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日本“80后”作家抢滩上海延续争议

  中国“80后”作家引发的种种争议话题尚未停歇，如今海外“80后”作家也大有抢滩之势，其作品也因延续了一贯的话题性而备受瞩目。   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的二00四年日本“芥川文学奖”获奖小说《裂舌》，十三日出现在上海各大书店，而此间文学界对该书的评价却莫衷一是。   作为日本文学权威奖项的“芥川奖”，当年因被十九和二十岁的两位“80后”少女撷取而成为最富话题性的一届，其中《裂舌》的内容更被评为“惊世骇俗”。   “裂舌”意即用穿舌环、手术等方式将人舌改造成为蛇一样分叉的舌头，作品触及时下日本年轻人流行的“身体改造”话题。   日本各界对《裂舌》的评价毁誉参半，有视其为“日本小说史上最差劲的作品”，是“日本文学的悲哀”，也有赞其为“用古典手法正面展现人类关系的希腊悲剧”。   来到上海，这部小说的话题性“不减当年”。此间一些“八0后”作者赞其为真正的纯文学，真实反映了一些边缘群体的生活；而一些年长的作者、评家则指其“对自己进行改造来对抗社会”，慨叹“超过了自己的认知范围”。   顶着最年轻芥川奖得主作品的光环，《裂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引起议论的热闹程度不亚于中国八0后作家横空出世时的情形。在场作家也引用了韩寒、郭敬明等中国写作者与其作比，慨叹中日“八0后”写作风格和视域的差别；同时在个人与社会关系、对自我和内心的关心上又有共通之处。学者周立民说，在当代文学领域的国别差际越来越小于代际差际的情况下，来自日本的《裂舌》成为一种“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对接和沟通”。 

  2009-05-14 22:04:18 作者:中国新闻网 刘璟 李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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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祭：只为生命的尊严

  多家出版社推出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报告文学和小说   “把幸存的生命高高托起，为劫后余生赠一份关爱，不为别的，只为生命的尊严!”在“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到来之际，多家出版社纷纷推出关于大地震的报告文学和小说。这些在“行走”和“体验”中记录下来的感人故事，鼓舞人们正视哀痛，不断前行。不再单纯展示灾难灾难报告，一直是文学关注的重要题材。自古到今，有关灾难记忆的文学记录非常多。从某种角度看，历史灾难记忆，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它已经超越了灾难本身而富有价值。“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不少面对这场灾难的报告文学作品陆续出版。《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是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三赴地震灾区一线采访完成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在大地震发生后，何建明去地震灾区的最前沿进行实地采访。在形成文字时，以一种板块式的文学叙述结构，真实、具体和动情地描述了作家在震区都江堰、什邡、龙门山、北川等地方见闻的地震灾难和紧张的救援。作品不再是单纯地、新闻报道式地展示灾难，而是在灾难中感受和发现，发现社会生命观念的进步，发现生命的可贵和珍惜生命行为的崇高。聚焦青年志愿者当所有的父母慨叹自己家里的小皇帝怎么担当得了人生大任时，地震恰如一块试金石，“70后”、“80后”们的表现令自己和周围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作家陈丹燕的《赤子之心——汶川地震青年志愿者访问记》通过这个角度，写出了中国一代青年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正如一个被采访者所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承担的机会。（以前）没有人知道我们将变得多么好。”同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废墟上的觉醒》，独辟蹊径地将目光对准了志愿者。作家陈歆耕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了大量第一手的鲜活材料。志愿者自发自愿、冒着生命危险参与抗震救援的行为，标志着中国社会公民意识的树立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善美、高洁的复苏和觉醒。用图像“定格”情感黑色的底色，托出了16双眼睛，这些眼睛中有绝望、有坚强，也有期待，这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新书《震不垮的川娃子》独特、颇具感染力的封面。该书记录了孩子们在生死关头的心路历程，刻画了他们在废墟中顽强、坚忍的精神，讴歌了他们英勇不屈地展开自救、互救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书中刊登的大部分照片，都是在四川灾区拍摄的孩子们。杜明英、安良泽、陆仁泽、黄跃等5位曾亲身经历汶川大地震的灾民，用他们的镜头真实记录灾后当地人民生活的摄影集《一年》，日前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推出。受伤最重的是儿童，儿童受伤最重的是心灵。通过他们的镜头，我们不仅看到了物质家园灾后重建的日新月异，更看到了孩子纯真的笑脸重新绽放。同样，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我的北川故事》，是第二炮兵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杨奕，在救灾同时用画笔和相机记录下来的集子，以激切的情感传递出“把幸存的生命高高托起，为劫后余生赠一份关爱，不为别的，只为生命的尊严!”  

  2009-05-14 22:00:42 作者:文汇报 陈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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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祭：只为生命的尊严

   多家出版社推出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报告文学和小说   “把幸存的生命高高托起，为劫后余生赠一份关爱，不为别的，只为生命的尊严!”在“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到来之际，多家出版社纷纷推出关于大地震的报告文学和小说。这些在“行走”和“体验”中记录下来的感人故事，鼓舞人们正视哀痛，不断前行。不再单纯展示灾难灾难报告，一直是文学关注的重要题材。自古到今，有关灾难记忆的文学记录非常多。从某种角度看，历史灾难记忆，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它已经超越了灾难本身而富有价值。“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不少面对这场灾难的报告文学作品陆续出版。《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是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三赴地震灾区一线采访完成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在大地震发生后，何建明去地震灾区的最前沿进行实地采访。在形成文字时，以一种板块式的文学叙述结构，真实、具体和动情地描述了作家在震区都江堰、什邡、龙门山、北川等地方见闻的地震灾难和紧张的救援。作品不再是单纯地、新闻报道式地展示灾难，而是在灾难中感受和发现，发现社会生命观念的进步，发现生命的可贵和珍惜生命行为的崇高。聚焦青年志愿者当所有的父母慨叹自己家里的小皇帝怎么担当得了人生大任时，地震恰如一块试金石，“70后”、“80后”们的表现令自己和周围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作家陈丹燕的《赤子之心——汶川地震青年志愿者访问记》通过这个角度，写出了中国一代青年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正如一个被采访者所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承担的机会。（以前）没有人知道我们将变得多么好。”同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废墟上的觉醒》，独辟蹊径地将目光对准了志愿者。作家陈歆耕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了大量第一手的鲜活材料。志愿者自发自愿、冒着生命危险参与抗震救援的行为，标志着中国社会公民意识的树立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善美、高洁的复苏和觉醒。用图像“定格”情感黑色的底色，托出了16双眼睛，这些眼睛中有绝望、有坚强，也有期待，这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新书《震不垮的川娃子》独特、颇具感染力的封面。该书记录了孩子们在生死关头的心路历程，刻画了他们在废墟中顽强、坚忍的精神，讴歌了他们英勇不屈地展开自救、互救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书中刊登的大部分照片，都是在四川灾区拍摄的孩子们。杜明英、安良泽、陆仁泽、黄跃等5位曾亲身经历汶川大地震的灾民，用他们的镜头真实记录灾后当地人民生活的摄影集《一年》，日前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推出。受伤最重的是儿童，儿童受伤最重的是心灵。通过他们的镜头，我们不仅看到了物质家园灾后重建的日新月异，更看到了孩子纯真的笑脸重新绽放。同样，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我的北川故事》，是第二炮兵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杨奕，在救灾同时用画笔和相机记录下来的集子，以激切的情感传递出“把幸存的生命高高托起，为劫后余生赠一份关爱，不为别的，只为生命的尊严!”

  2009-05-14 21:58:13 作者:文汇报 陈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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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文学作家赵小敏获省劳模

  日前，儿童文学作家赵小敏被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广东省劳动模范”称号，成为全省259名获奖者中唯一的文学工作者。赵小敏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出版署和团中央等单位联和主办的全国好新闻好作品奖，七本著作获冰心图书奖，多本著作分获全国第五届少儿优秀读物奖、广东鲁迅文学艺术奖、广东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荣获首届“全国优秀青年报刊工作者”称号。2006年经广东省直属机关工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2007年授予“岗位排头兵”称号，2008年评为省直机关精神文明创建先进工作者称号，同时还获得由省直机关妇工委授予的“三八红旗手”称号。

  2009-05-14 21:55:40 作者:中国作家网 邱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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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特区”与海派文学

     ●我们从许多书籍和报刊杂志乃至电影、电视中看到的“海”派，不外乎“老城厢”、“老洋房”、“老弄堂”、“下只角”等几种模式。      ●由于很多人根深蒂固地对海派文学认识的局限，影响了他们的眼光、胸怀、气质、修养、格调；影响了他们对“大”上海和各种层次上海人的全面、深入的观察、研究与思考，影响了海派文学作品的容量、分量与质量。      ●海派文学的性质，要求上海作家应该具有容纳百川的胸怀，大气磅礴的气度、高风亮节的人格，开拓创新的勇气，丰富渊博的知识，引领潮流的魅力，并把这些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真正具有浓浓的“海”味儿。一      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说，每个作家都要有一块适合自己耕耘的土地；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说得更形象、更具体：“我的创作的天堂，就是描写我脚下巴掌大的这块土地。”      雨果和杰克·伦敦所说的“那片土地”主要指作家最熟悉的某一种生活；作家最了解的某一层人物；作家最擅长运用的某一种手法；作家最得心应手的某一种表现形式，等等。用今天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找到和建立自己的“文学特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创作激情与才华，写出最好最有特色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其影响，往往以一当十、以一当百。      屠格涅夫的发现者，俄罗斯伟大现实主义批评家杜波罗留波夫说：“有些人在他的小说中发现了诗和描写的魅力，在各种人物和情势的勾勒中发现了精细与深刻。但是，毫无疑问，要使作家和他的作品获得持久的成功和荣誉，光凭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的很多作品，题材不可不谓重大，思想不可不谓先进，主题也很深刻，但就是流传不下来。屠格涅夫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他的小说，除了思想先进、主题重大以外，还具有非常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因而受到那么多读者的欢迎，至今还影响着世界许多作家的创作。我们老一代作家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赵树理、外国作家托尔斯泰、契钶夫；现代作家海明威、马尔克斯、博尔霍斯、日本的川端康成、村上春树等等，无不由于深耕细作自己那片“土地”、形成鲜明的艺术风格而独树一帜。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古华等以湘西为“根据地”，写出一系列具有浓郁特色的优秀之作；范小青笔下的人物和事件，都有一股股浓郁的“姑苏”气息而被评论家称为当代“江南清明上河图”；刘心武、刘恒笔下，扑鼻而来的京味儿让读者倍感亲切；蒋子龙以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化大城市、大企业为背景，塑造了很多工厂、企业的领导干部和工人形象；周而复以一部《上海的早晨》功成名就；王安忆的小说，大气、自然，明快，构筑了一系列人物的心灵世界而成为当今海派文学的领军；邓刚抓住了迷人的海；贾平凹在八百里秦川上做足文章；张承志以写北方的河流和草原而见长；张贤亮以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而称著；至于在写作手法上，一提起中国的意识流，我们马上想到博学多才的王蒙；一提起大散文，我们马上想到著名学者余秋雨；一提起寻根文学，我们马上想到韩少功；一提起新写实主义，我们马上想到池莉、方方；一提起东北的黑土地，我们就会想到后来据上的迟子建，一提起中国的先锋派作家，我们就会想到马原、莫言、孙甘露、余华等等、等等：每当人们谈起某一个地区、某一种题材、某一类人物、某一种风格、某一种流派、某一种特色时，往往与某一个作家的名字及他的作品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文学“特区”的力量和光芒！相反，有许多作家，尽管发表、出版了好多作品，他们在社会上也有名气，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建立自己的“特区”，看到什么写什么，想起什么写什么，甚至于，什么畅销写什么，就像黄牛拉车，凭着力气，拼命的写、写、写，写出来的作品缺乏个性、没有特色、因而，无论现代或历史上评论家找哪种特点、哪种风格、哪种流派，都找不到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对这些作家来说，我认为是很遗憾的。   二      提起文学特区，不能不讲海派文学。上海作家，其它的不说，光小说会员就有四百多名。他们当中，很多是全国会员，不少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但是，就上海作家的数量和质量而言，与上海这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极不相称。有的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虽然写了很多作品，而真正写出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的流派、竖起自己的旗帜、建立起自己“特区”的，却为数不多。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这是上海作家对海派文学的传统观念所至。      我们从许多书籍和报刊杂志乃至电影、电视中看到的“海”派，不外乎“老城厢”、“老洋房”、“老弄堂”、“下只角”等几种模式，而这些模式的作者，又大都是抱着怀旧、寻旧、复旧、猎奇心态。描写的人物是普通百姓，他们作为市民，突出一个“小”字；他们的境界，突出一个“俗”字；他们的人生，突出一个“凡”字；在语言上，把上海方言或“鸳鸯蝴蝶派”的修辞当成特色等等。他们所谓的“海”，不是大海的海、容纳百川的海，而是具体地域概念上“申”、“沪”的别名、代称。这样的“海派”，实际上是“沪派”、“申派”的别称。当然，我并不否认它们是海派，但是，这种海派，只是大海里的一朵浪花，特区里的一条街道，海派大文学的一个支流。不客气地说，由于很多人根深蒂固地对海派文学认识的局限，影响了他们的眼光、胸怀、气质、修养、格调；影响了他们对“大”上海和各种层次上海人的全面、深入的观察、研究与思考，影响了海派文学作品的容量、分量与质量。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刘心武等作家建议《上海文学》作为一本都市文学刊物，应该多发表一些表现都市生活的作品。为此，主编周介人先生提出“新市民文学”概念。但大量来稿，描写的几乎都是老市民、老街道、老弄堂。而他们所写的“新”，不过是老套子装了新主题、新故事。只有殷慧芬，在她的中篇小说《燄玉》和长篇小说《汽车城》里，主人公是城市最现代化企业里的高层管理人员，甚至还有外国人。当时她还怀疑自己写的是不是“市民”文学？是不是“海派”文学？我说，当然是。他们生活在上海，就是上海的市民。你是上海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就是海派文学。      什么是“海派”？      我认为，海派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大”：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海派文化是大文化”；“海派文学是大文学”！它是多元、多义、多种、多变文化的融合。这种多元、多义、多种、多变、有容乃大、任其自然的文化现象，很难用某一个地区的文化特点概括。由于种种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使得上海这座城市，形成一座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也有人说它是一座“世界城市”。这样，就注定了它不但有旧文化，也有新文化；不但有现代文化，也有当代文化；不但有南方文化，也有北方文化；不但有东方文化，也有西方文化甚至伊斯兰文化；注定了海派是一个大派，一个由多种风格、多种流派组成的大特区、大派别。上海是一座开放型城市，作家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所反映的生活，自然而然是四面八方。从引导的角度出发，希望、建议他们像北京作家写北京那样写上海，这是应该的，但不一定在表面或形式上局限于上海。当年的鲁迅、巴金、茅盾等、他们所写的，大都是自己故乡的人与事。他们的写作，也不限于文学，往往还兼任教授、学者、翻译，等等。作为一个上海作家，应该写上海，最好写上海。但我认为，大可不必背上包袱，只要能写出有个性、有特色的作品，就是好作家。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如余秋雨、宗福先、赵丽宏、陈村、孙甘露、叶辛、韩寒、王小鹰、殷慧芬、王竹林、陈思和、秦文君、陈丹燕、等等、等等。而在这些作家中，最突出、最优秀的是王安忆。我们从她的任何一部作品的构思与叙述中，甚至从她的小说课堂上，都能感受到她的潇洒大气、她的随意自如、她感情的自然流露、她对读者刨心挖肺般的坦诚、她的语言的流畅与智慧、她认真却又无拘无束的探索：一句话：她的创作，看似无为，实际是无为即为，从而形成大气、自然、明快的艺术风格，成为当代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从王安忆和许多上海作家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海派文学的性质，要求上海作家应该具有容纳百川的胸怀，大气磅礴的气度、高风亮节的人格，开拓创新的勇气，丰富渊博的知识，引领潮流的魅力，并把这些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真正具有浓浓的“海”味儿。   三      文学创作需要天赋。但天赋不是唯一的门槛。它首先是一种境界，一种格调，一种灵魂的搏击和生命的燃烧。“小说是什么？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王安忆把小说创作提到如此的高度，那么她，在众多的上海中青年作家中独树一帜，成为改革开放后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绝非偶然。      2001年5月12日，我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走出低谷与第二周期》。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一个观点：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西方文化的影响，20世纪初中叶，我国文坛上出现了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老舍、沈从文、徐志摩等一大批文学巨匠，形成我国文学的“第一周期”。一百年后的今天，随着我国更加改革开放，我们政治生活更加民主，经济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全民素质的增强，到21世纪初中叶，一定会出现中国文学的“第二周期”。   可以预言，当中国文学的第二周期来临之时，今天活跃在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都进入了创作成熟的中老年时期，一个多风格、多特色的海派作家群，定会出现在新上海滩上。  

  2009-05-14 21:51:31 作者:文汇报 张斤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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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特区”与海派文学

     ●我们从许多书籍和报刊杂志乃至电影、电视中看到的“海”派，不外乎“老城厢”、“老洋房”、“老弄堂”、“下只角”等几种模式。      ●由于很多人根深蒂固地对海派文学认识的局限，影响了他们的眼光、胸怀、气质、修养、格调；影响了他们对“大”上海和各种层次上海人的全面、深入的观察、研究与思考，影响了海派文学作品的容量、分量与质量。      ●海派文学的性质，要求上海作家应该具有容纳百川的胸怀，大气磅礴的气度、高风亮节的人格，开拓创新的勇气，丰富渊博的知识，引领潮流的魅力，并把这些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真正具有浓浓的“海”味儿。一      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说，每个作家都要有一块适合自己耕耘的土地；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说得更形象、更具体：“我的创作的天堂，就是描写我脚下巴掌大的这块土地。”      雨果和杰克·伦敦所说的“那片土地”主要指作家最熟悉的某一种生活；作家最了解的某一层人物；作家最擅长运用的某一种手法；作家最得心应手的某一种表现形式，等等。用今天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找到和建立自己的“文学特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创作激情与才华，写出最好最有特色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其影响，往往以一当十、以一当百。      屠格涅夫的发现者，俄罗斯伟大现实主义批评家杜波罗留波夫说：“有些人在他的小说中发现了诗和描写的魅力，在各种人物和情势的勾勒中发现了精细与深刻。但是，毫无疑问，要使作家和他的作品获得持久的成功和荣誉，光凭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的很多作品，题材不可不谓重大，思想不可不谓先进，主题也很深刻，但就是流传不下来。屠格涅夫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他的小说，除了思想先进、主题重大以外，还具有非常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因而受到那么多读者的欢迎，至今还影响着世界许多作家的创作。我们老一代作家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赵树理、外国作家托尔斯泰、契钶夫；现代作家海明威、马尔克斯、博尔霍斯、日本的川端康成、村上春树等等，无不由于深耕细作自己那片“土地”、形成鲜明的艺术风格而独树一帜。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古华等以湘西为“根据地”，写出一系列具有浓郁特色的优秀之作；范小青笔下的人物和事件，都有一股股浓郁的“姑苏”气息而被评论家称为当代“江南清明上河图”；刘心武、刘恒笔下，扑鼻而来的京味儿让读者倍感亲切；蒋子龙以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化大城市、大企业为背景，塑造了很多工厂、企业的领导干部和工人形象；周而复以一部《上海的早晨》功成名就；王安忆的小说，大气、自然，明快，构筑了一系列人物的心灵世界而成为当今海派文学的领军；邓刚抓住了迷人的海；贾平凹在八百里秦川上做足文章；张承志以写北方的河流和草原而见长；张贤亮以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而称著；至于在写作手法上，一提起中国的意识流，我们马上想到博学多才的王蒙；一提起大散文，我们马上想到著名学者余秋雨；一提起寻根文学，我们马上想到韩少功；一提起新写实主义，我们马上想到池莉、方方；一提起东北的黑土地，我们就会想到后来据上的迟子建，一提起中国的先锋派作家，我们就会想到马原、莫言、孙甘露、余华等等、等等：每当人们谈起某一个地区、某一种题材、某一类人物、某一种风格、某一种流派、某一种特色时，往往与某一个作家的名字及他的作品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文学“特区”的力量和光芒！相反，有许多作家，尽管发表、出版了好多作品，他们在社会上也有名气，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建立自己的“特区”，看到什么写什么，想起什么写什么，甚至于，什么畅销写什么，就像黄牛拉车，凭着力气，拼命的写、写、写，写出来的作品缺乏个性、没有特色、因而，无论现代或历史上评论家找哪种特点、哪种风格、哪种流派，都找不到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对这些作家来说，我认为是很遗憾的。   二      提起文学特区，不能不讲海派文学。上海作家，其它的不说，光小说会员就有四百多名。他们当中，很多是全国会员，不少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但是，就上海作家的数量和质量而言，与上海这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极不相称。有的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虽然写了很多作品，而真正写出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的流派、竖起自己的旗帜、建立起自己“特区”的，却为数不多。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这是上海作家对海派文学的传统观念所至。      我们从许多书籍和报刊杂志乃至电影、电视中看到的“海”派，不外乎“老城厢”、“老洋房”、“老弄堂”、“下只角”等几种模式，而这些模式的作者，又大都是抱着怀旧、寻旧、复旧、猎奇心态。描写的人物是普通百姓，他们作为市民，突出一个“小”字；他们的境界，突出一个“俗”字；他们的人生，突出一个“凡”字；在语言上，把上海方言或“鸳鸯蝴蝶派”的修辞当成特色等等。他们所谓的“海”，不是大海的海、容纳百川的海，而是具体地域概念上“申”、“沪”的别名、代称。这样的“海派”，实际上是“沪派”、“申派”的别称。当然，我并不否认它们是海派，但是，这种海派，只是大海里的一朵浪花，特区里的一条街道，海派大文学的一个支流。不客气地说，由于很多人根深蒂固地对海派文学认识的局限，影响了他们的眼光、胸怀、气质、修养、格调；影响了他们对“大”上海和各种层次上海人的全面、深入的观察、研究与思考，影响了海派文学作品的容量、分量与质量。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刘心武等作家建议《上海文学》作为一本都市文学刊物，应该多发表一些表现都市生活的作品。为此，主编周介人先生提出“新市民文学”概念。但大量来稿，描写的几乎都是老市民、老街道、老弄堂。而他们所写的“新”，不过是老套子装了新主题、新故事。只有殷慧芬，在她的中篇小说《燄玉》和长篇小说《汽车城》里，主人公是城市最现代化企业里的高层管理人员，甚至还有外国人。当时她还怀疑自己写的是不是“市民”文学？是不是“海派”文学？我说，当然是。他们生活在上海，就是上海的市民。你是上海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就是海派文学。      什么是“海派”？      我认为，海派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大”：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海派文化是大文化”；“海派文学是大文学”！它是多元、多义、多种、多变文化的融合。这种多元、多义、多种、多变、有容乃大、任其自然的文化现象，很难用某一个地区的文化特点概括。由于种种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使得上海这座城市，形成一座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也有人说它是一座“世界城市”。这样，就注定了它不但有旧文化，也有新文化；不但有现代文化，也有当代文化；不但有南方文化，也有北方文化；不但有东方文化，也有西方文化甚至伊斯兰文化；注定了海派是一个大派，一个由多种风格、多种流派组成的大特区、大派别。上海是一座开放型城市，作家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所反映的生活，自然而然是四面八方。从引导的角度出发，希望、建议他们像北京作家写北京那样写上海，这是应该的，但不一定在表面或形式上局限于上海。当年的鲁迅、巴金、茅盾等、他们所写的，大都是自己故乡的人与事。他们的写作，也不限于文学，往往还兼任教授、学者、翻译，等等。作为一个上海作家，应该写上海，最好写上海。但我认为，大可不必背上包袱，只要能写出有个性、有特色的作品，就是好作家。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如余秋雨、宗福先、赵丽宏、陈村、孙甘露、叶辛、韩寒、王小鹰、殷慧芬、王竹林、陈思和、秦文君、陈丹燕、等等、等等。而在这些作家中，最突出、最优秀的是王安忆。我们从她的任何一部作品的构思与叙述中，甚至从她的小说课堂上，都能感受到她的潇洒大气、她的随意自如、她感情的自然流露、她对读者刨心挖肺般的坦诚、她的语言的流畅与智慧、她认真却又无拘无束的探索：一句话：她的创作，看似无为，实际是无为即为，从而形成大气、自然、明快的艺术风格，成为当代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从王安忆和许多上海作家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海派文学的性质，要求上海作家应该具有容纳百川的胸怀，大气磅礴的气度、高风亮节的人格，开拓创新的勇气，丰富渊博的知识，引领潮流的魅力，并把这些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真正具有浓浓的“海”味儿。   三      文学创作需要天赋。但天赋不是唯一的门槛。它首先是一种境界，一种格调，一种灵魂的搏击和生命的燃烧。“小说是什么？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王安忆把小说创作提到如此的高度，那么她，在众多的上海中青年作家中独树一帜，成为改革开放后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绝非偶然。      2001年5月12日，我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走出低谷与第二周期》。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一个观点：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西方文化的影响，20世纪初中叶，我国文坛上出现了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老舍、沈从文、徐志摩等一大批文学巨匠，形成我国文学的“第一周期”。一百年后的今天，随着我国更加改革开放，我们政治生活更加民主，经济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全民素质的增强，到21世纪初中叶，一定会出现中国文学的“第二周期”。   可以预言，当中国文学的第二周期来临之时，今天活跃在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都进入了创作成熟的中老年时期，一个多风格、多特色的海派作家群，定会出现在新上海滩上。 

  2009-05-14 21:51:25 作者:文汇报 张斤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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