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北欧的美丽小国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朗厄里尼海湾岸边的长堤公园里小美人鱼铜像前,身着休闲服的宁丫丫与西装革履的拓科望着“小美人鱼”聊天。拓科看上去不到三十岁,身材高大,英俊帅气。“丹麦是个童话王国,我从小喜欢安徒生的不朽童话名作《海的女儿》,早就想来看看根据《海的女儿》主人公雕塑的这座小美人鱼铜像,今天终于如愿以偿!”拓科感慨地说。“是哇!小美人鱼忠于爱情,美丽善良,全世界无数人对她充满向往。”宁丫丫亦道。宁丫丫在竹青上了江河水利学校第二年,就被推荐上了北大,成为北京大学外语系一名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某部门,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丹麦大使馆任秘书。拓科是宁丫丫北大外语系同班同学,天津人,北大毕业后,现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担任商务参赞。拓科对宁丫丫一见钟情,从上北大开始就追求她,虽然宁丫丫欣赏拓科的帅气豪爽和懂几门外语的才华,但对他并无爱慕的感觉,只是友好相处,一直未答应作他的女友。“我们都离三十而立不远了,个人问题总得解决呀!”拓科望着宁丫丫,叹口气,接着道,“我希望我的追求,不会落个小美人鱼的结果。”“唉,不要拿我们跟小美人鱼与王子的爱情相比,完全不是一回事。”宁丫丫叹口气,看着拓科,“我知道你的心思,但我们真的不合适。为了不耽误你的事,我再次重申,你应该去追求更适合你的女孩儿。”“可我放不下你,希望你再考虑考虑。”拓科有些无奈,稍顿又道,“我不想去追别人,还想等你。倘若你与别人结了婚,我再说吧!”“我真拿你没办法。”宁丫丫苦笑道,“那你只好打光棍了!”“男光棍跟女光棍经常见见面,也不失为乐事!”拓科笑道。“别逗笑啦,我问件事,听说,我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对阿方不珍惜我方的援助物资,随意浪费,非常气愤,便将这一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已经决定,不再对阿尔巴尼亚进行援助。是吗?”“对。”拓科有些激愤地说,“阿尔巴尼亚是个人口不足300万的小国,可我国却在自己人民节衣缩食的情况下,多年来给他们援助了100亿人民币。他们的浪费,的确伤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心。对他们停止援助,理所应当。”已载《中国作家网》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本文作者程占功,退休前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程占功杨兰春是我国著名剧作家、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早年创作的《朝阳沟》被拍成电影,并被移植成多个剧种,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是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曾担任中国剧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对我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那年,我去郑州杨老家拜访他,年事已高的杨老热情地讲述了他年少时的一些往事。我看老人有些吃力,就请他休息,以后再谈。杨老告诉我,他患有多种疾病,曾做过几次手术。有一些时日,我不忍去打扰这位被疾病困扰的年迈老人,但我总是如期把新出的《黄河报》给老人寄去。又过了些时间,我打电话询问杨老的健康状况,杨老说,刚出院,身体和精神都比前些日子好多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如约来到杨老家,继续采访。杨老告诉我,他喜欢看《黄河报》,因为通过《黄河报》可以了解黄河上的事儿。并颇有兴趣地谈到他看过的一些文章的内容。他说,他挺喜欢本报介绍过的一位秦腔演员,嘱我再见到这位演员时,转致问候。杨老说,他是河北人,但在河南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占领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黄河泛滥成灾的悲惨景象以及解放后黄河除害兴利、造福人民的喜人局面。从《黄河报》得知,黄河上正在进行防洪工程建设,希望有关方面一定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把黄河防洪工程建设成铁壁铜墙,以经得起大洪水的考验。此外,虽然近几年黄河没来大水,但仍要时刻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出“三江”发大水那样的事儿,黄河出了问题可不得了。1920年,杨兰春生在河北武安县太行山中一个贫苦农家。他形容他家所在的环境:“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头顶悬崖盖,脚蹬无水河。”由于家贫如洗,生活艰难,杨兰春只上了3年小学就辍学去学钉锅,用稚嫩的肩膀替父母分担生活的重担。14岁那年,杨兰春背着父母找到一个唱“武安落子”的戏班子,要学戏糊口养家。并与戏班班主杜更会立下生死文书。生死文书中约定,杨兰春甘愿给杜更会作徒弟,学徒期3年,期满再干一年报师父的恩。4年之内,如杨兰春“死不见骨头,活不见肉”,均与师父“一字无干”。也就是说,不论出什么事,都由这个少年自己负责。尽管文书规定的苛刻,但杜更会却一直关爱杨兰春,4年时间,杨兰春仅戏词就记下30多本。至今,这位耄耋老人还能把许多戏词绘声绘色地倒背如流。1938年,杨兰春参加革命工作,长期在人民军队机枪排扛重机枪,参加过大、小战斗二三十次。他说,从我们那个乡出来参军的有30个人,幸存者仅我一人。社会主义新中国来之不易,能在和平的日子里治理黄河,应该珍惜好时光。杨兰春在部队上编过许多反映战斗生活的快板,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转业后他到河南洛阳文工团工作,1950年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深造3年后分配到河南省歌剧团。1953年,他与窦荣光女士结婚。窦是中央戏剧学院辽宁籍的学员,在学校他们只是一般认识。窦毕业分配到河南省话剧团工作,后到省文化局当秘书。在她当秘书期间,杨兰春办一个学习班有不少讲义需要抄写,而窦荣光认真、仔细地替他做了这项工作,这可以说是两人结合的“红线”。窦荣光后来任河南省说唱团团长。杨兰春后来任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团长兼导演,经过他与全团同仁的艰辛努力,使这个剧团成为闻名全国的“红旗剧团”。杨兰春除了创作出《朝阳沟》这部蜚声全国的作品外,还有《朝阳沟后传》以及改编、导演的《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等许多颇有影响的作品。采访结束时,杨老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问黄河报读者好,祝黄河报越办越好。”原载《黄河报》
许沁着急地找来找去,找到电影院大门外,看到了要找的人。她举起一页折叠的信纸,对双手叉腰望着电影橱窗的竹青叫道:“小竹,你的信。”“哪来的?”“丫丫写给你的。”“不看。”竹青头也不回,“你没看见,我正在看电影画报呢!”“我念给你听,可否?”“培训班结业典礼快开始了,你能不能别搅和了!”竹青不耐烦地说。“用不了两分钟,我把信念完,以后,我不搅和了。”许沁说罢,径自展开信念道:“小竹,首先请接受我真诚的道歉,这个药真是拿错了,没想到你会生那么大气,对不起,请原谅。其次,我给你吃的治月经不调的药,真的对男生没有副作用。我向你保证,如果因为吃这个药对你产生不良后果,我愿承担包括赔偿的任何责任。我今天上午就要离开县城回知青点了,若你原谅我,请到跨河大桥北桥头送送我。宁丫丫8月7日晨写。”许沁念罢信,把信纸折叠起来,冲着竹青:“你若不要这封信,我就撕掉扔了!”“别,别。”竹青显然被信的内容感动了,转过身有些尴尬地说,“其实也没啥,想不到丫丫这么认真,倒叫我有些不好意思了!”说罢,将许沁手上的信要了过来装进衣袋。旋即,他抬腕看了一下表,叫道,“距八点半只剩五分钟了,我怎么能赶到北桥头?”“培训班结业典礼也是八点半开始,也别迟到。”许沁道。“请你找个理由,替我向尚主任请一小时假。”竹青对许沁说罢,转身三步并作两步跳下石阶,快步朝北桥头而去。许沁走到橱窗前,往里瞅了瞅,旋即走了。这个电影院是红星县唯一的电影院。红星县是大西北一个小县,“文革”期间,全县总人口不到十万,作为县城的红星镇,有城镇户口的人不到两万。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席卷全国,红星县亦不例外。宁丫丫的父亲是北京人,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北一个省城的一所大学任教多年,此时已是教授。她的母亲是西北人,是父亲所在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宁丫丫的父亲爱唱京剧,而且京胡拉得很好。宁丫丫耳濡目染,亦从小就喜爱京剧,也拉一手好京胡。她高中毕业,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号召,来到距省城一千多里地的红星县野猪滩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已经一年。她当初报名到农村去时热血沸腾,情绪高涨,可到野猪滩仅仅一个星期,心就凉了。这里山大沟深,偏僻荒凉,交通闭塞,生活贫苦。村民们大都缺粮少菜,依靠粗粮土豆间或还得去挖野菜,艰难度日。已载《中国作家网》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本文作者程占功,退休前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野猪滩村知青点安排了十五个从北京、西安等城市来插队的男女青年,男生八人,女生七人,年龄最大的二十一岁,最小的十七岁。宁丫丫和潘肖同岁,现在才十九岁。这些知青刚到野猪滩一周之内,由于家里都给带了诸如罐头、面包、香肠之类的食品,饮食问题还不大。一周后带来的食品吃光了,就不得不和村民们看齐。村干部对他们说,你们来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先过生活这一关,贫下中农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而且要学会打柴、挑水、做饭,自己煮饭,自己吃。第二关就是要向贫下中农学习怎么劳动,如何生产,诸如耕地、除草、挑粪等,你们要和农民一样,出力流汗,都要成为庄稼汉。可想而知,这些在城里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的宝贝们,一下子要经受这么大的反差,谈何容易!好在宁丫丫母亲的一个胞妹在红星县医院当大夫,给宁丫丫不少照顾,尤其是姨妈的女儿、县电影院售票员许沁像亲姐姐般待她,让宁丫丫少受了不少苦。野猪滩知青点距县城约三十里地,全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由于路况不好,县城到野猪滩每天只有一趟客运班车,上午11点在县城发车,下午返回。其他交通工具主要靠农村小拖拉机、自行车、马车、牛车等。尽管徒步和乘车都很难,宁丫丫每月至少要到县城一趟。这天早晨,宁丫丫写好信交给徐沁,托她转交竹青。吃过早点,她跟姨妈和许沁姐告别后,拎着她们为她装满米面蔬菜以及少许猪肉的一个大包,朝北桥头而去。她希望找到一辆回野猪滩的小拖拉机,让她免费坐,并免费带上她的大包。宁丫丫来到北桥头,是八点十七分。她约竹青八点三十分到这里,心里却希望他能提前赶来。她对他道歉之外,还有一点,她很喜欢这个比她小三岁的小伙儿。前面说过,宁丫丫现在十九岁,竹青小她三岁,就是十六岁,是红星县全县十个电影队年龄最小的放映员。宁丫丫明白,在眼下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回乡“修地球”的浪潮中,许多知识青年希望改变命运大致有几个途径:一、参军当兵或被企业招工;二、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中专院校;三、被选为县里或公社的办事员、计生专干、电影放映员等。通过上述途径改变处境的知识青年有很多人才,但也不乏“走后门”实现的。宁丫丫好奇的是,十六岁的竹青当上放映员,是凭自己的特长,还是靠走“后门”?她站在北桥头,边眺望桥东方向,盼竹青很快赶来;边环顾左右,寻找南去的方便车辆。可是等了十多分钟,既没等来竹青,也没发现过桥南去的拖拉机或其他车辆。她抬腕看表已是八点二十一分,心里咕哝道:“竹青,你还不原谅我吗?如果原谅了,你就不能早点来吗?”突然,一个个高体壮的中年男子骑一辆旧摩托在她面前停下。“姑娘,是不是要过桥到乡下去,想搭便车哟?”壮汉问。“对,对。”宁丫丫回道,“我都等了好一阵儿,不光没见拖拉机,连马车、牛车也没有哇!”“你要去哪里?”壮汉又问。“回野猪滩知青点。”宁丫丫道。“我是野猪滩邻村的庄户人,顺便把你带上。”壮汉瞅着宁丫丫,“好吗?”“收钱吗?”宁丫丫打量壮汉。“我说了,顺便带,不收钱。”壮汉爽快地说。“谢谢您,那太好了。”宁丫丫对壮汉笑道,“麻烦大叔了!”已载《中国作家网》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本文作者程占功,退休前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