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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华狮雄山古建筑遗址入选广东省首批大遗址

  在广东省文物局6日公布的首批广东省大遗址中，梅州市五华狮雄山建筑遗址榜上有名。当天正在狮雄山古建筑遗址看望慰问考古工作人员的广东省文物局局长苏桂芬，对此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并表示广东省文化厅文物局将根据地方政府在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公布、保护措施的落实进度，以及保护经费的投入力度等情况，选择条件成熟的大遗址与所在地政府共同建设大遗址公园。据了解，入选广东省首批大遗址还有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市虎门镇的林则徐虎门销烟池与虎门炮台旧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汉二陵、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山遗址、佛山市高明区古椰贝丘遗址、韶关市曲江区马坝人(石峡)遗址、惠州市博罗县银岗古窑场遗址、潮州市湘桥区笔架山潮州窑遗址。狮雄山遗址位于五华县华城镇塔岗村，是广东省罕见的汉代高台古建筑遗址，此遗址在1982年5月全国文物普查中被发现。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从1984年至1990年，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和五华县相关单位联合组成考古发掘队对该遗址进行了4次发掘，轰动全国。1989年6月，该遗址被列为广东省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以来，五华县委、县政府将西汉赵佗行宫长乐台的规划保护和开发利用，列为“文化名城”建设和推进旅游产业升级的重点工作项目，邀请广东省文物考古专家进行规划保护，拟在遗址上重建赵佗行宫，打造长乐台文化产业园。

  2012-01-07 10:03:52 作者:唐林珍 万自明 廖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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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军衔等级最多的国家：元帅都分三级

     朝韩两国民族相同、语言相同，血脉相连、骨肉难分。要不是当年那位美军小军官在北纬38度线上画了一道，要不是为期3年的半岛鏖兵，今天屹立在半岛上的应当是一个强盛的、繁荣的、统一的高丽国家！在此对这两个国家军队的军衔制度作一简述，同时真心希望这两种军衔在不久的将来合并成一种有高丽民族特色的军衔。    朝鲜军衔：等级之多，世界之最    朝鲜人民军自1948年2月8日建军伊始即实行军衔制度，当时设立有如下军衔等级：将官(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士官(准尉、上士、中士、下士)，战士(上等兵/上等水兵、列兵/水兵)，共5等18级。人民军的第一代军衔标志与当时的苏联红军极为相似，只是多了一个“两杠四星”的大校。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当战局危难时，朝鲜党、政府推举金日成同志为内阁首相(相当于国务院总理，1948年即任此职)兼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并授予大将军衔。“金日成将军”这一尊称由此而来。1953年2月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发布政令：授予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以元帅称号，授予民族保卫相崔庸健以次帅称号。政令称，由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和创建、加强与发展朝鲜人民军的事业中，建立了特出的功勋，并在反对美、英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者的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中，以卓越的指挥建立了光辉的功勋，特在光荣的朝鲜人民军建军5周年之际，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由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族保卫相崔庸健在加强朝鲜人民军的事业中和祖国解放战争中建立了功勋，特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次帅军衔。根据这一政令，朝鲜于1953年增设了朝鲜元帅、朝鲜次帅(习惯上称人民军次帅)等高级军衔。1958年将准尉军衔改为特务上士军衔。1992年设立最高军衔——朝鲜大元帅，并在金日成同志80岁寿辰时，将这一最高军衔授予金日成同志。1998年，为庆祝朝鲜建国50周年，将列兵军衔增为4级——上等兵、中等兵、下等兵、新兵。至此，朝鲜现行军衔体系最终形成。    朝鲜军衔的特点有五：1.元帅分3级、军官分4等15级，等级之多为世界之最，即使苏联，军官也只分3等14级；2.次帅军衔，世界上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地位相当于苏联的军兵种主帅，高于设置4级将官国家的上将(大将)，低于其他国家的元帅；3.大校军衔，为朝鲜首创，是副师职(正旅职)军官的编制军衔；4.少尉军衔作为“预备军官军衔”使用，类似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习学员(着尉官军服，带学员肩章)，仅授予军校毕业在部队实习的预备军官，一年后即晋升中尉军衔；5.中等兵、下等兵军衔，与外军的一等兵、二等兵相同，但称谓绝对独特。据不完全统计，朝鲜从1953～2002年问，共授予大元帅1名(金日成，1992年)，元帅2名(金日成，1953年；金正日，1992年)，晋升元帅5名(崔庸健、朴一禹、吴振宇、崔光、李乙雪)，授予次帅2名，晋升次帅26名，以上共授予、晋升大元帅、元帅、次帅30名、36人次。    朝鲜人民军98式军衔标志自1998年9月起使用，分礼服肩章、常服肩章、领章3类，各按陆军、海军、空军区分。与旧式军衔标志的区别主要是在肩章、领章上增设了兵种勤务符号。军官礼服肩章为金属丝编织金黄色版面，陆军红色边缘，海军黑色边缘，空军天蓝色边缘，钉缀金黄色军徽图案铜扣。大元帅肩章版面金线刺绣朝鲜地图，上端绣朝鲜国徽，下端绣特大金星；元帅肩章上端绣朝鲜国徽，下端绣大金星(小于大元帅星徽)；次帅肩章中间绣大金星，星徽正中嵌朝鲜国徽；将官肩章绣将级星徽，大将4颗，上将3颗，中将2颗，少将1颗；校官肩章版面绣两条红色纵杠，钉缀军种标志、校级星徽，大校4颗，上校3颗，中校2颗，少校1颗；尉官肩章版面绣一条红色纵杠，钉缀军种标志、尉级星徽，大尉4颗，上尉3颗，中尉2颗，少尉1颗。   士兵礼服肩章，陆军军绿色版面，红色边缘；海军黑色版面，无边线；空军蓝灰色版面，天蓝色边线。陆军、空军士兵肩章缀金色铜扣，海军士兵肩章缀金锚图案铜扣。士官肩章用金色宽横杠、纵杠、窄横杠区分军衔，特务上士一宽横杠一纵杠，整体图案呈T字形，上士一宽两窄，中士一宽一窄，下士一宽；列兵肩章用金色窄横杠区分军衔，上等兵三窄，中等兵二窄，下等兵一窄，新兵无标志。士兵另有一种仪仗服肩章，陆军红色版面，红色边线；海军黑色版面，藏青色边线；空军天蓝色版面，黑色边线。军官常服肩章，陆军为军绿色版面，红色边线；空军为军绿色版面，天蓝色边线；海军为黑色版面，金色边线，其他和礼服肩章相同。大元帅和士兵不设常服肩章。领章是朝鲜人民军主要的军衔表达方式。大元帅不设军衔领章。军官领章为金黄色版面，军种色边线(全封边)，基本样式同肩章。 [NextPage]    韩国军衔：东西合璧，内外兼容    大韩民国军队建立于20世纪40年代末，当时设置的军衔兼有美、日、韩的特点，可谓东西合璧、内外兼容。其设有：将官：上将(也称大将)、中将、少将，校官：上校(也称大校)、中校、少校，尉官：上尉(也称大尉)、中尉、少尉，将官、校官、尉官合称士官；准士官：准尉；下士官：上士、中士、下士；兵：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共6等16级。    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量涌入南朝鲜。韩军为与其交流，将军衔作了较大调整，增设元帅、准将、士官长(从1等逐渐增到4等)等，军衔标志也有所变化。战后，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提高、强烈的民族意识及反美情绪的增长，其军衔也越来越呈现“高丽民族”特点。    韩军的职务编制军衔有美国特色，即规定正式军衔和临时军衔。当某上尉被临时任命为团长时，其临时军衔自动晋升为中校，佩戴中校军衔，但正式军衔仍为上尉；以后，正式任命为团长时，正式军衔则晋升为少校(也可能越级晋升为中校)；若临时任命取消，则中校临时军衔也随之消失，恢复为上尉军衔。这种制度的优点是：需要时可随时提升军人军衔，与新职务相匹配，避免出现高职低衔的现象；同时又避免在和平时期出现大量高级军衔。    韩军对职业军人(按韩军称谓包括：土官、准士官、职业下士官)的服役按军衔的不同有非常详细的规定。韩军的军衔标志较之朝鲜军衔，显得较为简朴，但样式较多。陆军有军官礼服肩章、军官常服肩徽(直接将符号钉在肩袢上)、夏服套式软肩章、士兵礼服常服臂章、军人野战服军衔标志等。    韩陆军、海军、空军下士官军衔标志是领花，以金色花托表示级别，以金色角杠区分等别，元士三杠一星，上士三杠，中士两杠，下士一杠。海军陆战队下士官的军衔标志是绿地红徽的臂章(另设红地金徽的礼服臂章和黑地白徽的作训服臂章)，中间绣海军陆战队队徽一一铁锚和交叉步枪，元士三条角杠一条弧形杠，上士三杠，中士两杠，下士一杠。韩军兵长、兵的军衔臂章以底板颜色区分军种，陆军、海军陆战队绿色，海军黑色，空军蓝色，以金色横杠区分军衔，兵长4道，上等兵3道，一等兵2道，二等兵1道，新兵无标志。海军陆战队兵长、兵以红色(常服)、金色(礼服)、白色(作训服)斜杠区分军衔。韩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野战服军衔标志为绿色长方形标志，可佩戴在野战帽(正面)、野战服(领、胸、肩、臂)上，用黑色标志替代礼服、常服的银色标志，用棕色标志替代礼服、常服的金色标志。

  2012-01-06 17:44:58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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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如何牵制日本

     一战以来，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认为一战是日本鲸吞中国天赐良机的日本，在袁世凯死后，突然变了调子，高唱起日中亲善来，而且朝野上下，都急于表示对中国的友好。个中原由，从表明上看，是日本内阁换人，大隈换成了寺内。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大隈内阁想借一战之机，把中国一口吞下的野心，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嘴张开了，却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上不上，下不下。中国反弹强烈，西方也对日本的趁火打劫，心怀不满。结果呢，日本的元老们，不高兴了，于是大隈重信，只好走人。按日本学者井上清的说法，由于大隈过于强硬的对华政策，二十一条签订后，日美关系恶化，日英关系也出现了阴影。更重要的是，这种政策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反弹，连亲日派都不大亲日了。结果，这些元老们，尤其是山县有朋对大隈表示不满。其实，在日本知识界，大隈名声一直就不佳。哲学家中江兆民叫他“投机商”，人们提到大隈，往往称之为“肥后之俗物” [ 肥后是大隈的故乡 ] 。1因此，大隈下台，得到政友会和国民党两党支持的军人寺内上台组阁，一改过去对中国中央政府压迫的策略，寻找合适的对象，加以扶植。因此，他们选择了段祺瑞。2扶植段祺瑞的具体政策的实施，就是借给了段政府大量的金钱，让段的北京政府硬起来。同时供给日制的武器，支持段祺瑞编练一支“中央军”。其实，在当时的日本政界，大隈还算是一个有理论的政客。他曾经是著名的“支那保全论”的提倡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明治以来坚定的西化论者。在他看来，在东方，唯有日本才是“西方文明的介绍者”，最完美地吸收和消化了西方文明，因此就成了东方唯一的代表者，属于能在现代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东方国家。基于此，日本学者认为，正因为这样的思想背景，大隈最终走向了把对华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的道路。3显然，从所谓的“支那保全论”到趁一战之机独吞中国，带有很强的投机色彩。这样的投机，在当时的日本朝野，虽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弹。但这种投机的具体操作，效果却相当不好。虽然自甲午之后，日本的国势蒸蒸日上，但想要在一战之际，趁欧洲列强忙于战事，一口吞下中国，依然属于蛇吞象的妄想。因为，对于日本这个小国来说，中国实在太大，以日本当时的国力，吞下中国，还是力不从心。况且，地球是圆的，欧美列强，虽然陷于战争，但不等于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无论如何，欧美不可能允许日本独吞中国。唯一的机会是，利用各种机会，制造中国的内乱，趁乱下嘴，使得中国分裂。然后，再一块块吞下。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获取利益并非主要目的，也不是想一下子就把中国变成朝鲜。否则，最为露骨的第五号条款，不会是所谓的建议条款。但是，这种不要求中国政府落实的条款，却堂而皇之地提出来，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借此制造混乱，只要袁世凯政府答应了其他条款，在舆论看来，就等于答应了所有的条款。因为是秘密谈判，袁世凯政府也无法很好地澄清。因此，这一招一出，就会使在日本人看来有强人面目的袁世凯政权，丧失合法性，统治不下去，产生内乱。当然，内乱真的还是出现了。只是，内乱没有日本预料，在二十一条签订之时发生，而是在洪宪帝制之际出现了。因为袁世凯非常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和他的策士如杨度之流，误以为称帝可以再树权威，重建合法性，结果是反而给了反对者以对抗中央政府的最合适的借口——反倒退，这个借口，最大限度地符合自晚清以来来源于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性，使得袁政权的合法性进一步丧失，最终导致袁世凯的垮台。而居心叵测的日本人，在洪宪帝制的酝酿期间，扮演了十分可疑的角色，先是暗示帝制可为，然后又随着西方列强，抵制袁世凯的帝制。在洪宪帝制期间，中国如日本所愿，再次陷于动荡，在动荡中，成心捣乱的日本人则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资财，资助袁世凯的敌人，从革命党到宗社党，日本人一律给钱给枪，提供顾问，唯恐天下不乱。日本军官，在旅顺、大连为蒙古叛乱武装巴布扎布训练士兵。各地的日本浪人，也有组织地到处寻衅闹事，用西原借款的主角西原龟三的话来说，就是“猖狂已极”。4可以说，这一切，都是日本自提出二十一条以来的一系列“组合拳”。然而，袁世凯死后，中国并没有如日本所愿，陷入内战无从自拔，反而各方很快达成妥协，在恢复临时约法的前提下，重建共和，大体恢复了秩序。事实上，只要中国没有陷入大的混乱，以当时日本的国力，依旧是不大可能一口将中国吞下的。日本人急于求成，四下点火挑衅的行为，却激起中国人普遍的恶感和敌视，民间对日本人恶感陡然增加。这使得日本自参加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来表现出来的“善意”，荡然无存。但比较起来，社会的上层，包括政界人士，对日本的恶感更甚，连中国著名的亲日派人物，都对日本表现出敌意和警惕。据西原自己后来回忆，他第一次见曹汝霖的时候，一向亲日的曹对日本的做法很不满。更重要的是，尽管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但是，西方世界显然不能容忍日本吞下中国，那就意味着在东方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整个东方，几乎都变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这绝对不是西方所乐意见到的。因为这就等于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的巨无霸，一直以来的世界均势就完全被破坏了。所以，自二十一条事件之后，日本和西方，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骤然紧张，英法舆论也对日本相当不满。 [NextPage]一时间，日本的对华政策，陷于两难，一口吞不下，卡在喉咙里，上不上，下不下，很是难受。而且随着欧洲的逐渐明朗化，战事接近尾声，这种四面楚歌的局面，对于日本相当不利。在这种情况下，连当时在华的日本人，意见都出现了严重分歧，一种主张怀柔，“宋襄之仁”，一种则为“强横蛮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拿下中国算了。5而在日本的政界，对华政策的僵局，演变成政潮，大隈内阁的屁股开始有点坐不稳了，日本政坛势力很大的政友会元老，越来越对大隈看不顺眼。看准这个机会，当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特意派出他的密友西原龟三，来到中国收集大隈内阁的“黑材料”，写成革命骚乱实情调查书，回国在议员聚会的场所演讲，引起“大骚动”，然后各派议员决定到中国实地调查，向元老和宫廷报告。自甲午战争以来，中日成了密切相关的一对冤家，日本感冒，中国发烧，反之亦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朝野视之为“天佑”之机，当然很想借此时机一口将中国吞下，但是，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如果贸然开战，武力征服，谁也难以预后，不敢开战，却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咄咄逼人，不仅徒增中国人的敌意，顺带导致日本与英美之间出现裂痕，而且裂痕越来越大。英美，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野心也越来越警惕。所以，日本人在欧战期间固然可以小动作不断，但是一旦动作太大，等到欧战结束，西方列强可以腾出手来的时候，日本的处境，将十分不利。中国问题处理不好，即便没有趁火打劫的寺内正毅等人，大隈内阁也做不下去。换人，势必改变政策。按日本人思维习惯，刚的一手碰到阻碍，势必转到柔的一面来，因此，比起此前的剑拔弩张、咄咄逼人来，改变了的政策有了一点怀柔的味道，而这味道的体现者，主要是一个人，他就是西原龟三，怀柔政策的具体内容，就是西原借款。西原龟三是个生意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在寺内正毅任朝鲜总督期间，胜田主计和他搭档主政朝鲜银行，而西原在朝鲜经营纺纱业，当时朝鲜银行陷入困局，在西原的帮助下，得以解困，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此，西原跟寺内和胜田结交。后来，在寺内和胜田联袂组阁，在胜田担任藏相 [ 即财政部长 ] 的大藏省，西原没有任何名分，但却可以随意出入，指挥秘书，呼来喝去，宛若主人，很有点类似于徐树铮跟段祺瑞的关系，可见其受信任之深。西原出身贫寒，但十分勤勉，而且简朴，发迹之后，家眷依然留在乡下，自己单个一人在东京租住一个小公寓，生活简朴到了极点。为人据说也十分清廉，掌管如此大的金钱往来，跟贪腐成性的中国权要打了那么多次交道，一点好处没有拿过。人家送他古董香炉，也推说自己房子小，没有地方放而却而不纳。但是，西原跟许多日本能人一样，主意特别正，特别固执，只要自己认为对的事，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底。西原借款，就是这样一件在他看来一定要坚持做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西原，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会走向何方，真有点说不清。恰是这个在野人士，给这个改变定了调。这个改变，用西原自己的话来说，属于介于“宋襄之仁”和“强横蛮干”之间的中道。改变大隈政府支持中国合法中央政府的敌对方、专门捣乱、激化内乱的策略，选择支持中国中央政府。扶植这个政府中的亲日势力，以怀柔政策，软的一手，实现日本想要从中国得到的一切。而这种政策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的借款上。这种以借款为标志的怀柔政策，其背后隐藏着非常险恶的用心。用西原自己的话来说，借款是要为中日关系打下一个共同的经济基础。即通过大量的日元借款，注入中国的国家银行诸如交通银行，通过帮助中国整顿金融，改革币制，逐步实现“日中货币混合”，甚至最终“以保护资金为名”，实现日军派宪兵驻守中国国家银行，即不仅在资金上，而且通过军事控制，从根本上掌握中国的金融，进而控制整个中国国家的命脉。7[NextPage]西原借款，据他自己统计，一共有8项，即交通银行借款两次，一次500万日元，一次2000万日元；有线电信借款2000万日元；吉会铁路借款1000万日元；黑龙江吉林金矿森林借款3000万日元；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山东济顺、徐高二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参战借款2000万日元。合计14500万日元。当时日元跟中国货币的比价，1日元等于1银元，折合银两，则1两等于1.5日元。在寺内内阁期间，日本对华借款500万以上一笔的借款，累计达21000万多，而西原经手的，占一半以上。除了西原自己开列的这些项目之外，寺内政府对华最大额的借款，就是跟参战借款相关的军械借款，计32081548日元。8甚至可以这样说，寺内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以及各项政策的具体指向，大体上都可以在这些借款上体现出来。虽然说，在西原的参与策划下，日本寺内政府对华策略，从形式上一改大隈政府的强横，呈现出怀柔的一面，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大隈内阁已经拿到的东西，或者说，他们的目的，只是要使“拿”的这个过程，显得动作柔和一些，不太像明火执仗的硬抢。这种柔和的“拿”，被掩饰在大笔的日元后面，让当权的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客观地说，西原借款，比起此前中国跟西方 [ 包括日本 ] 的那种高利贷式的所谓借款，条件不可谓不优厚，经手人曹汝霖说，跟袁世凯时代的善后大借款相比，高达数亿日元的西原借款，数目也不算小了，但前者抵押物是中国命脉的盐税，而西原借款的抵押物，则是电线、森林等有名无实的东西，“等于空头支票，一无用处，至今分文未还”，以至于“变成了一笔大滥账。日本政府不得已乃发行债劵归还银行以为救济”，导致政策执行者，后来在日本国内被骂得臭死。9一直研究中日关系的老报人王芸生也认为，西原借款“利息低，无回扣，无切实抵押，诚借款条件之优者矣”。虽然对中国来说，是“以投资手段使中国殖民化。然自另一种意义言，亦可谓彼等之卖国。盖以二亿巨资，一无切实之抵押，二无高息回扣，结果强半流为无着落之滥债，无怪寺内、胜田诸人受其国人之攻击也”。10事实上，借款的抵押，连北京政府毫无信誉的国库券都算上了，实在是滥无可滥。不过，严格地说，跟此前的外国借款比，西原借款利息其实并不低，一般都是7厘半或者8厘，只是借款时规定，借款的款项可以放在日本银行，由银行支付5厘的利息，一来一去，实际的利息就低了。可是段政府用钱孔急，根本没有存放的可能，所以这项优惠等于没有。相比较起来，此前的借款，虽然有高至1分3厘的，而且按月支付利息 [ 左宗棠西征借款 ] ，11但也有比较低的，比如甲午战后，清政府跟四国银行的借款，就4厘。唯一的区别，就是这样的借款都有巨额的回扣，借款实付打折，四国银行贷款，就按94.125折扣付款，而且抵押物一点都不能含糊。12清朝最后一年，清廷邮传部跟日本1000万日元的借款，虽然是5厘利息，但95折支付，而且还要加付2.5‰的佣金。13所以，所谓西原借款的优惠，主要体现在不要回扣、十足支付和没有切实抵押上。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明，当时中国的外债，无确实担保的借款，以日本最多。因此，从纯粹的经济账上看，日本的借款是亏了。但不管结果如何，西原借款的日方操办者们，即使卖国也绝对没有人想卖日本的，他们大方的借款，背后还是有所图的。实际上他们算的是获利更大的政治账，只是由于后来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寺内、胜田和西原他们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而已。细数西原借款，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交通银行借款，属于稳定中国政府的金融体系，扶植以曹汝霖 [ 时任交通总长 ] 为代表的亲日派。关于东北的几项借款，无非是借以巩固和扩张他们在东北的势力。山东济顺、徐高铁路借款，目的是把他们在胶济铁路的势力，延伸到京汉线和京浦线。而参战和军械借款 [ 其中的电信借款，据西原后来讲，也是军事借款，用于帮助段祺瑞政府编练嫡系武力的 ] ，实际上使得日本把手伸到了中国军队和军械制造层面。在中国接受借款的过程中，日本在山东的存驻，得到了充分的加强。日本人甚至在大隈时代尚且宣称要还给中国政府行政权的青岛，设置了民政署。    胶济铁路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日本人手里，在德国控制的时代，铁路的巡警队还是由中国人承担，德国人只做顾问和教练，但日本人来了以后，则要求不仅做教练，而且要由日本人指挥，实际上胶济铁路的巡警队，变成了日本在中国的雇佣军。15不仅如此，曹汝霖还代表中国政府，跟西原达成协议，允许日本在济南保留“驻扎少数兵员”，16但实际上，沿线的日本军队，直到五四运动爆发，依然非常扎眼地驻扎着，人数一点都不少。也许，曹汝霖他们签订这样的协议，依照过去对外交涉的惯例，是在日军占领的既成事实下，一种企图约束日军的不得已的办法。但中国官方的认可，毕竟给日本在山东的存在，提供了合法依据。况且，通过借款，在理论上日本可以借口修建济顺路 [ 济南到河南的顺德 ] 和徐高路 [ 高密到徐州 ] ，把手伸到了当时中国的两大铁路动脉，京浦路和京汉路，虽然借款谈判规定了修建这两条铁路参与者的民间性质。但事实上只要有日本人插手，就难以让国人放心。从来在中国存在的所谓日本民间力量，都不是真的民间。这一节，恰是五四运动中，中国人特别感到激愤的。至于插手军械制造和军队事务，这本是二十一条第五号的内容，那时候，日本以武力威胁没有让袁世凯政府接受的东西，现在凭借日元，有的内容也都实现了，段祺瑞编练的参战军，军械全由日本提供，而且一色用的是日本教练。借款的另一个重大目标，是扶植亲日派把持的交通银行，由这个银行主导，推行中国的货币改变，建立跟日元密切联系的金本位中国货币体系。17此计划，由于比较复杂，直皖战后，亲日的皖系政府倒台，最终夭折。如果也能如日本所愿实施的话，那么，中国真的要变成朝鲜了。至于在五四运动中为人大为诟病的中日共同防敌条约，如果没有西原借款以来的北京政府亲日氛围，也是不可能的。正是这种中日亲善的气氛，使得日本人在实际上得以步步推进。大概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大借款背后的问题，因此，跟曹汝霖齐名的亲日派陆宗舆，从一开始就对经手借款心怀疑虑，缩手缩脚，很是不安，担心被人视为“卖国贼”，在代表段祺瑞和徐世昌跟西原签备忘录的时候，战战兢兢的。18事实上，由西原操作的日本政府的撒钱式的“怀柔政策”，背后也有日本自身的需求。自一战以来，虽然日本名义上也参战，但除了趁火打劫占了青岛之外，没有动一兵一卒，而拿下青岛和山东，属于代价很小、获利巨大的买卖。不用出力的日本，一方面借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大肆扩张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同时还可以趁交战国打得你死我活之际，大做买卖，两下挣钱大发战争财，此时的日本，其实跟美国的处境相似。只是美国后来还大规模出兵欧洲，而日本一小仗打完，从此变成了供应商。因此，几年下来，日本很是发了些横财。寺内内阁的藏相胜田主计是这样说的，当时的日本出于战争的缘故，“景象极旺，年年有巨额贸易出超。同时在国际借贷方面，国内金融界出现资金过剩局面，有巨额结算超收，积累了大量硬币，这就危害了外汇资金交流。长此放任下去，将使经济严重失调，其结果难保不引起国民经济前途堪忧虑的局面”。19为了解决过剩资金的出路，日本只有两条可走，一是加紧对外投资，另一条就是赢利性的借贷。显然，在这种借贷，不仅可以算经济账，更可以算政治账。后来，虽然由于中国政局的动荡，借款担保不可靠，很多笔借款实际上没有还，但在政治上，却收获颇丰。不过，这种政治上的收获，最终激起了中国另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弹。五四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反弹的大爆发。而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失败，暴露了日本真实用心，给了这种反弹，一个展示的机会。

  2012-01-06 17:39:12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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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死后有多少美女殉葬

  明太祖朱元璋给南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除了孝陵，世界现存最长、保存最完好的都城城墙——南京明城墙，也是朱元璋的杰作。明城墙当年分分城与外郭两大部分，当年内城有门十三座，外郭有门18座，此即所谓南京坊间所谓的“内十三，外十八”。 传说，朱元璋下葬时搞了一个“迷魂阵”，当天，十三城门同时出棺。这个说法已传讲了六百年，是南京民间最经典的段子之一。南京过去有个民谣：“南京有三怪，龙潭的姑娘像老太，萝卜当作小菜卖，十三个城门抬棺材。”朱元葬当年这个怪异下葬传说，竟然被当成了南京的城市符号之一。可能有人觉得是无稽之谈，其实并非空穴来风，史料上有记载，如明人朱国桢的《皇明大政记》上便有这样的文字，朱元璋下葬那天，“而发引，各门下葬”。各门下葬，是一种障眼法，实行秘葬的步骤之一，属反盗墓的典型特征。我在我的《中国人盗墓史》等书中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我后来我进行了思考，发现这里面很蹊跷，因为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的墓在哪？如此反盗墓给谁看的？结合当年当年朱元璋死后嫔妃殉葬的事实，那些棺材里很可能装的都是这些殉死的后宫美女！殉葬本是秦汉以前的丧葬制度，活杀死者身边的妃妾新侍，到阴间给死者站岗放哨当“服务员”。秦始皇死后，秦二世便曾父皇生前多得不清的后宫女人全都处死了，天怨人恨。刘邦当皇帝后，果然地废除了这一没有人性的陋俗。但已消失了几个朝代的殉葬，到朱元璋当皇帝时，又恢复了这一制度，死灰复燃。后为朱姓子孙皇帝仿效，明成祖朱棣死后，便用30多个宫妃殉葬，甚至连藩王都有殉人。如郢靖王朱栋位于湖北钟祥市的墓被盗后，当地考古专家进行“抢救性”发掘时，便发现了殉人。在左右耳室里，各发现了六口棺材，从遗骸鉴定分析来看，年龄都不是很大，且都是女性，由于年轻，骨头早都烂了，只剩下牙齿和金属饰物。这些女人应当是朱栋生前年轻漂亮的妃侍，她们不可能同时生病死去，惟一的解释是非正常死亡——殉死。再说回朱元璋。在皇太子朱标早丧的情况下，朱元璋依传统礼制，立朱标的大儿子、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死后，朱允炆承继大位，史称“建文帝”。朱允炆遵遗诏，依古制，将朱元璋生前没有生育过的后宫嫔妃，全部下令处死殉葬，另有若干宫女从死。至于如何处死这些活生生的殉人，一直是个谜，有的说是水银毒死。有的说是勒死。但根据《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应该是吊死——“帝（明成祖朱棣）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从上文所记可见，是让殉葬妃女站到小床上，脖子伸进绳套后，太监猛然把下面小床抽走。当时，嗣新皇帝——朱棣的大儿子明仁宗朱高炽，还亲自到场，与她们话别，实际是“监刑”。两个朝鲜选献进宫的美女韩氏和崔氏，也都处死了。韩氏临死前哭喊，“妈妈，我去了！妈妈，我去了！”未等话说完，太监就抽去了她脚下的小床。其状之惨不忍细想，连后皇帝都看不下去。后来明英宗朱祁镇果断地废除了殉葬制度。朱祁镇当皇帝时曾被瓦剌俘获，此是他的一大耻辱，但因废除殉葬，使他有了一个良好的口碑和历史形象。《明史•英宗后纪》（卷十二）给他的盖棺定论是，“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给朱元璋殉葬的人具体有多少人，史上并无确切的记载。据明末人毛奇龄所著《彤史拾遗记》记载，“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陵，其中所殉，惟宫人十数人。”后来，朱允炆对这些生殉后妃宫女的家属进行了表彰和封赏。张凤、李衡、赵福、张弼、汪宾、孙瑞、王斌、杨忠、林良、李成、张敏、刘政等人都被封赏，授以“千户”、“百户”之职，其官皆世袭。他们都是给朱元璋殉葬宫人的父兄，即所谓“朝天女户”。那么，这么多的殉葬者都要用棺材装殓吧，然后陪葬于孝陵。而且，这殉葬的人数正好与“13”之数颇为接近。所以，在下葬那天，十三城门同时朝外抬棺材就很好理解了。当时的南京市民在朱元璋出殡那天肯定都出来看了，但因为朝廷“清街”，只能远远地看，因为棺材很多，坊间便你传我传，便传成了“十三城门抬棺材”，近而变成了南京一大怪。殉葬也是一种荣誉。但这些殉葬者可能并未全部进入孝陵，而是葬在陵外，具体地点成谜。据中山陵园管理局的资料，1937年3月，在明孝陵东侧的紫霞湖建水坝时，曾发现一座明代古墓，墓室高约3米，分内外二室，但奇怪的是室内竟然空无一物，此处是不是给殉葬者准备的？1976年，在距离明孝陵西侧约300米的山麓处，又发现一座砖砌墓葬，出土了大批雕金首饰。有一只金镯的内部印有“匠作局”三字，这是专门皇室制作首饰的官方工场。由于明代这里曾是禁区，非皇亲国戚不能葬入，因此这两座墓很可能是殉葬墓。著名考古学者、南京大学自然与文化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在负责明孝陵“申遗”时曾作专门做调查，朱元璋殉葬的宫妃葬地可能分布在三个地方，一处在今天陵西侧百米处，今植物园内；其在孝陵陵宫墙外西南角处，第三处位于明孝陵右侧，与东陵（太子陵）遥遥相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朱元璋在阴间艳福同样不浅，被成群的美女在阴间“抱着””呢。当然，十三城门抬出的可能是殉葬宫妃棺材的推测，还需要更多的史料和考古发现来证实。

  2012-01-06 17:24:38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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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王的“烟枪”

  年轻的女王发动一场大战1840年2月10日，大英帝国女王维多利亚举行了大婚典礼，时年21岁。沉浸在新婚快乐中的维多利亚女王并没有耽搁国务，她签署了一份文件，同意内阁任命56岁的懿律为英军司令，准备率兵远赴中国作战，并将配合内阁说服国会，通过对华战争法案。此前一个月，两广总督林则徐根据道光皇帝的旨意，宣布广州封港，永远断绝和英国的贸易，英国军舰“窝拉疑”号则宣布封锁广州口岸与珠江口，中英局势陡然紧张。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发表演说，表示自己正密切关注发生在中国的“影响我国臣民利益与王室尊严的事件”。同年4月，英国国会经过激烈的辩论，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优势，同意对华采取军事报复。第一次中英战争爆发了，英国国内的反鸦片人士将这场战争称为“鸦片战争”，这个名称日后得到了国际史学界的一致公认。维多利亚女王是在1837年登基的。当时这位年仅18岁的少女并没想到，她将在今后长达64年的统治期内，为“日不落帝国”迎来极盛时期。己所不欲却施于人的女王在《上帝保佑女王》的庄严国歌声中，上帝却给自己庇佑之下的维多利亚指引了一条道路：让她去庇佑那个名叫鸦片的毒品的贸易。一个能令所有中国人大跌眼镜的史实是：得到神佑的维多利亚女王不仅讨厌鸦片，甚至讨厌烟草——尽管它们在殖民地印度和加拿大分别是不可或缺的支柱产业。女王对烟草的近乎病态的憎恨，成为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宫廷内吸烟者的终身梦魇。女王下令，在皇家的温莎城堡、巴尔莫勒尔堡和奥斯本宫内，绝对不得吸烟，因为她“在一英里之外就能闻到烟味”。在女王看来，烟草只是一种麻醉剂，吸烟这种毫无必要、毫无愉悦感的恶习是令人恶心的放纵，代表着个人意志的薄弱。她甚至认为，对于那些尼古丁成瘾的人，应该将他们送进麻风病院去关禁闭。但是，此时的雪茄正在迅速成为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时尚消费品。女王的高级官员和亲友中，就有不少瘾君子，他们在不断地挑战女王的禁烟决心。女王的老师兼第一任首相墨尔本爵士记载：“我总是因为抽烟而被女王指责，如果女王闻出我身上有烟味，我就得花半个小时去发誓戒烟。”显然，在抽烟这个问题上，女王并没有给这位年迈的帝师任何面子。女王的一个孙女日后回忆说，爱吸烟的她经常躲到烟囱旁抽烟。住在她楼下的一个女仆也吸烟，断烟时就请她“救济”，她就从窗口用细线绑住香烟，垂挂到女仆的窗前。来访的女宾中有一些吸烟的，为了不触怒女王，烟瘾上来时，只能躲到窗口，把头使劲探出窗外喷云吐雾，以免烟味内窜。尽管女王如此憎恶吸烟，但她的长子爱德华（即日后的国王爱德华七世）和次子阿尔弗雷德从少年时就开始抽烟，令女王痛惜不已。她试图阻止三子亚瑟加入哥哥们的行列，但最后依然失败了。爱德华王子嗜烟如命。1869年，他向自己参与的俱乐部“怀特”提议，“早报室”应该允许吸烟，结果被董事会否决，一怒之下，他干脆另行组建了一个俱乐部，以便自己随时随地能够吞云吐雾。爱德华的烟瘾极大，每天要吸20支雪茄外加20支纸烟，他将抽烟当做绅士风度的体现，因此令女王极为不满。爱德华在40岁时就患上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引发各种疾病。当维多利亚女王在1901年去世时，刚刚即位的爱德华面对大臣们宣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生们，现在能抽烟了。”登基后不到10年，爱德华七世就死于吸烟引发的心脏病。等到女王发现孙女们也在抽烟时，只好放弃了严厉的管制，她甚至让孙女们把雪茄拿给她闻闻，她的结论是：味道太可怕了。在1880年代的埃及战争中，女王做了个令人惊诧的举动：她给战争部长写了封信，提议给前线将士们提供香烟。如此痛恨烟草、蔑视瘾君子的维多利亚女王，却成为全球鸦片贸易最为有力的推行者。在她的统治下，大英帝国不仅向中国大量出口鸦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确定鸦片贸易合法地位前，绝大多数对华鸦片贸易都是不折不扣的走私——而且，为了拉动殖民地土耳其的经济，从那里向英国本土大量进口鸦片。大英帝国本土的鸦片馆和金发碧眼的瘾君子，比例并不小于大清帝国。而这一切的动机，只是为了大英帝国拉动内需，促进GDP的发展。不择手段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达到极盛的巨大动力。尽管给帝国国库带来了巨大的好处，鸦片贸易在大英帝国的名声并不比在大清帝国好多少。甚至连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也认为：“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哪里种植鸦片，哪里的人就吸鸦片，种得越多，吸得越多。”说一套做一套的义律代表女王陛下打响鸦片战争的大“烟枪”，是驻华商务总监义律。义律曾是一名海军军官，27岁那年以上校军衔退役，被调往殖民部任职，后被派往圭亚那担任“护奴使”，由此成为一名废奴主义者，不断呼吁帝国政府取消奴隶制度。1833年，32岁的义律跟随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勋爵来到中国，出任“幕僚长”，随后职务不断升迁。律劳卑勋爵去世后，总监职务由一位坚定的反鸦片贸易者罗拔臣爵士接任，义律则升任副总监。罗拔臣爵士向伦敦表态说：“无论什么时候，英国政府要我们制止英国船只参与鸦片非法贸易，我们都能够完成。但更切实的办法是禁止英属印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这种态度，显然是正在追求GDP的英国政府所不愿意接受的。罗拔臣爵士于1836年年底调任后，义律成为总监。这位日后被中国史书定位为凶恶的帝国主义分子的人物，却与罗拔臣爵士一样，一开始说的是反对鸦片贸易的话。1839年，义律在写给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的信中说，鸦片贸易是大英帝国的“耻辱和罪恶”，“我将动用自己职权范围内的所有法律手段和我个人的社会影响力，对此予以严厉的打击”。没有任何人比自己“对于在中国沿海进行的这种强制贸易所带来的耻辱和罪恶，抱有更深刻的厌恶态度，我不知道在该贸易与海盗行为之间有何选择”。今天看来，这些话语与其行为十分矛盾，其深层原因或许是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台阶吧。讲的都是漂亮的说辞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义律发布了措辞严厉的公告，警告那些为暴利而走私鸦片的英国商人们：“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出通知，警告所有在帆船、快艇或用其他方式装配的小船中从事上述非法鸦片贸易的女王陛下臣民：如果有任何中国人因任何英国臣民造成死亡或其他伤害，该英国臣民被正式判定有罪后，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如同该罪行是在威斯敏斯特的女王陛下法院管辖范围内所犯的一样……如果中国政府认为应该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对执行搜寻和捕获任务的中国政府官员进行武力抵抗是一种非法行为……”这种夹缝中的定位，令义律左右为难：一方面，以怡和洋行为首的英国鸦片商人们认为他对同胞太不友善，没有为商业利益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大清政府的官员们并不愿意与他探讨任何加大两国正当贸易的渠道，却将因鸦片贸易引发的一系列麻烦归咎于他这位“英国钦差”。尽管义律说痛恨鸦片贸易、蔑视鸦片商人，但他却忠实执行了伦敦的指令，在双方不断升级的冲突中，旗帜鲜明地扮演着一个侵略者的角色。如同女王和首相巴麦尊一样，他并不认为战争是为了保护鸦片，而是为了保护自由贸易。这些看似高尚而极有技巧地回避了道义责任的说法，在1838年6月15日巴麦尊发给义律的指令中表现得十分清晰：“女王陛下政府不会因为英国臣民破坏了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而进行干预。因此，这些由于更有效地执行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遭受的损失，必须由他们自己承担。”甚至，在确定了对中国进行“军事报复”之后，巴麦尊在电文中还强调：“女王陛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一个人虚伪到如此程度，可谓罕见。战争双方的主导者均被惩罚林则徐被道光皇帝“双开”流放，换上了似乎更为“理性”的琦善。经过几次武装冲突之后，并不愿意扩大战争的义律，与同样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琦善，在1841年1月签订了《川鼻草约》。这一条约规定：将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给英国，中国向英方赔款600万元，英中官员平等相待，限于当年春节后10日内恢复广州贸易。这一条约在北京和伦敦都引起了最高层的震怒。大清帝国因琦善允诺割让香港，而将其“双开”并且“双规”，“革职锁拿，查抄家产”，琦善从此成为中国史书中著名的“卖国贼”。而义律也因放弃了英军已经占领的富庶的舟山群岛，而换了个小渔村香港，且没有争取到中国全境自由贸易，因此被英国人当成了“卖国贼”，当局将他痛斥一番后调回本土，改派璞鼎查接任。互不满意的中英双方再度开战。维多利亚女王本是将义律当做一杆敲开中国大门的“烟枪”，却没想到义律放了点烟后，就缩了回来。愤怒的女王似乎忘记了自己还在新婚之中，在写给叔叔、比利时国王李尔帕德的信中说：“要不是义律不可靠的奇怪行为，我们想要的可能都得到了，他完全没有遵守指令，只想达成最低的条件。”英国历史学家安达科特认为：“义律奉行调解、宽容和适度战争的方略，并不被欣赏，英国远征军中的海军和陆军军官们，都对他很怨愤。”显然，义律挡了别人的财路，犯了众怒。有意思的是，在碍事的义律被下岗后，巴麦尊在发给璞鼎查的电文中依然重申：“女王陛下政府对于这件事情（禁止鸦片）不提出任何要求，因为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做。中国政府完全有权禁止鸦片，如果它愿意的话，从事违禁品贸易的英国臣民必须承担这样做的后果。”对于来自帝国政府的压制，义律显然并不服气。1842年6月25日，他写信给新任外交大臣阿伯丁，为自己辩护说：“（他们）指责我太关心中国人，但是我坚信，正是出于维护英国长远利益和荣耀的考虑，我们应当保护那些友好且对我们有用的人，令中国南方各省的庞大的商人阶层对我们重拾信心，我们首先就必须培育更多的、更为亲密的社会与商业关系。”之后，义律还专门发行了一本小册子，重申这些观点：“如此多的人指责我太关照中国人，但是我必须澄清，为了维护英国长久的荣誉和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必须更加关照这个无助的、友好的民族……”璞鼎查成为女王新的“烟枪”之后，驻华商务总监这个职位的年薪突然大幅涨价，达到了6000英镑（1英镑约合7.5两白银，1两白银的购买力约合今日200元人民币，总计约合900万元人民币）。这是义律在任时的2倍，这既说明了女王对义律的不满，更说明女王对中国市场更强烈的投资回报期望。义律在伦敦赋闲了一阵，直到1842年8月才重新被起用，调往美洲，出任大英帝国驻得克萨斯共和国的代办，不久正式出任总领事，至死都在太平洋各群岛上辗转任职，形同高级流放。至于义律的中国老对手，比他更惨，林则徐和琦善都被流放，主战派和主和派殊途同归，也是极具大清特色的一大奇观。而极端厌恶吸烟的维多利亚女王，以及看起来厌恶鸦片的义律，他们共同发动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华帝国带来了巨大灾难……

  2012-01-06 16:15:29 作者: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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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今年1.7万农民工变城里人

      城市周边没有冰冷的围墙，只要有一颗奋进的心，落户广州的路并不远。因一封80后农民工的信，汪洋书记邀请百名外来工观看励志电影《所有梦想都开花》，并祝在粤打工的每一位外来工梦想成真。广东是否为那颗梦想的种子备足了土壤？本报昨日采访了几名顺利落户广州的外来工，还原他们美梦成真的故事，并希望能为其他人提供借鉴。今年6月，酝酿已久的《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经广东省政府颁布出台。最新数据显示，至7月底，全省已有超过1.7万农民工顺利入户，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正在广东全面铺开。据悉，目前广州、珠海、佛山、韶关、东莞、江门等市已起草具体实施办法。“成为广州人？想都不敢想”虽然有了制度，但多数农民工仍将入户看得遥不可及。“能成为广州人？想都不敢想，我是一个普通工人，能入户也轮不到我。”在萝岗区某企业打工的郑先生坦言，因为不敢奢望入户，他的计划是挣够钱就回乡，在江西老家开个小店养老。他笑着补充说，如果真有机会落户在广州，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广州和老家没得比。想离开广州，是因为永远变不成广州人”。入户广东真有那么难？不然。记者了解到，以往通过“优秀外来工”等入户的人数比较有限，而今年1-7月份，按照《指导意见》的积分标准，惠州已办理农民工积分入户1699人，数量增加了几倍。来自中山市有关部门的统计也显示，此前通过投靠亲属、投资入户、高学历高技能人才入户等渠道，全市一年入户总数约1.2万，自开展积分制入户后，仅今年新增加的指标就有5000多个，目前已完成2139名流动人员入户。广州积分指标最快本月出台作为与京、沪、津三直辖市一样属于国务院严格控制人口机械增长的城市，广州目前只对优秀农民工开放入户，并需要用人单位申请入户。广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广州年机械增长人口名额由国务院分配，而各区、各行业的准入名额都会在总额中实行再分配。积分政策将改变只有优秀外来工可入户的现状，届时依照省、市各项入户积分指标，符合条件者均可申请入户。此举会否让广州的标准更严格？他表示，政策制定后将改变只有优秀外来工申报入户的局面，凡符合准入标准者，届时都可申报，排队等候入户。“尤其是对优秀外来工，不会有任何限制。”他透露，广州积分指标最快在本月出台。榜样心声从普通实验员到集团技术骨干周意生:不要轻易跳槽1997年，23岁的周意生高考落榜，从湖南衡阳南下广州寻找就业机会。13年后，周意生已是白云化工集团的技术骨干，独自承担产品研发课题。谈及自己的打工历程，周意生感慨万千：“我是农家子弟，到广州时一无所有，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很满足，根本没想过轻易跳槽。”由于学历不高，他的第一个岗位是普通实验员，辅助技术工程师做小实验。“人家干什么，怎样干，就要用心去学。”周意生说，不少人认为小实验员就是下手，但他懂得请教，自己也会读书钻研。因为没有上过大学，他缺少理论知识，只能在实际操作方面付出更多。每次配好实验材料后，别的工程师都去吃饭了，周意生却守在实验台边一动不动地观察记录。就这样，当许多高学历的工程师凭着理论在头脑中计算的时候，周意生却在实验室加班加点调配方、做实验。他勇于向工程师们提点子，“点子”越来越多，大家慢慢发现：这个不起眼的实验员的“点子”很有用，于是技术会议也请他一起研讨。公司一项又一项的技术成果填补了国内市场的空白，作为主要技术参与人的周意生功不可没。周意生说，要落户广州，就要当一名优秀的农民工，而成为优秀农民工并不难，“让我总结成功，最重要就八个字——踏实工作、提升自己”。他不赞成农民工经常跳槽，“不要轻易跳槽，否则永远都是新手。从农村来的孩子，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从一线工人到工会主席陆高峰:干一行爱一行“现在多好！政府和企业都有定期的培训，年轻人更要珍惜机会。”15年前，陆高峰只身来到广州打拼，入职白云区某皮革公司做了一名一线工人。15年后，他已是名副其实的城里人——有自己的房产，全家人的户口都迁入广州。因为工作中表现优秀，他还获得2008年全省优秀农民工的荣誉称号。“以前最大的担心就是孩子的读书，现在好了，户口迁到广州，他也能在广州参加高考。”陆高峰告诉记者，落户给他带来最大的便利就是孩子的读书，如果还是外地农村户口，他儿子明年就要回去读书，在湖南参加高考。他坦率地说，刚来广州时起点也很低，“一线工人、管理人员……一步一步，都要踏踏实实。”和周意生非常相似的是，在广州务工10多年，他从来没有跳过槽，“我和企业一同成长，无论在哪个行业，只要你努力，一定能得到回报”。现状观察白云区50万外来工目前只有13人入户基层工会主席：没几个农民工了解入户政策来自广州总工会的一项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除两成多农民工希望留在城市外，超过七成人都不甘心过早的离开广州，都希望挣够钱后才"衣锦还乡"。绝大部分人希望在广州攒够钱，能回到家乡"做小老板"。回乡并非故乡情结那么单纯。白云区某大型企业工会主席刘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广州打工十多年，一直以为入户广州高不可攀，直到今年4月，才搞清楚农民工也有入户城镇的机会。"没几个农民工了解入户政策，他们不是想离开，而是不敢想"留下"。"记者了解到，白云区现有企业9万多家，员工60多万人，保守估计，外来工总数在50万以上。但截至目前，只有13名优秀农民工入户，或正在办理入户手续。有多年工会工作经验的刘先生坦言，政府、工会和企业三方都要加大对积分入户政策的宣讲，很多人确实将入户当作一个梦，却不知道这个梦有机会实现。现行政策需由用人单位申请入户按照现有政策，根据广州市人口计划，在本市创业或被本市用人单位招用，按规定办理了录用备案、缴纳社会保险费，所从事的工种及所持有的职业资格证书符合本市准入职业(工种)目录规定，35周岁以下(有特殊贡献的，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遵守计划生育规定，持有本市有效暂住证并符合相关条件之一的外来工，属于未婚或已婚配偶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可由用人单位申请其本人在本市入户。而已婚的夫妻双方均是非本市常住户口，夫妻双方均符合相关条件之一的，可由一方的用人单位申请其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在本市入户。

  2010-08-17 13:08:59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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