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作家为什么还愿意写短篇小说？

  由江苏省作协、《当代作家评论》和《作家》主办的“中国短篇小说论坛”日前在江苏宜兴举行。在会议的三天时间里，作家苏童、格非、刘庆邦、范小青、叶弥、王手，批评家张新颖、汪政、张学昕、张王飞、何平、宗仁发、林建法等就短篇小说的文类特征、中外源流、短篇小说的当下境遇、困境及其未来等话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会议由《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主编林建法主持，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代表主办方致辞，她认为，在短篇小说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一批作家和批评家坐下来严肃认真地探讨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长篇沙文主义”笼罩下的短篇小说当下，长篇小说横扫文坛，牢牢占据“文坛盟主”的地位。短篇小说的衰落与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短”与“长”的冷热不均直接危及到小说的文类生态平衡，制约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已经引起文学界诸多人士的关切。当天的研讨会，与会的作家与评论家们就当下短篇小说的境遇表达了忧虑。短篇小说的当下境遇是外部环境造就的，也关乎个人的写作才情。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认为，短篇小说之所以遭遇困境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外部环境来讲，现代社会的功利性追求图书利益的最大化，将短篇小说逼入边缘角落。同时，由于短篇小说对作家才情的挑剔，使得中国真正称得上大家的短篇小说作家凤毛麟角，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则更少。苏童认为，短篇小说的境遇涉及的是隐形的文学权力分配，其中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即那些以写短篇小说为主的作家，他们对于中国文坛到底意味着什么？曾经有批评家指出，当下中国文学有一种“长篇沙文主义”。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权力的垄断和某种“奴役”。短篇小说在“长篇沙文主义”笼罩下的基本生态是越来越边缘化。作家为什么还愿意写短篇小说在今天，单靠某一个作家来改变短篇小说的境遇显然是不可能的。真正值得思考的、跟每个人切身相关的问题是，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如何看待短篇，为什么还愿意写短篇？苏童从1990年代到2000年左右，有十来年的时间基本上以写短篇为主，长篇为辅。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十几年，我觉得我弯一下腰，就突然有了一个念头——我要写一个短篇。我系一下鞋带，也觉得有一个念头——我要写一个短篇，就是处于那样一种疯狂的状态。我觉得那是生理性的爱好。它没有什么高尚的。不是为了要证明什么，只是因为我迷恋这种文体，迷恋这种叙述。”他说，写短篇让我满足了自己的生理需求，每当写完一个短篇，就觉得身体非常快乐，是一种被解放的感觉。刘庆邦是当今文坛短篇小说的专业户。他写了40多年，创作了近300篇短篇小说。他的体会是，短篇小说写的时间越长，反而觉得越难。“要是别的一门手艺，比如编筐、捏篓，或是做桌子、椅子，操作40年肯定非常熟练了，可能闭着眼也能把这些工艺品做好，但短篇小说创作并非如此。越写越觉得难，每写一个作品都是在挑战自己。因为对短篇小说怀着敬畏之心，所以要严阵以待。这时写的短篇会发‘紧’发‘雕’，严谨的让人看不懂。而放眼汪曾祺先生看似‘散漫’的短篇小说，更深的力量实际隐藏在内部。”叶弥谈到了作家的写作习惯、乃至生活习惯对于短篇小说写作的影响，以此回应刘庆邦提到的写作之“紧”。她说，自己的短篇小说陷入了“松”的状态。她的写作习惯就是松弛的，因为她对短篇小说的理解是好的小说就是玩出来的，而不是构思出来的，最佳的状态就是作者陷入情境中不能自拔。每个作家的风格不同，这种个性不需要保护和改变，作家只能顺其自然，听从内心最真诚的召唤去书写。王手就中短篇小说的联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写短篇不完全是一个自我享受的过程，我们会很计较、在意文本本身，计算结构、推敲语言。但是写中长篇也许就没有那么执拗的态度。短篇不一定要有很大的启示，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入口，由此进去才会有旖旎的风光。同时，短篇也有需要向长篇学习的地方，比如短篇不能“近视”，要有纵览全局的气概，有些地方可以松，但是方向一定要精准，否则短小的布局就不能抵达理想的目的地。短篇小说背后暗示着一个更大的世界短篇小说的出路首先在于写作者的坚守，范小青谈到，“写短篇是非常辛苦的，在刊物上很难作头条，头条往往是中篇，或者是报告文学。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一大批人坚持写短篇，这非常令人感动。”此外，短篇小说应该有文体的自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认为，短篇小说的自由度比长篇要大，这个自由度是由作家争取的。中国的传统文类可以构成短篇小说的资源。作家要善于利用这些资源，打造“不精致”的作品。短篇小说背后暗藏着更大世界，这是一个不自足、开放的世界。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学昕认为，作家不管是在长篇还是在短篇里，需要有意无意留一些“盲点”或者一些漏洞，因为它们可能会影响作品在结构上的张力。江苏省作协创研室主任汪政提出，有些作家一辈子可能只能从事一种文体的创作。而语言上的精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短篇小说作者必备的技能。写短篇出身的人，一般在文学品质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因此，从事叙事文学写作的人必须从短篇小说起步，不断磨练自己。短篇小说的出路不只是作家和文体上的自觉，一种文体的衰落和繁荣与时代的文学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宜兴文联主席徐风认为，短篇小说不仅是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控制，体制内对于短篇小说的重视程度也亟待提高。苏童也谈到，在欧美地区，比如美国的“普利策文学奖”，每隔几年都会授予一个短篇小说作家，这一国家级奖项很好地鼓励了短篇小说的创作。表面上看，目前的确是一个短篇小说边缘化的时代，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何平指出，短篇小说的境遇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悲观，许多重要刊物依然乐于接受短篇小说，比如《作家》的“金短篇”，《城市画报》以及《南方周末》等也参与了短篇小说的发表和推广。江苏作协党组副书记张王飞认为，当下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许多人不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长作品，因而催生出了“短小说”来满足快节奏的都市文化。在文学门类里面，小说没有被边缘化，短篇小说跟长篇小说同样重要。短篇小说也应当经典化，才能在文学史上确立恰当的位置。而张学昕的观点同样发人深省，他认为，“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贵族的东西。每个杰出的短篇小说家都应该意识到自己后面有一个巨大的金矿。”《作家》主编宗仁发引用了博尔赫斯关于短篇小说的说法来表达看法，“短篇小说是这么几个关键词，本体、时间、梦、游戏、真实性、多重性、永恒性，认为这足以说明短篇小说自身散发的魅力。”向短篇小说致敬，要有实际的表达，比如提高短篇小说的稿费，办好“金短篇”栏目，争取为短篇小说设立专门奖项等。20世纪90年代，曾是我国短篇小说的黄金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当下，我们要采取各种措施争取创造短篇小说新的辉煌。(刘颋)

  2013-05-13 20:50:33 作者:刘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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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力不足，网络文学遭遇“降温”

  网络文学近年来一直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在收费阅读、实体出版、影视剧改编、网络游戏等领域创造着巨大的价值。但近一段时间有些业内人士观察到，这样的热度有降低的趋势。据日前在京最新“出炉”的《中国文情报告(2012-2013)》显示，10多年来，随着互联网用户数的不断增长，网络文学用户数一直持续攀升，而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网络文学用户数较2011年年底减少了4.0%。这样的逆势减少，对网络文学而言还是首次。网络文学开始“降温”？不久前，网络小说《鬼吹灯》的作者天下霸唱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网络文学的“瓶颈”问题。他认为10年前写网络文学的人水平相对比较高，而现在网络文学的门槛越来越低，距离精品也渐行渐远。“低门槛”对于网络文学一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所有喜爱文学创作的人敞开了大门；另一方面，它也无力应对泥沙俱下的局面。由于成功的网络写手获利颇丰，成为百万富翁的也不在少数，很多“追风”的写作者趋利而至，希望从这块诱人的“大蛋糕”上揩下一块。与“新人”大量涌入相对应的，是“老人”的另寻出路。近年来，不少和天下霸唱一样的“资深”网络作家注意到行业“注水”严重的趋势，纷纷寻求转型，将精力投入到影视剧等其他领域。虽然他们并未完全远离网络写作，但“转身”本身也许就是一个信号。据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88.8%的受访者阅读过网络小说，但只有20%的人觉得当下网络小说的整体质量好，30.7%的人直言整体质量差。“看过就忘”、“不会再看第二遍”几乎成了大多数网络小说给人的印象。深陷“原创力不足”的泥沼读者不满足于作品的“千文一面”，而模式化创作仍然渗透在网络文学作品的情节、人物、节奏乃至叙事方式之中。评论家欧阳友权指出，由于一些作者的“类型化想象”缺少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坚实的生活积累，写作素材囿于有限的知识视野，有的甚至就来源于某些网络游戏，久而久之很容易陷入“枯竭焦虑”，摆脱不了自我重复的窠臼或难以为继的尴尬，导致一些类型化作家红极一时却速成速朽，虽然短期内能够赢得排行榜、赚取点击率，却少有艺术提升的空间和文学创新的潜能。最终，类型化的“槽模”变成艺术想象力的桎梏，使网络文学面临猎奇猎艳、凌空蹈虚的潜在危机。如果网络文学的水准跟不上读者成长的步伐，就难免被读者所抛弃。评论家马季说，网络文学在中国发展已有15年时间，相较于其他年龄段用户群体，目前30至39岁用户群体的网络文学使用率最高。主流阅读人群对网络文学作品的成熟度需求逐渐上升，部分用户“脱网”在所难免，这为网络文学可能出现的“瓶颈”发出了预警。在评论家看来，网络文学遭遇“降温”的主因是作品深陷“原创力不足”的泥沼。网络作家仍普遍不具备文化自信和自觉意识，“惟点击率马首是瞻”的现象未能改善。为了防止读者流失，有部分作者甚至不惜以暴力色情吸引读者眼球。这些都是“创新能力萎缩”的体现。“只有创新才有出路”“今天的网络文学再也不是10年前的网络文学了，甚至与5年前也有了许多区别。市场化催生了网络文学的表面繁荣，也孕育了‘要艺术还是要市场’的内在矛盾。这时候，网络文学出现降温、瓶颈，抑或知名写手尝试转型，读者群开始减少，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欧阳友权谈到，近年来的网络文学有两个热点，一是类型小说异常火爆，二是网络小说的影视改编成为市场卖点。这两个热点都是网络文学经营者、创作者“市场寻租”的产物，是文学网站产业链上的一环，是商业模式的成功，而不是文学的胜利。从后者的角度来看，网络文学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当庞大的读者群体不满足于网络文学的类型化面孔、模式化创作方式、脸谱化人物、粗口秀叙事套路的时候，他们扭头走开是早晚的事。欧阳友权提出，网络文学只有创新才有出路，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完全左右文学的时候，艺术创新、审美价值、人文蕴涵往往被抛到脑后，文学一旦背离自己应有的逻辑原点，不被读者抛弃，也将被时代抛弃。“大河曲折、回环，本是自然现象。”马季观察到网络文学的种种问题，仍然对其未来发展表示出充分的乐观。他认为，网络文学的出现是国家话语方式面临创新的必然选择，其价值重组所认同的实践意义远远大于文本价值，为中国文学在未来拓展新的领域、创造全新的想象空间打开了局面。他同时呼吁，应当尽快加强网络文学理论批评建设，网络作家也不要一味注重眼前利益，应对自己的创作作出系统性的长远规划。(武翩翩)

  2013-05-13 20:47:37 作者:武翩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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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国真：读懂现代新诗须从读透古诗做起

   文质彬彬的仪表，儒雅的面庞，和多年前印在诗集中的照片相比，著名诗人、书画家汪国真似乎没有什么变化，风采依然。被誉为“中国诗歌最后一个辉煌诗人”的汪国真今天接受本报专访，畅谈对诗歌创作的感悟，赞美海南如画般的风景为全国作家提供了最易启发灵感的天地。他还为本报读者欣然留笔：“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六次来琼爱上海南热土记者：能谈谈您对海南的印象吗？汪国真：这是我第六次来海南，多年来，海南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印象，这里不光是风景好，空气好，还有十分热情的海南人民。作为诗歌创作者，我深深感到海南是一个能够令人迸发灵感、创作诗歌的好地方，我喜欢海南这方土地，更希望能有机会为海南创作更多的诗歌和音乐作品。在参加书博会前夕，我专程为海南创作了一首诗《海南，我们来了》，在诗中，我提到了五指山、万泉河、南山寺、鹿回头，这些景点有我实地去过的，也有小时候就知道并一直向往着的，我将童年的记忆和后来多次来海南游历的情感，都融入了这首诗中。在诗中，我赞美芭蕉、椰树，并用“这里有雾却没有霾”这样的写实手法抒发对海南的真实情感。目前我在计划《歌遍中国》的音乐专辑，也希望能够加入海南元素。转型，让更多孩子爱上诗歌记者：为何您从诗歌创作转向关注谱曲？汪国真：我一直关注年轻人，关注孩子。我觉得，让孩子从小多接触诗词，对启迪他们的人生十分有益。近年来，我将重心从诗歌一个领域，拓展到书法、绘画和谱曲等领域，谱曲尤为让我感到了一种社会责任。我从2001年开始尝试作曲，到2008年已经给400首古诗词谱曲。目前已完成了小学生课本80首古诗词和中学课本86首古诗词的谱曲，能够让更多的小孩子熟悉并且喜欢上古诗词，我把这当成社会责任和使命。有一句是说，“读不如写，写不如背，背不如唱”，我相信用唱歌这种形式，能让更多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古诗词，也希望更多人能跟我一起从事这方面的创作。滥造作品伤害诗歌市场记者：现在的诗歌在市场不断走向“疲态”，您怎么看？汪国真：我曾对很多人说过我的观点，这个观点近年来没有改变，新诗经历过繁荣，现在也仍面临着边缘化，包括出版难、销路难。诗坛就像是一个舞台，因为一些演员表演的拙劣，观众纷纷退场。在观众快走完之时，演员还在台上装腔作势。在我看来，一些装腔作势的诗，充斥着市场，对诗歌创作本身带来了伤害。鼓励年轻人多读古诗名篇记者：如何引导年轻人重读诗歌？汪国真：年轻人如果想读透新诗，我觉得首先要从熟读历代名篇做起。包括唐诗宋词和元曲，也包括五四运动后出现的名家名篇。优秀的诗歌不仅仅是为提升文学和艺术修养，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让人们的心灵，在遭遇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有一种坚持，一种执着，一种淡然。人的一生不可能平坦，所以我呼吁年轻人要多读好诗歌，汲取对人生的启发。我认为我能在诗歌上取得成绩，跟中国古典诗词的熏陶有很大的关系。读懂现代新诗须从读透古诗做起，新古一脉相传，有源有流。

  2013-05-11 11:19:51 作者: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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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文学，该怎样赢得读者？

         前不久，第二次“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在京举行。中国作家铁凝、莫言、刘震云、叶辛等与澳大利亚作家J·M·库切、布莱恩·卡斯特罗、伊沃·印迪克等，共展开了5场文学对话。其间，他们谈论当下读者与文学、文学阅读的内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作家说，留意一下读者对文学阅读的反应，如今的文学作品的阅读情况实在不容乐观，即便是一些享有大名的作家，其作品的印数也呈下降的趋势。老作家叶辛说到自己的体会：前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长篇小说《客过亭》，当时该出版社的编辑专程跑到上海去找他，就为了商讨印数。一番长谈之后，定下来印3万册。叶辛心里不大乐意，相对于他以往作品的印数，3万册实在太少了。可是编辑很无奈地告诉他，“现在的小说能印1万册就算了不起了，3万册很不错了！”后来叶辛就此事询问过出版界的有关领导，得到的回答是，那位编辑说得没错，文学作品的现状就是这样，小说也许还算好的。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不管1万册还是3万册，又何异于九牛一毛？文学作品的境遇由此推而可知。所以，叶辛感慨地说：“现在的阅读形势对当代作家恐怕都构成了挑战。在这个时代，读者要读完一本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他真得下很大决心才能办到。”比起作家来，出版家们更敏感于作品的销量问题。澳大利亚出版家伊沃·印迪克介绍，当前的文学出版正面临一场危机：读者的不断消逝。在他的初步统计里，澳大利亚街上每100万人当中，至多有40多人阅读诗歌，有80多人阅读散文，“书也不是没人看，但多半都是烹调、求职一类的图书。在纯粹的文学作品里，人们也只喜欢那些轻松的、消遣的、休闲式的作品。至于那些对读者的阅读有一定挑战、思想性较强的文学作品，则几乎是出版的灾难。”所以作为一个文学出版人，他感觉在澳大利亚“特别的孤独”。总之，中外作家表达的是对文学阅读、文学阅读人口的减少的悲观、失望之情，这种悲观和失望，让这些作家们感到文学写作是“特别的孤独”。说到读者与文学、文学阅读，不禁让笔者想到近日村上春树新书出版发行的新闻。4月12日，村上春树的新长篇《没有色彩的多崎造和他的巡礼之年》(以下简称《多崎造》)在日本如期而至。此书是村上春树《1Q84》出版三年后推出的新长篇。首发几小时便又加印了10万册。这是一个惊人的成绩。在日本，文艺作品在初版时大多仅发行数千册，即使是畅销书作者的作品一般也不过几万册。而现在这部书发行量突破100万册已毫无悬念。许多读者在第一时间拿到书后，便熬夜看完全书。“从大学二年级那年的七月到第二年的一月，多崎造在生活中想的差不多只有一件事——死亡。”这是小说中的第一句话，让读者难以忘怀。而且，2011年日本的地震、海啸、核泄漏成了全书的背景，读者“对村上如此直面灾难感到印象深刻”。书中充满了强有力的信息和激励人的话语”，读者从多崎造的境遇中产生共鸣，感动于“一个人在回顾自己人生时努力克服情感创伤的旅程”。可见，时代感、现实感，触动读者的心灵和生命过程，书写人们共同的情感经历、心路历程，是此书赢得读者的关键因素。曾有文学评论家提出，我们的当代文学该如何“打动当代还活着的有效文学阅读人口”？笔者认为，这样的文学，不能是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它必须描写熟悉人生和世界，告诉我们读者人生和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表现人的性格和境遇的“原型”，而且，更具深刻、强烈和普遍性的效果，由此给我们以人生启示。这样，文学和作家才能找到他的知音，他的作品也才为读者争相传诵。

  2013-05-11 11:17:14 作者:杜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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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丽宏：要勇于表达中国人的文学口味

         只要文字还在，只要人性还在，只要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还在，只要人类对理想和幸福的憧憬还在，那么，文学就不会失去她的魅力和价值。莫言获奖，对中国的文学爱好者是一种鼓舞，对那些崇洋媚外者，应该是一次教育和提醒。中国作家用汉语写作，主要读者当然是中国人，被母语读者欢迎认可，是作家的光荣。面对世界，中国的文学也完全可以有自己独特的魅力，雄踞世界文学之林。再不要自轻自贱，更不要自损自贬。莫言获奖，也提醒了中国人，中国的文学要走向世界，需要更多有水平的翻译和推介。中国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一直热情澎湃、不遗余力，但却无力向世界翻译推介中国文学，这样的状况，应该改变了。“要勇于表达中国人的文学口味”赵丽宏1952年生于上海，著名散文家，诗人，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华东师范大学、交通大学兼职教授。著有散文集、诗集、报告文学集等各种专著共70余部，作品曾数十次在国内外获奖，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散文集《诗魂》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日晷之影》获首届冰心散文奖。有十多篇散文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和大学教材。宋珅：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您作为作家和政协委员，提出要在中国设立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奖，在网上引起热议。这一提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赵丽宏：关于设立中国的世界文学奖，其实我已经思考了很多年。在上海也曾多次提出建议。本来想，北京不做这件事，上海或其他地方也可以做，当然，是由民间来做。在一些人眼里，这是件小事，无关国计民生，可有可无。人家诺贝尔奖办了一百年，中国人能做到吗？现在很多中国人没有文化自信，认为一切最好的，最有权威和公信力的，都在西方，对文学的评判，也是西方说了算，中国只有被西方批评的资格，没有评判西方的权利和能力。所以设立中国的世界文学奖声音一出，便有人断章取义，发出嘲讽之声。这其实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做这样的工作，设一个中国人的世界文学奖，能够表现中国的气度、胸怀和文化自信，也是中国对人类，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中国已经有国际电影节、电视节，每年都评出世界性的奖项，在音乐、舞蹈等领域，也已经设立了国际的奖项，在世界上获得好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而在文学方面，中国一直无所作为，这样的状况，不应该再延续。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不遗余力地翻译推介西方文学，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翻译之多之广，可谓世界之最。这就是中国评价世界文学的坚实基础。我的提案，其实只是提出一个思路，期望引起社会共识，如有了广泛共识，那就可以具体着手来做。至于如何办这个奖，叫什么名字，由谁来牵头，具体的评奖规则如何制定，评委有哪些人构成，奖金到底多少，可以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再逐步确定，逐渐完善。宋珅：您与莫言见面时是否交流过这一问题？赵丽宏：没有。两会期间和他匆忙见面，说的是其他话题。莫言获奖后，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处处被记者和慕名者围堵。不能太烦扰他，应该给他静心写作的环境。宋珅：您觉得莫言得奖，对于中国文学最积极的意义在哪？赵丽宏：莫言获奖，是他个人的荣耀，也是中国文学的光荣。作为中国当代的优秀作家，莫言获奖当之无愧。因为莫言获奖，一向轻视中国当代文学的西方世界，开始正视中国的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中国文学是不能忽视的重要部分。但不少人以前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眼里，一切都是外国的好，中国的作家离世界水平距离很远。莫言获奖，对中国的文学爱好者是一种鼓舞，对那些崇洋媚外者，应该是一次教育和提醒。中国作家用汉语写作，主要读者当然是中国人，被母语读者欢迎认可，是作家的光荣。面对世界，中国的文学也完全可以有自己独特的魅力，雄踞世界文学之林。再不要自轻自贱，更不要自损自贬。莫言获奖，也提醒了中国人，中国的文学要走向世界，需要更多有水平的翻译和推介。中国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一直热情澎湃、不遗余力，但却无力向世界翻译推介中国文学，这样的状况，应该改变了。宋珅：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谈到“要勇于表达中国人的文学口味”，告诉世界我们喜欢和推崇哪些作家和文学作品。那您觉得，距离能够让世界看到、听到我们的文学表达，我们还有多远的路要走？赵丽宏：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只要文学还存在人间，中国人就应该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路再长，目标再远，也必须从脚下的路一步一步往前走。要在这方面做一些脚踏实地、有水平、有成效的工作。除了设中国的世界文学奖，应该在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媒体经常发表有见地的世界文学批评，中国也要有一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这方面的权威，不是一两天时间，一两篇文章能树立起来的，需要积累，需要传播，需要逐渐深入人心。设世界文学奖，也是如此，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下子办成一个举世公认的大奖。必须吸取教训，防止弊端，学习世界上成功者的经验。瑞典是一个北欧小国，也不是文学的大国，但诺贝尔奖坚持了一百年，办成最具权威的世界性奖项。中国是一个有悠久传统、有深厚根基的文学大国，如果中国人认真办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奖，有何不可？任何奖，都不是一开始就成熟而有权威的，如果我们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条规，以最高的要求和规格，以公信公正和专业服人，持之以恒，一定能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奖。在中国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永远会有人批评嘲讽。没有别的办法，把事情做好，得到世界的承认，是对嘲讽者最好的回答。宋珅：上世纪80年代您就曾担任《萌芽》杂志的编辑，现在依旧在从事文学杂志的工作，三十多年过去了，您觉得如今从事文学创作的文学青年和现在的创作环境背景，与当年相比有什么不同？您从中体会到的最大变化或感触是什么？赵丽宏：这三十多年来，世事沧桑巨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曾有人很夸张地预言“文学将死亡”。我对文学的前景，却始终没有太悲观。我认为，只要文字还在，只要人性还在，只要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还在，只要人类对理想和幸福的憧憬还在，那么，文学就不会失去她的魅力和价值。新的科技和媒体高速发展，确实使现代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发生各种变异，年轻人的兴趣，向更丰富多彩的领域转移，文学的传播渠道，也有了颠覆传统的变革。青少年的阅读和写作，网络的影响已超出传统纸媒。现代的传播手段，使文学的写作和发表不再神秘，也不再是作家的专利。这是好事，必定会促进文学的普及和发展。但网络的写作，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极少的珍珠被大量的垃圾包裹，读者要沙里淘金，很难，要耗费大量时间，也是浪费宝贵的生命。所幸，还是有一些高水平的纯文学刊物，在喧嚷幻变中坚守坚持，把优秀的作品向读者推介。我认为，不管世界如何变化，文学的本质，不会改变，读者对优秀作品的评判标准，也不会改变。年轻作者中，不断有优秀的新人新作出现，让人欣慰。当然，也有不少以赚钱为目的的功利写作，可以热闹一时，可以每天在网上敲出数万字吸引眼球，但很快会被人遗忘。宋珅：从2010年，出版单位开始转企改制，很多纯文学刊物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作为《上海文学》杂志社的社长，不到三年的时间，您是否找到了纯文学期刊生存的出路，还是依旧在摸索中？都做过哪些努力与尝试，结果如何？赵丽宏：最近几年来，我一直在为中国的纯文学刊物的前途和命运呼吁。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不应该一刀切，对纯文学刊物，应该有保护援助的措施。文学作为精神产品，与一般的商品不同，它能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素质，影响人的心灵，它的影响力反映了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纯文学期刊担负着发表优秀作品，培养文学新人的重任，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渠道，是繁荣文学事业不可或缺的园地。有影响的纯文学期刊，是国家的文化名片，是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出版物。中国的纯文学刊物，目前在经济上大多处于艰困的境地，很多刊物入不敷出，难以为继。让纯文学刊物和那些通俗时尚的畅销杂志以相同规则在市场上竞争，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对文学事业的发展，极为不利。这种现状，希望有所改变。一方面，纯文学刊物必须在坚持文学理想的同时革新求变，更贴近读者，赢得读者。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对这些刊物实行一些扶持和保护性的政策，以促进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如不分青红皂白将所有期刊改制转企，对纯文学期刊，无疑是雪上加霜。为此，我曾多次提案呼吁，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上海文学》并未转企，也没有改变办刊的宗旨。前两年，我们还呼吁提高稿费，得到上海市有关部门的支持，拨专款用于提高稿费，《上海文学》和《收获》杂志稿费比以前提高了3至5倍。这是对文学创作的尊重，也是对纯文学杂志的激励。宋珅：散文和诗歌在这个习惯快餐化阅读的浮躁时代，似乎显得越来越边缘化，甚至很多人转行去写小说，而您却能潜心创作三十余年，您是如何做到的？您的散文风格平静温和，您是如何让自己的心态沉下来的？平时除了写作有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主编《上海文学》有没有对您的创作产生影响？赵丽宏：读书和写作陪伴了我大半辈子。写作对有些人来说也许是一种追求时髦、与时俱进的事业，而我却始终认为，这应该是一件以不变应万变的事。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是我的人生。万变的是世事，是永远花样出新的时尚，不变的应该是一个写作者的心境，是他对人生的态度，即所谓在喧嚣中寻宁静，在烦扰中求纯真。这几十年，我努力让自己保持这样的心境。我有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书名是《我愿意做一块礁石》。在水中，你可以是浮萍游鱼，随波逐流，也可以是一块礁石，任激流冲击，浪花飞溅，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安静和沉着。我愿意做一块礁石。我喜欢散文和诗歌，这些年写作确实以散文为多。但我并没有感觉散文和诗歌的阅读被边缘化，来自读者的反馈告知我这一点。作家对各种文体的尝试，其实很正常，散文家和诗人有写小说的，而小说家写散文的更多。我今年也会有一部小说出版。我觉得，一个文人，应该兴趣广泛，对大千世界的万种风情都有了解的欲望。除了读书，我喜欢听音乐，喜欢笔墨书画，喜欢研究古物，喜欢二三好友聊天，也喜欢一个人谛听天籁。编文学杂志，也是我喜欢的事情。主编《上海文学》，当然会占用我的不少时间，但这工作使我和中国当代文学保持一种紧密的联系，也可以成为我写作的一种动力，我想尽力做到编刊写作两不误。宋珅：您的很多散文都写到了您所经历的“文革”和“插队落户”生活，那段经历曾是您的创作源泉吗？当时是什么支撑您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这些作品放到现在“90后”、“00后”孩子们的教科书中，您觉得他们是否可以理解？或者说现在对于他们的教育意义何在？赵丽宏：“文革”和“插队落户”生活，是我的人生第一课。我早期的写作，很多内容都与此有关。我写过不少散文和诗，回忆、描绘、思索那段生活。是人间的爱，是文学，是对理想的追寻，使我越过坎坷走出了迷惘。这段生活，影响了我整个人生，我现在的写作，还时常会涉及那个时代。“文革”岁月，是现代中国一段极为独特和重要的历史，不能遗忘，值得研究。反映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我相信现在的孩子们能够理解。让他们了解“文革”，了解真实的历史，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漠视或者屏蔽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不会有希望和前途的。宋珅：您有不少作品入选大中小学语文教材，您写的散文还多次成为中考、高考语文命题材料。现在也有不少出版社推出您的作品供青少年阅读。在您看来，现在的学生应该多读一些什么类型的书？赵丽宏：我的文章被选入课本，被用作考题，这是我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我写作时，从来没有想过要为孩子们写课文。文章能被选入语文课本，让广大学生阅读，对作家来说当然是一种荣幸，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这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不同的语文老师，对文章会有不同的解读和教学方法，如果老是让学生背诵默写，像解剖麻雀一样分析文本，提种种问题盘问刁难学生，学生必定拒绝生厌，再好的文章，也可能成为他们的敌人。学生的阅读，决不能局限于语文课本，应该鼓励提倡读课外书，可以让他们阅读的好书浩如烟海。我认为，有一种阅读，不会浪费孩子的时间，这就是阅读经典，古今中外，那些已被历史定论的优秀作品、文学名著。读这样的书，是和智者交朋友。(本报特约通讯员宋珅)

  2013-05-11 11:15:31 作者:宋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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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娴：拥有一颗善感的心，到处都是灵感

  张小娴（图自长春晚报）张小娴，香港知名作家。她是全世界华人的爱情知己，因上世纪90年代初于《明报》连载《面包树上的女人》而声名鹊起。最近，她又出版新书《谢谢你离开我》，引起了广泛关注。她以小说描绘爱情的灼热与冷却，以散文倾诉恋人的微笑与泪水，迄今已出版40多本小说和散文集，深受广大读者的好评。她对人性的洞察，使她开创了一种既温柔又犀利的爱情文字。每一字句都打到人心坎上，让数以千万的读者得到疗愈，而我们也能从她的作品中豁然明白，爱情的得失从来就不重要，当你舍弃一些，也许会得到更多。只要曾经深深爱过，你的人生将愈加完整。记者：看完了《谢谢你离开我》，我的理解是，在爱情中我们不需要依附任何人，只需要好好地爱自己。是这样吗？张小娴：爱情里的依附和依赖很美好，否则那也不叫爱情了。谁都希望这世上有一份温暖永远等着你，在你需要的时候伸手可及。但是，一味的依附和过分的依赖，有时会失去自己，也会让对方吃不消。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这一生始终有自己的路要走，有自己的梦想要去完成。爱情并不是人生唯一的追寻，它只是最烂漫的追寻而已。没有了自己，如何能爱得好？只有当你活得好时，爱情这部分才会幸福。记者：有读者说《谢谢你离开我》是爱情励志书，您怎么看？张小娴：作品交出来了，读者把它看成什么就是什么。我并没有刻意要写给失恋的人看，也没想要写一部励志书，《谢谢你离开我》就是一本散文，写我的所感所想，写我自己和我身边发生的故事。对我来说，所有好看的书都励志。当我读到一部好的小说，我会觉得它很励志，因为它启发了我，让我沉思良久，让我看到这世界的另一面，也让我看到文字的美好。当我读到一本精彩的美食、美酒或者旅行的书，我也会受到鼓舞，觉得生活里有很多美味的追寻，有很多美好的地方我还没去过。记者：书中的很多句子在网上被大家转发，如：“天堂不在我头顶，而在我心中。”“我所享用过的爱，是我横渡时间的小舟，送我到那天堂之岸。”您在写作时，会预判到哪些句子会成为流行于大众的“金句”吗？张小娴：写作的时候不可能预判读者会喜欢哪些句子，作者只能写自己想写的，作者的期望不一定就是读者的期望。斟酌字句是为了表达内容，就像作曲家用音符去构建一首乐曲，一改再改，是为了能用最准确和最美的方式去传达乐曲的主题，而不是只表达其中几个音符。创作的时候总想着要写一些流行的句子或是所谓“金句”，这样的创作很没意思，也不是我喜欢的。记者：您创作了很多好看的作品，您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张小娴：灵感都是来自生活，来自一个人对生活的感知。生活有许多个面向，看书、信仰、旅行、恋爱、朋友、玩乐，这些都是。只要拥有一颗善感的心，到处都是灵感。记者：您用文字写出了爱情中各式各样的悲欢离合，在现实生活中，您是否相信爱情的美好和永恒？张小娴：爱情是苦乐参半吧，我无法回答你这世上有没有永恒。我当然希望爱有永远，所谓永远也就是有生之年。我可以爱一个人比他的生命长久，但是我不可能爱他比我的生命长久。没有人是完美的。爱情不是去爱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去接受他和我一样，都不是完美的。学会珍惜和包容，不断进步，不断学习，多发掘生活的乐趣，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永远都会使另一半欢喜，那就可以常常在恋爱中了。记者：现在的年轻人处在一个很浮躁的状态，您的文字总能给人一种安静下来的力量。生活中的您也是这么平和的吗？如果有负能量和不好的情绪都是如何处理的呢？张小娴：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会看书，大哭一场也挺管用的，或者找个人谈心，找个人欺负吧——当然要找一个被你欺负了也舍不得欺负你的人。记者：是否已经在着手筹备下一本书？主题内容是什么？张小娴：在写一部小说，关于女人的蜕变。

  2013-05-11 11:09:28 作者:新闻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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