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童道明：我有一个憧憬，我能不能写诗？

   童道明，我国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戏剧评论家。他在评论方面颇有建树，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与杜清源、林克欢合称为“杜林童”，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戏剧评论家。他的戏剧创作始于十多年前，直至近些年，作品才开始相继上演。童道明的剧本将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投射在创作之中。▲2008年11月15日，北京，童道明(右)与濮存昕合著的《我知道光在哪里》一书在京首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坤晟 实习生刘瑶“咱们合在一起呼唤吧——‘正义，快快地回来！自由快快地回来！光明快快地回来！’”9月1日，夜，北京，蓬蒿剧场。当全体演职人员朗诵到冯至先生于1945年在昆明创作的诗篇《招魂》的最后一个音符，主演梁国庆将手中的剧本洒向天空，稿纸如雪花般飘落。朗诵剧《塞纳河少女的面模》落下帷幕。以纪念冯至先生为主题的《塞纳河少女的面模》是今年蓬蒿剧场“童道明戏剧演出季”上演的第一部戏。接下来是《歌声从哪里来？》及第一次搬上舞台的《蓦然回首》。9月13日，在北京潘家园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里，年逾古稀的童道明对本报记者说：“现在是导演的时代。观众进剧场，一般冲着导演的名头，比如孟京辉。但观众走进蓬蒿剧场看我的戏，大多是因为我的剧本。”“戏剧有两个家。娘家是文学，婆家是艺术。不可偏废。”这位半路上“破门而出”的剧作家希望中国话剧界能重新重视文学的力量。评论家的时代已经远去当今中国戏剧界，童道明称得上大名鼎鼎。身为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对契诃夫小说和戏剧研究有独到造诣的童道明以资深戏剧评论家闻名。这位75岁的老人时常暗自思索，若不是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于是之慧眼识珠，自己和中国戏剧的缘分又当几何。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的年代。文革中，被“四人帮”打到臭水沟里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被中国戏剧界重新奉为圭臬。上世纪50年代曾在莫斯科大学“契诃夫戏剧班”进修的童道明认为，当时戏剧界人士非斯氏的“体验式表演”，不谈实质，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在《外国戏剧》(1979年第四期)发表了一篇名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非谈》理论文章对斯氏体系的利弊进行了剖析。从此，编辑部的约稿不断。在上世纪80年代，童道明写出了《梅耶荷德的贡献》《论文学艺术的假定性》等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文章。一事当前，人们总是很自然地想问一问：童先生对此持何看法。1989年，童道明曾问过一位戏剧杂志的编辑，为什么你们那么喜欢约我的文章。对方告诉他，于是之先生在阅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非谈》后，曾对杂志社的编辑说，“有个童道明，你们可以请他写写文章。”“从精神层面上，于是之先生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个人之一。”童道明说。在童道明眼中，80年代是中国戏剧评论的黄金时代。“京沪两地导演艺术家论坛”“全国表演艺术研讨会”等重大活动，包括他在内的剧评家都是座上嘉宾。那个年代凡是想在戏剧上求新图变者，都会征求剧评家的意见和观点。但上世纪90年代，随着导演中心制的逐步确立，社会进一步开放，越来越多的导演能够直接到国外去学习最前沿的戏剧理论知识，他们不再急切需要评论家的指导和意见，评论家的地位逐渐衰微。“今年是中国小剧场三十年。大家都讲小剧场创新。但作为评论家，我们已经不能起到当年的作用了。”童道明喟叹。他对当今中国戏剧界的现状并不满意。“我一直说，我们戏剧生态是不平衡的。小剧场里80%以上的剧目都是以搞笑为目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竟然没有一部现代悲剧。即使有悲剧，也是1949年以前的故事。作为一个戏剧大国，这是不能想象的缺憾。”1996年，契诃夫《海鸥》一剧问世100周年之际，59岁的童道明动笔写了平生第一部剧本《我是海鸥》。剧里的主人公是两位将要表演契诃夫《海鸥》的两位年轻演员，他们都对“另一种生活”充满了渴望。但他们的“渴望”却并不相同，由此造成了戏剧性的纠葛。“既然评论家的话少有人听了，那我就靠剧本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当时就想好要写一部悲剧。”童道明笑了笑。1996年剧本完成，搬上舞台已是2010年，时值契诃夫诞辰150周年。为知识分子写戏《我是海鸥》是童道明写的第一部戏剧，被搬上舞台的时间却晚于《塞纳河少女的面模》。与《我是海鸥》不同，《塞纳河少女的面模》是一出正剧。童道明创作的冲动来自于是之先生在北京紫竹院一片湖水边对他说的话。那是于先生探望重病中的英若诚的第二天。于先生感叹中国知识分子命途多舛，中国戏剧却少有写知识分子的戏。“于先生对我说，北京人艺有三个清华的毕业生，两个已经去世了，一个又病成这样。”童道明自忖，何不写一个以杰出的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戏。在童道明心中，自己工作的中国社科院，最杰出的学者当属钱钟书和冯至。“冯先生低调内敛，除了搞文学的，如今已少有人提起他。我曾遇到一个作家，他竟然没有读过冯老的作品。我劝他读《伍子胥》，他受到极大的震动。在我心目中，他比梁实秋、林语堂都强，但他没有争议性，出版社也不青睐他。”童道明第一次见到冯老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冯老刚刚从北大调任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所长的时候。“当时单位组织参观鲁迅故居。冯老对我们说，当年鲁迅先生就是在这里接见了他。我们年轻人那个敬仰哟——”“鲁迅先生曾称冯先生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但冯先生从不自夸。每当别人提到这事，冯先生都谦虚说是鲁迅先生谬赞。”“上世纪80年代，有人曾说他是老一辈诗人中唯一没有批评过朦胧诗的。”1988年，童道明申请加入中国作协，需要有介绍人。“冯先生是研究德国文学的。当时我们搞俄国文学的，一般找叶水夫先生做介绍人。但冯先生是我最敬仰的人，我想我一定要找他做介绍人。”于是，童道明给冯先生写了一封信。过了两天，冯至先生就回了信，“为什么你的信写得这么委婉。我很愿意做你邀请我做的事。”童道明记得，自己和冯先生经常在早晨上班时在社科院的大门口相遇，从大门口到四号楼大概十分钟的路程，两人能就很多文学问题交换意见。“那时候冯先生对我说，一个研究外国文化的学者可能比一个没有外国文化背景的中国文化研究者更适合研究中国文化。想到研究德国文学的冯先生写了《伍子胥》《杜甫传》，也给我80年代对我研究中国戏剧提供了动力。和于先生一样，冯先生也是对我精神层面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于是，童道明开始以冯至先生为主角创作剧本《塞纳河少女的面模》。剧本摘取了冯先生在抗战胜利、文革开始、文革结束、病重等几个生活片段，通过冯先生和夫人、女儿以及老友季羡林先生的对话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选材《塞纳河少女的面模》不仅是冯先生的文章，更因为那张从欧洲带回的面模在文革中被摔碎是冯先生的一生之痛。“冯先生、季羡林先生、巴金先生、曹禺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达到了学术或者艺术的高峰，但他们真正的高峰是在文革洗礼后，他们达到了思想的高峰和人格的高峰。这是我要在剧本中表现的。”冯至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友情在剧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童道明很欣赏上一代知识分子的友情。“这是长达半个世纪的相交，没有利害、没有权谋，建立在共同文化的基础上。这种珍贵的情谊，很难在现在的知识分子中找到。”童道明说。■对话童道明记者：你是如何搜集有关冯至先生的材料？童道明：冯先生的文章我都阅读过。冯先生去世后，我在报纸上写专栏悼念先生。他的女儿看到了，给我打电话，把一些冯老的书信给了我。我看完后，觉得自己可以写他。记者：写作的时候，冯先生的家人给了什么意见？童道明：我跟他女儿说了，要写一个剧本。但我不会给她看，也不跟她商量。我只问了她两个问题：一个是抗战期间昆明市面上最主要的报纸。她告诉我是《春秋导报》；一个是冯先生和季先生最后一次见面的时间，1991年9月27日。记者：季羡林先生的台词出自何处？童道明：我跟季先生交往不深。大家在一起开过几次学术会议。我看过他不少书。我觉得自己能够写他的台词。后来我把剧本给和他很要好的一个朋友看。他说还可以。记者：在《塞纳河少女的面模》剧本里，你探讨了冯先生对死亡的态度。童道明：冯老对死亡的态度是很让人感动的。他平静地对待死亡的来临。所以他身上没插那么多管子。他希望他的后代，不要欺世盗名，做中华民族好儿女。因为当时他已经看到了学术界的欺世盗名现象。遗憾的是现在这种现象愈演愈烈。记者：你还引用了托尔斯泰的“没有死，只有光”。童道明：冯先生交流死亡的一段，是我很得意的一段。这句话来自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我想写死亡的辉煌。我非常感动的是，这个剧本出来后，我拿给我的同学，清华大学的徐葆耕教授看。他给我回信说，这一段和他多年思考的“死”的问题撞击在一起，冯老的遗嘱就像他的遗嘱。谁知，一个月后，他就查出了胰腺癌，真正面对了死亡。他真的学习冯老，不搞任何仪式，坦然地面对死亡。记者：话题有点沉重。你怎么看待戏剧性和文学性的统一？你的作品会不会曲高和寡？童道明：社会需要文本很简单的戏，靠导演就可以了；也需要像曹禺作品那样能成为文学作品的剧本。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问题是现在关注戏剧文学性的作家不太多了，所以才想写这个本子。记者：你好像批评过现在小剧场多是逗乐的戏。童道明：小剧场逗乐也需要，因为它要满足一部分观众的需求。但我深深地知道，还有一部分群众不愿意看那样的戏。要承认各种各样观众的存在。我们现在的导演大多是针对35岁以下的观众，那么35岁以上的呢？我的戏就是年龄大的人可以看的，青年人也可以看的。我年龄大了，白发苍苍，但是艺术追求的心还是年轻的。记者：你对现在的实验先锋剧怎么看？童道明：我非常支持现在的年轻导演。孟京辉、赵淼都是特别有才华的导演。但是他们的导演风格跟我的剧本是不可能相匹配的，不能和谐的。但是我很喜欢他们。记者：接下来你有什么创作计划？童道明：实际上我一直在准备着死亡，就想晚年的时候再看看自己还有什么可能性。论文我写过，散文集我也出过三本，剧本也写了五个了，我有一个憧憬，我能不能写诗？

  2012-10-07 19:56:50 作者:记者李坤晟 实习生刘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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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国平：最好的作品，写在最穷的时候

       跟周国平聊聊“幸福的哲学”最好的作品，写在最穷的时候晨报记者 徐颖 现场图片 制图 张佳琪“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这是大学校园里曾经流行的一句话。尤其是在1980年代末，他的那本《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成了学子们的必读书。那是一个充满理想和启蒙色彩的年代，而周国平，就是那个时代独有的人文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符号。周国平以其文采和哲思赢得无数读者的青睐。不久前，他来到上海图书馆主讲《幸福的哲学》。如何衡量幸福？周国平的标准很简单：第一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且能靠这个养活自己；第二，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并且让他们也感到快乐。他说，老天给了每个人一条命、一颗心，把命照看好，把心安顿好，人生即是圆满。两个最为幸福的时刻周国平今年67岁了，但信奉“活得简单才能活得自由”的他，看上去依然年轻。他说自己一生中有两个最为幸福的时刻，在陷入回忆的那一刻，周国平显得那样沉迷。“我17岁进北大时，正是青春期。有一天突然发现有这么多漂亮姑娘，觉得这个世界实在太美好了，似乎有一件非常美好但又不确定的事情等待着我，但是，女同学都比我大。虽然我并没有谈恋爱，但我有恋爱的心情，当时我看世界看人生，都用恋爱的眼光去看，我觉得和整个世界、整个人生在谈恋爱，我写了大量的情诗。然后就是狂读书，读了很多世界名著，读所有能找到的书。俄罗斯文学看得比较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中藏着我的艳遇。一个人有没有青春期的阅读很重要，这奠定了你一生爱不爱阅读。”周国平说，人生另一个特别美好的时期，就是再次当爸爸。“一个小生命来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每一天都是新的，那种幸福也是最为强烈的。我第一次当父亲的遭遇是，那时孩子刚刚满月，就发现有先天性疾病，一岁半的时候，妞妞死了。我写下了《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一书。现在我的女儿14岁了，读初二，我也给她写了一本书，叫《宝贝宝贝》。小孩子就像是小动物，而父母就像是成年兽，父母养育着孩子，非常简单快乐。平时我们当人当得太累了，小生命的来临，让你又回到了单纯，当一下动物其实挺好的，在生命的单纯上，我们要学习动物。孩子的语言非常精彩，我不由自主地为她记录，我是孩子的秘书，这也是父母能给予孩子最好的礼物。所谓爱，就是在世界上寻找最亲的亲人，我很赞成法国哲学家蒙田的说法。他说一个人能和家人和睦相处，是人生的重大成就。”写日记留住人生滋味除了在生活中用心去感受幸福，周国平还爱用“写日记来记录自己的幸福时刻。”他说，“每一个会写字的人都应该写日记，可以把流逝的生活留住。常常有人问我，何时开始写作？我出第一本书《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时已经41岁，但我常常说，我5岁开始写作。为什么？因为我从那时开始写日记。最初的日记写什么？小时候，大人带我们出去做客，常会有糕点吃。在那个年代，那是何等稀罕的美味，可是过了几天，这个美味就忘记了。我想，这样不就等于白吃了吗？于是，我用小本子，记下几月几日吃过什么糕点，隔几天看一看，似乎再次品尝了美味。我用文字留下了人生中的好滋味，各种人生感受。”周国平感慨，“生命中的好日子是留不住的，但我们可以用写日记这种方式留住，你的经历、感受和思考是最可靠的财富，日记会帮你保留这些。这时，一双外界的眼睛睁着，心灵的眼睛也睁开了，你的生活会变得更超脱，你会看到一个更高的、理性的自我以及一个灵魂的自我。”在地下室写作很快乐在周国平看来，一个人有相爱的伴侣和知心的朋友，比有房有车重要得多。一个人钱再多，没有相爱的伴侣和知心朋友，在这世上也是可怜的。“钱是好东西，但不是最好的东西，钱仅仅是个手段，钱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你在金钱面前获得自由。如果你没有更高的目标，只为钱而生活，那么金钱最大的好处你就没有享受到。人与钱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还能靠此挣钱养活自己。钱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副产品。所以我们对住房的要求不妨低一点，对车的要求也不妨低一点，不要为钱所累。”周国平透露，自己最好的作品《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就是在最穷的时候写出来的，“那时我研究生刚刚毕业，还没有分配住房，住在6平方米的地下室，在那里写作，非常快乐。物质可以看得淡一些，精神的丰富很重要，幸福不幸福，取决于你的精神。”对话周国平记者：两年前，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写下了《你幸福了么？》一书，探讨现代人的幸福问题。随后，于丹、毕淑敏等作家，都在新作中反思、寻找幸福。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都来探讨幸福？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不幸福了？周国平：缺什么说什么，当前很多人都在讨论幸福，是好事也是坏事。说是坏事，是因为近些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之增长，幸福变成了一个问题。说是好事，是说明大家已经引起注意，开始考虑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这就对头了。等人们都真正幸福了，幸福就不再是一个热门话题了。记者：在你看来，现代人活得是否幸福？周国平：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不关心他的生命，而关心物质的东西，大家都把金钱财富看得非常重要。这个我不批判，这也是必要的，但光有这个是不够的。很多已经富裕的人有一种困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缺的东西是什么，这对幸福很重要。其实无非就是精神上的渴求，这种渴求正在上升。记者：那么，造成人们普遍感到不幸福的根源是什么？周国平：主要是价值观的迷乱。把物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是痛苦的根源，物质欲望是社会刺激出来的，人比人比出来的。幸福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心态不好不会幸福，光追求外在的，不追求心灵，是不会幸福的。这里面，既有个人价值观，也有政府价值观的导向，这些年，我们把一些经济数据，比如GDP看得太高了。国家的发展观把什么作为目标，这很重要。记者：透彻如你，生活中也会有痛苦吗？周国平：肯定有痛苦。所谓大的痛苦，就是人类面临的共同的痛苦，解决不了的问题。当然也有羞于说出口的小痛苦，这属于个人隐私。记者：今年有哪些写作计划？周国平：主要是翻译整理尼采的作品，已经出了四本，还有四本，也就此和尼采告别。我不想被一个人占据时间太长，哪怕他是尼采。记者：很多人通过《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认识你。这些年，这书是否继续热销，期间反映了社会怎么样的变化？周国平：变化太大了。该书1986年出版，一年之内，印了10万册，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那种氛围，是一种精神的浪漫，尼采、萨特就是当时的时髦。1990年代之后，是物质浪漫时期，大家喜欢比开什么车，住什么房，物质成为浪漫的标准。我认为任何浪漫都是有缺点的。真正的精神追求不是一种时尚，喜欢精神的东西，就是要沉下心来坚持你的生活。记者：那怎样才能找到幸福？请传授一条寻找幸福的捷径。周国平：老天给了每个人一条命、一颗心，把命照看好，把心安顿好，人生即是圆满。把命照看好，就是要保护生命的单纯，珍惜平凡生活；把心安顿好，就是要积累灵魂的财富，注重内在生活。人的使命就是尽好老天赋予的两个主要职责，好好做自然之子，好好做万物之灵。那么，怎样让自己的心灵财富越来越多，一条途径就是读书，把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变成自己的财富。

  2012-10-07 19:51:16 作者:徐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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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红樱：我的写作不真诚都不行

    杨红樱，生于1962年，儿童文学作家，成都人，18岁开始当小学老师，由于一篇文章得到了学生的好评，于是19岁开始童话创作。她做过7年幼儿园老师，7年儿童读物编辑，现为成都某杂志社副编审。她的作品《女生日记》的章节被选进了中国小学语文实验教材，《男生日记》获2003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国家教育部指定的中小学图书馆必备书，《漂亮老师和坏小子》获2004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并入选“中国新世纪教育文库·小学生阅读推荐书目100种”等。 访谈实录新华网：六月份您的新书《爱仔仔的理由》，首次把自己写入作品里，置身其中和隐藏自我只用心灵感悟童真的写作有何不同？杨红樱：这是一本散文，是我第一次的尝试，写的是我跟我的小狗狗的真实故事。仔仔，它在全国小朋友中就是一大明星，小朋友们都知道。包括我们走到再边远的地方一问，杨红樱的狗狗叫什么名字，全部都能说出来叫仔仔。我就是用我喜欢它、小朋友也喜欢它来写了一本书。仔仔身上具备了我觉得是作为一个人应该具备的一些品质，实际上它是一本励志书。这次创作与以前不一样的是，童话会运用文学创作的手段，但散文必须是真实的。新华网：您的书很受小朋友欢迎，似乎是写到他们心里去了，您怎样理解童心？怎样让他们纯净的小心灵喜欢上您的作品？杨红樱：刚才和小读者的见面会上，几个小读者替我回答。有人认为因为我自己也是母亲，作为一个母亲会理解自己的孩子。还有的小朋友认为，跟小朋友待的时间长了，心和小朋友的心在一起了。其实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曾经是一个小孩子。有一本书叫《小王子》，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飞行员，他就在前言中写到，这本书只给小孩子看和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是小孩子的大人看。所以我在想事情的时候，在看待每个孩子成长的时候，我始终不会忘记我自己曾经也是一个孩子。我觉得今天很多的大人在跟小孩子打交道的时候，有很多、很高的要求。但是每个人都是会犯错误的，都是从不懂到懂的。当他们不懂或者犯错误的时候，我都会想想我自己是怎么长大的。所以应该说这个理由很简单：每一个大人，你要成为孩子的朋友，就不要忘记自己怎么长大，也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个小孩子。至于写出来的东西，怎么让小孩子喜欢，这个真的不是能够把控的。儿童的阅读跟成人不一样，真是纯粹出于他喜不喜欢、感不感动。孩子的阅读是真诚的，所以我的写作不真诚都不行，这是基本原则，必须真诚。新华网：“马小跳”和“笑猫”是您特别受欢迎的两大系列，主角从人物到动物的转变，我想绝非偶然，这两个形象是如何塑造的？杨红樱：在马小跳系列的《疯丫头杜真子》中，杜真子是马小跳的表妹，她有一只猫带到马小跳的家，这只猫会笑。然后全国的小朋友觉得太好玩儿了，很多小朋友问为什么不用这只猫写一个系列。然后我才开始(写“笑猫”系列)。这只猫是从马小跳的故事中出来的，但马小跳是典型的儿童小说，笑猫是童话，两种不同的文学题材。应该说是小朋友选中的这个形象，这也是一个作家无法把握的。多少作家说我非得弄出一个形象，其实不是说你想弄就弄得出来的，它一定是首先要被我们孩子肯定。新华网：从十九岁开始，您就为孩子们写故事，您觉得时代的变化使儿童文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杨红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变化，我的创作很自我，我不太关注现在的什么创作思潮、流行的东西，我只写我的内心。比如，最近中国的童书出版有一种很潮的东西，就是借助国外游戏软件的形象，然后我们自己找作家来写。很多公司、出版社虽然会出很高的价格，但我绝对不会写。我只写心中要的东西，只做我们中国文化内涵的东西。我写的故事，比如马小跳，是要展示一个孩子完整的童年，和我们中国的背景紧紧结合。比如之前的大地震，是进入马小跳生活当中的，进入笑猫日记中的。因为这种民族的灾难，作为一个当下的作家，一定要有担当，一定要用你的笔，记录下这么大的历史。小孩子依然会觉得很好看，因为故事中人物是他们熟悉的，这些人物又参与到民族事件里。所以说我的写作，是与生活连在一起。新华网：相对于其他文学类型，儿童文学的地域性似乎是最淡的，您觉得地理概念是否适用于儿童文学的作家群体？您对“中原作家群“这个定义怎么看？杨红樱：可能对我来说，我自己比较封闭、不关注这种概念上的东西。我直接关注的是小孩子，只要我面前坐着的是小孩子、我的小读者，我就幸福得不会在乎其它了。作为一个作者只要跟你的读者有关系就行。新华网：您认为自己迄今最大成功和骄傲是什么？杨红樱：作为一个童书作家我还是很幸福的，因为孩子的阅读是发自内心的，不功利。就像“皇帝的新装”里所讲，孩子是不会说假话的，所以他们喜欢我的作品是让我蛮幸福的。基本上很多的小朋友长大了以后再回忆童年都会提到我，提到马小跳，提到笑猫，他们童年的关键词与我的创作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童书作家，我是蛮欣慰的。书受欢迎也不仅仅是故事的吸引，我的真诚小孩子能读出来。按“小樱桃”的原话，“字里行间好像有一条爱的通道”，他们能通到我这，我能通到他们那儿。很多人说，写童书特别容易赚钱，小孩儿特别容易被骗。其实小孩子是最不容易骗的，他一定知道这本书他能读到的是真情，读到的是感动。

  2012-10-04 23:31:44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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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鸿：想写农民生活史和精神史

   梁鸿，女，1973年生于河南邓州。200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文艺思潮研究。发表学术访谈著作《巫婆的红筷子》(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现任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代表作品《中国在梁庄》。访谈实录新华网：如今很多作家都是生活在城市里，他们笔下的乡土中国和现实中的乡土中国是不是一回事？梁鸿：生活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眼睛和心灵投向什么地方。比如河南作家笔下的乡土中国是分几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是乡土中国的原型。它是一个象征体，抽象物，所写是中华民族的性格和内在特征，以及道德礼仪的基本模式。比如农民的劣根性，懦弱、愚昧、麻木等等基本性格，但这不是现实冲突下的乡村。从90年代以来，乡村的变化非常大，又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现实层面下的乡村中国。比如阎连科的《丁庄梦》、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还有我写的《中国在梁庄》，都是写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冲突下的乡村。所以河南作家笔下的乡村中国至少有这样两个方面。新华网：年轻作家们的乡村生活体验将越来越少，这是一个趋势。您觉得乡土文学是否会出现传承危机？梁鸿：这个会出现的。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在县城或者城市长大。即便是在乡村长大，他们大多也是生活在寄宿学校，很少有机会接触山川、树木、河流。所以他们的生活经验既不是城市的，也不是乡村的，而是被悬置起来的。很难想象这样一代人成长起来的创作是什么样的。在这样的意义上，乡村经验的书写必然是越来越少，但这恰恰也是乡村书写的重要意义。越是要失去的，越是要记录。新华网：今年有两部描写中国乡土的作品，美国人彼得·海斯勒写的《寻路中国》和《江城》颇受瞩目，常与中国作家的描述做比较。您认为在表达视角上有何不同？梁鸿：这两本书写的非常棒，是近来年少有的外国人对中国乡村的一个田野调查。但外国人好比是站在河边看波涛汹涌的河流，而中国作家是站在河中间跟着河水一起不断地上下流动，这样的体验必然是不一样的。所以何伟(彼得·海斯勒的中文名)他的体验是相对外化的，带有审视的色彩。而中国作家往往是经验性的、主观性的、细节化的书写。我觉得这两种方式各有好处。外国人用陌生的方式呈现出我们所熟悉的生活，而我们是用熟悉的笔法写出熟悉化的陌生生活。比如说《梁庄》，当我们把一个村庄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陌生。这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与何伟写出的作品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新华网：从表现意义上讲，为什么很多作家更愿意通过乡土来表达中国，城市不能么？梁鸿：原来是这样，但现在我也在城市里调研梁庄的打工者。这就是进入城市，以梁庄为原点，寻找农民。我是从对一个进城农民的追踪考察城市化进程下人的生存。你会发现乡土中国依然没有消失，乡土生活经验也没有消失。中国的都市现在实际上是出于一个混杂状态。乡土中国并不是单单存在于乡村中，而是已经包含在城市生活当中。新华网：乡村对于中国的意义是什么？梁鸿：什么是民族，什么是自我，什么是个性？每个人都带有独特的东西。乡村的内蕴，文化以及对生命的理解恰恰是这个民族独特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些，这个民族就是全球化潮流下的毫无特色的群体。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但在当今急剧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做为“民族子宫”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消减掉了，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新华网：很多知识精英也同情底层，但是这种怜悯和同情似乎很抽象。如何把他们具象化？梁鸿：我觉得只有亲自深入那种生活。我去西安、内蒙等地和我打工的堂哥一起同吃同住，一起生活。那时你会发现你的同情和怜悯太过肤浅了，不能涵盖他们一点点的痛。他们很多的痛楚在白天掩饰的很好，但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会突然和我讲述他们的痛。这些痛苦一直在他们脑子里没有消散。只有你和他们一起生活，长期呆在一起才能够体会到他们伤痛的暗流在他们心中一直流淌。新华网：您下一部作品计划是什么，是否仍沿袭《中国在梁庄》的写作风格？梁鸿：我依然会保留人物自述，这是我的核心风格，但在结构方式上会略有变化。我是以梁庄人所在的城市为原点，我去采访一个家庭然后辐射其他老乡、其他职业，会有重点的选择，尽量兼顾到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打工者。新华网：是把“梁庄”作为一个样本，然后去全国各地寻找。梁鸿：对。去看“梁庄人”在什么样的城市生活。他们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爱、怎么流转。去看梁庄人怎么想梁庄，怎么想他们所在的城市，以此来思考农民与城市的关系。我们经常说农民进城要变市民，农民进城后是什么样子的，我想考察这样一个问题。新华网：您的作品中经常有反思，一种自我批判。这是源自于什么样的情绪？梁鸿：一种愧疚感或者原罪感吧。一方面我们和乡村息息相关，一方面我们又冷漠无情。我们都抛弃了它。当我们看到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我们想到了我们的家，我们童年的伙伴，那条河，但我们还是毫不留情的把它抛弃掉了。新华网：这样的反思下一部作品中是否还会有？梁鸿：可能会更严重一些。虽然我在梁庄住了那么久，发现我对梁庄人的生活还是不够了解。这次我到不同的城市，到西安、青岛，看到他们住的地方我还是非常震惊。那么霉的味道，那种暂居的气息非常浓重。我每次都想逃跑，因为在城市中我们住在明窗净几的房子里。我每次略带羞愧，但又心安理得的逃跑了。因为那不是我的生活。我们都是这样的。新华网：您希望通过这些文字改变些什么？梁鸿：作家想要改变什么是一个比较奢望的要求。但是我想传达一种农民生活史和精神史的东西，想记录一种原生态的东西。让阅读者通过《梁庄》真正了解到、体会到他的生活。

  2012-10-04 23:31:01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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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白:先锋小说为人类认知提供新途径

    墨白，本名孙郁，先锋小说家，剧作家。1956年农历十月初十出生于河南省淮阳县新站镇。1978年考入淮阳师范艺术专业学习绘画；1980年毕业后在乡村小学任教十一年。1992年调入周口地区文联《颍水》杂志社任文学编辑，1998年调入河南省文学院专业创作、任副院长。代表作：《梦游症患者》、《来访的陌生人》、《孤独者》、《爱情的面孔》、《神秘电话》。访谈实录新华网：您对“中原作家群”这个定义怎么看？地理概念是否适用作家群体？墨白：我们在谈论世界文学的时候，常常会在一个作家前面加上他的国家，比如在说起马尔克斯的时候，会说到哥伦比亚；在说到乔伊斯的时候会说到爱尔兰。这就是地理概念。我们常常会把法国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来论述，也会把美国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来论述，这种论述就是以地理概念来划分的。同样，地理概念也适合“中原作家群”。新华网：除了纯文学写作，您还创作电视剧本，曾获得“飞天奖”的优秀编剧，两种创作间有何不同？墨白：影视剧是语言艺术，是人物对话的艺术，就像话剧。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戏剧艺术的历史都是浩瀚的，从希腊戏剧到莎士比亚，从汤显祖到孔尚任，从莫里哀到贝克特，人类产生了许多戏剧大师，他们的艺术成就最重要的一点就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人物的对话。另外，影视剧和小说在叙事上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影视剧的叙事是建立在物理时间上，是依靠剧中的人物说。而小说则是以物理时间为切入点，进入到心理时间里去，依靠的是叙。新华网：您的小说具有独立的先锋精神，您理解的“先锋小说”是何风格？与格非、苏童等先锋派小说家相比，创作上有哪些异同？墨白：格非和苏童都是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作为同行，我十分尊敬的他们，至于我们作品风格的相同与否，那是评论家们要做的事情。我理解的先锋写作应该是这样的：无论世风怎样变化，无论在任何情景下，他们独立的人格都不会被权势所奴役，他们自由的灵魂都不会被金钱所污染；那是因为他们的写作是来自心灵深处，是对自己行为的忏悔与反省；他们对媚俗的反抗、对社会病态的揭示、对人间苦难和弱者的同情、对人类精神痛苦与道德焦虑的关注等等，这些因素构成了他们的姿态；而更重要的是，写作应该充满对旧有的文学叙事的反叛精神，充满对惰性的传统阅读习惯和挑战意识；他们的写作充满了想象力，充满了创造的激情；他们的写作是在为人类认识自己和世界提供一个新的途径；这些，都显示出了写作者们的精神品质，一种人类精神领域里最为可贵的品质。新华网：民间底层的生活常出现在您的作品中，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很多口语化表述。作品中的现代叙事有对文革的反思，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给人带来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裂变的剖析，创作这类作品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墨白：小说叙事中的口语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语言是人类生活和精神的容器，但并不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语言都具有文学性。小说的叙事语言不是日常生活的模仿，而是提炼和创造。好的小说叙事语言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个人的语言经验与社会大众的普遍的语言经验所达到的高度契合。一个作家的作品中的语言与小说所依赖的社会现实有着血肉的关系。不是我对中国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裂变感兴趣，而是因为我的小说叙事语言，真实地呈现了我们所处社会的本质。我在农村生活了三十多年，也就是我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社会底层是我最为熟悉的。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无法避开生命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我写和我同命运的那个群体，并通过我的小说让这个社会看到他们是怎样生活的，有着怎样的生存处境，我觉得这就是我小说的现实意义。新华网：您的很多小说都与虚构的颍河镇发生联系。有评论认为颍河镇构成了您创作“母体”和“精神家园”，为何会有“颍河镇”情结？墨白：我大部分的小说写的都是我虚构出来的这个镇子，另外一些写的不是颍河镇，但事件里的人物的身份背景是颍河镇。我小说里的事件和我的生命经历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初的时候，写颍河镇是无意识的。后来，有些评论家在评论我的小说把这一点提了出来，就成了我创作的母体和精神家园。一个评论家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比起当今一般先锋或新生代作家，墨白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他有个灵魂的故乡，有个精神的家园。他说的就是颍河镇。这个话题一次次被评论家们提出来，渐渐地，颍河镇就成为了我的一种精神指向。新华网：您曾说写作是对经历的生活的“逃离”，您的作品中也常出现回忆、梦境和心理的剖析。这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墨白：其实思想和形式是没法分开来谈的。任何时候，精神和形式都是融为一体的。这里说的“逃离”，不光光是指身体的离开，而更多指的是价值观念、艺术观念的转换和更新。在我们所处的文学现实里，现实主义已经构成了我们的阅读习惯，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和阅读已经成为了一种可怕的习惯势力。这种陈腐的艺术模式不但培养了读者阅读的惰性，也伤害了太多作家的想象力和创作力。所以在创作中对叙事的实践和探索对一个作家就变得十分重要。新华网：随着网络的普及及信息爆炸，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浅阅读和快阅读。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学的价值也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似乎纯文学有逐渐衰弱的趋势。您对这样的现象怎么看？纯文学阅读在现时社会环境下的意义是什么？发展方向在哪？墨白：由于网络的出现，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写作，这并不是坏事，因为文学的基础是大众阅读。但是文学还是有标准的。我们为什么说鲁迅是语言大师？那是他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文学归属叙事学的范畴，是精神的，这同物质消费是两个概念。鲁迅的小说总共就《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个薄薄的集子，却是无价的。文学是用来修养人类精神的，是传播的，而物质是用来消费的。我们的成长，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都离不开文学的滋养。我看过一个资料，说是在过去的一年中，全国就关掉了上千家书店。这不必担心，这只是消费方式的转移。实体书店关掉了，可是人们开始在网络上购书，只是营销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书店并非消亡，而是在转移。只要人类存在，而引导人类精神方向的文学就不会消亡。

  2012-10-04 23:30:19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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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彦英：文学不是复原生活而是采撷组合

      郑彦英，男，1953年6月26日出生于陕西省礼泉县。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获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历任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创作员；中共河南省委《党的生活》杂志社编辑室主任；河南省文联专业作家；灵宝市副市长；三门峡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现任河南省文学院院长。代表作：《拂尘》、《在河之南》、《洗心鸟》、《石瀑布》访谈实录新华网：“中原”的地理概念是否适用于作家群体？郑彦英：中原是一个地理概念，这个概念里包含着许多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意义，一说到中原，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得中原者得天下”，就会想到中华的几千年文明，就会想到黄河、中岳、太行、王屋，这些概念不是河南的省界内能够承载的，在这样的水土风物里，埋藏着丰富的矿藏、生长着丰茂的庄稼，能养人，能蓄物、能屯兵，居全国之中，进退自如。在这样的土地上成长起一批批作家，是很正常的，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大地理概念取代省的地理概念，应该更准确些。当然，这也有历史的机遇，虽然过去我们也知道中原以河南为主，但我们不敢贸然用中原，去年，党中央、国务院发文成立中原经济区，将中原的概念准确地以大地理的形式划定，并给予“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任务，在这个任务中，中原作家群肩负着重任。中原作家群这个概念，也就顺理成章。  新华网：写作在您生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郑彦英：我从少年时期开始写作，因为我的小学老师爱写小说，他将写好的小说念给我的父亲听，我觉得很有意思，原来身边的人和事，也可以写成小说。到了初中，我看到陕西日报发表了我们公社一个青年的小说，很生动，但也不外乎写我们乡村的人事，于是我就给自己更高的要求，将文章写到在省级报纸发表的水平。就在这样的追求下，我念到高中毕业。那时候人才奇缺，我们公社因为我的写作水平，调我到公社担任半脱产干部。半年后，我又参了军，在部队自然又不能停止写作。虽然每天有很多事情，但是再忙，我也要写几笔。今天写了东西，睡觉很踏实，如果没写，半天睡不着。这时候，我才发现，写作已经成了我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与我形影相伴。现在我五十多岁了，每天还必须写几笔，当然不像过去。现在也常用手机写微博，这是很好的一个载体，可以让自己手不生。新华网：您的作品有着一般作者所少见的通达从容与冷静笃定，对人性世情有意味深长的宽容姿态。这样的写作风格如何形成？郑彦英：我走过了五十多年的路，路上遇到的坎坷太多，吃过的苦也太多，但回头望去，也正因为这些坎坷才使我学会了怎样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并成长，并珍惜好的环境、好的人群。基于此，我感激那些给我磨难让我成熟的人，感激儿时的苦难让我知足。由于这些感激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悄然地进入了我的作品，使我对生存环境多了很多冷静、爱和宽容、欣赏。新华网：从现实风格的《石瀑布》、魔幻色彩的《洗心鸟》到悬疑趣味的《拂尘》，您作品中乡里村夫、新兴富豪阶层、文人商贾官员政客各色人等都有涉及，这些文学形象和新时期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态相呼应。一个好的作家如何捕捉洞悉社会的动态变化？郑彦英：正因为儿时挨饿受苦，所以我对社会的每一点进步都非常重视，对生活和环境的每一点好转都心怀感激，于是，我满怀真情地观察、体验生活，并将这些生活表现在作品里，比如描写新型资本家的《石瀑布》和《拂尘》。但我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的灵魂状态又产生了深深的担忧，于是写了《从呼吸到呻吟》，以期唤醒人们对灵魂的关注。新华网：您曾表示喜欢完整地记录、表现生命感觉的原生态，而我们通常认为文学是经过加工再升华的生活，这是否与原生态记录相矛盾？郑彦英：原生态是生活，而生活是靠文字表现之后才成为文学作品，表现二字很重要，表现是要有一定叙述功力的，表现不是复原，而是采撷组合，我们做了一锅面条，连汤带水地吃了，很过瘾，但是并不是要连锅也吃了。新华网：您的创作领域广泛，既包括了小说、散文，还有电影、电视剧的剧本，甚至绘画。不同的创作方式带来哪些不同的创作体验？郑彦英：我在走进任何一个艺术门类之前，都怀着敬畏之情，先是认真研究，然后找出与自己所熟悉门类的异同，将异的地方抽出来，认真练习，然后才开始创作。比如我写电影，电视剧，就先研究剧与小说的不同，然后阅读学习世界上最好的剧本，了解他们的长处，并让这些长处走进自己的心灵，然后才创作。比如绘画，我是临摹了中国历代最好的山水、花鸟、人物作品之后，才开始自己的绘画练习，然后形成自己的风格。   新华网：他们的共通之处是什么？郑彦英：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对文学的感悟达到一定水平，其它艺术形式都会融会贯通。历史上的很多文学大家都是才华横溢，通达多个艺术门类的，比如郑板桥，比如林语堂。但是，并不是有了功底，其它的艺术门类都迎刃而解。新华网：随着网络的普及和信息的爆炸式呈现，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浅阅读和快阅读。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学的价值也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似乎纯文学有逐渐衰弱的趋势。您对这样的现象怎么看？纯文学阅读在现时社会环境下的意义是什么？发展方向在哪？郑彦英：网络的迅速普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便捷的阅读平台，也给很多写手提供了门栏很低的发表平台。于是，网络文学应运而生。大量的读者到网上去读书，因为它方便。由此，带来了纸质书籍的发行量下降，传统报刊的发行量下降，这是正常的。如果全社会的人都热衷于读高品位文学作品，这个社会的人群肯定精神贫瘠。但是，纯文学受众的减少，毕竟对自己的写作是有影响的。作品的影响范围缩水了，作品的版税就少了。但是，毕竟还是有许多人在期待着我们的好作品，这些期待，给了我们动力和责任，再加上写作本来已经瘾，有了这些期待，我的瘾会更大。另外，从全世界的范围看，越是高品位的文学，越是印刷量小，受众较少，这也是规律，如金字塔，塔顶很高，面积却很小。但就是那很小的地方，很多作家关注着，很多读者也关注着。更重要的是，网络写手，也关注着。终究，他们会走向那里，起码是走向通往那里的路。

  2012-10-04 23:29:16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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