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的名义向祖国致敬——写在中国作家协会成立60周年铁凝 1949年7月23日,是一个应当被我国文学界永远记住的不平凡的日子: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全国文协,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重视和直接关心下,在迎接新中国的曙光中应运而生。60年后的今天,我们和全国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共同纪念这个日子。回首历程,展望前景,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60年,大江东去,波澜壮阔;60年,弹指一瞬,岁月如歌。中国作家协会的60年,是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60年。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的文学事业,十分关怀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制订了体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本质要求、符合文学艺术发展规律的方针政策。党和政府对中国文学事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是我国文学事业繁荣兴旺、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60年来,中国作家协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组织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用正确的思想指导创作。引导广大作家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通过学习,提高了思想道德素养,孕育了博大美好的文学情感和文学精神,加深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中国作家协会的60年,是讴歌和记录中国现代化伟大建设成就的60年。作家在现场,文学不缺席,是时代和人民的要求,也是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一直自觉践行的。新中国60年的辉煌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为我们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提供了最真实的颜色、最动人的画卷。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如火如荼的社会生活、诗情画意的平凡人间,都是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文学源泉和心灵歌谣。广大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用蘸满激情的笔记录时代,讴歌社会,赞美人民,歌唱祖国。他们对中国记忆和中国经验的书写与记录、他们对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回望与审视、他们对时代特色和时代生活的描摹与记叙、他们对民间幸福和民间诉求的表达与体悟,都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符号与文化财富。我们的作家成为人民的歌手、社会的眼睛,成为时代忠实的记录者和回望者,创作出一批又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力作,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作家协会的60年,是团结和服务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60年。团结和服务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主要职责,是我们应该做好的本职工作。与作家交朋友、给作家办实事、为文学做贡献,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为作家服务的过程中,中国作家协会努力克服行政化现象,强化群团意识、服务意识,充分尊重作家的艺术劳动和劳动成果,真诚关心作家的学习、创作、工作和生活。在作家深入生活、作品出版、职称评定、业务培训、文学交流、作品研讨、维护权益、对外交流等方面,建立起服务的机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得到广大作家的肯定。事实证明,一个乐意为作家服务的人民团体,才能成为有凝聚力和吸引力的家;一个真心为作家奉献的群众组织,才会赢得作家发自内心的掌声。中国作家协会的60年,是改革创新、逐步发展壮大的60年。中国作家协会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与人民同患难共欢乐、与时代同进步共发展。一个人民团体,只有不断改革创新,才会进步、发展、壮大。60年来,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作家协会十分重视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给作协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积极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文学发展规律、具有人民团体特点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支持团体会员进行作家体制的改革创新,总结推广行业管理、行业自律的成功经验。在文学评奖、作品扶持、作品译介、会员发展等方面进行创新。各项文学评奖的机制和程序越来越完善,扶持重点作品的力度越来越大,对外译介文学作品的渠道越来越广,申请入会和批准入会的人数越来越多。中国作家协会已有43个团体会员和8900多名个人会员。尤其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本民族的中国作协会员,实现了“满堂红”。在庆祝新中国60华诞之际,这是一件特别令人高兴的喜事。60年文学成就,已成为共和国历史中光辉灿烂的一页,已成为中国文学界丰富的精神宝库。现在,我们踏上新的文学征程。我们将面对新的时代,迎接新的挑战,感受新的责任,完成新的使命。这种使命和责任概括起来就是,为人民写作,为时代放歌,做人民的作家。人民给我以爱,我回报人民以歌。时代给我以美,我回报时代以诗。坚守文学良知,担当社会责任。文学良知,是每一个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一个有文学良知的作家,是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作家,是对现实和时代有担当的作家。一个有文学良知的作家,必定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高尚审美观的作家,重操守,讲品行,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用圣洁的精神之火和理想之光,点燃民族前进的火炬;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学作品,鼓舞和激励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功立业。创造文学精品,传递时代精神。文学事业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都要用德艺双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创作出更多感召社会、激励人心、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能不能激励人心、传之久远,作品质量是关键。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作品有了深邃的思想,就会变得崇高;作品有了精湛的艺术,就会历久弥新;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就会感召社会、激励人心、传之久远。真、善、美、爱,是思想内涵所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更是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要用最为独特的艺术灵光,传递最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让这种思想和精神,照亮我们的心灵,点亮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作家要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经典,除了潜心研究、虚心汲取前人和今人的艺术创造成功经验外,更重要的是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舍此,别无他途。集结文学力量,建设和谐作协。时代的发展给我国文学事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广大作家对作协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的作协,必须是作家的作协、服务型作协、团结的作协、和谐的作协。我们要一以贯之地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使社会各界更加重视和关注文学,为文学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要紧跟祖国前进的步伐,用好文学发展的机遇,迎接时代提出的挑战,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关注新的文学创作主体和阅读对象,研究文学生产、传播的新方式,大胆探索促进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要继承发扬作协的好传统好作风,努力建设服务型和谐作协。以真诚态度与作家交朋友、做挚友,支持作家的创造,维护作家的权益,关心作家的生活,尊重作家的艺术个性,把中国作协建设成为一个有凝聚力、号召力、影响力的人民团体,建设成一个让作家感到亲切、舒心、温暖、温馨的大家庭。在这个曾经涌现出唐诗宋词、文豪巨匠的国度,在这个必将产生鸿篇巨制、黄钟大吕的时代,祖国和人民对我们的文学、对我们的作家充满了殷切的期待。我们相信,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一定会以文学硕果,回答祖国和人民的期待!
一 盆 兰 花 ——吉首大学“三下乡”医疗服务队纪实(黄勇华 陈艳林) 曾几何时,许多人问起,湘西在那里?湘西人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世人:在沈从文的书里,湘西在黄永玉的画里,在宋祖英的歌里。的确,湘西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湘西人把淳朴的情愫和美丽的自然风光融合在一起,夹杂着一种和谐的温馨。吉首大学“三下乡”医疗服务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正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谱写着一曲曲美丽的旋律。他们顶着烈日,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为病人祛除痛苦的希望;他们冒着风雨,用诚挚的心,收获着赞誉与感动。在我们三下乡的这些日子里,有种情绪一直缠绕着我,让我日夜难寐——那就是感动。感动缘何而起?缘于湘西人民独有的热情,缘于“三下乡”医疗服务队员为当地群众祛除病痛的执着。在工作开展的十天里,他们共接诊病人500余人,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共步行了100余里的山路,为村民提供了以体格检查、量体温、脉搏、血压、针灸为主的医疗服务。每天,起床最早的是他们,吃饭最晚、睡得最晚的也总是他们。在他们日复一日的辛勤劳动中,我读懂了什么是奉献,明白了什么是感恩。他们和村民心连心,展现着一场人间真情剧。刚开始,医疗服务队的队员们受尽猜疑,当地的许多群众,都认为这群大学生只是会耍“小打小闹”的把戏,不会看什么病,对队员们的工作仅仅持着观望的态度。但是,我们的医疗队员们,仍然坚持着,用自己的诚意和热情,感染着村民们的心;用自己的实力和能力,治好了病人的病。“苦心人,天不负”,队员们向苗寨的民众们证明了自己到来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由此,越来越多的苗寨村民闻讯前来就医。李爷爷是一位年过七十的苗寨老人。第一次见到他时,便感觉到他饱经过沧桑。烈日在他的身上打下了厚厚的烙印,岁月在他的额头上留下了深深的皱纹。黄褐色的脸上布满了皱纹,透露着岁月的痕迹。在诊断中得知,他患有慢性肠胃炎已经10余年了,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路,寻了很多医,但一直没有好转。为此,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求助我们的医疗服务队。医疗服务队的带队老师李春梅,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为他作了细心的检查。由于医疗服务队所带的医用器具和药品有限,李老师给老人开了三天的药,并嘱咐他一定要按时按量吃。老人拿着免费发放的药,嘴里含着感谢的话,眼中噙着感激的泪,步履蹒跚地走向了回家的路。事后第三天,也就是老人吃完药的那天所发生的事,让我们“三下乡”服务队所有人都为之动容。一大早,我们实践营地的值班人员便看见开始是一个小点,后来是一个人的外形,再后来是一个佝偻的老人扛着一盆粉红色兰花慢慢向营地移动的情景。走近了,才看清,这个扛着兰花的老人就是三天前在医疗队医治慢性肠胃炎的李爷爷。碰巧,那天我们的医疗队所有成员又都早早地扛着药箱离开了大本营,下到了苗寨。李爷爷向我们的值班人员说到了我们的医疗队的李老师治好了他久治不愈的病,他要亲手把这盆兰花送给她。值班人员得知老人的来意后,给他倒了水,让他休息休息,然后对他说了李老师带着医疗队去了偏远的苗寨,要晚上才会回来,并且说明了我们不能收任何人的任何礼物的规定。但他一直坚持说,这盆兰花是他走了很远的山路才送过来的,他绝对不会再抱回去。值班人员原本以为,老人会改天再来,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老人一直等到了晚上,等到了我们的医疗队归来……经过领队的同意,李老师再三权衡之后,看着老人诚恳的眼睛,收下了这盆兰花。当兰花从老人那颤抖的双手中移动到李老师手上时,老人无语凝噎。这一刻,我读懂了他对我们的感谢和希望。在场的人眼含泪水,深深为之所动。接过兰花,老人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此后,兰花就摆在我们的实践营地,每当我们看见这盆兰花,一种责任感便欣然而起,一种使命感便油然而生。一盆兰花,在一般人眼中,也许不名一文。但是,在吉首大学“三下乡”医疗服务队中,却贵比真金,不仅仅是因为它凝聚着苗寨民众与我们实践队员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我们服务群众的执着和决心。“一只脚踩扁了紫罗兰,它却把香留给了脚和土”,我们不仅不会弄坏这盆兰花,还会让这盆兰花的香飘到很远,很远……
7月14日,历时一年多的第一届“THE NEXT·文学之新”新人选拔赛总冠军诞生,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在校大二女生、广东中山的21岁女孩萧凯茵在激烈的竞争中摘得桂冠,王蒙等著名作家亲自颁发了10万元现金稿酬预付。颁奖现场,大赛总顾问王蒙激动地从台下一下子蹦到台上,他说:“全世界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文学能热闹成这样子!中国文学消灭不了,因为有这么多年轻人还在喜欢文学,使我这个‘30后’的人,也和在场‘80后’、‘90后’的文学新星一起跳动。”本次新人选拔赛,由作家张抗抗、刘震云、海岩、周国平、王海鸰、曹文轩,知名评论家张颐武担任执行评委,青春文学领军人物郭敬明,当红作者落落、七堇年等担任评委。《第一届“THE NEXT·文学之新”新人选拔赛作品集·上》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广东校园文学网讯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于今晨八时五十分左右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 季羡林简介 2006年1月26日,95岁的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在就医的解放军总医院借助高倍放大镜读书。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1990年)等。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1988年3月一1989年4月草稿,1992年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2。吐火罗文3。印度古代文学4。印度佛教史5。中国佛教史6。中亚佛教史7。唐史8。中印文化交流史9。中外文化交流史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12。德国及西方文学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14。散文及杂文创作这个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季羡林的学术成就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附注:季羡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奖项简介“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由中国翻译协会2006年五届五次常务会长会议决定设立。这是中国翻译协会首次颁布的奖项,该荣誉奖并非常设奖项,授予健在的、在翻译与文化传播工作中成就卓著、影响广泛、德高望重的翻译家。2006年9月26日,95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成为首位“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人。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攻英国文学,兼读德国和法国文学,同时选修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课余专心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及散文创作。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入德国哥廷根大学潜心学习印度学。1941年荣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建国后,季羡林先后当选北京市第一届人大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同年起,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享有崇高的社会声誉。还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名誉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系中国翻译协会创始人之一,2004年11月在中国译协第五届全国理事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国译协名誉会长。几十年来,季羡林辛勤从事英文、德文、梵文等文学作品的研究与翻译,发表、出版的译作将近四百万字。主要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简明东方文学史》、《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等。主要译著:译自德文的有马克思著《论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译自梵文的有著名印度古代大史诗《罗摩衍那》(七卷)、印度名剧《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印度古代民间故事集《五卷书》等;译自英文的如梅特丽耶•黛维的《家庭中的泰戈尔》。此外,季羡林还主编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书。 获得的主要奖项有:1986年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获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1987年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荣誉奖。1989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1990年论文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1992年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1992年,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1997年主编的《东方语言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1997年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专著二等奖。1998年德黑兰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99年《季羡林文集》(24卷)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2000年专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获长江读书奖“专家著作奖”。2000年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金质证书。2006年9月26日,在中国译协庆祝国际翻译日•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上,季羡林被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季羡林先生的品格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本报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7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一辞“国学大师”“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