人”。因此，许多文人与妓女相处之时，并非是单纯的狎妓，而是倾注了爱情（或者是同情）在里面的。柳永的《迷仙引》、《斗百花》、《雨中花慢》、《定风波》等词，便对妓女的际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从这一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过于谴责柳永们的行为；我窃以为，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我不会效仿之。三唐传奇、明话本有很多是叙写文人与妓女的故事的。但在每一则故事里，文人的形象都不如妓女那么有光辉。妓女们往往都是重情重义之人，而文人们往往都是薄幸之徒、负心之辈。譬如《霍小玉传》里的霍小玉，是一个温婉、美丽、痴情的歌妓，她本是霍王婢女所生，霍王死后，以庶出被逐，沦落为娼。后来，她与书生李益相爱。李益迷恋她的美色，对她信誓旦旦，但当他仕途发迹之后，即变心易志，另娶“门当户对”的贵姓女卢氏，从此杳无音信。小玉相思成疾，卧床不起。侠士黄衫客激于义愤，挟持李益重见小玉。小玉痛责李益，气结而死。还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是京城的“教坊名妓”，她为了摆脱非人的境遇，萌生了“从良”的强烈愿望。她与李甲相爱后，经过与鸨母的斗争，终于跳出了火坑。但在她与李甲一起回家的途中，李甲竟经不住金钱的诱惑，把她出卖给富商孙富。杜十娘义愤填膺，在痛斥李甲之后，便怀抱百宝箱，投入了滚滚波涛之中。与霍小玉、杜十娘等形象相比，李益、李甲真的是猥琐至极，令人唾弃。不仅文学作品中很多文人的形象不如妓女光辉，在史实中亦如此。譬如明末的许多名妓，便令当时的许多名士黯然失色。她们不仅艳绝尘寰，而且冰雪聪明、才气横溢，有些甚至通晓民族大义，在民族存亡关头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比如葛嫩，甲申之变时，与丈夫孙克咸一起被俘。“敌将欲犯之，嫩大骂，嚼舌碎，含血喷其面。将手刃之。”又如李香君，她与侯方域成婚时，坚决辞却了奸臣阮大铖暗中为她置办的妆奁。在《骂筵》一出戏里，她更是冒着生命危险痛斥马士英、阮大铖的卖国行径。像葛嫩、李香君这样的巾帼英雄，确是令许多“须眉”望尘莫及的。当时的许多著名文人，如龚鼎孳、钱牧斋、吴梅村等，都先后向满清政权屈膝投降。甚至连一些复社的文人，也向清政府投诚。相形之下，他们简直是连粪土都不如。四妓女出卖的只是技艺，至多是肉体；而许多文人出卖的却是灵魂。五最后声明：敝人写《文人与妓女》，并无意将文人与妓女相提并论，亦无意将两者比个高下，只是“满纸荒唐言”而已。作者简介：谢骥，中国散文学会、中国诗歌学会、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青年作家协会专栏作家会员，中华文化研究会会员、作家分会理事，国际网络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会长，中国网络文学联盟驻站作家，一刀文学网贵宾专栏作家。1978年生于广东连平，自幼酷爱文学，少年时期开始在《中学时代》、《中学时代报》等报刊发表习作，迄今已在《华人》杂志、《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时代潮》杂志、《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农村报》、《羊城晚报》、《北京晨报》、《香港商报》、《作品》杂志等各大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各类文学作品及新闻通讯类作品100余万字；著有散文集《轻言狂放》（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3月出版）、《萍踪心影》（待出版）、诗集《天马行空》（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长诗《探访河源》（即将出版）等；主编有学术著作《一门三世四督抚》等；有多篇作品收入其他文集。【编者按】满纸荒唐言，谁解其中意？作为文人和作为妓女，二者之间其实并没有大的区别。都是为了生活而生不如死的活着，有的是活出了精彩，但更多的是活出了无奈。悲哀乎？非也！活着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编辑儿狼2008-6-19

1970-01-01 08:00:00 作者:谢骥 9651 0

精神的困斗士——胡河清精神探幽

1970-01-01 08:00:00 作者:谢骥 9611 0

错误·悲剧——安娜·卡列宁娜悲剧因子探幽

错误·悲剧——安娜·卡列宁娜悲剧因子探幽感谢谢骥前辈向广东校园文学网赐稿！我们阅读古希腊悲剧，阅读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阅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会诧异地发现，像哈姆莱特、堂·吉诃德这些人，不仅不是十恶不赦、必遭天谴的坏蛋，而且都是闪现着人性、人文光辉的善者，但他们为什么会被命运捉弄、陷入悲剧的苦海呢?我相信许多人都会百思而不得其解。但如果我们听说过亚里斯多德的一句话，我们的疑团也许就会释解了。亚里斯多德说：悲剧主人公“之所以会陷于厄运，不是因为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譬如堂·吉诃德，他“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可能的东西来对待”(歌德语)，他把理想与现实等同起来，他以主观之心愿度客观之事物，他“误以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经济形态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马克思语)。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悲剧，皆源于错误。这种错误，有可能是客观事物所造成的，也有可能是主观意愿所造成的，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宁娜》，不算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因为小说塑造了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探索贵族列文的形象，并获得了圆满的结局)，但小说的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宁娜却是一个纯粹的悲剧人物。在小说中，安娜是一个资质优美、有很高文化素养的贵族女子，她典雅、端丽、聪慧、质朴，感情深挚，风度从容，心地善良，对不幸的人怀有深切的同情．对受了欺骗的杜丽表现了无限的关切和友爱之情。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蕙质兰心的人中奇葩，却陷入了悲剧的泥沼中，最终卧轨自杀，落得个兰摧玉折的下场。这是什么缘故呢?考察其悲剧产生的前因后果，我认为也可以用亚里斯多德的话来进行诠释：因为安娜犯了错误，或是遭遇了错误。错误之一：与卡列宁的错误结合安娜还是一个单纯无知的少女、尚不知人生与爱情为何物之时，就奉姑妈之命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官僚政客卡列宁。这桩不幸的婚姻是安娜悲剧人生的滥觞，也是其悲剧的基因。无论是外表还是气质，卡列宁都是无法与安娜相匹配的：“安娜犹如一首美好的抒情诗，而卡列宁好像一段不通顺的公文；她热情纯洁，他冷酷虚伪；她仪表端庄，风采迷人，他其貌不扬，令人作呕；她学识渊博，情操高尚，他目光短浅，庸俗自私；她生气勃勃，追求自由，他死气沉沉，思想僵化。”①在安娜眼中，卡列宁根本就是一个不懂生活不懂爱情的生活机器。他在生活中孜孜以求的只是勋章和官爵，在他看来，他之所以需要一个家庭，并非出于爱情的需要，而是因为他在仕途上少不了这样一个装饰品。安娜曾苦诉道，卡列宁“不是男子，不是人，他是木偶”，是“一架官僚机器，当他生气的时候简直是一架凶狠的机器”，“想得到功名，想升官，这便是他灵魂中所有的东西!”“至于高尚的理想，对文化、对宗教的爱好，这些都不过是为了升官的敲门砖罢了”。在安娜心目中，卡列宁是个虚伪的人，“他乐于游泳在虚伪里，正像鱼在水里游泳一样”。卡列宁这种冷漠、刻板、虚伪、热衷名利的性格，是安娜所不能容忍的。安娜痛感婚后“八年来”，卡列宁“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活在我身体内的一切东西——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女人”。这一个爱情荒漠般的家庭，从结合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重重危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凸显。而当“维特式”的热情的伏伦斯基一出现，这种危机便如熔岩般喷发出来，熔灭了这个不幸的家庭，熔灭了安娜那颗枯寂的心，一幕由错误导演的悲剧慢慢地进入了高潮。错误之二：对生活(爱情)的期望值太高吉娣觉得，“安娜心里另有一个感情丰富而又诗意盎然的超凡脱俗的世界，那是她无法捉摸的。”这是一个虚无飘缈的世界，一个永无定性的世界，不但吉娣无法捉摸，我想所有的人都无法捉摸，连安娜自己也无法捉摸。它只属于无尽的彼岸，却永不能抵达它；它只属于内心，在现实中却找不到它的立足点。然而，安娜却错误地认为，它是可以寻到的，它是存于现实中的。因此，她不满足于锦衣玉食但却枯燥无味的生活，总想逃离它，寻找梦想的伊甸园。当她结识了伏伦斯基之后，她就产生了一种幻觉，她以为在这个人身上可以构筑梦想的伊甸园，可以永逸地栖息。所以，她用自己的眼神、用自己的魅力摄取了伏伦斯基的心。她把自己全部的梦想和渴望都投注到伏伦斯基身上。她为了自己内心虚无飘缈的世界，摈弃了一切外部世界。她在投注全部感情的同时，也要求索取伏伦斯基全部的感情，而且永不满足地索取。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把一切都寄托在他身上，我要求他也更多地为我献身”，“我在感情上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自私”，“他说我无缘无故吃醋，我自己也说我无缘无故吃醋，但这绝不是吃醋，而是感到不满足。”安娜是一个占有欲极强的女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女人。她总是以为，伏伦斯基没有给予她所需要的足够的爱，总是吃醋。事实上，伏伦斯基并没有辜负她，是她的神经质、她的永不满足的心、她的自私挫伤了两人的感情。她认为，“他是造成她不幸的主要原因”，殊不知，是她自己，总以理想来度现实，总是沉湎于梦想的伊甸园中，而不会珍惜现有的感情，永不满足，从而疏离了她跟伏伦斯基的关系。她跟伏伦斯基分道扬镳后，使她内心的伊甸园轰然倒坍。她想寻找爱的天堂，却走向了自我毁灭的地狱。错误之三：错误的自我估计、软弱性和依赖性在舞会上，吉娣看见安娜脸上“现出她自己常常出现的由于成功而兴奋的神色”，“她看出安娜因为人家对她倾倒而陶醉”。安娜的美貌，征服了舞会上的许多人，更重要的是征服了伏伦斯基。但征服了男人并不等于征服了世界，更不意味着具备了与社会抗衡的能力。而除了美貌之外，我看不出安娜还有什么可自负的。可她偏偏是个自视甚高的女人。她不满足于自己的生存状态，是因为她认为自己不应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中，而应该追求更高的生存状态。她以为，凭着自己的勇气，就可以冲破家庭、社会的樊篱，可以不受一切限囿，可以和伏伦斯基过逍遥游般的生活。然而，她错了，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她只是一个贵妇人，只是一个弱女子，只是一个不自量力的蚍蜉。她有向社会道德挑战的勇气，却没有同社会持久对抗的力量，更没有与社会决裂的果敢。她不能超离于社会之外，她有太多的在意、太多的顾忌、太多的恐惧。书中曾多次触及她的恐惧心理，如她在火车上，发现了尾随而来的伏伦斯基，伏伦斯基盯着她的眼睛说：“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您在这里。”“这正是安娜内心所渴望而理智又害怕的。”又如伏伦斯基赛马受伤，安娜失声惊叫，卡列宁指责她“失态”，她便板起了脸，“但这副神气还是掩饰不住她内心的恐惧”。再如，安娜向丈夫摊牌后，“觉得很畅快，可第二天醒来，又觉得这太可怕了”。她怕被人嘲笑、被人鄙视，害怕被放逐于群体、社会之外。由此可见，她是一个极为软弱的女人、一个独立性极差的女人、一个依赖性极强的女人。她的依赖性还表现在她对爱情的态度上。她在卡列宁身上，得不到她所渴望的爱情，当她遇到伏伦斯基时，就急切地把所有的爱都附到了伏伦斯基身上。她曾对伏伦斯基说：“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我的一切都变了。现在我只有一件东西，一件东西——那就是你的爱。”“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爱情的奴隶，是她所爱的人的附属品。她总是害怕失去爱，失去她所爱的人，她对爱情的依赖，达到了变态的程度。伏伦斯基一旦不如她意，她就认为伏伦斯基不爱她了，就对他产生了仇恨心理，甚至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仇恨心理，就要“惩罚他，摆脱一切人，也摆脱我自己”。她为爱而生，也为爱而死。她的软弱性和依赖性，贯穿了她的整个心理历程，并最终把她推向死亡的深渊。错误之四：在错误的社会里做了一件错误的事“安娜所处的19世纪70年代，正是俄国封建农奴制在混乱中崩溃，资本主义在混乱中稳定下来的‘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在资本主义冲击下，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思想道德观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要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摆脱封建主义枷锁，成了人们普遍的希望和要求。但是，从反动腐朽的囚笼中，从陈腐势力垂死挣扎中解放出来。，那是难于上青天的。”②安娜并不了解这种社会情境。在当时的上流社会里，贵族们过着荒淫而又虚伪的生活。对于许多贵族妇女而言，都是过着既有丈夫又有情人的二重生活，过着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偷情生活，并认为那是崇高的合法行为。恩格斯分析《人间喜剧》的形象时指出：“在贵妇人的生活里，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适应的。”(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安娜的不贞，在上流社会本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甚至会认为这是一场社交界司空见惯的风流韵事。但问题是，他们只允许“单纯地甚至快活地”过这种双重甚至多重的“爱情”生活，允许夫妻之间的互相欺骗，而不允许人们怀疑、否定这种生活的可耻、虚伪，更不允许认真、严肃地对待爱情，不允许光明正大地背叛丈夫。所以，当安娜提出与卡列宁离婚，公开自己与情人的关系，并和伏伦斯基同居时，立刻招来了世俗社会的飞短流长的攻击。贵妇人们“对追求真正爱情和纯洁生活的安娜冷若冰霜，骂她是犯罪的妻子’、‘堕落的女人’，甚至在公开场合轻视她，蔑视她，好像是要把她们准备好了所有的泥团，一下子全抛到安娜身上，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似的”。③安娜的行为，遭到了整个上流社会的围袭和窒压：“以卡列宁为首的政界集团，用法律、责任、拒绝离婚和不准她与儿子见面等伪善的观念、冷酷的措施，来压抑窒息安娜的身心和爱情生活；以莉吉亚·伊凡诺夫娜为中心的由那些年老色衰、慈善、虔诚贵妇们和那些聪明、博学、野心男人们所组成的神圣集团，又用宗教的名义夺走安娜的儿子，用降神术否定她的离婚要求；以培脱西为代表的年轻贵族集团，则关闭了对安娜所有的社交大门”。④安娜不见容于上流社会，不是由于她“红杏出墙”，而是因为她不熟谙上流社会虚伪的道德规范，而且背弃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哲学。她生于这个错误的时代、错误的社会，做了一件错误的傻事。这是她悲剧的根源。错误之五：敌对意识和缺乏内省意识吉娣觉察到，安娜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像魔鬼般媚人的东西”。我觉得应把这句话拆分开来：安娜具有媚人的外表和魔鬼般的性格。她的魔性主要表现在她对世俗的敌对意识上。她厌恶平庸的世俗生活，厌恶毫无情趣的丈夫。认识了伏伦斯基后，更觉得丈夫面目可憎。卡列宁对她的不贞采取了妥协和忍让的态度，只想维持现状，但对安娜冷淡了些。安娜却“不因自己的过失而稍微原谅卡列宁的冷漠无情”。卡列宁的退让反而助长了她对卡列宁的敌对意识，使她毅然决然地投入到伏伦斯基的怀抱中。安娜的行为，触动了世俗社会的道德规范，遭到了世俗舆论的非议。她为了自己不可遏止的欲望，背弃了整个世俗社会，走到了社会的对立面，竟想以一靡弱之躯与社会对抗。后来，“安娜与伏伦斯基经常吵架，安娜觉得他们之间出现了诱使他们彼此敌对的恶魔”。她却不知道，这恶魔就是她自己永不满足的心。她怀疑伏伦斯基“只是出于责任心才对我曲意温存，却没有我所渴望的爱情”，她认为“那就比仇恨更坏一千倍”，“他早就不爱我了，爱情一结束，仇恨就开始”。其实伏伦斯基并没有仇恨她，只是她自己仇恨伏伦斯基没有给她“所渴望的爱情”而已。她对伏伦斯基产生了仇恨心理后，走向了最阴暗的角落。她仇视一切：“这些街道我全不认识了，还有一座座小山，到处是房子，房子……房子里全是人，数不清的人，个个都是冤家”；她诅咒—切：“一切都是虚假，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甚至于在车站看到一对夫妇，她也觉得讨厌，认为他们“装腔作势，彼此厌恶，彼此憎恨，像一对丑恶的可怜虫”。她的心灵，已经被仇恨扭曲得变了形，几近变态了。她成了一个仇恨狂。她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被社会围攻，为什么会在仇恨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她太缺乏自省意识，一直都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直至火车辗过的一刹那，她才闪现出一丝自省的微光：“我这是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呀?”但为时已晚，火车从她身上辗过，把一切仇恨都辗得粉碎……安娜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她的悲剧，是由一个个错误演化而成的。这些错误，既有外界所制造的(如安娜的错嫁和错误的世俗观念)，也有安娜自身所潜藏的。这些错误，使得安娜的悲剧成为一种必然。小说发表后，有人写信给托尔斯泰，抱怨他让安娜死在火车轮下，未免太残酷了。托尔斯泰回答说：“根本讲来我那些男女主人公有时就常常闹出一些违反我本意的把戏来：他们做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的和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做了我所希望他们做的事。”这就是说，作家描写安娜的悲剧命运，体现了生活自身的逻辑，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参考资料：①《外国文学史》，韩漱洁、刘劲予主编，三环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312页②同上，第312页③同上，第313、314页④同上，第313页作者简介：谢骥，中国散文学会、中国诗歌学会、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青年作家协会专栏作家会员，中华文化研究会会员、作家分会理事，国际网络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会长，中国网络文学联盟驻站作家，一刀文学网贵宾专栏作家。1978年生于广东连平，自幼酷爱文学，少年时期开始在《中学时代》、《中学时代报》等报刊发表习作，迄今已在《华人》杂志、《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时代潮》杂志、《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农村报》、《羊城晚报》、《北京晨报》、《香港商报》、《作品》杂志等各大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各类文学作品及新闻通讯类作品100余万字；著有散文集《轻言狂放》（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3月出版）、《萍踪心影》（待出版）、诗集《天马行空》（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长诗《探访河源》（即将出版）等；主编有学术著作《一门三世四督抚》等；有多篇作品收入其他文集。【编者按】或许谁也没错，是这个时代错了。编辑儿狼2008-6-19

1970-01-01 08:00:00 作者:谢骥 9633 0

论《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感谢谢骥前辈向广东校园文学网赐稿！历代学者释“离骚”，或曰“离忧”(司马迁引淮南王刘安说)，或曰“遭忧”(班固解)，或日“别愁”(王逸解)，或曰“牢骚”(游国恩解)。诸说虽皆可通，但余以为，《离骚》这篇千古绝唱，绝不仅仅抒写了作者的“离忧”、“别愁”、“牢骚”，而更为重要的是凸现了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屈原——的整体文化人格，浇铸了一个独具一格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是对《离骚》的亵渎，也是对屈原的亵渎。王恭之流，“少读书”，不学无术，只会放浪形骸，却自诩风流，附屈原之骥尾，其真性却与屈原大相径庭。魏晋名士们看重的是肉体的放纵，而屈原看重的是精神的坚守，他坚守的是自己的高洁、自己的耿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位高洁的狷士(狷者，耿介之谓也)。他在《离骚》中说：“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他刚诞生时，“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他从小就汲汲自修，陶铸自己的“内美”和“修能”：“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他洁身自好：“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擘木根以结苣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他“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白爵然涅而不淄”。(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他“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但他却因过于自洁、不肯与世俗和光同尘而遭到贬斥：“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余虽好修女夸以革几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苣。”他的流放，与其说是被楚王放逐，不如说是被整个世俗社会放逐。虽然他“怀信侘傺”，但他“行董道而不豫”(屈原《涉江》)，决不肯“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不肯向流俗低眉俯首。他不会像骆宾王那样发出“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悲叹，他深知“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他不理会世俗的目光，只是昂起冷清的头颅，踽踽独行：“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他不肯向社会摧眉折腰，他宁愿“伏清白以死直”，“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怀瑾握瑜，矢志不渝：“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其耿介可见一斑。《离骚》中的屈原，不仅是个高洁的狷士，还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他在《离骚》里，提出了自己的“美政”理想。屈原是个“壮志烟高”的人，他一心改革时政，指点江山。他在《离骚》中，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楚王要“遵道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而授能”，即不拘一格、不分贵贱选用贤能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按照法度办事。他规劝楚王：“不抚壮弃秽兮，何不改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乎先路!”为了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可是，他的“美政”理想触犯了贵族群小的利益，遭到了他门的围攻。“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群小党同伐异，在楚王面前对他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楚王“信谗而齌怒”，放逐了他。甚至连他苦心培植的“留夷”、“揭车”、“杜衡”、“芳芷”(香草之名，喻指贤才)，也腐化变质了，他只能空叹“众芳之芜秽”。“美政”理想已成明日黄花，屈原也成了“美政”理想最后的守望者。他孤凄地抱着“美政”理想，但他决不肯“量凿正枘”，苟合取容于世。他说：“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要以前修彭成为榜样，以死明志，以死殉国。刘勰说他“依彭咸之遗则”，是“狷狭之志”。非也!我认为，屈原的自沉，是殉于自己的理想，他是抱着自己的“美政”理想沉入汨罗江底的。这种情志，是十分悲烈的、十分坚毅的，决非“狷狭之志”。淮南王刘安论屈子云：“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此论甚当。关于屈原，历来公允之论是：屈原是忠君爱国之士。在屈原的政治理念里，君王就是国家的象征，君王必须是圣王。因此，他的忠君思想与爱国思想是一体的。而他对君王的理想化则使得他的“忠”．带有些“愚”的意味。明代邱志广《为离骚太玄作》云：“古人云屈原之忠，忠太过也。”过于忠便是“愚忠”。屈原在《离骚》里，总是把楚王比喻成“香草”，如“荃不察余之衷情兮”；他又用“灵修”来指代楚王，如“伤灵修之数化”。但君王毕竟不是“香草”，并不圣明，“不察余之衷情”；君王也不是“灵修”，老是反复无常。于是，屈原失望了，“怨灵修之浩荡”。但他无奈，他只能把楚王对自己的失信归咎于君王身边的群小，斥责他们“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亻面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指斥他们蝇营狗苟，把国家推向危亡的境地：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对国家颓危的境况忧思如焚，“恐皇舆之败绩”，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决定听从灵氛和巫咸的劝告，去国远游，去寻找明主圣君，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但最终由于对祖国的深情眷恋而忍死不肯离去：“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诗人在最后的乱辞里直陈以死殉国的本意，以明己志。后来，他怀着报国无门的悲愤，在“可以濯我缨”的“沧浪之水”中了结了自己的生命。《离骚》通过诗人自叙平生及其心路历程，雕塑了一个高洁、耿介、忠君、爱国的理想主义者和殉道者形象。其志可谓高矣，其行可谓洁矣!如灵均者，天下能有几人?作者简介：谢骥，中国散文学会、中国诗歌学会、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青年作家协会专栏作家会员，中华文化研究会会员、作家分会理事，国际网络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会长，中国网络文学联盟驻站作家，一刀文学网贵宾专栏作家。1978年生于广东连平，自幼酷爱文学，少年时期开始在《中学时代》、《中学时代报》等报刊发表习作，迄今已在《华人》杂志、《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时代潮》杂志、《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农村报》、《羊城晚报》、《北京晨报》、《香港商报》、《作品》杂志等各大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各类文学作品及新闻通讯类作品100余万字；著有散文集《轻言狂放》（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3月出版）、《萍踪心影》（待出版）、诗集《天马行空》（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长诗《探访河源》（即将出版）等；主编有学术著作《一门三世四督抚》等；有多篇作品收入其他文集。【编者按】鲜花美人本应陪英雄，无奈君王不问苍生问鬼神，此恨绵绵无绝期。那是屈原的无奈，更是苍生的无奈。编辑儿狼2008-6-19

1970-01-01 08:00:00 作者:谢骥 9620 0

头发

一接舆髡首，李贽落发，却不皈依佛门，只是以一清白之头颅，表示决不流俗。割舍一些东西，而显示出一些更高贵的东西，高人也；率性任情，断羁摒绊，真人也；游击世俗，隐而不退，斗士也。二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有一头漂亮的金发，人人称羡。他却把它们剃掉了。别人问他什么缘故，他说，他要让别人知道，他的美不在头发，而在心灵。当他举枪对准自己的头颅，向极权政权发出最后一声抗议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的美，确实驻守在心灵。三潼关之战中，曹操被马超打得落荒而逃。为了不让敌人认出自己，他竟然挥剑割须发。此前，在一次行军中，曹操的马受惊，践踏了百姓的庄稼，为了“严肃军纪”，曹操自请割发。前后相得益彰。这就是政治家的伎俩。在封建社会，“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敢损伤”（岳飞语，见《说岳全传》），但对于曹操之流的政治家来说，有什么不敢损伤的呢？四晋朝名臣陶侃之母湛氏，千百年来被人们奉为良母楷模。陶侃显达前，当地显宦来看他。因家境贫寒，无佳肴相待，陶母便割下他的头发，叫陶侃拿去卖掉，换取酒食。这头发，牵系着几多人情世故、权术机关？中国人的教子之道，不过是头发换酒食罢了。五董桥先生在《辫子的没落》中说，女人的头发“是传达思想消息的密码”，“一个女人一旦披了长头发，自然会流露出一股文艺气息，教人想到水，教人想到瀑布，教人想到风，想到云。还有，教人想到枕头”，“如果女人在街上和在床上的头发能够保持显著不同的话，男女之间的问题就会单纯得多了，就会符合道德和法律的规格了”。他又在《形象弄人》中说：“又长又浓的秀发古今一样，是情欲的符号”，“‘鬓乱钗斜’自会醉人，古今中外男人竟逃不过这个劫”。这话颇有女人是祸水、头发是祸根的意味。其实，问题不在女人的头发，而在女人的生长头发的脑袋和男人的生长淫亵的眼睛。《百年孤独》里的麦雷黛丝的光头不也能撩动男人们的情欲么？六古代的淑女、荡妇和娼妓都是留长头发的。现在“观念”变了，长发、短发、光头，任尔取舍。留长发的并不一定是淑女，也有荡妇和娼妓。有的女性，剪去了长发，也剪去了自尊、自爱，但留着长发，也并不透示着她还留着羞耻心。古代的妓女，在接客时，总要“小红低唱我吹箫”一番，这自然和她们的长头发一样，富有“文艺气息”；现代的娼妓，却在谈妥价钱后速点速决，她们大多是“发廊妹”，在头发的掩盖下卖淫，头发无辜沾了许多淫气，“文艺气息”倒是一点儿也没有沾到。七许地山的《头发》中写道，“倡自治的孟法师入狱”，被兵士押解着途经一个村庄，“妇人们都把头发披下来，争着跪在道旁，把头发铺在道中；从远一望，直像整匹的黑练摊在那里”，“那位比丘从容地从众女人的头发上走过”，兵士们也昂扬地从众女人的头发上走过。女人们以此为莫大的荣幸。一个少女因自己的头发偏生短了，“不能摊在地上，教大师脚下的尘土留下些在上头”而懊恼。一个出不了英雄的民族，是可哀的；一个出了英雄却不受尊崇的民族，也是可哀的；一个出了英雄却被奉若神明的民族，同样是可哀的。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一个可危的民族；一个有信仰却被愚化的民族，也是一个可危的民族；一个有信仰却被践踏的民族，同样是一个可危的民族。八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里，写了一则非常感人的故事：圣诞节来临了，德拉因为手头拮据，尚没有攒够为丈夫买一条表链的钱（她的丈夫有一块祖传的怀表，但没有表链），于是她偷偷地剪掉了自己和丈夫都十分珍爱的长发，补足了买一条表链的钱。可是，没想到的是，表链买回来后，丈夫已把怀表卖掉了，买回了一个精美的发夹！清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爱和温情。没有爱的生活才是真正贫困的生活.在物欲横流、人流横流的时代里，在极端女权主义、大女人主义唁唁狂吠、肆虐无忌的社会里，在柴米油盐的世俗生活中，德拉的长发，是我唯一的奢望。作者简介：谢骥，中国散文学会、中国诗歌学会、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青年作家协会专栏作家会员，中华文化研究会会员、作家分会理事，国际网络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会长，中国网络文学联盟驻站作家，一刀文学网贵宾专栏作家。1978年生于广东连平，自幼酷爱文学，少年时期开始在《中学时代》、《中学时代报》等报刊发表习作，迄今已在《华人》杂志、《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时代潮》杂志、《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农村报》、《羊城晚报》、《北京晨报》、《香港商报》、《作品》杂志等各大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各类文学作品及新闻通讯类作品100余万字；著有散文集《轻言狂放》（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3月出版）、《萍踪心影》（待出版）、诗集《天马行空》（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长诗《探访河源》（即将出版）等；主编有学术著作《一门三世四督抚》等；有多篇作品收入其他文集。

1970-01-01 08:00:00 作者:谢骥 9600 0

不要轻易说“不”

不要轻易说＂不＂＂不＂，一个很平凡的语句，我们在拒绝别人的时候可以说＂不＂；在吃饱饭了不想吃了的时候，可以说＂不＂；看书时，你不想看了，也可以说＂不＂．但一个人在任何困难面前都不能轻易说＂不＂，不能被困难吓倒．如果你在困难面前轻易说了一个＂不＂字，那你就等于在困难面前倒下了．在生活中处处都会遇到困难，学习,工作等等都有，我在学习中就遇到这样一个困难．那时我正在学校进行数学考试，我满怀信心地上了考场，心想数学是我的强项，就没有什么顾虑，但那天我还是遇到了困难，毕竟山外更有一山高，我遇到了一道非常难的奥数题，我绞尽脑汁地想，还是没有思路，便想要放弃，心里想，反正这道题只是占６分，扣了也能上９０分．后来，我想起老师说过，在考场上分分都要重视，我便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最后我不但解出来了，并且解对了．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困难，一个比较容易克服的困难，但我既不能对小困难说“不”，对大困难也不能说＂不＂．我在一份杂志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美国奥运会的马拉松冠军获得者，在小时候竟是一个先天性小儿麻痹症的儿童．在刚出生不久就被诊断出来，她每天都在操场上看别人奔跑，她羡慕别人拥有奔跑的能力，妄想自己也能像别人那样奔跑，这也是她在童年时最大的梦想．于是，她便开始尝试站起来，但每次站起来都会摔下去，有时候还会摔伤，她也曾想过放弃，但想着自己定下的理想，她便又咬咬牙坚持了下来，到了有一天，她那双失去知觉的腿突然有了知觉，这使她欣喜若狂，最后，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登上了奥运会的领奖台．我真敬佩她，天生患有这种疾病，这本来就是对她心灵上的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她却还能在这种巨大困难面前站起来。同样，在这次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也有一位坚强的先生，他是一名教师，他被埋后，在废墟中以喝自己的尿来维持生命，他的许多同事都因为不愿意这样做而死了，唯独他用这种方法战胜了困难，创造了一个生存167小时的生命奇迹！所以说，无论多大的困难，只要你能勇敢地去面对它，不在它面前轻言放弃，你就是战胜这个困难的胜利者！因此，我们不能轻易说“不”！

1970-01-01 08:00:00 作者:lushan1919 9601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