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这天他们第九次测过流速,已是下午五点三十分,竹青突然看见洪水卷着一个拼命挣扎的女人抛向下游。竹青已连续工作近二十小时,身心疲惫,但他把流速仪放在吊箱,对做测验数据记录的同伴说:“请保护好资料和仪器,我下河救人。”便冲出吊箱,跳进骇浪滔天的洪流,追寻那个落水者。竹青平时不游泳,还在上水校时,被一些同学拉上去学了几次,多少有点基础,但不熟练,只是比旱鸭子强些。到水文站工作,要与洪水打交道,有时掉进滔滔河水,由于有点游泳基础,加上泥沙多的洪水浮力大,他也能从水中扑打着爬上岸。但跳进涨满河槽、卷着巨浪的洪水救人,这是第一次,他能把那个落水者救起吗?风雨交加的云川市区,到处是积水的城南长途汽车站,不时有一辆满载乘客的班车驶入汽车站院内。站内站外,几个拿着一包包雨伞的小贩,不断吆喝着向下车的旅客兜售雨伞。身着四个兜消防军官服装的许平提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大包下车后,望望天空倾泻的雨水,便买了把伞,匆匆地离开车站。云川市在西北是一座不大不小的中等城市,工农业生产以及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发展,也属于中等水平。这里是中共云川地委和云川行署的所在地。云川市是云川地区所辖的一个区级市。这座城市处在黄土冲积平原上,四通八达的宽阔大街,和纵横交错的无数小巷,矗立不少高楼大厦和各式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透出些许繁华。街道两边乃至街心花园绿树成荫,亦有各种花卉点缀,即使在雨中,别是一番景色。已载《中国作家网》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本文作者程占功,退休前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我就有。”刁川毫不犹豫地回答。“为甚?”劳增寿喜出望外。“秦谦不过是个教书的秀才,可他连我们当官的都瞧不起。我爹是这牛岭乡的乡约,前后几十里的村村庄庄都归他管;我刁川力大如牛,谁不怕我的拳头!可那秦秀才不管这些,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刁川愤愤地说罢,咬着牙又道,“我要收拾他们,用不着折他的树枝!”这一番话,正中劳增寿下怀,他也不问秦谦为什么瞧不起刁川一家,就说:“我也同那酸秀才有仇。”旋即,洋洋自得地问刁川,“哎,你知道劳新庄的劳增寿吗?”“谁不知道,他是咱安民县第一个大财主。不过,老百姓说他是‘老禽兽’。”刁川答道。听刁川这么一说,劳增寿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但为了达到目的,他还是打出了王牌:“那些老百姓真该死,我就是劳财主。”“哎哟,你这个大财神爷咋跑到这儿来了!”刁川叫道,“既然你也恨那秦秀才,那快想个法子收拾他吧!”“我要娶那酸秀才妻子为妾,可他不肯;你若肯去安民县衙告状,保管你我怒气都消!”劳增寿闪动着三角眼说。“那秦秀才虽然可恨,可他不干坏事,告他不成。”刁川感到为难。“他没干,你不会编吗?”劳增寿道。“编,编,”刁川结结巴巴地说,“编啥呢?”“你到安民县衙告秦谦欺男霸女.強占别人老婆,这个罪非同小可。我再托人与县衙疏通打点,安民知县陶专是我的妹夫,一定听我的吩咐,重重地办秦秀才的罪,不掉脑袋,也得蹲大牢。这样,我可娶他妻,你也把气出了。另外,我送你白银五十两,你看如何?”劳增寿说罢,老鼠眼眯成一条缝,瞅着刁川。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本文作者程占功(笔名水之韵、火平利、程为公),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作者按语:1992年春天,我在北京修改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剧本期间,访问了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张秀山同志,同年6月14日的《郑州晚报》发表了该访问记。现将此稿放在这里。一个风和日暖的上午,我按约定时间,来到北京木樨地一栋高层公寓,乘电梯上到6楼,叩开中顾委委员张秀山的家门。张秀山是陕西神木人,早年参加革命,时年已81岁高龄,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五十年代行政级别定为四级,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张秀山曾在“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对刘志丹有很深的了解。他说,刘志丹是陕北人民的优秀儿子,是中国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为中国革命赴汤蹈火,奋斗终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精神和品格,永远值得弘扬光大。张秀山同志还讲了刘志丹的一些往事,尤其对志丹同志清正廉洁,一尘不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作风推崇备至。张秀山同志在刘志丹精神和品格影响下,在几十年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了一个红军老战士的本色。说起来,也许让人难以置信。他的一个儿子及儿媳妇在沈阳一家工厂当工人多年,而且住房困难。张秀山曾在辽宁工作过较长时间,不能说没有“熟人”。儿子、儿媳也希望父母能说句话,帮他们改善一下工作和生活条件。张秀山同志却语重心长地劝导他们,要把自己看作是老百姓的子女,好好工作,不要依靠父母。儿子及儿媳终于理解了父亲,便无怨言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都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在我们交谈中,张老的夫人、78岁的程帆同志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张老的一些事情。如,近年来,张老不顾年事已高,和伍修权等同志参加了《辽沈战役》一书的领导和编审工作,这部百万字的书稿,张老认真、仔细地审阅了好几遍,以至累倒在病床上。程帆同志还把这部已出版的、分上下两册装订的精装本拿到会客室让我翻阅,而对这部浩瀚巨著,我对为它付出心血和辛劳的作者、编审者肃然起敬。不觉已过去了两个小时,我起身告辞,张老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儿执意留我共进午餐。临别时,我衷心祝愿两位老人家健康长寿。原载1992年6月14日《郑州晚报》
“没有枪,没有炮,自有那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这首歌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年代,都对我军起到过极大地鼓舞作用。同时,也是那时的生活写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已离休的原甘肃庆阳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水源同志,他就讲述了敌人给我们“送粮”的一个真实故亊。1947年春季,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犯延安时,延属分区的延川、清涧也先后被敌人占领了。这期间,延川游击第一支队在敌后延川、清涧毗邻的中间地带进行游击战争,抗击敌人。当时游击队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只能喝到一点从华北运来的黑豆做的糊糊充饥。面对这种情况,第一支队命令一中队设法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中队便派出几个侦察组分头出去侦察敌情,李水源也带了一个小组,共三人,来到一个叫张家湾的地方。张家湾地处群山环抱的半山腰中,上面是陡峭的山峰,下边是一道平川。半山腰有一条不宽不窄可走马车的道路,是延川与清涧往返运输物资的必经之地。这里距延川城有二十多华里地。敌人在山上设有碉堡,这种碉堡在这一带到处都有,一个碉堡住一个班,每隔四五里地便是一个。这天,李水源一行三人化装成农民,内藏手榴弹,在这个山头上的碉堡周围整整徘徊了一天。由于敌众我寡,且容易暴露目标,所以这天在这儿抓舌头的打算,不得不推迟或另想别的办法。张家湾附近大约三里地有一个叫毛山河的村庄,这儿的群众深受敌人欺凌,对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痛恨。这天傍晚,李水源一行来到这个村上,找到一位姓李的老乡,当他知道李水源一行的来意后,便热情地把他们领到家里安排住下。李水源很感激,他却说,“游击队消灭敌人,还不是为了我们嘛!再不要说客气话了。”他还介绍说,张家湾山上的敌碉堡里的班长姓蒋,这个人他认得。蒋班长是个十分嘴馋的家伙,提起吃鸡肉,可以忘掉一切。前些时候,他带着几个兵痞,常常下山抓鸡抢粮,弄得乡亲们不得安宁;可是最近以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再没有下来过。根据老李提供的情况,李水源一行商量后,决定教训蒋班长。第二天早晨,老李找来本村一位可靠的乡亲,李水源一行向他又做了一番工作后,他表示一定尽力帮忙。饭后,侦察组的白祥民同志同那两位老乡提着四只鸡,登上山顶到了碉堡下面,便喊着说给蒋班长送鸡来了。蒋班长闻讯后,急急忙忙从碉堡里跑出来,一把抓住老李手上的鸡,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老李顺手将鸡交给他,他便带着老李一行往碉堡里走。刚到洞口,他突然停住,掉转头用狡黠的目光盯着老李一行,问道,“你们为什么不把鸡藏了,反而送上来呢?”“老总好些日子没下山要粮要鸡,乡亲们说准是你体贴我们哪!”老李说,“我们很想你,所以,”他指着蒋班长手里的鸡,“一点小意思,往后老总多关照我们就是了。”“噢,这好说,好说。”蒋班长翻翻眼珠,说着走进了碉堡,老李一行也紧跟着走了进去。碉堡里正在打牌的国民党兵,一看见鸡,顿时乱了套,一齐上前,抢的抢,夺的夺,弄得鸡“咯咯”乱叫。有的抓着这只鸡说是三斤,有的抓着那只鸡说是四斤,吵闹着互相打赌。还有个家伙抄起一把刀就要宰鸡。蒋班长两只小眼睛盯着侦察员白祥民滴溜溜转了几转,问道,“你也是毛山河的人吗?”“是的。”白祥民从容地答道。“前几回下山,我怎么没见过你?”蒋班长鼓起眼,又问。“我们庄稼人以务农为生,怎么能天天蹲在家里呢?”“那么说,我前几次到村里时,你都到田里去了?”“有时也会到亲戚家里的。”白祥民从容镇静,大大方方的答对,使蒋班长消除了疑虑和戒心。他从一个士兵手里要过一只鸡,掂了掂,咧着嘴说:“嘴福,嘴福。”说罢,“哈哈哈”地大笑起来。“你们这些日子不下山找吃的,山上没有人家,怎么生活着呢?”老李向蒋班长说。“最近上边有命令,说‘共军’在这一带活动的厉害,要我们坚守碉堡,不得随便下山。”蒋班长说罢,脸上立刻生起了阴云,刚才咧得合不拢的嘴,现在能挂起油瓶子。“那你们怎么吃饭呢?”白祥民装着关心地样子,问道。“有的是白面,大米,马上就送来了。”蒋班长愤愤地说,“要不真得叫老子挨饿!”“从哪送来呢?”老李随便地问道。“从城里,从延川城里。”蒋班长说。“粮食运来后,老总若是扛不上山,说一声,我们乡亲们帮着扛;你们若怕共军,有情况,我们来报告。”那一位老乡说。“对,对。”蒋班长说,“要送来两马车,共五千斤粮食呢,这么高的山,我们怎么能扛得上来?你们帮我们扛上来,真是太好了。”“啥时候送来呢?”白祥民关切地问。“后天。”蒋班长说道,“不光我们吃,这些粮食还有别的用处。”白祥民故意说道:“你们这里面也有许多人哩,你们多扛些,我们撇下自己的农活,也帮着扛点。”“妈的!”众匪兵一齐叫了起来,“全部都要你们往上来扛,我们有我们的事儿。”“这样罢,”老李要诱蒋班长下山,便说,“还是请老总亲自下山到村里对乡亲们说一说,大家也会出力的,也就知道怎么办了。”“你下来我再给你带几只鸡。”那位老乡说。蒋班长踌躇了一下,说道:“好,明天上午我下来,可别忘了给我再找几只鸡哇!”“好办,好办。”白祥民说。他早已注视了碉堡里的人员和武器装备。这儿共有十个国民党兵和两挺轻机枪,其余都是步枪和手榴弹。然后,白祥民同两位老乡起身告别,蒋班长还把他们送出碉堡。白祥民回来后,向李水源汇报了情况。他们作了准备,专等蒋班长下山。这天前半晌,蒋班长独自一人下山,来到毛山河村老李的院里。这家伙虽然官小,但却是个大圆腰,满腮横肉。他手里提一颗手榴弹,小眼睛瞻前顾后地打转转。李水源侦察组三人和老李以及那位老乡“热情”地接待他,但他不进窑,却站在一块石板上说:“快去叫老百姓,把这个村十来户人家的青壮年都喊来,我要训话。”那位老乡说了一声“好”,便从院子出去了。白祥民走到蒋班长跟前说,“老总哇,你拿这个圆不溜球的东西,是什么呀?”说着,伸手要他手里的手榴弹。“不要动。”蒋班长把右手握的手榴弹换到左手上,说,“这叫手榴弹,可厉害哩!喂,你给我找的鸡呢?”“在这里。”另一位侦察员把早准备好的两只鸡提来了。白祥民一边接住,一边向蒋班长递去,说道,“老总先把这两只鸡拿着,待会儿,还有别的乡亲给你送哩!”蒋班长一乐,放下手榴弹,接过两只鸡,掂了掂,说,“不错,不错。”就在他眯着眼睛,欣赏鸡有多少肉的时候,白祥民把手榴弹拿到了手里,李水源同另一位侦察员看得真切,便猛扑上去把蒋班长按倒在地,掏出绳索就捆。白祥民把手榴弹交给老李,也来帮忙。蒋班长的劲非常大,李水源和三个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捆住。这会儿,蒋班长不挣扎着反抗了。他喘着粗气,骂道:“娘的,你们这个村的人不想活啦是咋的?你们看,这四面山上都是我们国军!”他边骂,边大声嚷嚷,“快把老子放开,快把老子放开!”“你再叫喊,立刻送你回老家。”李水源说罢,掏出一块毛巾,拿到他的嘴边,问道,“你想先吃这块毛巾吗?”蒋班长见状,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瘫软成一堆。他惊恐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要把我怎么样?”“我们是什么人,你现在还不明白吗?”李水源说,“我们要杀掉你,为老百姓除害。但先给你个机会,若能赎罪,还可免死。”“你们是‘共军’。”蒋班长长叹一声。“喂,你是想死,还是愿赎罪。”白祥民问道。“哪,我自然想赎罪了。”蒋班长说,“有什么吩咐,我一定效劳。”“从延川城运来的粮食到底有多少,什么时候来;押送粮食来多少军队?”李水源紧紧地盯住他,“你要不老实,可别怪我们不饶你。”“明天上午就送来了,有两马车,共五千斤粮食。”蒋班长皱着眉头说,“押送粮食只来一个班。我说的全是实话,快放我上山吧!”“等我们验证了你说的都是实话后再说。”李水源警告他,“要是你欺骗了我们,那你准备回老家。”“不敢,不敢。”蒋班长打着哆嗦,“我说的全是实,实话。”李水源和侦察员搜查了他的身上,再没有带武器,只是搜出一张国民党员证。为了安全起见,李水源一行决定把蒋班长送进山洞里,老李便带着侦察人员,押着蒋班长往一个山洞里走。半路上,突然,蒋班长挣断了绳子,撒腿就跑。侦察员几个人跑上跑下,不住气地追赶。追了足有一华里地,才把他撵上,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又缚住了他。这次,把他狠揍了一顿,捆得严严实实,嘴里塞上毛巾,关进那个很深的山洞里。李水源一行立即向一中队汇报了情况。这天夜里,中队派出一个排,来到张家湾附近一个绳套似的大湾道,李水源一行和这个排埋伏在湾道的沟坎里,专等敌人送粮。第二天上午,满载白面、大米的两辆马车,在敌人一个班的护送下,来到了张家湾这个湾道里。经过一阵紧张激烈的战斗,敌人全做了我军的俘虏,五千斤白花花的大米、白面全被我军缴获,大大改善了延川整个第一支队的生活。并且,由于俘虏了押送粮食的敌人那个班,使我军掌握到延川城内敌人的一些重要情报,从而为我军在当年秋天解放延川提供了有利条件。(原载《中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