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个人作品列表
程占功那年，记者在郑州先后两次采访了河南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我国著名戏剧影视作曲家王基笑，与这位曾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的前辈作了长谈。洞悉王老建树卓著的艺术生涯后，著名音乐家舒曼的一段话萦绕在我的脑际：“一磅铁只值几文钱，可是经过锤炼，就可制成几千根钟表发条，价值累万，同样，人也应该努力锤炼天赋予自己的‘一磅铁’。”王基笑正是不屈不挠，竭尽全力地锤炼了自己的“一磅铁”。他为《刘胡兰》《朝阳沟》《李双双》等180余部豫剧和《少林童子功》《红雨》等16部电影，《包公》《唢呐情话》等80余部（集）电视剧，《瓜棚风月》《樱桃熟了》等20余集广播剧作曲，并创作发表了400余首各种题材的歌舞乐曲，其中《我们是一支钢铁军》《沁园春·雪》等广为传唱。他还创作出版了多部音乐著作，1部戏曲理论专著。在军旅生涯中，他3次荣立战功；到地方后，他在艺术创作中硕果累累，先后获“飞天”、“丹桂”等国家级奖11项。他是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一1930年7月，王基笑出生在辽宁省丹东（当时叫安东）一个知识分子家中。这位生长在鸭绿江畔的“东北人”，后来却爱上了黄河孕育的中原豫剧，并对这个古老剧种的改革创新发挥了“开山”作用。王基笑先后有两位母亲，她们在音乐上都有造诣，一雅一俗。他家有洞箫、古琴、曼多林、吉他等乐器和留声机以及大量民族音乐唱片、西洋音乐唱片。这种民族、民间和西洋并存的音乐环境，使王基笑从小受到得天独厚的音乐熏陶，对他未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无论上小学，还是读中学，他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尤其在乐器方面，从小军鼓、口琴到六弦琴、小号、长号、单簧管、萨克斯管等，他都运用自如。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国民党挑起了内战。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爱国运动迅速高涨，北京、上海、沈阳等全国许多城市的学生纷纷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当时在沈阳读高中的王基笑勇敢地走进东北大学学生的游行队列，同他们一起高呼：“反对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打倒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8年元旦过后，他与几名同学从沈阳出发，冒着严寒，穿过国民党层层封锁线，来到解放区，参加了东北野战军，先后在辽北军区及49、48军文工团任宣传队员、乐队队长、指挥等。二入伍不久，王基笑便有幸亲身经历了辽沈、平津战役。辽沈战役期间，王基笑跟着文工团发动群众，组织民工参加随军担架队，并给部队教唱革命歌曲。利用战斗间隙，王基笑广泛收集整理东北民歌100多首，并努力进行音乐创作。辽沈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跨过山海关，发起平津战役。王基笑与文工团的战友们随着大部队在冰天雪地里，从东北徒步行军赶到天津静海，包围北平。天津解放后，1949年春节期间，王基笑面对人民群众拥护解放军的热烈场面，满怀激情地创作了一首《拥军歌》，当时在部队和群众中广为流唱。1949年6月，王基笑随部队南下，解放了湖南的益阳、衡阳等地，并在衡阳驻防一年。在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实行减租减息的同时，王基笑深入民间采风，收集、整理了300多首湖南民歌，并对湖南民歌和东北民歌进行比较研究。湖南民歌和东北民歌各有自己的风格和韵味，但都给他从事音乐创作提供了素材和营养。这期间，王基笑还夜以继日攻读了西方音乐作曲理论。新中国诞生后，王基笑随部队进驻广东，不久又折回湖南，参加了修荆江大堤的工程建设，并创作了《修荆江之歌》等歌曲。之后，王基笑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赶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且在战斗间隙创作了一些鼓舞士气、振奋斗志的歌曲，教给指战员演唱。同时，他利用各种时机，收集、整理朝鲜民歌100余首。1953年，王基笑随部队回国进驻河南商丘，从此，他与河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三王基笑到河南后，先后在河南省军区文工团、河南省歌剧团、河南省豫剧院三团从事作曲和乐队指挥工作。到河南不久，他就对中国4大剧种之一的豫剧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用自己丰厚的音乐理论知识，把所听到的豫剧唱段都用乐谱记录下来，并且认真分析比较，找出它的规律。王基笑认为，中国的戏曲，源于农村，主要是农民的艺术，因此，它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豫剧，更是如此。要想把这种通俗的艺术变成高雅的艺术，雅俗共赏，从而赢得更多的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就必须对它进行改革，推陈出新，优胜劣汰。豫剧以前都是男演员演唱，女角也是男扮女妆，男女却同腔同调，同一个板式。自上世纪30年代有了女演员后，给豫剧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并涌现出像陈素真、常香玉那样一批优秀的女演员。但是，这对男演员的唱腔却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男演员再用原腔原调唱，不是高不上去，就是低不下来，只好用假腔唱。假腔对传统戏来说，尚可应付；但演工人、农民、解放军等现代人，就显得很不协调，缺乏男声自然声腔的阳刚之美。对中外音乐素有研究的王基笑经过反复探索，借鉴西洋音乐创作手法，先用移位，后用转位，把豫剧中豫东调和豫西调有机地揉在一起，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例如，他为《朝阳沟》里栓宝和老支书、《李双双》里喜旺和金樵、《刘胡兰》里连长和大胡子等人物设计的唱腔，就很成功。此后，为了丰富和完善豫剧女声唱腔，王基笑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借鉴歌剧音乐创作手法，为女声唱腔设计了一种“反调”唱法大大地开阔了女声唱腔的音域，它韵味新颖，长于抒情，一诞生，便深受群众喜爱。这对豫剧这个古老的剧种是一次较大的变革，大大地丰富了它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应该说，王基笑对豫剧在这方面的改革发挥了“开山”作用。著名剧作家杨兰春（电影《朝阳沟》作者）对王基笑首创的豫剧“反调”这样评价：“从那时到现在，‘反调’不仅为现代戏所用，而且，不少古戏也把它吸收进去，用在自己的唱腔中。我敢说，凡豫剧团，无一不用。”王基笑不仅对豫剧的男女声唱腔进行了重要革新，而且，在演唱形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过去，豫剧只有人物的单唱和对唱，现在，在不少豫剧现代戏里，经常可以听到齐唱、合唱、伴唱和重唱等变化很多的演唱形式。这不仅增强了舞台音乐的立体感，而且更适宜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及其所处的环境，王基笑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王基笑在电影《杨家将》、电视连续剧《包公》等许多影视作品的作曲中也充分地展示了他的创作才华，许多旋律令人久久难忘。他在歌曲创作方面，亦卓有建树。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创作的“海上渔歌”、“光溜溜的月儿”等就被选上参加全国第一届音乐周汇演。女演员高洁因唱这几首歌大获成功。王基笑注重深入生活，工厂、农村、军营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说，我一生追求真、善、美。纵观他的人生道路和艺术成就，无不闪现真善美的绚丽色彩。王基笑曾两次受到毛主席接见，他说，他正是遵循了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才创作出了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才实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愿望。原载《中州今古》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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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你真的原谅我了。”宁丫丫莞尔一笑，“我好开心。”“本来没啥，都怪我不懂医学知识。”竹青有些歉意地继续道，“我后来咨询过一个老大夫，他说，你给我错吃的月经不调药，对男人没有危害，更不会让男性来月经。况且，你不是故意的，只是好心拿错了药！”“谢谢理解。”宁丫丫高兴地说，“误会解开了，从此咱们就是好朋友！”“那天早上我没能按时赶到清水河北桥头，让你被坏人骗上摩托车，遭这么大罪，受这么重伤。我好难过，好心疼。”竹青说着，一颗泪珠从眼角滚落下来。他擦擦眼泪，接着道，“好在你转危为安，伤势好了许多，让人欣慰。你，你快吃晚饭吧！”宁丫丫真没想到，这个16岁的小伙儿这么在乎她、关心她，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稍顿片刻，她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一双筷子要给竹青：“排骨这么多，足够咱俩吃。一起吃吧！”竹青未接筷子，说：“我不吃，我买的排骨要让你吃三顿哩。你快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说罢，拿上床边放的《青春之歌》，接着道，“我到门外看看书。”于是，宁丫丫在病房里吃排骨、馒头，竹青坐在门外一棵树下小石凳上翻看小说。竹青虽然只有16岁，但情窦已开，他过去从未被女孩儿迷住过，自从见到宁丫丫，虽然经历过不愉快，但他被她迷住了，心中说：“我放了几十部中外电影，里面尽管不乏漂亮的女主角、女配角，但都没有宁丫丫美丽可爱。”竹青没有想到，宁丫丫也喜欢他，使他激动不已。他对自己说，有这么一位天使喜欢，自己就不能平庸，要有出息。要让她觉得没白喜欢。人贵有自知之明，竹青觉得自己现在远远谈不上有出息。冷静下来的竹青要重新审视、设计自己，找出自己的长项、短板，然后根据天时地利人和，整装待发，一定要努力干出一番事业。他认为，自己总有一天，会有出息。到了那一天，就向宁丫丫表达爱意。想到这里，他拿着《青春之歌》，回到宁丫丫病房，将书放到床边，轻轻地对她说：“你好好养伤，希望尽快康复。我要回去了。”“你回电影队？”丫丫深情地望着他。“对。我现在放电影，就要把电影放好！”竹青道。已载《中国作家网》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本文作者程占功，退休前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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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舟同志是四川宣汉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革命武装斗争，历任红33军军长等许多重要职务。抗日战争年代，王维舟同志带领八路军385旅驻防陇东地区。毛泽东同志对王维舟在陇东地区的艰苦创业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亲笔书写：“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题词赠他。陇东人民十分爱戴王维舟同志，亲切地称他“王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王维舟的警卫员李有义时，他讲了一个让路的故事，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革命前辈亲民爱民的可贵品质。1942年秋末冬初的一天，警卫员李有义陪王维舟同志，去驻扎在合水县的警备七团平反了一个冤案后，起程回旅部庆阳。他俩骑着马，走出30多里地，翻过一座山，向一条沟走去。转过一道弯，两匹马先后跳过山溪朝前奔跑。突然，走在前面的旅长拉住了马，掉转头对警卫员说：“小李，快下马！”李有义往前一望，只见前面走来了两个背柴的老乡。便说，“首长，要他们往路边让一让，我们不用下马，也可以过去。”“为啥要人家给我们让路呢！”王维舟同志说着跳下马来。两个背柴人看见八路军给他们让路，憨厚的脸上挂着感激的笑容。那位中年农民说，“你们八路军真好，要是遇上国民党军队，不抓我们给他们挑担子就万幸了。”旅长见背柴人都穿得破破烂烂，十分同情地说：“天冷了，多打点柴取暖吧！”“唉，那还顾上取暖呢！我这是去卖柴，弄点钱给老娘看病。”那位中年农民说罢，脸上露出了愁容。旅长听罢，把马向前拉了几步，他叫两个背柴人把柴放在土台上歇一会儿。通过谈话了解到，那位中年农民姓张，那个小青年是他的儿子。老张的母亲患了伤寒病，由于无钱治疗，病情越来越重。老张只好和儿子每天进山里砍几趟柴，晒干了背到合水县城去卖，用卖柴钱给母亲求医看病。老张说，合水县古城川有个老巫婆，人们都把她当作神仙看待，他也打算去求她。旅长听罢，看了看老张和他那个一直不说话的儿子，从警卫员背的公文包里取出纸，写了封信递给老张，说：“西华池（合水县城）有我们八路军警备七团的医院，你把老母亲送到那儿，他们见到这封信，会让你母亲住院治疗的。”“你是……”老张接过信，惊讶地问。“我叫王维舟，是八路军。”王旅长笑了笑说。“哦，我知道了。”老张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说，：“我真没想到，今天见到了你，善良的人啊！”“拿你们卖柴的钱自己做点衣服穿。”王旅长关心地说。“叔叔，今天去我们家吧，我昨天在山上打了一只兔子，还没吃哩！”小孩也开了口，眼眶里溢出了泪珠儿。“是啊，今天我们不进城了。我的家就在前面住，你们一定得去。”老张说。“谢谢你们，以后有空儿一定来，今天我们得赶回庆阳。”旅长说了声“再见”，便与警卫员上马了。两月后，老张的儿子穿着新衣服，拿着一只鸡到庆阳找王旅长来了。他说，经过部队医院精心治疗，他奶奶病已经好了。他代表全家人感谢王旅长来了。王维舟听说后十分高兴，但对他送的礼物却谢绝了。原载《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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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原甘肃庆阳军分区政委宋志斌在河北和北京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已离休的宋老时，他讲述了当年耳闻目睹的几个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很感人。“眼睛应向下看”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根据国共合作协议，八路军进行了裁减，许多战士都复员了。因为当时解放区还比较困难，他们复员后的一些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加上个别干部作风生硬，一个时期，复员军人同地方政府的关系很紧张。朱德同志当时正在晋察冀一带，他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很是不安。一次，在冀中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陪同下，朱总司令来到河北高阳县视察。他们到达城内，在一个地方歇息时，忽然间，总司令不见了。司令员和政委等焦急地四处寻找，均无下落。原来总司令没惊动别人，独自一人出来，风尘仆仆直奔县政府，到了大门口传达室，他对传达员说要见县民政科长。民政科长听说有人找他，便问：“是谁？”传达员说：“看穿着（总司令穿一身有补丁的旧灰布军装）像是军队上一个上了年纪的炊事员。”“那又是复员军人要房子来了。”民政科长漫不经心地摔掉卷烟头，对传达员说：“你去告诉他，就说我在开会，让他先等着。”听了传达员的话，总司令只得坐在板凳上等着科长散会。再说司令员和政委着急地在各处寻找总司令，却无影无踪，政委说：“怕是到县政府去了吧？”司令员连忙拿起电话，询问县政府。县政府的几个部门都回答说，“没见。”电话打到民政科，也说“没见”，只说有一个像是部队上上了年纪的炊事员在传达室等着要见民政科长。“啊呀！那就是总司令。”司令员放下话筒，便同政委朝县民政科赶来。民政科长听说传达室的“炊事员”就是朱总司令，顿时冒了一身冷汗，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不由地说：“这下可不得了了！”便抬起两条打颤的腿，跌跌撞撞地跑到传达室，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珠子，对总司令说，“我当是复员军人来了，哪里知道是您呀——总司令，我认错，我给您赔情。”总司令看着他那副狼狈相，笑着让他坐下，然后说：“你的眼睛应向下看，应把我同复员军人一样看待才对。复员军人都是对抗日救国有过贡献的同志，我们应该关心他们，热忱地解决他们的困难。”“我有错，我改正。”民政科长望着总司令，恐慌地说。“好，有错改正了，还是好同志嘛！”总司令说，“这可得见行动哟！”以后这位民政科长想方设法，主动帮助复员军人解决了许多困难。佳丘佳话1947年夏季，有一天，朱总司令带着他的警卫员和秘书，路经河北任丘县，在一片野地里，遇上了一位老太太背着一大捆麦子吃力地往家里走。总司令一行三人拉一头瘦骡子步行着，快到老太太跟前，朱总司令欲问话，这时，从前面走来一位骑一匹骏马的年轻军人。看看走近了，总司令招招手，叫这位青年军人下马。年轻军人下来后，总司令亲切地问他是哪个部队的，姓啥叫啥，是干部还是战士等。他回答，他是第八军分区某团的一个营长（姓名记不清了）。随即总司令指着正吃力地挪步的老太太，对营长说：“小同志，你帮助他把麦子送回家去吧！”营长不认识总司令，耐着性子回答了这位老同志的问话后，就要上马，忽听说，叫他替那老太太送麦子，这回可憋不住了，他说了声“没空”，便飞身上马一溜烟跑了。总司令走到老太太面前，热情地说：“老太太，快歇会儿。”说着便同警卫员、秘书一齐把老太太背上的麦子解下来放到骡子身上，然后扶着老太太，一直把她和麦子送到家里。老太太感激地不知说什么才好，一定要做顿饭，请这位老同志吃，以表谢意。总司令谢绝了，他说：“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不用谢。”沧州解放后，在做战斗总结时，总司令提到了这件事，批评了那位营长，他说：“人民子弟兵要时刻为人民着想，我们绝不能忘记养育我们的母亲。”于是，这件事很快就在晋察冀传开了，传到任丘时，老太太感动地直流眼泪，她感叹地说，“哦，原来帮我送麦子的是朱总司令啊！”“艰苦朴素作风不能丢”1947年夏天，朱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解放沧州的战役。战斗结束后，冀中军区（地址在河间）的司令员、政委乘小车来到沧州接总司令回河间。见面寒暄后，他们请总司令上小车，总司令笑了笑，说：“没坐惯那玩意儿，我还是骑我的骡子吧！”司令员和政委等赶紧到沧州部队借了几匹马，随总司令一同回到河间。同年7月，冀中军区某军分区的领导、一位曾跟随朱总司令经过长征的老同志，特地做了一身细布衣裳，换下粗布军装，买了几包点心，从军分区的所在地赶到冀中军区来看望总司令。他见了总司令，看他还是延安时期的那身打扮，顿觉无地自容，便拿出那几包点心，请总司令尝尝。总司令笑着说：“没吃惯那东西，你还是带回去自己吃吧。”这位老同志心里很惭愧，急忙跑到军区管理部门借来一套军装穿上，重新同总司令见面。总司令对他说，“你的好意我知道。但革命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应该而且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作风，可不能就去追求享受啊！”停了停，总司令又说，“就是全国解放了，艰苦朴素的作风还是不能丢的。”同志们的贴心人解放后，工程兵某部在北京修筑防空工事，总司令经常利用星期日来看望大家。当时，宋志斌是21营的教导员，负责一个地段的工作。宋志斌经常和团长、营长等陪同总司令进防空洞检查。总司令每进洞里，总是热情地同战士们拉家常，询问大家的生活、学习、工作情况。并再三叮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一次，总司令从防空洞出来，对大家说：“来，我和你们拍个照。”宋志斌以及大伙儿心里乐开了花，都高兴地说，“太好了，谢谢总司令。”“还是互谅互让好嘛”解放后，有一次，工程兵20团的一辆汽车同友邻部队的一辆汽车轻微相撞。两辆车停下后，两个司机都从驾驶室跳下来，责怪对方，他们越吵越凶，不可开交。正在这时，朱总司令的小车过来了。他见此情景，走下车来，听了两位司机吵架的事儿，便对他们说：“都是自己人，还是互谅互让好嘛！”两位司机一看是总司令，矛盾立刻就解决了。他们都说，“谢谢总司令。”然后相对一笑，各自开上车走了。（原载《中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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