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刻下的历史情：风流皇帝的真情

许多人都认为乾隆是风流型的皇帝，实际上他与他的皇后的情谊非常深厚。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4月8号的深夜，在山东德州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上，停泊着当今天子乾隆皇帝的御舟。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运河岸边全副武装的兵丁警惕地监视着御舟附近的一草一木，而御舟上的人们也都屏住呼吸，不能有丝毫的大意。终于，不幸降临了：御舟上哀声突起，皇后崩逝！从此大清帝国的宫廷进入了一个艰难多变的岁月。对于年仅37岁的乾隆帝来说，皇后富察氏是一位端庄秀丽、温柔贤淑的妇人，早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此时，乾隆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他无法接受皇后去世的事实，无法想象失去她，自己将多么孤独地走完今后人生漫漫旅程。孝贤皇后是一位贤明的皇后，平素节俭，衣帽上不饰珠翠等物，而用通草绒花；献给皇帝的荷包不用金银丝线，而用鹿羔皮制作，以表示不忘本。她知书达理，孝敬公婆，对弘历关怀备至。一次乾隆帝患疥疮，愈后体弱，医生嘱咐须静养百日。孝贤皇后于是就住在皇帝的寝宫外屋，无微不至地照料百天后，见皇帝气色如初，身体复原才搬回自己的寝宫。孝贤皇后为居中宫，母仪天下，统御后宫，但从不摆皇后的架子；处事公平，条理分明，御下宽厚仁慈，因此深受众嫔妃和太监、宫女的爱戴。孝贤皇后这些美德使乾隆帝很敬佩夫妻恩爱，感情至深。乾隆帝的皇后富察氏，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二十二日，满洲镶黄旗人，是典型的名门闺秀。其祖父米思翰，在圣祖康熙皇帝时深受倚重，官至户部尚书，列议政大臣，参与机密。康熙初年，米思翰与兵部尚书明珠一起，力主撤三藩，最终翦除了大清帝国的心腹之患。米思翰第四子李荣保官至察哈尔总管，富察氏为其爱女，从小即受到良好的教育，学习诗书，深谙古今贤德女子的佳言懿行，小小年纪，在当时旗人贵族女子中即已颇著贤声。雍正五年（1727年），弘历年届16岁，已长成翩翩美少年。于是，雍正开始考虑儿子的终身大事。在众多亲贵们的女儿中仔细观察、左挑右选后，雍正最终看中了富察氏。这是一个身材苗条、妩媚动人的姑娘。她的眼睛，像洁净透明的清水，一看就知道品性淳良；她的声音，婉转和顺，一听就知道温恭之性与生俱来；她的步态，稳重端庄，不用思量就知道为世家闺秀，贤淑之德，堪配天家。这年七月十八日，16岁的弘历与富察氏举行了婚礼。新婚之后，夫妻恩爱，伉俪情深。在弘历的眼中，富察氏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的迷人，那么的可爱，她就是完美的化身。在富察氏的眼里，夫君是那么的英俊，那么的睿智，虽贵为天子，却对自己体贴入微，相敬如宾，一种终生有靠的欣慰之情便油然而生。在这些甜蜜的日子里，他们俩或泛舟于湖上，或信步于花园，有时开开少年人的玩笑，有时同阅古今典籍与诗文，当然，更少不了缠绵爱意，同祷白头偕老。第二年（1728年）十月，富察氏为弘历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孩，然而，仅过两年，此女就不幸夭折。雍正八年（1730年），富察氏生下儿子永琏。永琏是个长相俊秀，天赋极高的孩子，弘历夫妻对他异常宠爱，作为祖父的雍正皇帝对这个孩子也十分疼爱，认为他长大以后，定是一个能够担承国家重任的治国之材。雍正帝曾暗示弘历，将来自己传位于他，希望立永琏为第三代继承人。次年，富察氏又为弘历生下一个千金，这就是固伦和敬公主，15年后，她下嫁给蒙古科尔沁和硕亲王色布腾巴尔珠尔，成为清代满蒙联姻政策的实践者。弘历与富察氏，这对年轻的小夫妻，有了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其兴奋、满足之情可想而知。1735年，雍正去世，弘历继位，成为著名的乾隆皇帝，富察氏成为皇后。从此，富察氏以身作则，崇尚节俭，尽心尽力地辅佐皇帝、管理后宫。一年，乾隆身上长了个重疖，富察氏忧心如焚，亲进汤药，当乾隆病好后，太医说："皇上必须修养百日，元气才能恢复。"富察氏听后，就搬到乾隆寝宫外面一个小房间居住，亲自照顾其起居。一百天后，乾隆身体康复如旧，富察氏却消瘦了许多。这个时期的清朝宫廷，真是充满了温馨与和谐，乾隆没有内顾之忧，一心一意地治理国家，整饬吏治，革除弊端，施恩于百姓，在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然而命运似乎故意与这对恩爱夫妻作对。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十二日，他们视若心肝的儿子、年仅九岁的永琏竟然突患寒疾，当即死亡。这对乾隆和富察氏都是极其沉重的打击。这场灾难最大的受害者皇后富察氏，得知这个噩耗，悲痛欲绝。多少次，她在梦中怀抱娇儿，醒来却是两手空空，惟有以泪洗面。第二天，当她去见皇太后、乾隆的时候，还不得不强装笑脸，她不愿自己失子的哀伤，过多地影响母亲和丈夫的情绪，就这样，一晃过了七八年。最早注意到富察氏变化的是皇太后，因为她也是女人，作为母亲，她从自己对乾隆的爱中，几乎毫不费力地感到永琏的早逝对富察氏的打击是多么沉重。她悲哀地看到：富察氏变了，昔日清纯的笑声少了，清瘦的脸庞失去了往曰的光采，总是隐含着无尽的忧愁，而且她的身体一天天衰弱，真怕她有一天会发生不测。乾隆十年（1745年）夏，富察氏又有了身孕。这对于富察氏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抚摸着腹中的婴儿，她由衷地感到幸福。第二年，富察氏生下了一个健壮的男婴。孩子生期恰是佛祖诞生之日，上天作美，又降喜雨浇灌万方，乾隆夫妇视为吉兆，欣喜异常，就连群臣以及妃嫔，也喜笑颜开，竞相庆贺。乾隆绞尽脑汁，为孩子取名永琮，并已在内心将其立为太子。然而命运实在太不公平，当永琮刚满一岁零八个月的时候，在大年三十竟因出痘不治而亡。这次打击，把富察氏彻底摧垮了。生活对于她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恶梦，一场灾难。八年之中，两丧爱子，前后所生四个孩子，竟有三个夭亡，对任何一个母亲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打击。她实在太痛苦了，痛苦得以致于没有了眼泪，她实在太伤心了，伤心得以致于感觉不到生活的乐趣。看着皇后急剧衰弱的身子，一种不祥之感在乾隆心中陡然产生。为了减轻皇后丧子的哀伤，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带着皇太后、皇后等人一同启銮东巡。巡幸中，皇后显得兴致勃勃，时而到太后处问安侍膳，时而与皇帝低语闲谈，脸上的愁云，也比在京师时少了许多。其实，富察氏的兴奋与兴趣不过是为了不让乾隆以及太后失望，她内心的忧伤依然如故，而且与日俱增。当她路过乡村城镇，看到平民家的孩子活蹦乱跳的玩耍，便心如刀绞。山东的暮春，乍晴乍雨，冷暖不定。习惯于北方寒冷、干燥气候的富察氏在济南开始感到不适，太医诊断为寒疾，乾隆闻讯，立即下令推迟回銮，以便她在济南休息几天。然而，富察氏不愿因为自己而导致众人长时间滞留外地，不愿太后为自己的健康过分操心。因此，当病情略有减轻，富察氏就强打精神，对乾隆说可以启程回京。富察氏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了，过度的悲伤，旅途的劳累，使她根本无法抵御疾病的侵袭。4月8日，富察氏的病情突然恶化，惊惶失措的乾隆令将其火速抬上御舟，并调集良医会诊。这个时候，随驾的诸王、大臣也得到消息，纷纷前来问安。然而，为时已晚，病入膏肓的富察氏早已奄奄一息，到半夜时分，竟溘然长逝，和永琮去世的时间，仅相隔三个月。孝贤皇后病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乾隆完全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乾隆帝悲恸万分，昼夜兼程亲自护送孝贤皇后的梓宫回京，把梓宫停在她生前的寝宫长春宫内，其后梓宫移至景山观德殿后。乾隆帝下令，长春宫不再居住任何人，仍按孝贤皇后生前居住的样子陈设，并把她的衣冠供放在里面，以表示对贤后的怀念。以前皇贵妃高氏死时，赐谥为慧贤皇贵妃；议谥时皇后正好在场，她含着泪要求说：“我朝后谥上一字皆用孝字，倘需他日谥为贤，敬当终身自励，以副此二字。”孝贤皇后死后，乾隆帝写了许多挽诗，其中一句是“圣慈深忆孝，宫壶尽称贤”，认为“惟孝贤二字之嘉名赅皇后一生之淑德”，因此谥为孝贤皇后。当时裕陵尚未完工，孝贤皇后的梓宫又从观德殿移到京师东北的静安庄殡宫暂安，把先期停在那里的慧贤、哲悯两位皇贵妃的金棺停在孝贤皇后的梓宫旁边。乾隆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辰时，孝贤皇后及慧贤、哲悯两位皇贵妃葬入裕陵。乾隆帝亲自护送至陵，并临视葬入地宫。从此，乾隆帝每次到东陵谒陵都要到孝贤皇后陵即后来的裕陵给孝贤皇后奠酒。为寄托哀思，乾隆帝写了大量挽孝贤皇后的诗篇，在封建皇帝中，与皇后感情如此之深者，实属少见。经嘉庆、道光两朝加谥，孝贤皇后全部谥号为：“孝贤诚正敦穆仁惠徽恭康顺辅天昌圣纯皇后”并制述悲赋：“易何以首乾坤？诗何以首关睢？惟人伦之伊始，固天俪之与齐。念懿后之作配，廿二年而于斯。痛一旦之永诀，隔阴阳而莫知。昔皇考之命偶，用抡德于名门。俾逑予而尸藻，定嘉礼于渭滨。在青宫而养德，即治壸而淑身。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辛。乃其正位坤宁，克赞乾清。奉慈闱之温凊，为九卿之仪型。克俭于家，爰始缫品而育茧；克勤于邦，亦知较雨而课晴。嗟予命之不辰兮，痛元嫡之连弃。致黯然以内伤兮，遂邈尔而长逝。抚诸子如一出兮，岂彼此之分视？值乖舛之叠遘兮，谁不增夫怨封心？况顾予之伤悼兮，更怳悢而切意。尚强欢以相慰兮，每禁情而制泪。制泪兮泪滴襟劳，促归程兮变故遭。登画强欢兮欢匪心。聿当春而启辔，随予驾以东临。抱轻疾兮念舫兮陈翟褕，由潞河兮还内朝。去内朝兮时未几，致邂逅兮怨无已。切自尤兮不可追，论生平兮定于此。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对嫔嫱兮想芳型，顾和敬兮怜弱质。望湘浦兮何先徂，求北海兮乏神术。循丧仪兮怆徒然，例展禽兮谥孝贤。思遗徽之莫尽兮，讵两新昌而增字之能宣。包四德而首出兮，谓庶几其可传。惊时序之代谢兮，届十旬而迅如。恸兮，陈旧物而忆初。亦有时而暂弭兮，旋触绪而欷歔。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位兮孰予随？入淑房兮阒寂，披凤幄兮空垂。春风秋月兮尽于此已，夏日冬夜兮知复何时？”皇长子永璜在丧中因为悲哀不够，被盛怒的乾隆斥为不孝，连同其师傅、谙达都受罚。在富察氏去世后的为了寄托自己的哀思，乾隆将富察氏为自己制作的衣服、荷包，均一一收藏，令子孙后代，世世相传，并为其定谥号为"孝贤"，从此，富察氏即为孝贤皇后。纯帝继皇后乌喇纳喇氏是乾隆帝的第二任皇后。她是在雍正年间成为为乾隆帝侧福晋的，具体入侍时间史无记载。清史稿后妃列传中记其为皇后乌喇纳喇氏。满洲镶黄旗，佐领那尔布的女儿，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初十日，比乾隆小七岁。《清史稿列传一后妃》：皇后，乌喇那拉氏，佐领那尔布女。后事高宗潜邸，为侧室福晋。乾隆二年，封娴妃。十年，进贵妃。孝贤皇后崩，进皇贵妃，摄六宫事。十五年，册为皇后。三十年，从上南巡，至杭州，忤上旨，后剪发，上益不怿，令后先还京师。三十一年七月甲午，崩。上方幸木兰，命丧仪视皇贵妃。自是遂不复立皇后。子二，永璂、永璟。女一，殇。雍正帝在位时，把她赐给弘历当侧福晋。弘历即位后封她为娴妃。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三日被封为娴贵妃。乾隆十三年三月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死后，中宫之位悬缺。当时弘历三十八岁，正值中年。皇太后〔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对于后宫无皇后之事相当关心，见娴贵妃端庄惠下，有母仪之风，劝皇上立娴贵妃为皇后。乾隆因与孝贤皇后婚配多年，感情深厚，乾隆觉得孝贤皇后刚去世不久，尚在大丧期间就册立新后，于心不忍，但为了不违背皇太后的旨意，他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先在乾隆十三年七月把娴贵妃晋封为皇贵妃，摄六宫事(即代替皇后掌管六宫大小事务)，暂代行皇后职务，等到孝贤皇后的丧期过后，于乾隆十五年八月初二日正式将其册立为新皇后。册立礼刚举行过半个月，乌喇那拉皇后就陪着皇帝展谒祖陵、西巡嵩洛、五台山进香，又下江南巡视。乌喇那拉氏春风得意，荣耀非常。乾隆十七年，生皇十二子永璂，次年生皇五女，当时的乌喇那拉氏皇恩优渥，倍受宠幸。三十年正月随驾南巡，闰二月十八日忤旨截发失宠，提前送回京；五月十四日收缴历次册宝夹纸。三十一年七月薨，以皇贵妃礼葬，乾隆四十年，追封为皇后。葬裕陵妃园寝纯惠皇贵妃地宫之东侧。乾隆皇帝的第三位黄厚实孝仪纯皇后魏佳氏，魏佳氏，本为魏氏，是内管领清泰的女儿，原属包衣正黄旗，后因魏氏为妃的关系而被乾隆抬入满洲镶黄旗，史称“抬旗”，是一种提高身份地位之举。魏佳氏生于雍正五年九月初九，因其隶属内务府包衣旗，所以是以宫女的身份被选入宫中的，但后来脱颖而出，被封为了贵人，成为了皇帝的嫔妃。史料中用了个“充”字，因为在后宫中，贵人、常在、答应均属低品级。按照清朝内务府选拔宫女的规定，入选宫女的年龄应在十三到十七岁中间，因此魏佳氏应该是在乾隆四年进宫。估计魏佳氏容颜秀美，心地善良，很得乾隆帝的喜爱，所以在乾隆十年的正月便封为贵人，此时魏佳氏仅十九岁，入宫不过六年。乾隆十年十一月便位列三嫔之一（当时乾隆帝嫔位上共有三人，即舒嫔叶赫那拉氏，怡嫔柏氏与令嫔魏氏），乾隆帝封其为“令嫔”，“令”字语出《诗经·大雅》中的“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在古代汉语中有美好之意，大概是魏佳氏让皇帝听到和看到的都是如玉石般善良、美好的一面，所以才会得到此封号，从《清实录》中的记载可以看出，晋封时魏佳氏已列众嫔之首，排在了家世与资历均比她有优势的舒嫔叶赫那拉之前，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极大的荣宠。乾隆十三年，魏佳氏晋为令妃，乾隆二十四年魏佳氏又被晋为令贵妃，乾隆三十年更是一跃成为皇贵妃。此时孝贤纯皇后已亡，皇后乌拉那拉氏也失宠被打入冷宫，加上乾隆帝再未立过皇后，所以魏佳氏从此已皇贵妃之尊统摄六宫之事，代行皇后之责，成为无名号而有实权的后宫之主达10年之久。终乾隆一朝，魏佳氏是为乾隆帝生育子女最多的一位后妃，也是清代生育子女最多的后妃之一。其生育子女的具体年代如下：乾隆二十一年生皇七女，此女二十九年指配超勇亲王策凌之孙拉旺多尔济，三十年额驸袭亲王爵，三十五年皇七女被封为固伦和静公主下嫁，其时魏佳氏仅为皇贵妃，但皇七女享有皇后所出之女的尊荣。四十年正月初十，皇七女薨，年仅20岁。魏佳氏在长女逝世后的第十九天薨逝，也许魏佳氏的死是受其女早亡打击所致。乾隆二十二年孝仪皇后中年时期吉服像生皇十四子永璐，该子于乾隆二十五年夭折，年仅四岁。乾隆二十三年生皇九女，三十六年封和硕和恪公主，三十七年下嫁乌雅氏协办大学士兆惠之子、一等武毅谋勇公札兰泰。四十五年皇九女薨，年仅23岁。乾隆二十五年生皇十五子永琰，是为嘉庆帝。乾隆二十七年生皇十六子，4岁早亡。有野史记载，原欲赐名永王全。乾隆三十一年生皇十七子永璘，五十四年封多罗贝勒，嘉庆四年晋庆郡王，嘉庆二十五年封和硕庆亲王，同年薨，时年55岁。魏佳氏生此子时年龄已有四十岁，成为为清代后妃中最为高龄的一位产妇。从这个时间序列中可以看出，魏佳氏在乾隆二十一年至乾隆三十一年间，先后为高宗生下四子二女，且时间间隔较短，足见宠幸之隆。也正是这一时期，魏佳氏由妃跃居到贵妃乃至皇贵妃。俗话说，宫门一入深似海，在这壁垒森严的后宫之中，魏佳氏能浮出水面实属不易。皇后乌拉那拉氏南巡失宠，时为令贵妃的魏佳氏也随侍在场，纳喇氏从炙手可热的皇后高位转瞬跌入不见天日的深渊，魏佳氏应是最好的见证人。而从一个毫无身份地位可言的宫女到成为后宫之主，魏佳氏三十多年来伴随君侧，在这之后又以乌拉那拉氏为前车之鉴，小心翼翼地执掌着皇贵妃之权，十年中稳坐皇贵妃的高位而未遭乾隆帝的责难，实在是难得。她于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九逝世，享年四十九岁。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乾隆宣示颙琰为皇太子，同时下令追赠其母令懿皇贵妃为皇后。

2014-05-05 00:24:54 作者:周其运 来源：广东校园文学网 10682 0

时光刻下的历史情：鲁迅的两段婚姻

朱安是鲁迅的元配夫人，她比鲁迅年长三岁，是个心地善良，恪守妇道，没有文化的姑娘。鲁迅本来不同意这桩婚事，可是他母亲却坚持成全此亲事，几次催他回国成亲。鲁迅总是拖延、搪塞。1906年鲁迅在日本三番五次接到母亲催归完婚的电报。鲁迅回说，让姑娘另嫁他人为好。这位生性开朗、喜读小说的母亲鲁瑞，一生与鲁迅情感极好，唯独在儿子婚姻这件事上，做了她应该做又万不该做的强迫。7月，鲁迅的母亲给他拍电报称：“母病速归。”鲁迅只好立即回国。到家的第二天，母亲就为他举行了婚礼。在婚礼上，鲁迅面色阴沉，听从摆布，并没有什么反抗的举动，她母亲以为儿子认可了这门婚事。光绪三十二年农历六月初六(1906年7月26日)，桀骜不驯的青年鲁迅，被装了一条假辫子，头戴礼帽，身着礼袍，一套新郎行头，木然迎亲。新娘朱安的脚怯生生从轿帘中伸出来，中等大小，半天悬空，急欲着地。而绣花鞋终于不慎掉地，鞋头塞有一大团棉花。她旧式女人的小脚露馅了。揭开盖头，鲁迅看到一张狭长的脸，脸色萎黄，颧骨凸出，前额高而近秃，发育未足，似有病容。当夜，鲁迅坐了一宿，彻夜未眠。此后几天皆在母亲房中看书、入睡。4天后，鲁迅便借口“不能荒废学业”，与二弟周作人启程回日本，一走3年。传统婚制把他请进了婚姻的城堡，但他把朱安当成“母亲送给我的一份礼物，我自当好好供养。但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从此，两人分别陷身婚姻的坟墓，一人在里头，一人在外头，只有荒原与冷雨，两人都吞噬了无尽的苦涩。1909年8月，鲁迅回国。1910年7月，回绍兴，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虽身在绍兴，鲁迅却以公务缠身为由，回家次数寥寥，实则有意回避朱安。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师范学校、绍兴浙江省五中和绍兴师范学校，担任教务长、学监和校长。此间，他住在学校，很少回家。1912年蔡元培担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之后，聘任鲁迅到教育部工作。鲁迅自此离家。留下朱安陪着母亲苦度生涯。1919年鲁迅在北京八道湾买下一所宅院，将母亲、朱安和两个弟弟全家接来居住。后因与周作人反目，鲁迅搬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此间，他和朱安依然分居。朱安陪伴着母亲，管理家务。朱安是受封建礼教影响很深的女子，鲁迅把生活费用交给朱安，日常生活由她安排。她为鲁家做饭菜，缝洗衣服，每天晚上为鲁迅铺好被褥。尽管鲁迅不同意她这样做，但是朱安仍然不改初衷。平时，两人为了尽量不碰面，不说话，她准备了一只箱子，将鲁迅换下的衣服洗好放在里边，让鲁迅取用。这就使得单身的鲁迅始终能穿上干净的衣服。在朱安患病时，鲁迅也很关心她，陪伴她到医院治疗。鲁迅还定期为朱安的娘家寄钱。这对没有爱情，却又无法摆脱封建桎梏的婚姻，就这样延续了30年之久。彼时鲁迅刚刚30岁，当为一个男人的猛虎之年。但他心境寂寥，形容枯槁，时时“囚发蓝衫”，抽烟买醉，貌若其《酒楼上》伶仃溺饮的回乡青年，陷于苦闷的人生、灰暗的命运。他在写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仆荒落殆尽……又翻类书，荟集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自嘲中道出肺腑之言。话中可见逃避婚姻的禁欲者鲁迅对待女人的态度——女人如醇酒，可解万古愁，欲求之，却禁之。他如同一个苦行僧，承担着存在与禁欲的绝望，而把“力比多”转移到整理故纸堆，郁郁心事，寄托青灯黄卷，后编成《古小说钩沉》。而朱安在周家年复一年独守空房，无望地等待又等待，身体与青春一起枯萎埋没，一直到心如枯灯，命若苦瓜。1912年，鲁迅受蔡元培之邀，由南京转北平教育部任职。前几年，他住在“S”会馆的“补树书屋”里，据《呐喊自序》说，“那里吊死过一个女人……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头颈上。”可见际遇寂寥。鲁迅在漫长的沉寂中潜入历史，抄古碑，拓片……他的枕下，一度藏有一把匕首，寻思“去自己死掉……”到1919年钱玄同等人来找他，他终于呼啸而出，为新文艺呐喊助威，写出《狂人日记》等篇章。到１９１９年，朱安已是４０多岁的人了，她结婚也有整整１３个年头了。对她来说，这１３年的婚姻等于一片荒漠。１９１９年１１月，鲁迅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１１号这一处院子，共花了３５００元钱，其中一部分是向友人借的，一部分是卖掉绍兴老屋所得，其余的是自己几年来的一点积蓄。八道湾１１号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放一些书籍杂物，中院是母亲和“大太太朱氏”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住，是二弟一家和三弟一家分住。全家虽然团聚了，但鲁迅的心依然孤独痛苦。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也不想吃，但母亲就在身边，他把火压下去了。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他把它从屋中扔到院子里。夜晚就寝，朱安铺好被褥等着鲁迅，鲁迅大发脾气，闹到要把床拆掉，最后还是分居。虽然如此，但当朱安身有不适，鲁迅还是雇上人力车，陪同她到外国人开的医院去治疗，并且扶她上下车，这使外国医生看了也很感动。１９２３年夏，鲁迅同二弟周作人因家庭纠纷反目割席，同胞兄弟一下子成了仇人，两人从此再无来往。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思：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明确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８月２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６１号。”这次搬家是借住。迁到砖塔胡同，鲁迅与朱安依然是分居一室。有时母亲来住几天。在这一阶段，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朱安安排。鲁迅把足够的生活费用交给朱安，并且跟以往一样，亲自给朱安的娘家寄钱同院住的虽然有“二房东”俞姓小姐妹，但鲁迅和朱安还是感到比以往更别扭，因为他们中间缺少了一个中间人周老太太。为了减少见面，他们甚至安排了两只箱子，一个要放洗的衣服，一个是已洗干净的衣服。鲁迅换洗衣服，都通过这两个箱子来解决。在砖塔胡同近十个月的这段日子里，是他们单独接触最多的时间，但是一切机会和努力均不可能挽回他们的婚姻了，更何况鲁迅根本就不想挽回甚么。随着岁月的流逝，鲁迅对朱安已经是连发脾气的必要也没有了。鲁迅似曾也想开导朱安，但他们的精神思想相距太远，谈话几乎无法进行。有一次鲁迅告诉朱安，说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也附和说她也吃过，确是好吃。鲁迅不悦，因为鲁迅说的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时吃过的，中国并没有这种食品。朱安想凑趣，但适得其反。鲁迅继续坚决地抵制着朱安。据郁达夫说，此时正当壮年的鲁迅为压抑性欲，特意穿单裤睡硬板床。鲁迅自己也有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果不得已过单身生活，不合常态，生理变化不免导致心理变化，变得偏执，变得世事无味，人物可憎。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反目割席，愤而出走，搬到砖塔胡同。搬家之前，鲁迅问了朱安的去向——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朱安黯然回答：“八道湾我不能住，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这些事我可以做……”言语十分自卑凄苦。1924年5月，鲁迅借债重新购置了西三条胡同21号，即“我的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之居所。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日常见面，形同陌路，日日无话。饭间对话，也无非问菜味咸淡如何，答应者或点头，或曰“是”与“不是”。朱安为鲁迅做了棉裤，鲁迅弃之不穿，后来周母叫孙伏园劝说，他依然不穿——鲁迅之禁欲，居然禁欲到一条胯下之棉裤！母亲问他朱安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摇摇头回答：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自作聪明。鲁迅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点心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点心不但绍兴没有，全中国也没有，她怎能吃到？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定居后，曾一度与朱安同住的俞芳问她以后怎么办？朱安激动又失望地说：“过去大先生待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又打了一个比方：“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又说：“看来我这辈子只好好好服侍娘娘(周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这时，朱安真如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鲁迅有了海婴后，朱安面露喜色，为自己“无后之错”略微感到解脱。还想着，自己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1944年，唐弢等人为保存鲁迅遗物，劝阻出售鲁迅藏书，到北平逗留。由鲁迅学生宋紫佩陪同，去拜访朱安。此时的朱安，已是白发苍苍，敝衣霜容，生活贫苦。朱安禁不住冲着来人说：“你们总是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这是她唯一也是最后的一声呐喊，犹如杜鹃滴滴啼血。她曾经是鲁迅的礼物，最后，她成为鲁迅的遗物，而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个妻子。呜呼悲哉！虽两人都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但朱安无疑承受了加倍的冷遇与痛苦。其一种冷遇与痛苦，直接来自鲁迅。鲁迅虽曾说自己也是“陪着作一世的牺牲”，但他后来有许广平与周海婴；而朱安做了一辈子无怨无尤的家仆，坐了一辈子无夫无子的冷宫。终其一生，鲁迅对她敬重有余而形同陌路。在一生受囿于旧婚姻囹圄的女性中，朱安是妻性最不解放、境遇最悲苦的一个。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师范学校、绍兴浙江省五中和绍兴师范学校，担任教务长、学监和校长。此间，他住在学校，很少回家。1912年蔡元培担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之后，聘任鲁迅到教育部工作。鲁迅自此离家。留下朱安陪着母亲苦度生涯。1919年鲁迅在北京八道湾买下一所宅院，将母亲、朱安和两个弟弟全家接来居住。后因与周作人反目，鲁迅搬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此间，他和朱安依然分居。朱安陪伴着母亲，管理家务。朱安是受封建礼教影响很深的女子，鲁迅把生活费用交给朱安，日常生活由她安排。她为鲁家做饭菜，缝洗衣服，每天晚上为鲁迅铺好被褥。尽管鲁迅不同意她这样做，但是朱安仍然不改初衷。平时，两人为了尽量不碰面，不说话，她准备了一只箱子，将鲁迅换下的衣服洗好放在里边，让鲁迅取用。这就使得单身的鲁迅始终能穿上干净的衣服。在朱安患病时，鲁迅也很关心她，陪伴她到医院治疗。鲁迅还定期为朱安的娘家寄钱。这对没有爱情，却又无法摆脱封建桎梏的婚姻，就这样延续了30年之久。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与27岁的许广平同居。朱安安于天命，对此并无怨恨，而且还对许广平以妹相称。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朱安给周建人写信，要他转告许广平：欢迎许广平母子到北京和她一起居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1947年朱安孤独地辞别人世。爱，在水到渠成时。许广平祖籍福建，生于广东番禺。1917年考入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1922年毕业后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为北京女子师大）国文系读书。许广平读二年级时，鲁迅到女高师给他们兼课讲《中国小说史略》。当时的鲁迅已经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女高师的学生们听说鲁迅给他们讲课，都很仰慕，特别是女孩子们更想看看他是怎样一个人。不料，前来给她们上课的却是一位个头不高，表情严肃，衣着陈旧的人。学生们敬重他，可是看到他那严峻的面孔又有些惧怕。他以浓重的绍兴口音的“官话”讲课，常在讲义之外讲些大家闻所未闻的事，讲得很幽默，逗得满堂大笑而他自己却不笑。许广平是个好学的学生，每次听课她都坐在第一排。认认真真地听课和记笔记，有时有了不懂的问题，还敢于向老师提问。课间休息时，她还主动去擦黑板，也常与老师说几句话。特别是对于鲁迅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更是从心底里敬仰。鲁迅也对这个勤学好问的女生颇有好感。1924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杨荫榆担任女子师大校长后，推行奴化教育和封建教育，引起学生们的不满。在1925年3月11日，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思想激进的许广平是学潮中的骨干。面对学校复杂的形势和面临毕业的选择，许广平陷入思想苦闷之中。毕业后何去何从，心里苦闷，无法解脱。她想把心中的苦闷说给自己敬重的老师，以得到指导。她大胆地给鲁迅写了封信，述说了学校状况、人生道路，以及自己的苦闷，并且要求老师给予“无时地界限”的指导。鲁迅在收到来信的当天，就给她写了回信。这让本来惴惴不安的许广平激动不已。之后，他们书信频仍，虽然每周听课时能见面，但他们觉得通信便于思想交流，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之后，许广平去西三条胡同的鲁迅家拜访，见鲁迅事务繁忙，便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杂事。这样，她逐渐成了鲁迅家的常客，不仅帮助鲁迅处理一些稿件或生活的琐事，还常劝导他多休息，少吸烟，戒掉饮酒。这自然使鲁迅对她的情谊逐渐加深。1925年10月20日这一天，许广平在鲁迅家一直待到晚上，鲁迅坐在书桌边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书桌旁的床头。他们谈得很投缘，谈得激动之时，许广平顺手抓住了鲁迅扶在藤椅上的手，鲁迅反手就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两颗心终于跳动在一起。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列出通缉名单，鲁迅被列入其中。为躲避通缉，鲁迅于同年8月来到厦门大学任教。而许广平则回到家乡，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职。两地分隔，他们间的通信更加频繁，更加强化了他们的感情系念。1927年1月，鲁迅到广州的中山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四一二惨案”发生后，鲁迅因校方营救被捕学生不力愤而辞职，同年的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46岁的鲁迅与29岁的许广平开始同居。此后，许广平一直陪伴在鲁迅身边，直到他逝世。到１９１９年，朱安已是４０多岁的人了，她结婚也有整整１３个年头了。对她来说，这１３年的婚姻等于一片荒漠。１９１９年１１月，鲁迅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１１号这一处院子，共花了３５００元钱，其中一部分是向友人借的，一部分是卖掉绍兴老屋所得，其余的是自己几年来的一点积蓄。八道湾１１号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放一些书籍杂物，中院是母亲和“大太太朱氏”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住，是二弟一家和三弟一家分住。全家虽然团聚了，但鲁迅的心依然孤独痛苦。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也不想吃，但母亲就在身边，他把火压下去了。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他把它从屋中扔到院子里。夜晚就寝，朱安铺好被褥等着鲁迅，鲁迅大发脾气，闹到要把床拆掉，最后还是分居。虽然如此，但当朱安身有不适，鲁迅还是雇上人力车，陪同她到外国人开的医院去治疗，并且扶她上下车，这使外国医生看了也很感动。１９２３年夏，鲁迅同二弟周作人因家庭纠纷反目割席，同胞兄弟一下子成了仇人，两人从此再无来往。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思：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明确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８月２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６１号。”这次搬家是借住。迁到砖塔胡同，鲁迅与朱安依然是分居一室。有时母亲来住几天。在这一阶段，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朱安安排。鲁迅把足够的生活费用交给朱安，并且跟以往一样，亲自给朱安的娘家寄钱同院住的虽然有“二房东”俞姓小姐妹，但鲁迅和朱安还是感到比以往更别扭，因为他们中间缺少了一个中间人周老太太。为了减少见面，他们甚至安排了两只箱子，一个要放洗的衣服，一个是已洗干净的衣服。鲁迅换洗衣服，都通过这两个箱子来解决。在砖塔胡同近十个月的这段日子里，是他们单独接触最多的时间，但是一切机会和努力均不可能挽回他们的婚姻了，更何况鲁迅根本就不想挽回甚么。随着岁月的流逝，鲁迅对朱安已经是连发脾气的必要也没有了。鲁迅似曾也想开导朱安，但他们的精神思想相距太远，谈话几乎无法进行。有一次鲁迅告诉朱安，说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也附和说她也吃过，确是好吃。鲁迅不悦，因为鲁迅说的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时吃过的，中国并没有这种食品。朱安想凑趣，但适得其反。朱安对鲁迅，甚至包括许广平并无怨恨之意，但她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有一次朱安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鲁迅）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然。可见，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的，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盼望有一个鲁迅的孩子在自己跟前“走来走去”。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很想南下参加鲁迅的葬礼，终因周老太太年已八旬，身体不好，无人照顾而未成行。西三条胡同２１号鲁迅离京前的书房辟为灵堂，朱安为鲁迅守灵。１９４３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只剩朱安一个人了。鲁迅逝世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是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但周老太太病逝后，朱安拒绝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虽然许广平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给朱安寄生活费，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很多时候，就连这样的生活也不能保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好“卖书还债，维持生命”。朱安登报要把鲁迅的藏书卖掉，许广平得知消息后，委托朋友去向朱安面谈：不能把书卖掉，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朱安尖锐地说：你们总说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为什么不好好保存？当来人向她讲到了许广平在上海被监禁、并受到酷刑折磨的事情後，朱安态度改变了，从此她再未提出过卖书，而且还明确表示，愿把鲁迅的遗物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後，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许广平对这一点十分赞赏。朱安还是个明白人，还是有些骨气的女人。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９日，在凌晨这段时间里，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早一天，鲁迅的学生宋琳（紫佩）去看望朱安。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态清醒，她泪流满面地向宋琳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後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给她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她还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朱安死后次日，接三念经，第三日安葬。墓地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象未曾存在过一样消失了。她在北京度过了２８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６９个春秋。朱安生前反复对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从来没有如鲁迅与朱安这样孤独痛苦的婚姻。谁之罪？似乎找不到罪人，但痛苦却是明明白白的。1934年12月9日，鲁迅购得《芥子园画谱》三集，是上海有正书局的翻造本。原刻难得，翻本无胜于此者，鲁迅以此赠妻子许广平，并题诗一首，云：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鲁迅说：“《两地书》其实并不像所谓‘情书’，一者因为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没有什么关于后来的预料的；二则年龄、境遇都已倾向了沉静方面，所以绝不会显出什么热烈。”“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学者王得后先生在《‘两地书’研究》①?一书中指出，《两地书》不是所谓“情书”，却是别具一格的情书，很有风格的情书。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原信现存一六○封，其中鲁迅致许广平有七十八封；许广平致鲁迅的有八十二封。收入《两地书》的是一百三十五封。其中鲁迅致许广平的六十八封；许广平致鲁迅的六十七封。《两地书》是1932年11月编好的，因此在这之后有十八封来不及编入，而真正在这之前有而没编入的只有六封半。王得后先生曾就原信与《两地书》的文字作校读，指出他们在编定《两地书》的时候，对原信做了许多增删修改，特别是许广平的信，文字的修改很多，有的信常常是整段整段地删去。但却也不是为了藏匿什么隐私，因为所谓隐私的东西，原信中一点也没有。比起《两地书》来，原信自然更丰富，更生动，特别是有更多的细致的心理活动的表现，但《两地书》却更准确、更精炼。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生于1898年，比鲁迅小十七岁。1923年秋天，鲁迅应好友许寿裳之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课，就在这里认识了许广平。许广平长得身材高大，而且总是坐在第一排，尽管如此，鲁迅对这位外貌并不太出众的广东姑娘，并不会有很深的印象。而许广平多年以后这样回忆道：“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的竖立著，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一向以为这句话有点夸大，看到了这，也就恍然大悟了。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许多补钉，则炫著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遮盖不住了。一句话说完：一团的黑。那补钉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别熠眼耀人。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也许有人这么想。讲授功课，在迅速的进行。当那笑声还没有停止的一刹那，人们不知为什么全都肃然了。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著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著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的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了一口气回转过来了?”这样的师生关系延续了一年多，直到1925年3月，由于许广平写信向鲁迅求教，他们之间才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原本疏远的师生关系才有了突破。1924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杨荫榆担任女子师大校长后，推行奴化教育和封建教育，引起学生们的不满。在1925年3月11日，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思想激进的许广平是学潮中的骨干。面对学校复杂的形势和面临毕业的选择，许广平陷入思想苦闷之中。毕业后何去何从，心里苦闷，无法解脱。她想把心中的苦闷说给自己敬重的老师，以得到指导。她大胆地给鲁迅写了封信，述说了学校状况、人生道路，以及自己的苦闷，并且要求老师给予“无时地界限”的指导。就在许广平写信的第二天，也就是1925年3月12日，59岁的孙中山因肝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孙中山逝世后，约有74万民众前往致祭。当时的段祺瑞政府决定为其举行国葬，灵柩暂时安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3月12日这一天，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许多学生想去参加孙中山的追悼会，但是遭到了校长杨荫榆的阻拦。杨荫榆不希望学生们加入到社会的政治运动中，当有学生提出悼念孙中山时，她觉得孙中山思想当中有另外的一种破坏的作用，认为学生们应当好好的学习文化，因此拒绝了学生的请求，矛盾由此激化。杨荫榆的行为引起了学生们的愤怒。而许广平写信给老师的目的，也正是希望先生对学校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出一些指点。这封信寄出去两天以后，许广平就得到了老师的回信，信中说：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哪里，只好交白卷了。这位向学生交白卷的老师，就是鲁迅。这封信也是许广平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这一年，鲁迅在女师大任教已经快5年了。鲁迅在收到来信的当天，就给她写了回信。这让本来惴惴不安的许广平激动不已。之后，他们书信频仍，虽然每周听课时能见面，但他们觉得通信便于思想交流，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之后，许广平去西三条胡同的鲁迅家拜访，见鲁迅事务繁忙，便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杂事。这样，她逐渐成了鲁迅家的常客，不仅帮助鲁迅处理一些稿件或生活的琐事，还常劝导他多休息，少吸烟，戒掉饮酒。这自然使鲁迅对她的情谊逐渐加深。1925年10月20日这一天，许广平在鲁迅家一直待到晚上，鲁迅坐在书桌边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书桌旁的床头。他们谈得很投缘，谈得激动之时，许广平顺手抓住了鲁迅扶在藤椅上的手，鲁迅反手就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两颗心终于跳动在一起。1926年9月29日，鲁迅与许广平同乘火车沿着京浦线抵达上海。9月2日清晨，他们又分别搭乘“新宁”轮到厦门，及“广大”轮到广州。鲁迅是应聘到厦门大学执教的，许广平则回到故乡发展自己的事业。临分手时，他们约定：大家好好地为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聚点必需的钱。谁知，许广平还在船上，就给鲁迅写道：“临行之预约时间，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而鲁迅刚到厦门，行李甫卸，也马上就“觉得太闲，有些无聊，倒望从速开学，而且合同的年限早满”。相互之间流露出多么炽热的恋情与难耐的心境！《两地书》的第二部分即是这段期间的相思之情，我们看到许广平的回信：“Mydearteacher!?你为什么希望‘合同年限早满’呢？你是因为觉得诸多不惯，又不懂话，起居饮食不便么？如果对身体的确不好，甚至有妨健康，则还不如辞去的好。然而，你不是要‘去作工’么？你这样不安，怎么可以安心作工？！你有更好的方法解决没有？或者于衣食，抄写有需我帮忙的地方，也不妨通知，从长讨论。”多么温情的抚慰，多么体贴的“从长讨论”啊！他们为了爱情而饱受苦难，磨练了意志，最后享受了欢欣！1929年10月1日，两人爱子出世，取名海婴。1933年5月，两人将此前的书信编辑成《两地书》出版，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鲁迅在上海病逝。1968年3月3日，许广平在北京逝世。

2014-05-05 00:02:06 作者:周其运 来源：广东校园文学网 10652 0

时光刻下的历史情：老舍生命中3位女性

老舍的一生中出现过几位女性，对他的生活、性情，乃至人生取向，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一位是他的初恋对象刘家小姐，一位是他的妻子胡薭青，还有一位则是与他维系了特殊情谊的女作家赵清阁。说到老舍的初恋对象，不得不提到其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里“定大爷”的原型——刘寿绵大叔。刘寿绵的女儿，正是老舍的初恋，两人同为师范学校毕业生。当初，母亲私自为儿子找媳妇时，老舍很痛苦，就因他已有了这个爱恋的对象。刘寿绵也是因为女儿，才注意到老舍；他带老舍上学后，老舍得以经常出入刘家，与刘小姐有了接近的机会。老舍上中学时就帮刘寿绵办学校和慈善事业，学校就在刘寿绵家的西跨院，他女儿也在这里义务做教师。随着接触增多，两人的感情一天天加深，大概在17岁的时候，两人萌发了爱的情愫。可是老舍的性格很要强，又内向、固执，他极力压抑情感，不肯表白，也未提亲，只是把秘密告诉了同学罗常培。刘小姐更不会主动提出来。好景不长，美好的初恋彻底粉碎，1923年，刘寿绵因不善经营，迅速败落下来，出家做了和尚，并让夫人和女儿随之做了带发修行的居士。他们以为遁入佛门便可清净无事，其实在多事之秋并不然。刘小姐结局如何虽不得而知，但一定遇到了麻烦。最初，在知道刘小姐出家的消息后，老舍心碎人瘦，把巨大的悲伤埋在心底，毅然出走英国。而老舍是个极重感情的人，所以尽管这样，他还想娶这刘姑娘，可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是做不到的。从写于1933年的《微神》这篇自传体小说中，可以发现一些关于这位刘小姐的线索：他俩青梅竹马，都喜欢对方，却顾忌传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她出家后，他远走他邦，想念着她，没有她的消息；他回来才打听到，她不幸沦落，被人蹂躏。他终于向她求婚，得到的是狂笑；他觉得要当面找她说清楚，去了却看见了尸体——她已因又一次打胎而死。老舍始终对刘小姐藏着真情，以至于一时之间，很难再有哪位女子能够替代她在他心中的地位。刘小姐在老舍的小说里，也一再现身，使得他凡描写到男女爱情的小说，都带有一定的模式：男女相爱，女方的地位一般比男方高，女方或失意，或沦落风尘，或过早夭亡，男方则都是远走他乡，如老舍本人的出行英国一样。而他笔下的年轻娼妓，小福子、月牙儿等，也都读过书，大多是师范毕业，做过小学教师，卖身都有个被强迫的过程。暗含了这位刘小姐的身世和遭遇。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初恋，老舍的艺术世界、人物形象，怕是会有极大改变。1930年，老舍初回国。因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小有名气，7月7日，应邀到北京师范大学作题为《论创作》的报告。而这次去邀请他来作讲演的人，正是胡絜青，时为师大学生，差一年毕业，25岁，爱好新文艺，和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叫“真社”的文学团体。他们听说老舍从国外回来，以“真社”名义作出邀请。同学们公推胡絜青出面。不想老舍答应得很爽快，并定下演讲的日期。到家后，胡絜青母亲打听老舍是怎么个人。胡絜青很奇怪，老太太保守，连大学都不乐意女儿去上，常叮嘱女儿别和男生来往，这次反常了。后来她才知道，自己被蒙在鼓里了。老太太见她腼腆老实、不认识人，害怕把姑娘“搁老了”，早托了她哥哥的朋友罗常培给物色个女婿。罗常培想到了知己老舍，他觉得二人性情、爱好很接近，就对胡家老太太讲了。老太太同意，只瞒着女儿一个人，老舍讲演时也不知情，她去约老舍，是顺理成章的天作之合。老舍本未想过结婚的事，朋友们却急了，说：你要是再不结婚，会变成个脾气古怪的人，我们再不理你了!老舍这才丢掉独身思想，同意他们帮自己去找，恰好胡家也来托亲，罗常培没费什么事便撮合成功。没几天，老舍去了济南齐鲁大学教书，他很快喜欢上这个校园，决心在此安营扎寨，只是婚姻大事仍没有大进展。寒假时，朋友们为老舍接风，胡絜青每次也在受请之列。一起吃了几顿饭后，他们都感到了对方越来越强的吸引力。老舍虽认为历来这种事情总该是男人先张口，况且自己年长几岁，又留过洋，也见过不少外国人那种火热、奔放的爱情方式，但他下了无数次决心，还是说不出口，最后拿起了笔：“饭，我们是吃了，酒，我们也喝了，再往下我们还要见面，不能总靠吃人家饭来见面吧。我们心里话很多，有的当面可以说，而更多的难以说出来，因为要说就要有勇气，而我的勇气只够把那些难以说出的写在纸上……”胡絜青回了信肯定了他们的感情。事情定下来，两家大人都很高兴，他们决定等胡絜青上完大学，再成婚。1931年老舍与胡絜青在北成了亲。半个月后，夫妻俩去了济南，胡絜青在一家中学教书。1937年9月底，日本人入侵山东，局势危急，学生、友人纷纷辞别逃难，老舍也想走，济南一旦失陷，他就有被逼为汉奸的危险。可是三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2岁.一个才3个月，还有老人，怎么走呢？胡絜青理解丈夫，一肩担过来。老舍自述道：“她的胆子并不大。可是，当我要走的那天，铺子关上了门，飞机整天在飞鸣，人心恐慌到极度，她却把泪落在肚中，沉静地给我打点行李。她晓得必须放我走……”走的那天是11月15日，能听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了，老舍觉得不能再迟疑，他把积蓄都留在家里，只带了50块钱，提了皮箱走出家门，开始了流亡生涯。在那些流亡的日子里，他始终担心留在敌区的家眷，想接他们出来，却没有路费。直到老舍母亲在北平去世，胡絜青为老人办完丧事，才拖儿带女，历时50余天，穿过重重封锁逃出来，于1943年11月17日，辗转到重庆。这时，两人分别已整整6年。胡絜青留在北沦陷区5年，当了4年多的中学教员，尝够了国亡家破的苦楚，孩子也改姓胡，即使这样仍常受日本孩子欺负。当时的北京，成了活地狱。其回报就是，胡絜青细心介绍了那边方方面面的生活，说了两三个月时间，促成老舍排除一切干扰，在北碚小镇开始了近百万字的《四世同堂》的创作。这个大部头是胡絜青九死一生从北京带来的，妻子从旁告知的细节让它踩住了“实景”。1945年3月，老舍应邀去美国，在美国，他将《四世同堂》的最后一部做完，并着手写长篇小说《鼓书艺人》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才于1949年12月回到阔别14年之久的北京。不久，胡絜青母子自重庆到北京，一家人方结束聚少离多、动荡不定的生活。正因为家人、尤其是妻子作出了巨大牺牲，老舍才能有如此斐然卓著的文学成就，其多数作品，都写成于离群索居的环境下。老舍和知名女作家赵清阁之间的亲密情谊，在他的人生里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老舍与赵清阁的最初交往，是从抗战爆发后的武汉开始。1937年11月20日，老舍抛妻别子，只身奔赴武汉，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同年年底，赵清阁也从河南辗转来到武汉，成为作家流亡大军中的一员。恰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老舍做了协会总负责。在“文协”的日常工作中，赵清阁与老舍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往。周恩来还想让赵清阁做老舍的秘书。当时赵清阁还身兼主编宣传抗战的文艺月刊《弹花》的重任。结果老舍成为《弹花》的主要撰稿人，并为《弹花》创刊号写了《我们携起手来》。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赵清阁的名字常与老舍联在一起。赵清阁刚强豪爽，也许是这种略带阳刚的性格，使“见着女人老觉得拘束”的老舍有勇气跟她合作。他们合写了剧本《虎啸》《桃李春风》以及《万世师表》。赵清阁写戏剧先于老舍，所以在剧本创作技巧及操作方面曾影响过老舍。其中四幕话剧《桃李春风》最为引人关注。赵清阁说：“当初老舍叫我同他合作剧本的时候，我不大赞成，因为他的意思，是希望发挥两个人的长处！他善于写对话，我比较懂得戏的表现。而我却担心这样会失败。合作的经过是这样的：故事由我们两个人共同商定后，他把故事写出来，我从事分幕。好像盖房子，我把架子搭好以后，他执笔第一二幕。那时候我正住医院，他带着一二幕的原稿来看我的病，于是我躺在床上接着草写第三四幕。但文字上还是他整理起来的。老舍的对话很幽默，如第一二幕情节虽嫌平静，对话却调和了空气，演出博得不少喝彩声。”日后老舍工作在北京，赵清阁定居于上海，再加上双方工作的繁忙，相互见面的机会很少。不过空间的相隔并未阻断二人的友谊，他们更多的是采用通信方式来进行交流。赵清阁生前，曾有人读到由她提供的老舍给她的10多封信，据说她当时收有老舍的信达100多封，去世前却烧毁大半。加上赵清阁一生抱定独身主义，始终未有组建家庭，更使她与老舍的关系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2014-05-05 00:01:08 作者:周其运 来源：广东校园文学网 10640 0

时光刻下的历史情：人言可畏的悲剧

阮玲玉短短的25岁的人生，所经历的几段情都相当不顺畅，无论是和阔少张达民还是和富商唐季珊，都是剪不断理还乱，而且还都闹上了法庭。最后，她在悲哀失望中选择了自尽，让人惋惜。阮玲玉出生在1910年的上海，她祖籍广东，幼年因父亲早逝，便随母亲在一个姓张的大户人家帮佣。阮玲玉在这个院子里认识了四少爷张达民。张达民虽然是一个纨绔子弟，但是那个时候他是经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一个青年，所以他对保姆的女儿并没有歧视。但是张达民的母亲不同意，于是张达民向阮玲玉提出，要不我们同居吧？那一年，阮玲玉只有16岁。同居的日子很困难，经人介绍，阮玲玉来到香港，开始接触电影行业。渐渐那个女孩长大了，她变成了明星，男孩家道中落，开始依靠女人的金钱，女孩变成了女人，有富商，著名导演，还有热爱她的观众，有越来越多的人爱她，而他的爱情，渐渐退到角落，退到一个尴尬的境地。1932年当阮玲玉在电影艺术上有着迅速发展的时候，“一·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日本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上海。此时，上海很多富商为了安全纷纷躲避到了香港，阮玲玉也带着自己的养女和张达民一起来到香港。在香港阮玲玉遇到了她生命当中的第二个男人，这位中年男子的出现，再次把阮玲玉推向了死的边缘。唐季珊当时在东南亚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富商，他是做茶叶生意的。因为他很有钱，电影公司都拉他入股，所以他当时就是阮玲玉电影制片厂联华公司的一个很大的股东。阮玲玉就在一个场面上见到了唐季珊。当时见面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交流，只是场面上的应酬。过后阮玲玉也没有把见到唐季珊的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但是唐季珊见到阮玲玉以后，把阮玲玉放在了心上。而这个时候唐季珊身边也有一个美女，她就是阮玲玉的前辈，也是在中国默片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女明星叫张织云。张织云的气质和阮玲玉非常相像，在她们的气质里面都有一种悲剧的成分，都有一种讲不出来的，压抑着的悲哀的感觉。而当时这位大明星已经息影了，和唐季珊同居。唐季珊知道阮玲玉喜欢跳舞，于是他接触她的第一个方式那就是邀请阮玲玉不断地跳舞，去高级的场合跳舞，去最豪华的场合跳舞。跳舞是很近距离的接触，于是这样一来一去，阮玲玉渐渐地和唐季珊有了感情。那么当阮玲玉和唐季珊好的时候，张织云的心里也是不舒服的，张织云写了一封信给阮玲玉，她对阮玲玉说：你看到我，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明天，说唐季珊不是一个好男人。但是那个时候阮玲玉听不进去这种话，她以为张织云是在嫉妒她，是想把她和唐季珊拆开来。所以她还是和唐季珊住到了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照片，当时唐季珊在上海的新闸路买了一栋三层楼的小洋楼。不久，阮玲玉和唐季珊住到了一起。就在阮玲玉和唐季珊开始新的同居生活时，张达民出现了，当张达民看到阮玲玉身边的唐季珊时，阮玲玉暂时平静的生活再次掀起了风波。那个时候张达民已经潦倒了，他看到与自己同居了八年的阮玲玉居然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并且这个男人比他更有钱，他心中那种复杂的感觉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复杂的感觉当中，恨和嫉妒占了主要的情绪，控制了他整个的情绪。于是张达民人性中恶的一面就表现出来，他开始使用一种非常无赖的方式纠缠阮玲玉。于是，他就来敲诈钱财，并且数额很高，但一向软弱的阮玲玉这次居然一分钱都没给。张达民就到法院递了一张状子，说阮玲玉偷走了他们家很多东西，然后把这些偷来的东西全部送给了唐季珊。唐季珊为了自己的名誉，也要打官司，说张达民对他是名誉诬陷。他还要阮玲玉出面在报纸上登一篇宣言，说自己没有把张家的东西拿来送给唐季珊，两人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这个时候唐季珊在外面又有了新的相好，这是阮玲玉处于一个女人的敏感，跟踪而去发现的。这个相好叫梁赛珍，当时是上海滩上著名的一个舞女，舞跳得好，人也长得好，所以经常去拍电影的。等于是和阮玲玉一个圈子里面的人。当阮玲玉发现唐季珊在外面等于是和自己的朋友梁赛珍有了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她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她要面子，她不说。由于张达民的无赖和唐季珊的不忠，阮玲玉再次失去了感情的寄托。此时阮玲玉惟有把心中的悲哀和痛苦融化在所扮演的角色当中。这时一次偶然的机会，阮玲玉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再次闯入了她的生活，他是阮玲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唯一可抓的稻草。但最后阮玲玉放弃了，为此阮玲玉付出了血的代价。就在阮玲玉和男人理不清感情纠葛时，电影《新女性》又遭到了小报记者的攻击，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扮演女主角的阮玲玉。这时阮玲玉在感情方面的受挫和被报刊记者攻击的双重压力下，于1935年3月8日，在家中留下了遗言，离开了这个令她心力交瘁的人世。她给张达民、唐季珊的遗书这样写着：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是(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怨)来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阮玲玉绝笔廿四、三月七日午夜致唐季珊季珊：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会和你死别，但是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请代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般的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的活着呢。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永远远保护你的。我死之后，请代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请你费力罢!而且刻刻提防，免他老人家步我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囡囡，共二千零五十元，至要至要。另有一封信，如果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阮玲玉绝笔廿四、三月七日午夜《思明商学报》刊登的遗书(当这份遗书发表以后,梁家的姐妹就是梁赛珍和梁珊珊从此就消失了,再也找不到了）其一达民：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津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其二季珊：没有你迷恋“XXX”，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过去的织云(唐季珊前女友)，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阮玲玉的养女)。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二千零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惟有你可以靠了！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玲玉绝笔那两封遗书里，阮玲玉对那两个男人的绝望之意显而易见。可以想象阮玲玉当时的心情，她爱过他们，可是，他们又怎么对她呢？这两个男人让她伤心透了，她会想：男人是靠不住的，感情是靠不住的。再想想自己这25年来所经历的一切苦楚，就更加绝望了。

2014-05-04 23:58:04 作者:周其运 来源：广东校园文学网 10641 0

时光刻下的历史情：戏与人生

1908年2月21日,一个乳名为宝娟的小女孩诞生在上海提篮桥辅庆里第一弄第三家，作为家中的独生女，她理所当然地享受了父母所有的疼爱，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乖巧的孩子日后竟成为风华绝代的电影皇后。如今的辅庆里，对于这个长大后改名为“胡蝶”的女孩，已渐渐陌生，然而在二三十年代风雨飘摇的旧上海，她的名字却是家喻户晓，是这个城市的骄傲。在先后主演的百余部影片中，她成功地饰演了中国不同阶层的各类女性形象，成为中国电影拓荒期和成长期的同步人和见证人，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演艺生涯和艺术成就构成了中国电影历史重要而独特的篇章。上海，造就了她的辉煌，记录了她的情感，在这个出生和成名的地方，她以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深情演绎了一幕幕人生的悲欢离合。胡蝶的美从小就显现出来，美丽的女孩子都有明星梦。已经长成十六岁靓妹的胡蝶一回到上海，就寻找圆梦的机会，中华电影学校正在招生，她去报考，一千多人来应试，要让自己脱颖而出，必须想个吸引考官眼球的点子。她别出心裁梳了一个横S发型，在左襟别了一朵大花，长坠耳环叮咚挂在耳朵上，身上是长裙圆角短袄，很搞怪的打扮，在众多时装女孩中鹤立鸡群。她居然一下子就考中了，成为中华电影学校的黄埔一期也是唯一一期学生。早年间的电影学校不像现在的电影学院一上就是四年，许多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在缓慢拖沓的学业中耗费。只用了半年时间她就毕业了，立即参加拍摄无声片《战功》。虽然在那部影片不是女主角，她扮演一个在游艺会上卖糖果的女孩，只有几个镜头，也没有一炮打红，却让她找到了当电影演员的感觉。当女主角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在电影《秋扇怨》里，胡碟第一次担任女主角，这部戏不仅仅让她收获了名气，还收获了爱情。在鸳鸯蝴蝶才子佳人式爱情戏里，从来没有品尝过爱情的胡蝶和清秀潇洒的帅哥林雪怀演一对情人，戏里眉目传情，戏外她也有些芳心暗动，不留神和男主角擦出火花。像所有初恋中的女孩子一样，胡碟全心全意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初恋中，她以为自己遇上的这一个是天底下最好的，所以当宝贝似地爱着，唯恐别人发现了这个宝贝抢了去。《秋扇怨》首映，胡碟和林雪怀已经是一对如胶似漆的恋人了，她脸上洋溢着幸福与满足，从来没有细细想过，生活远不是谈恋爱过家家那么简单，这是上海，这是二十年代的上海，没本事没钱一天都活不下去。她以为他的林雪怀有一双可以依靠的坚实臂膀，却看走了眼。他们从高调订婚到高调分手，走了一段艰难的情感之路。林雪怀也想干出一番稍大一些的事业，依照他的潜质，在影坛上走不动了，就想下海经商，没想到他把本赔尽了也没赚到钱，没想多他在下海的过程中增添了不少业余爱好。不断接拍新戏的胡蝶已经不再是刚刚出道时的小女孩了，她的眼界开阔了，她渐渐发现自己爱着的这个男人原来有这样多的缺点，原来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胡蝶的美从小就显现出来，美丽的女孩子都有明星梦。已经长成十六岁靓妹的胡蝶一回到上海，就寻找圆梦的机会，中华电影学校正在招生，她去报考，一千多人来应试，要让自己脱颖而出，必须想个吸引考官眼球的点子。她别出心裁梳了一个横S发型，在左襟别了一朵大花，长坠耳环叮咚挂在耳朵上，身上是长裙圆角短袄，很搞怪的打扮，在众多时装女孩中鹤立鸡群。她居然一下子就考中了，成为中华电影学校的黄埔一期也是唯一一期学生。早年间的电影学校不像现在的电影学院一上就是四年，许多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在缓慢拖沓的学业中耗费。只用了半年时间她就毕业了，立即参加拍摄无声片《战功》。虽然在那部影片不是女主角，她扮演一个在游艺会上卖糖果的女孩，只有几个镜头，也没有一炮打红，却让她找到了当电影演员的感觉。当女主角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在电影《秋扇怨》里，胡碟第一次担任女主角，这部戏不仅仅让她收获了名气，还收获了爱情。在鸳鸯蝴蝶才子佳人式爱情戏里，从来没有品尝过爱情的胡蝶和清秀潇洒的帅哥林雪怀演一对情人，戏里眉目传情，戏外她也有些芳心暗动，不留神和男主角擦出火花。像所有初恋中的女孩子一样，胡碟全心全意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初恋中，她以为自己遇上的这一个是天底下最好的，所以当宝贝似地爱着，唯恐别人发现了这个宝贝抢了去。《秋扇怨》首映，胡碟和林雪怀已经是一对如胶似漆的恋人了，她脸上洋溢着幸福与满足，从来没有细细想过，生活远不是谈恋爱过家家那么简单，这是上海，这是二十年代的上海，没本事没钱一天都活不下去。她以为他的林雪怀有一双可以依靠的坚实臂膀，却看走了眼。他们从高调订婚到高调分手，走了一段艰难的情感之路。林雪怀也想干出一番稍大一些的事业，依照他的潜质，在影坛上走不动了，就想下海经商，胡蝶帮他凑了本钱，并替他买了辆小轿车，林帅哥成为上海滩早期的有车一族。把他装扮齐整了送到海边去下海，没想到他把本赔尽了也没赚到钱，没想多他在下海的过程中增添了不少业余爱好，比如泡舞厅。不断接拍新戏的胡蝶已经不再是刚刚出道时的小女孩了，她的眼界开阔了，她渐渐发现自己爱着的这个男人原来有这样多的缺点，原来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她有些怨有些不满意了，男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林雪怀知道这个女孩最终不会属于自己，就率先提出退婚。从激情万丈的热恋，到被退婚，爱的激情虽然已经退去，但是胡蝶心里总有一种被欺辱玩弄的感觉。你想谈就谈，想退就退，凭什么？早知有今日，何必当初！从怨到恨到最后撕破脸皮走上法庭，爱恨情仇，让两个人都累得精疲力竭了。胡碟把初恋情人告上了法庭，无非是寻找一丝心理上的平衡，但是为了这份平衡，他们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小报记者倾巢出动，煽风点火大肆渲染“雪蝶分飞”。经过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炒作，纯情可爱冰雪聪明的胡蝶不复存在了，败诉的林雪怀心灵上巨痛苦，他饥不择食匆匆找了个女人成婚，想用家庭慰藉一下伤得惨不忍睹的心，他离开伤心之地上海，到苏州开了家照相馆，却依然摆脱不掉过去的阴影，抑郁成疾，一九三五年在落寞中悄然逝去。此时，胡蝶已经是影坛上的大姐大了，她已经是中国电影界的皇后了，她随代表团参加在苏联举行的世界电影展览会，同行的有梅兰芳等一批中国文化大鳄，她的《姐妹花》正在世界各地展演，她以中国影坛一姐的身份到欧洲旅行，旅行回来才听说林雪怀已经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胡蝶只是冷笑了一下，这个冷笑只是脸上做出来的一个表情，至于她心里怎样的感受的只有她自己知道。一九三一年对胡蝶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除了“雪蝶分飞”的婚约官司，还有一场更让她难以洗白自己的政治绯闻——“九·一八”之夜“红颜祸国”跳舞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因为执行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而丢掉东北三省，致使他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他不检点的私生活同样成为非议的话题之一。进步报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发表《东北的漆黑一团》一文指出：“少帅的确没有名义上的姨太太的。然而后宫佳丽却足有数十人，这数十位实际姨太太，优伶也有，娼妓也有，次要人的太太小姐也有。总而言之，他的秽德，在东省是彰闻的。他的大烟瘾也是盖世无双，一枪在手，美人在怀，神魂颠倒，乐不思蜀，无怪乎日兵一到，只能把辽、吉揖让恭送。”其后，《生活周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在继续绯闻的同时，却把当时上海著名的影星胡蝶给卷将进来，由此引发了当时沸沸扬扬，若干年后依然沸沸扬扬的一段历史公案。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被马君武扣上了红颜祸水的帽子一位署名“越民”的读者给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发来一篇《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小文章，作者以“确息”这样的给人感觉是准确的消息来源的口吻，叙述张学良与胡蝶女士在北平相见。因此，当时，一些小报纷纷转发这一消息，并作为谴责张学良不抵抗的理由。而谴责张学良最厉害的，莫过于国民党元老、北平民国大学校长马君武在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上发表感时近作《哀沈阳》诗二首：（一）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二）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北平民国大学校长马君武。他当年所作的《哀沈阳》诗，传遍了大江南北，也将张学良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据马君武自称，此诗是仿李义山《北齐》体而作。原诗是这样的：一笑相看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着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诗中所说的小怜是北齐皇后婢女，貌美，喜着戎衣，为后主高纬（565-576年在位）所宠爱，被封为淑妃，与之坐则同席，骑则并马，两人常出外打猎消遣。有一次，遇到北周军入侵，丞相隐匿军情不报，致使晋阳失陷。高纬欲率军南下，小怜于此时恃宠撒娇，坚持再猎一围，致误反攻时机。后来，高纬反攻晋阳，城内北周军已渐感不支，城垣崩溃，在这个关键时刻，高纬却忽然下令停止攻击。他的用意是想炫耀武力，要让小怜看看他大军破城的。景象，而小怜此时正在梳妆，良久未竟。北周军遂利用这段时间抢修城防。等小怜妆成后，双方继续会战。高纬带小怜并马在高地上观战。北齐军右翼稍后移，小怜误以为败退，遂在马上惊呼：“我军败了！”他俩急忙撤离战场，以致北齐军军心动摇，一败而不可收拾，导致北齐政权很快灭亡。从上述情况可知，马君武的《哀沈阳》是借古讽今，说张学良不重江山重美人，在九一八事变之夜犹与胡蝶翩翩起舞，结果把东北三省给断送了。马君武的诗作发表后，各报广泛转载，并传诵一时。从此，张学良被国人骂为“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胡蝶则被视为“红颜祸水”，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以马君武的名流地位以及这首本身就激荡着爱国主义义愤的诗，人们无暇来考察历史的真实如何，却很乐意把诗中所言的内容在张学良身上坐实。诗中的赵四，无须多说。所谓朱五，是当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五女儿朱湄筠。她是张学良二弟张学铭的大姨子，即张学铭太太的五姐。她经常与张学良跳舞，后来嫁给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为妻。至于胡蝶，则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明星。诗的意思主要是讲当时风传张学良思想摩登，已经腐化堕落，早把国难家仇置于脑后，在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北京六国饭店与胡蝶跳舞。对于马君武的诗，身为当事人的张学良、赵四、朱五均未置一词--这恐怕是当时最好的策略，因为假如要发表声明的话，在那种环境下只能是越描越黑。而对电影皇后胡蝶就不一样了。胡蝶本与张学良没有见过面，却无端地承受这样的冤枉，她当然不干了。于是，她在《申报》等报刊上刊登一则辟谣启事，郑重声明：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则，禁止男女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日，未尝一涉舞场。不料公毕回申，忽闻海上有数报登载蝶与张副司令由相与跳舞而过从甚密，且获巨值之馈赠云云。蝶初以为此种捕风捉影之谣，不久必然水落石出，无须亟亟分辨乃曰。昨有日本新闻将蝶之小影与张副司令之名字并列报端，更造作馈赠十万元等等之蜚语，其用意无非欲借男女暧昧之事，不惜牺牲蝶个人之名誉，以遂其污蔑陷害之毒计。查此次日人利用宣传阴谋，凡有可以侮辱我中华官吏与国民者，无所不用其极，亦不仅只此一事。惟事实不容颠倒，良心尚未尽丧，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呜呼！暴日欲遂其并吞中国之野心，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愿我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胡蝶辟谣启事登出后，明星电影公司导演张石川及洪深、董天涯、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职员，也在《申报》上发表启事为胡蝶作证，启事说：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实事。同人此次赴平摄取《啼笑因缘》、《旧时京华》、《自由花》等外景部分，为时几近两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独胡女士未尝违犯公司罚规而外出，更未尝得见张副司令一面。今赴平之男女演职员同住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人独自出游者。初到及归前数日，或出购买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与偕，故各人行动无不尽知。同人非全无心肝者，岂能容女演员做此不名誉之行动？尚祈各界勿信谣传，同人愿以人格为之保证焉！归自北平之张石川、洪深、董天涯等全体职员及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员同启。事实是，明星影片公司为赴北平拍外景，一行四十余人在导演张石川率领下，于1931年9月中旬离开上海北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才到达天津。胡蝶在回忆录中说道：“我们到达天津时，见到大批撤下来的军队，知是沈阳失守了。”所以，胡蝶到北平，当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所谓九一八事变之夜胡蝶与张学良翩翩起舞一事纯属子虚乌有，纯属攻击者的想象。胡蝶在北平五十余日，始终未与张学良谋一面，后来张学良因事到上海，有人想介绍他与胡蝶相见，张学良婉言谢绝了。他说：“如果这样，谣言岂不得到证实？”遂一笑置之。张学良与胡蝶可说是“素昧平生”。胡蝶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特别指出，马君武的诗是一段“莫须有的公案”，这是可信的。另外，还有人说，朱湄筠在抗战期间曾在香港一家饭店中看到马君武，就走过去对他说：“马先生，你认识我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朱五小姐。”马君武一看，拔腿就走。马君武的两首诗诚然不免牵强附会，并沿袭了古代“红颜祸水”的偏见，但却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忧国忧民的心情，对于蒋介石、张学良推行“不抵抗政策”丧失祖国大片河山表达了强烈不满和痛心，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很快流传开来，成为脍炙人口的诗句。马君武后来对人自夸说，他的《哀沈阳》诗足以和明朝末年吴梅村祭酒谴责降清大将吴三桂的诗《圆圆曲》媲美，永垂史册。但是，根据张学良当年的秘书惠德安的回忆，马君武写这两首诗，还有他和张学良个人之间的恩怨因素，并非完全出自爱国的公心。惠德安说：马君武早年留学德国，取得工学博士学位后，曾在北平创立一所民国大学，这所私立大学，资金很少，由大学的董事会筹措经费维持它。马君武听传说张学良曾给天津张伯苓办的南开大学捐助不少办学金。马几次求见张，请他拿出一笔款助学，由于东北情况紧张，又加张的身体不好，没能邀见他，他很不满意。事情凑巧，九一八事变后的这些天，北平学生去顺承王府请愿共赴国难。张接见了学生并讲了话，马君武认为既能接见学生，为什么不能会见他。他特往顺承王府承启处，要求无论如何也得见张，不见，他就不走，要在承启处坐以达旦。张学良只好会见他。据当时财政部冀晋察绥特派员荆有岩说，张见马以后，张曾询问荆能否设法给“民大”弄点钱？荆说他那特派员公署，每月支付班禅北平办事处、蒙藏委员会驻平机构、外交部办事处以及其他一些额外开支，数目就很可观。现在东北出了问题，以后的军饷能否发出去，都成疑问。马校长在这时候，要那么多钱，岂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张听了以后，久久未作表示。几个月后，马君武从上海寄给张一封信，作最后的要求。张回信的大意是，现今的军事费用，已穷于筹措，风起云涌的东北义勇军，且无力接济，对于“民大”，实已爱莫能助。惠德安以当事人的身份说的这个事情也很难否定，不能排除马君武借机发泄对张学良的怨气的可能。如果是这样，马君武的《哀沈阳》诗就包含有公私兼顾的含义。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马君武的诗确实给张学良造成很坏的影响，使他和胡蝶都蒙受了不白之冤。张学良对此备感痛苦，但他从未作公开或书面的辩解。他最气的是人家说他与朱五小姐有染，是天大的冤枉，后来连玩笑都不敢与部下的太太开了。对此，张学良始终耿耿于怀。他幽禁期间所写的《杂忆随感漫录》中，特意对此提出辩证：虽然由于马的诗而酿成了这一公案，但是，胡蝶把马君武当作谣言的始作俑者，也未免冤枉了这位爱国志士。她无法了解的是，这谣言之所以流传甚广，责任主要还不是那首诗，而是谣言的炮制者。这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报《庸报》故意造谣，以转移人们的视线；另一说法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蓄意借题发挥，目的在于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张学良身上，为蒋介石、同时也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可谓用心良苦。关于张学良与胡蝶后来是否见过面，胡蝶女士在她的回忆录里也讲得很清楚：“我和张学良将军不仅那时未曾谋面，以后也未见过面，真可谓素昧平生。1964年6月，我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我要不要见张学良，我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我还开玩笑地对朋友说：‘过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现在相识，岂不又给人以题目吗？”胡蝶女士的这一谈话在报上发表不久，考试院院长莫德惠去看张学良。据莫事后对记者说，张曾问他，是否看到胡蝶那段谈话，然后说：“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这自然是以后的事实了，但在当时，由于马君武的诗流布很广，张学良也罢，胡蝶也罢，还要忍受这种冤屈而无处辩解。倒是诗作者本人在后来了解到了张学良不抵抗的真实情况后，才放过了张学良，把责骂的矛头指向了蒋介石。他在《致蒋介石、汪精卫电》中说：“国事败坏至此，论者异口同声皆曰：是乃精卫兄在武昌一年，介石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总结果。介石兄坚持对内不妥协、对外不抵抗之主张，日本已占据东三省，介石兄犹唱先统一后对外之说……介石兄对内面狞如鬼，对外胆小如鼠。”虽然这封电文也是公之于世的，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也并未就减轻张学良的罪名起多大作用。直到张学良宣布下野出国后，著名学者林语堂先生主编的《论语》杂志上，还登了一首打油诗讽刺道：赞助革命丢爸爸，拥护统一失老家。巴黎风光多和丽，将军走马看茶花。如同马君武的诗没有事实的影子一样，这首打油诗也是完全离谱了。诗作者完全不知道在国外的张学良为抗日奔走的苦衷。与初恋情人林雪怀解除了婚约，耗时一年半已是身心俱疲。细心的堂妹看到了为她难过，于是就介绍了一位商界的年青人物给她认识，顺便牵线搭桥。此人便是潘有声，那时他还在洋行的茶叶部任职，但是高岸魁梧的身材，文质彬彬的书生气，倒也让人欢欣。与胡蝶交往，潘有声才感慨明星在生活中最真实的可亲一面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而胡蝶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评价他：“潘有声是个干事业的人，做事情扎扎实实，待人诚恳，讲信用，肯动脑筋，肯钻研，如他做茶叶生意，对茶叶就很有研究，他只要稍一品茗，就可以说出茶叶的产地，品级”。多次接触之后，彼此有了爱的火花。潘有声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向胡蝶展开情感攻势，而是同她保持着一种君子之交的关系。在他看来，给对方一个空间，或许距离会拉得更近。他的细致入微，她的朴实无华，渐渐显露给了对方，并被彼此珍藏在心里。那几年胡蝶的演艺辉煌，少不得爱情的浓墨淡彩。四年的爱情路，终于看到了幸福的彼岸。1935年，已经成为影后的胡蝶进入了人生的第27个年头，虽然她的风韵仍不减当年，但是体型却开始发胖，后起之秀锐不可挡的锋芒让胡蝶逐渐萌生了息影的想法。胡蝶的父亲胡少贡此时突然被检查出患有肺癌，并且已经到了晚期。为了满足父亲的心愿，胡蝶终于作出了和潘有声结婚的决定。婚后的她，渐渐淡出了演绎事业，做个普通人享受着爱情里的甜蜜生活。可哪曾想，两年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上海，她与家人被迫迁往香港。四年后，香港沦陷，日本邀请她到东京去玩一趟，拍一个叫《胡蝶访东京》的纪录片。胡蝶渐渐不安起来，推说自己怀孕挡掉了。第二年，在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她与潘有声转西贡，经桂林一直辗转到重庆，借住在中学时的同学林芷茗家中。潘有声几经周折同几个朋友一起开办了一家公司，从事茶叶和木材生意。胡蝶则准备参加抗日电影《建国之路》的拍摄。也就在这时，两人情感生活的威胁随之而来。上海失陷后，胡蝶随丈夫潘有声去香港，继续活跃在影坛拍片。香港沦陷时，胡蝶开始打算在香港偷安。谁知日本人找上门来，邀她赴日本拍一部题为《胡蝶游东京》的影片，宣扬所谓“中日亲善”。这不是为日本人张目的汉奸行为么？胡蝶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与丈夫一商量，决定逃回大陆。行前，胡蝶夫妇将历年积存的财物装成30箱，托杨惠敏女士装运回大陆。杨惠敏女士在当时也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风云人物。淞沪抗战时，我军800将士坚守在四行仓库，与日本侵略军血战，杨小姐作为女童子军的代表，冒着枪林弹雨，向800孤军献旗。杨的勇敢行为感动了全国，受到各界舆论的赞扬。后来，杨惠敏女士受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派遣，前往香港接运爱国抗日人士到大后方去工作。在香港期间，杨小姐与胡蝶夫妇颇有交往。因此，胡蝶夫妇将30箱东西放心地交给杨小姐，请代运回大陆。由于胡蝶是以“深夜出走”的实际行动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因而只能悄悄地逃出香港。她的爱国行动，受到国内舆论异口同声地赞扬。不料，当胡蝶夫妇过西贡，步行至淡水，然后抵达广东曲江（韶关）时，却得到30箱物品被劫的消息。胡蝶失宝，自然极是伤心，特别是行李箱内有胡蝶欧游时各国名流和朋友的照片、题字，她在香港演《孔雀东南飞》时特制的衣服以及许多名贵首饰，纪念品等，均是无价之宝。获悉遭劫消息后，胡心急如焚，急忙向当局报案。因一时未能破案，胡蝶苦思成疾，在桂林大病一场。胡蝶在上海时的好友杨虎、杜月笙等得悉后，立即致电戴笠，请他帮忙破案。戴笠闻此消息，不禁喜出望外，连呼“真乃天赐良机！”立即电邀胡蝶夫妇赴重庆。为了赢得胡蝶的好感，戴笠先是百般安慰，然后又信誓旦旦地保证要破案。于是他将杨惠敏和她的情夫抓来严刑拷打，得知的确是土匪抢劫之后，又派一批强干的办案人员赴广东全力侦破劫案。由于兵荒马乱，劫匪如麻，任凭有通天之能，此案也无法侦破。戴笠情急之中心生一计，按胡蝶开的丢失珠宝、衣物的账单，派人去外国购置，然后谎说是追回了一部分财物。胡蝶是见过世面的人，一看这些“追回”的珠宝，衣物虽不是原物，但款色更新，价值更贵，于是对戴笠说了许多感激的话。1944年春季的一天，当疲惫不堪的胡蝶从电影外景地返回家中时，从朋友林芷茗和母亲的口中得知自己的丈夫潘有声在几天前被警察无端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面对丈夫的被捕，胡蝶心急如焚，这时，朋友林芷茗已经大致猜测到了潘有声被捕的原因。于是，胡蝶被迫去找当时在重庆官衔不大却受蒋介石器重的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戴笠。胡蝶离开戴公馆回到林芷茗家中后不久，潘有声便被军统局用车送了回来，一年来的逃亡生活，早已让胡蝶疲惫不堪，见到潘有声平安归来，胡蝶再也支持不住了，终于一病不起。胡蝶养病期间，戴笠经常来到林芷茗家中看望她。戴笠对胡蝶如此关心，潘有声已经感觉到了他别有用意，但考虑到自己就在胡蝶身边，便也没有对他们的来往强加干涉。为了达到自己目的，戴笠又使出一招，派人打发走潘有声，封了潘有声一个专员的头衔，让他去昆明做生意，还给潘有声发了商人梦寐以求的专员委任状和滇缅公路通行证。潘有声一走，戴笠再也按捺不住强行占有了胡蝶。自此，胡蝶开始了在重庆被幽禁三年的日子。潘有声走后，胡蝶感受到了度日如年的孤独和失落。而潘有声在抵达云南后，便发现自己落入了戴笠设下的圈套。有一次，潘有声从云南专门回到重庆去找胡蝶，却怎么也找不到。戴笠专门在歌乐山中美合作研究所边上建了一栋别墅，把胡蝶跟外界隔绝开来。自此，胡蝶过上了幽禁的生活。万般无奈的潘有声，最后只得孤身回到上海，在亨利路他和胡蝶曾经的旧巢里过起了隐居的生活。1943年，戴笠和胡蝶同居于中美合作所内的杨家山公馆，布置得相当豪华。但胡蝶还是讨厌这个地方，屋前是山，屋后是山，连一个供散步的花园也没有。戴笠听见胡蝶这样一讲，立即下令在公馆前速造一所大花园，限一个月内完成。戴笠还亲自设计，在斜坡上用石块镶成了“喜”和“寿”两个大字，空隙处栽上各种奇花异草。据说，仅花卉和树木一项，就花去了法币一万多元。为了博得胡蝶的欢心，戴笠费尽了心机。胡蝶只要说一句话，戴笠就把它当成天子的圣旨，立即派人去办；胡蝶只要提一个要求，戴笠就把它看成是上帝的意志，千方百计也要予以满足。因而，胡蝶想吃什么，立即会有专人去买来；胡蝶想穿什么，立即会有专人送来。当时，胡蝶因旅途劳累，又伤心过度，大病之后，身体恢复较慢。戴笠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不但延请中西名医为胡蝶治病，购买名贵补品，安排调养身体；还在百忙之中，每日登门看望，和胡蝶聊天解闷。除此之外，戴笠在附近的神仙洞畔，又造了一所更华丽的公馆，作为他和胡蝶的新居。为了使胡蝶不爬坡，把平坦的马路一直修到胡蝶的房门口。戴笠的部下沈醉为了讨好她，采用强制的办法，逼迫工人们通宵达旦地赶工。因为疲劳过度，精力不集中，3名石匠被砸死，12名工匠被砸成重伤，轻伤则天天不断。潘有声从外地归来，得知娇妻已被“鸠占鹊巢”，当时非常恼火，就直奔中二路罗家湾19号军统局本部，但连去几次，都吃了闭门羹，又打听不出胡蝶的住所。有一天，他正在皇后饭店生闷气，戴笠的秘书王汉光去找了他，明确指出：“你要把胡蝶女士带回去，这点万万做不到，你还是拿些钱，做个官算了，聪明人不吃眼前亏。”潘有声知道鸡蛋碰不过石头，就独自悻悻回到了上海。1944年圣诞节，戴笠选择这一天公开了与胡蝶的关系。这一天晚上，重庆中美合作所举行盛大联欢晚宴。华灯初照，光辉簇簇。胡蝶以女主人的身份出现在大厅之上，与出席晚宴的美国以及各国驻华使节、武官和其他来宾见面，全场雀跃欢呼掌声雷动。此时的戴笠，正处在人生最惬意的时刻，他一手挽胡蝶，一手频举杯，畅怀痛饮，毫无醉意。他的祝酒词，将整个圣诞节庆祝活动推向最高潮。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戴笠变得十分繁忙，因为担心胡蝶寂寞，戴笠将胡蝶送回上海，并积极筹备在上海和胡蝶结婚。就在戴笠与胡蝶准备结婚的前夕，潘有声来向胡蝶作了最后的告别。戴笠嘱咐胡蝶飞往上海，先与潘有声办理离婚手续。潘有声迫于权势，同意与胡蝶解除婚姻关系。胡蝶掉着眼泪对丈夫说：“姓戴的只能霸占我的身体，却霸占不了我的心。有声，我的心永远属于你。”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于南京近郊，与胡蝶结婚即刻成为泡影。1946年3月17日，正在胡蝶与潘有声悲叹两人缘分已尽的时候，戴笠乘座的专机在从北京飞往南京的途中失事，正准备要与胡蝶结婚的戴笠突然死亡，这使得胡蝶终于结束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幽禁一样的生活，回到了潘有声的身边，从此两人离开了曾经给胡蝶带来无数光环的上海，定居香港。

2014-05-04 23:57:19 作者:周其运 来源：广东校园文学网 10655 0

时光刻下的历史情：仲殊大师的抉择

佛教子弟中能入得大师行列的多半是把佛教教义发扬光大的级别，可是仲殊大师却是个例外，不但不专心参禅悟道，普度众生，将佛法发扬光大。反而表现的有些另类，有些与大师格格不入，除了荤腥外，几乎完全算得一个疯癫的花和尚，每天四处游荡，还美其名曰云游四方，饥饿时手持钵盂四处化缘，吃饱喝足时四处打量美女，写些艳丽词句。斜日平山寒已暮，雪过松梢，犹有残英落。晚色际天天似幕，一樽先与东风约。邀得红梅同宴乐，酒面融春，春满纤纤萼。客意为伊浑忘却，归船且傍花阴泊。一个雨天，仲殊来到杭州太守衙门，见一少妇前来投牒，体态单薄不胜风雨的样子，便告诉了苏轼，苏轼让仲殊将所见之事做一词，其实他早已心有所感，当即口就：浓润侵衣，暗香飘砌，雨中花色添憔悴。凤鞋湿透立多时，不言不语厌厌地。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鳞鸿寄？想伊只诉薄情人，官中谁管闲公事！虽然文笔精致，寥寥数语就将一个清晰的画面烘托语出，字里行间却充满轻薄嘴脸，完全不合乎一个大师的尊荣，可是居然博得一个大师的响亮名头，着实有些让人惊诧。如此文笔，一定博览群书，可是仲殊大师不但如此，而且曾经高中进士。按照正常逻辑，至此他本来应该循规蹈矩的跻身仕途，需求书生十年寒窗的共同宿求：学而优则仕的共同誓言。可是一场生命的变故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风流倜傥，放荡不羁的他，在高中进士风光无限的返回时，等待他的却是一场凶杀。家有娇妻美眷置之不顾，反而到处寻花问柳。对妻子长久的冷漠与情感的忽略，终于让她有爱生恨，最后步入绝望，无尽无处宣泄的堆积情感的交集让她对他甚是愤恨不满。竟在他高中进士的接风酒中投下剧毒，可是他却得到邻居解救，侥幸未死。然而妻子的种种已伤了仲殊那颗脆弱的心，让他对女人心生恐惧；医生的警告更让仲殊心有余悸，从此虽然对美色的执着不减，却只是停留在了观赏的角度。但从此心死，之后削发为僧，寄身苏州承天寺。虽然出家为僧，但他并不守佛门清规，每食，必有酒蜜相伴。不知道是不是解毒解出了心理依赖，总之仲殊从此喜欢上了食蜜，无论豆腐青菜，都要蘸着蜜吃，博得苏东坡取的“蜜殊”外号。苏东坡竟然也迅速喜欢上了蜂蜜，于是不但与他一起大吃蜂蜜，还专门写过一首《安州老人食蜜歌》：东坡先生取人廉，几人相欢几人嫌。恰似饮茶甘苦杂，不如食蜜中边甜。他辞别苏轼，回到宝月寺后，再也没有踏出寺门半步，却有一天，自缢于寺院方丈内枇杷树下。纵观他的一生，有些悲怆凄凉，一个心有悲戚的出家人，本该与十丈软红划清界限，做一个彻底的顿悟与了结。可是层层叠叠的心结缠绕心绪，紧紧绕怀，让他穷尽一生，都怎么也无法解开，因而投向世间的眼神，纵然可以用一种放荡形骸的方式彰显一种洒脱，实则却是在极力掩饰内心的种种不解与困惑。对滚滚红尘，始终无法心如止水，不再做丝毫挂怀与挣扎，彻底放下，却分明带有孩子气的眷恋，一腔佛门羁押不住的情肠他的心本是个矛盾体，对人生既爱且厌，无法超脱却又不能面对，不敢正视现实中只好寄托于另一种生存哲学，或许正因如此他才选择了既不崇贵又不卑贱第三条路，与尘同存。

2014-05-04 23:54:54 作者:周其运 来源：广东校园文学网 10643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