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编选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延续以往传统的基础上,该书收录了2012年度我国文学理论批评方面较有特色的学术论文及评论,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年度内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状貌与进展。无论是理论热点问题的探讨,如张炯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艺》、南帆的《文学公共性:抒情、小说、后现代》、陈晓明的《去历史化的大叙事》,还是作家作品的评析,如张莉的《非虚构女性写作:一种新的女性叙事范式的生成》,均体现了学界善于思考者的严谨、敏锐与热忱,展现了扎实灵动的文风、紧密结合创作实践的理论自觉,不失为一部为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了解2012年度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现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献。
马来西亚女性书写第一人,马华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花踪文学奖设立以来获奖最多的作家,台湾“联合报文学奖”、“时报文学奖”的得主……这些具有标签性的话语,放在黎紫书的面前,并不会让她觉得骄傲。她自言自己是一个孤僻的人,喜欢独处,喜欢到处行走,喜欢在路上,喜欢漂泊的感觉,所以,写作对她而言,是表达,是疗伤,是救赎。她经历过动荡的童年,父亲这个角色在她的生命中始终缺席,直到对方老去,她与他身体离得很近,心却很远。她说自己的内心始终有巨大的空洞,无奈、挣扎、恐惧以及坚强,这些在黎紫书身上同期生长,让她成为一个像男人一样独立的女人。读书成绩不错,考上大学却撒谎落榜,黎紫书称自己不喜欢上学。高中毕业就开始工作,记者这个职业满足了她不安分的性情,做记者做到当地最好,被称为“得奖天后”,但因为可以预知的未来,她毅然辞职。给了自己半年的时间思考未来。于是,她与写作彼此选择了对方。写作让她可以到处游走,北京、伦敦、柏林……她可以一时兴起,在一个城市独自生活两年,一个人,走路,看书,写字。“我是一个在一个地方待太久没有移动的话,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存在焦虑的人。”所以,黎紫书选择了漂泊与行走,她说这是自己最好的状态。黎紫书:最理想的写作状态是躲起来本名林宝玲。1971年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霹雳女子中学。曾获大马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小说推荐奖、世界华文小说首奖;南大全国微型小说比赛首奖;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评审奖;“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等。已出版著作有《微型黎紫书》、《天国之门》、《山瘟》、《花海无涯》、《出走的乐园》、《无巧不成书》、《因时光无序》、《独角戏》、《简写》、《告别的年代》、《野菩萨》、《暂停键》。关于马华文学“马来西亚的氛围和人文环境,培养出我今天这样的文字,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晶报:大家都叫你马华文学家(即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你新书《野菩萨》里不少篇章有浓烈的马来西亚气候及人文特征。我好奇的是,马来西亚这个亚热带地区对你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你对自己出生及成长的地方有怎样的情怀?黎紫书:每个写作的人,其成长的地方必然会对其写作有重要的影响,因为这是她成长的回忆以及修养成型的地方。不管那个地方是热带还是寒带,对这个作家的影响都是一样的。对我而言,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根本不晓得马来西亚跟这个世界上的其它地方有什么样的区别,所以,马来西亚那样的氛围和人文环境,培养出我今天这样的文字,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自己对马来西亚这个地方,与中国人对自己的家乡一样,都是同样的情怀,都是有爱有恨。说到自己文化的母体——中国,我觉得她非常遥远,有点陌生感,有点距离,正因为如此,我觉得马来西亚有自己的文学、语言、思维方式、美学观,这跟我的文化母体(中国)相差很远。晶报:你文字里那种潮湿、低气压的气氛,有刻意为之的成分吗?黎紫书:对我而言,文字里的气氛是自然的,正如热带必然产生热带植物一样,完全不会刻意。如果说学习或者模仿大陆作家的文字风格,那才是刻意的事情。晶报:诸多马华作家都喜欢选择中国台湾作为落脚点,并在此长期生活、发展直至出名,然后辐射到整个华语圈,包括温瑞安、李永平等等,你认为台湾的马华文学与大陆文学、香港文学有哪些不同之处?黎紫书:马华文学之所以一开始都是留台的马来西亚作家撑起来的,跟我们的华文教育有关系。因为在马来西亚,华语是非主流的语言,可是有很多我们的祖辈特别注意华文教育这件事情,办了很多华文学校,叫独立中学,有很多华人父母会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读书。可是,从这样的学校毕业之后,很难在政府办的学校升学,只能在其它地区升学。正因为如此,很多马华作家都是在台湾读书并留下来发展。我跟很多马华作家不同的是,我上的是马来西亚国立中学,没有上过华文学校,甚至也没有上过大学。能够成为作家,只是因为我从小喜欢阅读,特别喜欢中文书籍,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开始尝试中文写作了。马华文学跟港台文学有很多不同,首先对中国大陆的文学母体的感情是不一样的,马华文学经历过一段非常亲近大陆文学的时期,很多老作家写作,都带有很多所谓的“神州的符号”,在情感上是非常亲近大陆文学的。但后来就有一些留台的作家提出,马华文学应该“断奶”,应该意识到自己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应该有自己的追求,必须将符号化的东西去掉。今天的马来西亚华人,自觉性是很高的,希望我们的作品跟中国的港台文学、大陆文学区别开来。可是,还需要时间探索,我觉得中国文学的水平相对比较高,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还是需要磨练。[NextPage]关于小说写作“我自己小说的书写,主要受到苏童的影响”晶报:你的小说使用的语言给人感觉非常华丽、书面化,非常正式。黎紫书:我成长的那个年代,许多马来西亚的中文文学爱好者在阅读的时候,接触到的多是中国台湾的文学,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比较少。台湾的文字一般都比较倾向于书面,比较华丽。另外,我们生活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的环境,我们的口语受到其他种族的影响,会掺杂马来语、英语、福建话、广东话等等,如果把这样的语言放进文学作品里,是非常不适合的,不具备文学上的美感。正因为如此,我在写作上就比较倾向于用书面语,书面语相对比较华丽,其复杂度比较高,在写作上也是比较有挑战性的。晶报:你在阅读上有什么样的特殊口味吗?黎紫书:我看书很随机,很杂,不一定是文学的书籍,漫画,烹饪,旅行,甚至养狗手册,我都会看。晶报:习惯在看书的时候涂涂写写吗?黎紫书:会呀,我看书时会拿一支笔,把自己感兴趣的字句划出来,在看完整本书之后,我会重新把书里划下来的段落或者句子抄下来,没事时会翻看这些笔记,也经常会奇怪,那么好的句子,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所以,这些记录下来的话语,我在日后的写作中可能都会借鉴到。晶报:你刚才说少年时期的阅读品味比较趋向台湾文学,那么有没有哪位台湾作家对你影响比较大?黎紫书:我自己可能是个例外,我从小是比较乱读书的,没有去了解这本书是来自什么地方。说起来,大陆作家的小说也是很炫的,许多作家的地方性的语言以及描述的故事,都是让我非常迷恋的。我自己小说的书写,主要受到苏童的影响。如果不是苏童,我是不会开始写短篇小说的。苏童有自己非常独特且非常炫的语言,这当时对我而言非常震撼。在此之后,我就集中地阅读了他的很多作品,然后就开始写自己的小说。其实我一开始还是挺模仿苏童的,甚至一些作品让别人一下就可以看出有明显的苏童特色。当然,台湾的骆以军、陈雪、张大春的作品,我也是非常喜欢的。晶报:这么说来,苏童相当于是你文学上的启蒙者和偶像了,那么,在你成为作家且成名之后,跟苏童有交往吗?黎紫书:没有,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见过苏童。不过,也不能说他是我的偶像。因为当时集中地读了苏童的大量作品,我很快也就没有那么喜欢苏童了。晶报:为什么呢?黎紫书:因为读苏童第一本书时,他的语言对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当读到他的第二本、第三本的时候,看到的还是同样的语言,这样一来,那种文字的光彩就没有那么动人了。我就开始怀疑,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故事,难道每个故事都适合这样的调子吗?对此,我自己本人是否定的。[NextPage]关于父亲与童年“我希望写出来之后自己可以释怀,可以疗伤,但那种伤一直都在”晶报:你在《野菩萨》里有一篇写父亲死亡的文章——《疾》,其中营造出来的父母之间那种既冷酷又饱含深情的气氛,十分残酷,十分动人,又十分虐心,让人很容易感同身受。这是真实的传记吗?黎紫书:九成是真实的,只是写的时候父亲还没有去世,但被医生预告很快会去世。这是我自己人生里的一个经验,我跟父亲的关系从小就非常不好,非常疏离。我父亲患重病时其他老婆和孩子都已经弃他不顾了,因为他们认为他做了很多坏事,亏了很多阴德,会遭报应的。对我而言,不是因为我爱他,而是因为母亲的关系,因为母亲非常在意这个男人,作为女儿,我觉得自己有一种承担在里面……那时候,父亲经常晕倒在家里,我就送他去医院,在医院里排队等候。我突然发现人生当中有这样一段时间,与父亲在肉体上是那么近,可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和空洞非常大,我们坐得很近,但没有话可以说。我心里其实是非常难受的。我从小是比较善感的人,所以时常会觉得:我们为什么会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明明知道我们是父女,我有一种女儿的期待,想要填补这个空洞,但那时候很明白,已经没有办法填补了。晶报:所以这篇小说算是一次真正的内心告白吧?黎紫书:《疾》这篇小说算是第一次真正的描写我的心境和状态的文字,当时怀着的想法是,希望写出来之后自己可以释怀,可以疗伤,但那种伤一直都在。晶报:这篇小说的情绪浓烈压抑到让人无法呼吸,我不知道你当时写它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会流泪吗?还是非常冷静地书写?黎紫书:我极少会在写作的时候痛哭,我只是需要不断地回想当时那个场景,然后用文字捕捉当时的那个想法和气氛以及各种触动。可以说,在写作的时候是非常抽离,非常静的。我觉得只有冷静和抽离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事实上,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写作,常常会陷入一种用力过猛的状态。晶报:你和父亲的关系里是否一直有一个“怨”字?黎紫书:其实不仅仅是一种怨恨,还有一种无奈,和一种巨大的失落。父亲不是一个好人。从世俗的角度,从一个家庭的角度,他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在各种评价上都是一个失败者。甚至在他去世之后,我们还发现许多他生前的不好的事情,让我们非常苦恼。我的母亲之前是非常在意自己的丈夫的,可是在父亲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母亲突然间毅然决然地断绝了跟父亲的关系,包括父亲去世,母亲也没有参与父亲的丧礼。其实我知道母亲很难过,她在掩饰自己的难过,可是我作为一个女儿,并不希望母亲难过。晶报:听你刚才讲述父母关系、母女关系,我可以感到你童年生活的动荡、挣扎、不安。但现在回头再想,会不会觉得这些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反而成为了写作的一个素材和力量?黎紫书:那当然是。首先,我觉得写作是因为自己本性的关系,我自己就是一个敏感多愁的人,我觉得对写作的人而言,这种个性是适合的。这种个性的人,比较容易在平常的日子里感受到许多微妙的情绪和细节,比较适合创作。当然,人生中的诸多大苦大难,肯定会成为以后写作的素材,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庆幸,因为,比较起来,那时候所受的苦是很巨大的。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宁可要一个美好的童年而不是成为一个有名的作家。[NextPage]关于女性“我就觉得女性是应该坚强的,因为成长就是这样训练我的”晶报:你小说里的男性角色为什么表现出那么明显的被动性?你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吗?是一个特别愿意为女性发声的作家吗?黎紫书:不是!我在写作上从来没有想到为女性去发声,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是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难免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因为我家里从小只有女性呀,母亲就带着四个女儿,父亲成天是不在家的,我们家里女的是扮演男人的角色的。我很小的时候都是把自己当男生看待。正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就觉得女性是要积极的,要狡猾的,要主动的,要精明的,要懂得去操纵男性的,那才能够在这个世界生存。正如我的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里的杜丽安一样,我就觉得女性应该是坚强的,因为成长就是这样训练我的。但是,在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性别的问题。事实上,我之前写微型小说的时候,已经被某一个女学者批评,她认为我的小说里的女性都是“坏人”,诸如泼妇之类的,她表示很不满意。可是,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我觉得这只是女性在家庭或者社会中的一个角色而已,但并不能因为她泼辣就判决她是个“好人”或者“坏人”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批评家这样说,实在是太浅薄了。晶报:你在书中有大量意识流的描写,有很多饱满浓烈的描述,比如童年记忆,比如少女时期的种种体验,等等,让人感受到某种有棱角有杀伤力的情绪,你在写作上是故意使用这种情绪大于故事描写的写作方法吗?黎紫书:我写过不同类型的小说,包括长篇、短篇乃至微型小说,这些不同类型的小说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美学观,比如长篇小说要求人物要饱满、故事要曲折精彩,但微型小说肯定不能用这一种方法。而短篇小说对我而言,一般是不注意讲故事的,它不可能像长篇那么精彩,人物也不可能像长篇那么多,所以,我基本上是用酝酿过的饱满的情绪以及对人物、思想剪辑的方法来完成小说创作,而故事性上,往往是次要的。[NextPage]关于名气“我是一个很孤僻的人,但我又有一种很奇怪的表演欲”晶报:黎紫书这个名字在整个华语文坛已经非常有影响力了,台湾作家骆以军说:“作为读者我觉得无比幸福,而作为同代华文小说创作者我觉得她是屈指可数的顶级的恐怖的对手。”你对名气这件事怎么看?黎紫书:我从写作开始,并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作家,比如在马来西亚,就没有专职作家这一说,我们不会认为写作是可以养活自己的,不少人都是业余作家,纯粹是文学爱好者的心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晚上回家才会写点什么。我之前也是这样的想法,一直都觉得写作就是坐在自己家里写东西。可是今天,我就要出来做活动、卖书,用我的作家身份面对读者,并跟读者交流说话,这些都让我很不适应,超出我对一个写作人的想象。甚至,我现在还得注意自己身为一个作家,应该注意一点形象,这是超出我自己预计的。在我看来,一个最理想的写作状态是应该躲起来的,我喜欢躲起来安静写作。在马来西亚,我常常觉得时间分割得太零碎了,文坛有很多活动,我多少有一些义务在里面,需要参与。所以,回到自己的国家,经常不能专心写作,等到真正要写作的时候,反而要逃到外面去。晶报:你用了多长时间才适应成名这件事情?黎紫书:我到现在都还没有适应,但我正努力扮演作家这个角色,至少我这个角色对马华作家而言,还是有鼓舞作用的。晶报:但我发现你很能在大众面前讲话哦。黎紫书:我是一个很孤僻的人,但我又有一种很奇怪的表演欲,只要让我上台,我那个表演欲自然就上来了。除非跟我一起讲的那个人,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个前辈,我可能会紧张一些。晶报:作家黎紫书和你本人林宝玲(原名)中间有多大的距离?黎紫书:我把她们当两个人来看待的,对我来说,林宝玲就是生活中那个真实的自己,黎紫书只是我少年时期为发表文章而想出来的一个笔名。黎紫书的生命,是需要由林宝玲这样的人去供养的,她们虽然是两个人,但必须相处在一起。到目前为止,她们还相处得挺好的。晶报:你说到“供养”这个词挺有趣的,怎么“供养”?黎紫书:黎紫书只是一个符号,只是一个作家的身份,但她所有的营养,所有的素材,都来自于林宝玲,是需要林宝玲这个真实的人去耕耘的,只有林宝玲强大了,才能够提供给黎紫书继续写下去的动力。[NextPage]记者手记跟自己处得很不错的人与黎紫书见面,是在广州暨南大学宾馆里,她穿着红色斜肩颇具设计感的上衣,牛仔裤,长波浪卷发,淡妆,很随意的样子。聊天时,她索性将拖鞋丢掉,光脚盘腿坐在椅子上,以很放松的姿态,讲述。我们聊写作,聊新书《野菩萨》里的故事,聊父亲,聊她的童年,还有她个性独具的生活方式等等。她自然,坦率,真诚,不做作。她说辞职之前的记者工作,别人以为是前途无量,但她厌倦了一眼看得到头的生活。而写作,却是能够与她终生相伴的职业。记者给了她观察生活的能力,写作让她把这些观察变成能够表达自我表达价值观的文字,她珍爱这样的工作。她说写作时会选择一个对着窗口的桌子,一杯咖啡,一点音乐,一段不被打扰的时光,有感觉的时候会一气呵成,没感觉的时候,索性抬头看看外面的街景。她喜欢待在一个没有人知道自己、没有人觉得作家很了不起的地方,独自生活。“我是一个与自己相处的很好的人,闺蜜很少,女性闺蜜只有一个,但我经常是担任倾听的那个角色。”对年龄这件事情,她从来没有介意过。“我知道大部分女性都会有年龄的困扰,所以我从很早就开始有抵抗的自觉,就是承认自己的年龄啊。”她自曝在马来西亚常常被一些年轻的作家取笑“老”,但她认为这是很傻的态度,“因为总有一天你也会老,而且在你像我这么老的时候,你会干什么,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不知道。”她说自己是一个悲观的人,对人性,对感情,对社会,基本上都是抱着一种悲观的想法。“可是,我又因为这种悲观产生另外一种乐观。我知道美好的东西总有一天会消失,什么东西都很难把握,那就在你拥有它最好的时间里,应该珍惜它。所以在拥有的时候,我是一个快乐的拥有者。在失去的时候,我就不去是最难过最悲痛的那个人……”有意思的是,我们聊天的时候,作家薛忆沩就坐在旁边,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静静聆听,一言不发,安心地陪伴。薛忆沩是黎紫书的朋友,多谢他介绍我去采访黎紫书。
刘震云(腾讯文化配图,图片来自网络)“当下的中国不缺面包,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国人也不缺钱。中国人不仅买了很多美国国债,也在欧美等地买了很多房子。”中国知名作家刘震云3日做客纽约大学发表题为“中国馒头与美国面包”的演讲时说道。“当下中国最缺乏的是远见”“那么,当下的中国最缺乏的是什么?”“熟悉北京的人都知道,现在北京与纽约、东京、巴黎等世界其他大城市没有明显区别,但是到了中国的乡村,就能感受到现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明显差异。”“在日本、韩国的乡村,你能感受到什么是锦绣河山,在中国的农村,一些地方已被垃圾包围。”刘震云讲道,现在中国很多桥梁的寿命只有20年左右,还有的桥可能一年就塌了。如果一个民族建造的桥梁寿命只有20年,说明其远见也只有20年。当下远见对中国来说是“大旱之望云翳”。“人类最大的苦恼是必须面对死亡”“中国与西方有很大差异,而相同的就是文学的包容。”刘震云说,首先,文学包容历史。“如果你想了解欧洲16世纪的事情,你可以看历史书,也可以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历史书告诉你16世纪发生了什么,而莎士比亚可以领着一群16世纪的人物向你走来,从麦克白到罗密欧与朱丽叶,与历史书不同,这些人物可以领着你横穿16世纪的历史。”其次,文学还包容时间。“人类最大的苦恼不是战争、地震,而是有一天必须面对死亡。”刘震云说,“无论是古代的中国皇帝,还是现在的你我,一直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文学可以”。“文学也包容哲学、宗教,中国人不理解西方人的宗教和哲学,但是可以理解朱丽叶和罗密欧的爱情,因为文学记录人的情感。”刘震云说,不同民族的文化、哲学、宗教不同,但是情感是一样的。“西方人不理解中国的哲学和社会制度,但是可以理解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写作是一个危险的旅程”“写作对我而言是一个危险的旅程。”刘震云幽默地解释说,“我妈不识字,我姥姥也不识字,而我却要以写作为生,这个链条就显得特别脆弱”。“小时候,我从未想过当作家,但是我有三个理想。”刘震云说,最初自己想当一个厨子,后来想当豫剧团里的梆子手,再后来想当一名小学老师。15岁时,刘震云放弃了上面的理想,开始当兵。在部队,他走上了写作的道路。“现在的社会已是非驴非马。与30年前写《一地鸡毛》的时代不同了,中国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权力社会依然存在,并与金钱社会交织在一起。”“《一地鸡毛》中的小林30年后已经变成了老林”,刘震云说,自己还想写一本书《鸡毛飞过30年》,写当下的社会。刘震云自谓是中国最绕的人,是中国最幽默的人。“想把一件事情说清楚,就得绕。”刘震云说,一个人的死是悲剧,而300万人的死可能就会变成“喜剧”——悲剧里面可能充满了笑声。
《咬文嚼字》杂志近日公布了“咬嚼”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结果,一时引起各方关注。谁是挑错人?挑错人是如何挑错的?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值得深探一番。为此,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咬文嚼字》编辑部,杂志创办人郝铭鉴首次揭开了秘密:“读者才是真正的挑错人。”每部作品两千份挑错反馈18年以来,《咬文嚼字》的铁杆读者其实更是铁杆作者,每次挑错活动一公布,他们就展开挑错行动。去年9月,《咬文嚼字》在杂志上发布了为茅奖作品挑错的选题,很快接到读者的反馈。“各路读者通过电话、信件和邮件,将差错反馈到了编辑部。”执行主编黄安靖说,已“咬嚼”的《尘埃落定》、《额尔古纳河右岸》、《湖光山色》、《暗算》这几部作品,每部都能收到读者的挑错反馈两千份左右。根据这些反馈,编辑部6位成员进行核实、整理,再经专家进行审核、认定,最后才将挑错结果予以公布。“挑错队伍是由老教授、退休语文老师,还有在职教师、文秘、机关干部、出版社编辑,以及在校学生等语言文字爱好者组成。”《咬文嚼字》副编审杨林成说,这个队伍也是杂志的读者,大约有20万人,各个年龄段都有,其中退休教师最为热心。黄典荣是原山西夏县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如今退休住在夏县农村老家。茅奖作品一本本看过,黄典荣发现,“这些名家写作洋洋洒洒,但也有才子的粗放之风,用词虽说很丰富,但有时欠推敲。”“教书的时候,学生作文有错儿就得挑出来呀,挑出来就要讲明白呀,养成这个习惯了,我这是职业病。”辽宁金融职业学院退休教师李景祥已经80岁高龄了,在此次为茅奖名家作品挑错活动中,他发现,麦家在小说《暗算》中,说算盘有101个算珠子,可是算盘的每一档上不管是有7个算珠还是6个算珠,都不可能有总数为101个算珠的算盘。“我从小学过珠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商业学校开的课有珠算课,再后来调入金融职业学院也有珠算课,可以说是常年的耳濡目染。”老人之所以挑错成功,原来胜在实际经验。不是挑出错儿就能刊登“不是读者发现的错误,都能在杂志上刊登。”杨林成说,像此次为茅奖作品挑错,总共选取了12部作品,每部书也只挑选五处错误予以刊登。其实从读者来稿看,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被读者挑选出上百个甚至数百个差错。但有的差错很平常,如“的地得”用法有误,还有“四五岁”作为概数,中间不应有顿号。杨林成说:“这类一般错误不会反映在杂志上,我们只刊登一些典型性差错、高频性差错。”读者杨昌俊为周大新《湖光山色》挑错就算是后一类差错,作家在书中写道:“楚王庄的人们早晨下地一看,只见湖畔地里的玉米棒子撑开了胞衣……”杨昌俊认为,玉米棒子外侧包裹着白色的膜状物,不能叫它“胞衣”,应该叫做“苞叶”。杨昌俊在镇江市人民检察院政策研究室工作,2008年偶然加入了挑错队伍,从挑错别字开始。5年下来,他对挑错的认识发生了质变。“12部茅奖作品涉及哲学、法学、历史、宗教、社会学等,如果仅仅限于文学,可能找不出什么毛病。”杨昌俊说,挑错其实对知识面的要求很高,挑错人得是“杂食动物”才行。挑错不是为了得稿费“现在的语言文字使用状况出现了低龄现象、错位现象和断层现象。”郝铭鉴解释,所谓低龄现象就是很多80后、90后的年轻人都参与到了写作中;而错位现象则是说,不仅作家出书,体育明星、商人甚至是从未有过写作经验的人都在创作;断层现象指的是,那些有着深厚文化功底的老文化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些原因,我们目前正处于语言混乱时期,但幸运的是在这场文化博弈中,至少有20万读者和《咬文嚼字》站在了一起,大家一起在捍卫语言文字的纯洁。”“通过挑错得稿费不是我的本意。因为挑错文章篇幅很小,很多文章不过五六百字,稿费不高不说,还需要阅读大量文章,查阅很多材料。”杨昌俊说,一直坚持挑错,更多是因为兴趣,并想为语言文字规范做些事情。“其实我们的挑错并不严苛,我们认为挑错不能太死板,因为语言是流动的,也是在不断创造的。”郝铭鉴坚持认为,作家可以天马行空,发挥想象力,怎么创造都不为过。但与此同时,作家的创作,也要符合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要有作家的创造与编辑的把关,语言才能有所发展,也才能健康。读者的挑错儿,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郝铭鉴就亲耳听到一位报社社长对员工说过:“大家一定精心,《咬文嚼字》一直盯着呢。”新闻延伸电视剧明年或将被“咬嚼”从丑小鸭到金凤凰,《咬文嚼字》历经了18年,这家杂志曾给12家知名报纸、12家知名电视台挑错,还给12个城市“洗过脸”。关注知名对象、关注公众参与度,把汉语言规范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中,是这家杂志的初衷。关于明年的“咬嚼”对象,《咬文嚼字》执行主编黄安靖说,明年有三个选题可选择,一是辞书,二是教科书,还有就是央视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2011年,原国家广电总局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剧文字质量管理的通知》,要求电视剧用字用语正确、规范,避免出现字幕错别字,同时尽可能减少读音错误、用词错误和表达错误。我们想看通知发布以来,电视剧的语文状况到底怎么样。”“到底要采用哪个选题,今年7月就会见分晓了。”黄安靖说。记者路艳霞
莫言正式就职北师大出任该校国际写作中心主任未来或带研究生昨天,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出任该中心主任,未来该中心计划招收文学创作研究方向的博士与硕士研究生,将打造文学教育、作家培养基地。邀请优秀作家常来走走揭牌仪式上,莫言从北师大校长董奇手中接过主任聘书。正式上任后,莫言发出邀约,他说,欢迎中外著名、非著名的作家到北师大来讲学、来交流。“即便不讲学、不交流,到北师大走来走去也可以。”莫言开玩笑地说,“在每一封邀请信的最后,我都会写上‘朋友,欢迎你到北师大的校园里走来走去’!”莫言表示,欢迎作家来北师大“走来走去”可以理解为和北师大的师生作更多的交流,以打破文学的神秘感,让大家多读多写。“以前大家也许会认为诗人每天都会大哭。但未来邀请诗人驻校之后,大家可以看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也会跟我们一样到食堂拿着饭盆吃饭,也会每天走来走去,有助于打破这种神秘感,也有助于在校学生鼓起写作的勇气。”莫言说。贾平凹受邀做驻校作家据介绍,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担任该中心理事长,莫言导师、北师大文学院资深教授童庆炳出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今后,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将定期邀请国际著名作家或诗人交流、创作和讲学;定期邀请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交流、翻译和讲学;定期邀请国内著名作家或诗人作为“北师大驻校作家”开展写作、研究、讲学工作;还将以中心为平台招收文学创作研究方向的博士与硕士研究生;将打造文学教育、作家培养基地等。莫言表示,自己在考虑带研究生。昨天,著名作家贾平凹也受邀成为该中心首位“驻校作家”,与莫言共事。“我口才不行,不会讲普通话,不愿见生人,但我愿意结合自己的创作讲些文学观、文学思维方面的东西与学生分享。”贾平凹说。>>感言“以后还会继续低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面对媒体接踵而至的采访,莫言十分低调,称“希望尽快忘掉这件事,赶紧开始下一步(作品)的写作”。在多种场合,他都呼吁“希望从采访中解脱出来”,还拜托大家“一不要邀请他参加活动,二不要去他的老家”,甚至在“两会”期间也极少接受采访。昨天,面对记者采访,他说,以后自己还是会继续低调,只参加一些促进文学交流的重要活动,“(获得诺奖后)变化是外部的,内心没有变化”。(记者张晓鸽)
东莞时报讯(记者李立)5月10日,第四届东莞荷花文学奖初评会在桥头举行,共有29位东莞作家入围终评名单。本届文学奖终评活动将于5月底举行,6月底在桥头荷花文化节期间举行颁奖。自4月10日第四届东莞荷花文学奖启动征稿以来,共收到44人的70多部作品。初评评委由广州市作协副主席张梅、《作品》杂志社副社长欧阳露、东莞市作协主席詹谷丰、东莞市作协副主席陈启文、东莞市作协副主席方舟组成。第四届东莞荷花文学奖终评入围名单长篇小说木兰《云雀》、雷电波《东江魂》、黄俏燕《绿色素描》、吴显连《萤虫睡在云朵上》中篇小说陈崇正《你所不知道的》、黄运生《红豆》短篇小说雪漠《深夜的蚕豆声》、陶青林《1972年的账本》等、冯巧《天堂里没有谎言(结集)》、闫永群《山里面的婆婆》、莫华杰《南瓜》、吴纯《驯虎》报告文学詹文格《铁军本色》、刘庆华《东莞还有多少梦》诗歌蓝紫《重生(组诗)》等、孙海涛《车间(外二首)》、蒋志武《蒋志武的诗(15首)》等、赵原《旧公路上的阳光》、吴开展《羞耻》等散文丁燕《东莞定居记》、邝美艳《沿途的声音》、祝成明《东莞,东莞(三题)》、周齐林《病历》、刘芬《翠景街89号》、袁士勇《在周溪》评论柳冬妩《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等、蒋楠《诗与思的自留地》、尧鑫《〈牡丹亭〉“至情”主题的文化意义》等、曾海津《审美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