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个人作品列表
踏上2000多年前郑国渠滋润过的土地，面对后人为郑国雕塑的古铜色塑像，记者仿佛走进了历史。时任陕西省三管局党委书记的刘恒福同志从西安陪记者赶到渭北泾阳一带，冒着炎炎烈日，在郑国渠水流淌过的田野，在泾惠渠水浇灌过的大地，追寻历史的遗迹。刘书记一边作向导，一边作介绍。引泾灌溉从公元前246年郑国修建郑国渠开始。郑国是韩国的一名水工，他修建郑国渠最初的出发点与大禹治水有所不同，他是韩国派到秦国的间谍。韩国看到日益强大的秦国虎视眈眈，随时有东扩侵略自己国家的危险，便派郑国到秦国献“疲秦之计”，让秦国在关中兴建引泾河水灌溉农田的大型工程，把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在水利建设上，使其无力侵犯自己的国家。秦国虽然当时就识破了郑国的计谋，却仍然让郑国发挥自己的专长，主持修建引泾灌溉工程，以润泽关中土地，造福百姓。经过10余年艰苦努力，灌渠终于建成了，可灌溉土地近百万亩，使秦国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增强，为后来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这个灌渠由于是郑国主持修建的，秦国就命名它为郑国渠。也由于郑国渠惠泽了当时和后世，人们便对郑国的间谍身份宽容地一笑了之，而对他治水的伟业传颂千古。泾惠渠管理局曾邀请西北大学地理系的学者和考古工作者对郑国渠渠道进行过实地察勘，标绘出郑国渠的引泾故道路线，其实际长度为126.03公里，渠道自西而东布置在渭北平原二级阶地的最高线上，充分利用了北原以南、泾渭河以北这块西北高、东南低地区的地形特点，形成了渠水自流灌溉，从而控制了灌溉面积。郑国渠在渠道工程布设上，将沿线与渠道交叉的许多小河拦水入渠，使郑国渠沿渠流量渐增，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灌溉效益。这在2000多年前，是很难得的。由于河床下切以及引泾渠口不断上移，在郑国渠之后，历代在郑国渠的基础上又建成了汉代的白渠，宋代的丰利渠，元代的王御史渠，明代的广惠渠、通济渠等。到了清代，弃泾引泉，引泉名曰龙洞渠，灌溉面积只剩下2万亩。公元1932年，陕西大旱，李仪祉先生在历代引泾灌溉的故道上，主持建成了泾惠渠，灌溉面积大幅度提高。并且，成立了泾惠渠管理局，李先生亲笔写下了《泾惠渠管理管见》、《泾惠渠管理章程拟议》等颇具真知灼见的论文。泾惠渠的建成，使关中人民久旱逢甘霖，几十万亩良田得到了及时灌溉。解放后，经过不断改造完善，新建坝闸，扩大隧洞，加高石堤，泾惠渠枢纽工程更加雄伟壮观。如今，灌溉面积已达135万亩。李仪祉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水利科学家。他1882年生于陕西蒲城，1909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两次留学德国，回国后曾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西北大学任教授、校长等职，以后曾任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等职，1938年病逝。人们像对待大禹一样，敬仰和怀念郑国、李仪祉。在如今泾惠渠渠首的一个展厅里，安放着郑国的半身塑像；在当年李仪祉主持修建泾惠渠住过的地方修建了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的“李仪祉墓园”。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谒了“李仪祉墓园”。墓园大门楹联上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殊功早入河渠志，遗宅仍规水竹居”，让人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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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五旅在庆阳的故亊》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釆访陇东当地的老红军杨兴茂、李有义和老干部辛廷书、吴宗尧以及职员李治安等同志，在听了他们讲述八路军三八五旅指战员与陇东人民建立了鱼水般的深情厚谊、岀现过许多感人肺腑的亊迹后，怀着激动的心情撰写的。这里选择其中一个“旅长关心桃花的婚事”，以飨读者。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一个乡下姑娘匆匆来到庆阳县城北关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部，要找王维舟旅长。王旅长正在旅部办公，听说有人找他，便从办公室出来，热情地招呼来人：“快请进来坐。”这姑娘一见王旅长，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下来了。他羞怯地对王旅长说：“叔叔，我听说你是善人，能体谅人的苦处，我才找你告状来了。”姑娘走进办公室，旅长让她坐下，给她倒了一碗水，然后认真听她“陈诉”。这姑娘名叫陈桃花，是驿马关人。她从小就被父亲许给了人家。桃花懂事以后，不同意这门亲事，但她父亲“家法”很严，小桃花只能用眼泪表示抗议。这时，边区到处都在宣传反对买卖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由，已经17岁的陈桃花再也按捺不住了，她坚定地向父亲表示，要自由找对象。父亲听了女儿的话很生气，不让她自由找对象。过了一段时间，他父亲忽然对桃花说，你不愿意去我给你订的第一家，我已给你退了。但是，再跟谁还得由我做主。现在虽然提倡婚姻自由，那只是为了宣传宣传，果真这样的话，非乱套不可。最近，我给你另找了个好对象，家里有吃有穿有摆设，不仅答应替咱们退还第一家的彩礼，而且另外还给咱们不少钱。陈桃花听罢，非常惊恐。她哀求道：“爹，我选对象主要看人品，不能光图家里的吃穿和摆设。如果你还要卖我，我就一辈子不出嫁！”她父亲一听生气地说，“哪有姑娘不出嫁的道理，我这次给你找的男方，你愿去也得去，不愿去也得去。”陈桃花气急了，说，“不去，就是不去，死也不去。”她父亲盛怒之下，把她狠打了一顿。陈桃花边诉说边用衣袖拭去挂在眼角的泪珠。王维舟同志很同情这个可怜的姑娘。他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余毒在不少人的头脑里作祟，把我们好多人都害苦了。我们提倡婚姻自由，不是为了宣传，而是为了改革旧的婚姻制度。”他劝陈桃花，“你不要担心，这件事政府会为你做主的。”接着，他拿起笔在信纸上边写边说，“这是我给你写的介绍信，你拿上到县政府去，他们会给你解决的。”陈桃花含着感激的泪花，双手接过王旅长的介绍信，同王旅长告辞后，就去县政府了。过了一会儿，王维舟同志见陈桃花又来了。一见王旅长，陈桃花又哭起来了，而且比上次哭的还伤心。于是，王旅长又让陈桃花坐下，向她询问情由。原来，陈桃花带着王旅长的介绍信，满怀希望地到了县政府，找到了一位负责人。可是这位负责人思想保守，他接过陈桃花递上的介绍信看罢后，冷冷地问她：“你就是陈桃花？”“嗯。”陈桃花低下头来。“你告状怎么还要王旅长介绍呢？”“……”陈桃花不知如何回答。“那么把你的事从实地说吧！”那位负责人说。陈桃花被这位负责人的态度吓懵了。她战战兢兢地把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话刚说完，那位负责人便训斥起来：“第一个是你父亲包办的买卖婚姻，你不愿意去也就算了，怎么第二个还是包办的呢？恐怕是你挑的又变了心吧？若是你挑下的，就回去规规矩矩地跟人家过日子去，不要东奔西跑了。姑娘家还是安分些好。”王旅长听了陈桃花的诉说，皱了一下眉，旋把桃花领到家里，请老伴好好安慰桃花。然后，他转身到了县政府，找到这位负责人，严肃地说：“我们反对买卖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不能只是宣传。我们要让老百姓知道共产党好，得靠我们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怎么能这么轻率地对待陈桃花的问题呢！”这位负责人连忙说，“首长说的对，我的工作方法欠妥，今后要改进。”然后，王维舟同志亲自向陈桃花所在的区政府写了信，要他们认真做好陈桃花父亲的工作，坚决反对买卖包办婚姻，真正让陈桃花有婚姻自主的权利。陈桃花的父亲经过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他的教育，思想有了转变。陈桃花有了找对象的自由，终于找到了理想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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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占功那年，记者在郑州先后两次采访了河南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我国著名戏剧影视作曲家王基笑，与这位曾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的前辈作了长谈。洞悉王老建树卓著的艺术生涯后，著名音乐家舒曼的一段话萦绕在我的脑际：“一磅铁只值几文钱，可是经过锤炼，就可制成几千根钟表发条，价值累万，同样，人也应该努力锤炼天赋予自己的‘一磅铁’。”王基笑正是不屈不挠，竭尽全力地锤炼了自己的“一磅铁”。他为《刘胡兰》《朝阳沟》《李双双》等180余部豫剧和《少林童子功》《红雨》等16部电影，《包公》《唢呐情话》等80余部（集）电视剧，《瓜棚风月》《樱桃熟了》等20余集广播剧作曲，并创作发表了400余首各种题材的歌舞乐曲，其中《我们是一支钢铁军》《沁园春·雪》等广为传唱。他还创作出版了多部音乐著作，1部戏曲理论专著。在军旅生涯中，他3次荣立战功；到地方后，他在艺术创作中硕果累累，先后获“飞天”、“丹桂”等国家级奖11项。他是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一1930年7月，王基笑出生在辽宁省丹东（当时叫安东）一个知识分子家中。这位生长在鸭绿江畔的“东北人”，后来却爱上了黄河孕育的中原豫剧，并对这个古老剧种的改革创新发挥了“开山”作用。王基笑先后有两位母亲，她们在音乐上都有造诣，一雅一俗。他家有洞箫、古琴、曼多林、吉他等乐器和留声机以及大量民族音乐唱片、西洋音乐唱片。这种民族、民间和西洋并存的音乐环境，使王基笑从小受到得天独厚的音乐熏陶，对他未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无论上小学，还是读中学，他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尤其在乐器方面，从小军鼓、口琴到六弦琴、小号、长号、单簧管、萨克斯管等，他都运用自如。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国民党挑起了内战。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爱国运动迅速高涨，北京、上海、沈阳等全国许多城市的学生纷纷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当时在沈阳读高中的王基笑勇敢地走进东北大学学生的游行队列，同他们一起高呼：“反对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打倒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8年元旦过后，他与几名同学从沈阳出发，冒着严寒，穿过国民党层层封锁线，来到解放区，参加了东北野战军，先后在辽北军区及49、48军文工团任宣传队员、乐队队长、指挥等。二入伍不久，王基笑便有幸亲身经历了辽沈、平津战役。辽沈战役期间，王基笑跟着文工团发动群众，组织民工参加随军担架队，并给部队教唱革命歌曲。利用战斗间隙，王基笑广泛收集整理东北民歌100多首，并努力进行音乐创作。辽沈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跨过山海关，发起平津战役。王基笑与文工团的战友们随着大部队在冰天雪地里，从东北徒步行军赶到天津静海，包围北平。天津解放后，1949年春节期间，王基笑面对人民群众拥护解放军的热烈场面，满怀激情地创作了一首《拥军歌》，当时在部队和群众中广为流唱。1949年6月，王基笑随部队南下，解放了湖南的益阳、衡阳等地，并在衡阳驻防一年。在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实行减租减息的同时，王基笑深入民间采风，收集、整理了300多首湖南民歌，并对湖南民歌和东北民歌进行比较研究。湖南民歌和东北民歌各有自己的风格和韵味，但都给他从事音乐创作提供了素材和营养。这期间，王基笑还夜以继日攻读了西方音乐作曲理论。新中国诞生后，王基笑随部队进驻广东，不久又折回湖南，参加了修荆江大堤的工程建设，并创作了《修荆江之歌》等歌曲。之后，王基笑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赶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且在战斗间隙创作了一些鼓舞士气、振奋斗志的歌曲，教给指战员演唱。同时，他利用各种时机，收集、整理朝鲜民歌100余首。1953年，王基笑随部队回国进驻河南商丘，从此，他与河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三王基笑到河南后，先后在河南省军区文工团、河南省歌剧团、河南省豫剧院三团从事作曲和乐队指挥工作。到河南不久，他就对中国4大剧种之一的豫剧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用自己丰厚的音乐理论知识，把所听到的豫剧唱段都用乐谱记录下来，并且认真分析比较，找出它的规律。王基笑认为，中国的戏曲，源于农村，主要是农民的艺术，因此，它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豫剧，更是如此。要想把这种通俗的艺术变成高雅的艺术，雅俗共赏，从而赢得更多的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就必须对它进行改革，推陈出新，优胜劣汰。豫剧以前都是男演员演唱，女角也是男扮女妆，男女却同腔同调，同一个板式。自上世纪30年代有了女演员后，给豫剧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并涌现出像陈素真、常香玉那样一批优秀的女演员。但是，这对男演员的唱腔却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男演员再用原腔原调唱，不是高不上去，就是低不下来，只好用假腔唱。假腔对传统戏来说，尚可应付；但演工人、农民、解放军等现代人，就显得很不协调，缺乏男声自然声腔的阳刚之美。对中外音乐素有研究的王基笑经过反复探索，借鉴西洋音乐创作手法，先用移位，后用转位，把豫剧中豫东调和豫西调有机地揉在一起，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例如，他为《朝阳沟》里栓宝和老支书、《李双双》里喜旺和金樵、《刘胡兰》里连长和大胡子等人物设计的唱腔，就很成功。此后，为了丰富和完善豫剧女声唱腔，王基笑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借鉴歌剧音乐创作手法，为女声唱腔设计了一种“反调”唱法大大地开阔了女声唱腔的音域，它韵味新颖，长于抒情，一诞生，便深受群众喜爱。这对豫剧这个古老的剧种是一次较大的变革，大大地丰富了它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应该说，王基笑对豫剧在这方面的改革发挥了“开山”作用。著名剧作家杨兰春（电影《朝阳沟》作者）对王基笑首创的豫剧“反调”这样评价：“从那时到现在，‘反调’不仅为现代戏所用，而且，不少古戏也把它吸收进去，用在自己的唱腔中。我敢说，凡豫剧团，无一不用。”王基笑不仅对豫剧的男女声唱腔进行了重要革新，而且，在演唱形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过去，豫剧只有人物的单唱和对唱，现在，在不少豫剧现代戏里，经常可以听到齐唱、合唱、伴唱和重唱等变化很多的演唱形式。这不仅增强了舞台音乐的立体感，而且更适宜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及其所处的环境，王基笑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王基笑在电影《杨家将》、电视连续剧《包公》等许多影视作品的作曲中也充分地展示了他的创作才华，许多旋律令人久久难忘。他在歌曲创作方面，亦卓有建树。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创作的“海上渔歌”、“光溜溜的月儿”等就被选上参加全国第一届音乐周汇演。女演员高洁因唱这几首歌大获成功。王基笑注重深入生活，工厂、农村、军营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说，我一生追求真、善、美。纵观他的人生道路和艺术成就，无不闪现真善美的绚丽色彩。王基笑曾两次受到毛主席接见，他说，他正是遵循了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才创作出了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才实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愿望。原载《中州今古》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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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猪滩村知青点安排了十五个从北京、西安等城市来插队的男女青年，男生八人，女生七人，年龄最大的二十一岁，最小的十七岁。宁丫丫和潘肖同岁，现在才十九岁。这些知青刚到野猪滩一周之内，由于家里都给带了诸如罐头、面包、香肠之类的食品，饮食问题还不大。一周后带来的食品吃光了，就不得不和村民们看齐。村干部对他们说，你们来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先过生活这一关，贫下中农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而且要学会打柴、挑水、做饭，自己煮饭，自己吃。第二关就是要向贫下中农学习怎么劳动，如何生产，诸如耕地、除草、挑粪等，你们要和农民一样，出力流汗，都要成为庄稼汉。可想而知，这些在城里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的宝贝们，一下子要经受这么大的反差，谈何容易！好在宁丫丫母亲的一个胞妹在红星县医院当大夫，给宁丫丫不少照顾，尤其是姨妈的女儿、县电影院售票员许沁像亲姐姐般待她，让宁丫丫少受了不少苦。野猪滩知青点距县城约三十里地，全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由于路况不好，县城到野猪滩每天只有一趟客运班车，上午11点在县城发车，下午返回。其他交通工具主要靠农村小拖拉机、自行车、马车、牛车等。尽管徒步和乘车都很难，宁丫丫每月至少要到县城一趟。这天早晨，宁丫丫写好信交给徐沁，托她转交竹青。吃过早点，她跟姨妈和许沁姐告别后，拎着她们为她装满米面蔬菜以及少许猪肉的一个大包，朝北桥头而去。她希望找到一辆回野猪滩的小拖拉机，让她免费坐，并免费带上她的大包。宁丫丫来到北桥头，是八点十七分。她约竹青八点三十分到这里，心里却希望他能提前赶来。她对他道歉之外，还有一点，她很喜欢这个比她小三岁的小伙儿。前面说过，宁丫丫现在十九岁，竹青小她三岁，就是十六岁，是红星县全县十个电影队年龄最小的放映员。宁丫丫明白，在眼下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回乡“修地球”的浪潮中，许多知识青年希望改变命运大致有几个途径：一、参军当兵或被企业招工；二、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中专院校；三、被选为县里或公社的办事员、计生专干、电影放映员等。通过上述途径改变处境的知识青年有很多人才，但也不乏“走后门”实现的。宁丫丫好奇的是，十六岁的竹青当上放映员，是凭自己的特长，还是靠走“后门”？她站在北桥头，边眺望桥东方向，盼竹青很快赶来；边环顾左右，寻找南去的方便车辆。可是等了十多分钟，既没等来竹青，也没发现过桥南去的拖拉机或其他车辆。她抬腕看表已是八点二十一分，心里咕哝道：“竹青，你还不原谅我吗？如果原谅了，你就不能早点来吗？”突然，一个个高体壮的中年男子骑一辆旧摩托在她面前停下。“姑娘，是不是要过桥到乡下去，想搭便车哟？”壮汉问。“对，对。”宁丫丫回道，“我都等了好一阵儿，不光没见拖拉机，连马车、牛车也没有哇！”“你要去哪里？”壮汉又问。“回野猪滩知青点。”宁丫丫道。“我是野猪滩邻村的庄户人，顺便把你带上。”壮汉瞅着宁丫丫，“好吗？”“收钱吗？”宁丫丫打量壮汉。“我说了，顺便带，不收钱。”壮汉爽快地说。“谢谢您，那太好了。”宁丫丫对壮汉笑道，“麻烦大叔了！”已载《中国作家网》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本文作者程占功，退休前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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