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红土实践队，欢迎你！你，认识我吗？我是双寿小学的孩子，爸爸妈妈都希望我参加这次活动，并相信我能从中习得更多丰富的知识，而我，也是充满期待呢！我，会害羞。第一次站上讲台自我介绍向同学们表现自己时，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所以羞红脸，低下了脑袋。我，需要鼓励。实践队的第二课堂内容真丰富，有武术、小品、舞蹈、手语、合唱、环保时装秀、健美操。这些独具特色的课堂活动，我以前都不曾参加，我也想尝试，我想伸手去触碰它，但是却伸不出内心的胆怯的笼子。庆幸有老师的鼓励，让我勇敢的伸出我的小手，选择了我喜欢的武术。我也可以很自信。在竞选班干时，我举起我的小手，我要做班长，我要做学习委员，我要做组长……我希望可以合同学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背的古诗最押韵。我背着古诗，同学们鼓着掌，瞧！我们配合的多好！实践队：双寿的小朋友们，我们来啦！准备多日终于来到双寿小学，一路的大雨丝毫没有降低我们的兴奋情绪，雨滴敲打着车窗，像是在为我们的出征奏乐，雨声越响，我们的士气越足！我们愿尽我们所能带给你们更多。孩子，看着你羞红的脸蛋，我们多想走进你的内心深处，与你对话。你如含苞待放的花蕾，日后必将灿烂的绽放。 孩子，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只有大胆的尝试，才能让我们成长。我们愿做你的勇气瓶，为你输送勇敢；我们愿用我们的大手牵引你向前。孩子，你们自信的模样，正如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自信、勇敢、挑战、担当、无畏。你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孩子，看你背古诗的样子，我们惊讶，但更多是惊喜。那流利的古诗声伴着节奏感的掌声活像是一段精彩的快板演出！我们珍惜并期待着未来短暂而美好的十二日光阴。撰文/黄玉灵摄影/黄玉灵来源/岭南师范学院“红土情缘”社会实践队
席笛海小说《村庄安静地卧在月光下》献给山区留守儿童的一份厚礼——作家席笛海捐赠图书散记撰稿：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梅花镇中学 潘保宗与作家席笛海认识，还是在很多年前，那时他还在读大学。他推荐我的诗歌在他们一群大学生创办的电子刊物《子午线》上发表，制作精美、声情并茂，让我感动不已。他大学毕业后，对文学仍孜孜以求、情有独钟，在全国众多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响当当的作品，已被吸收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我们虽未曾谋面，但文字与灵魂的想通早已默许。献给山区留守儿童的一份厚礼/作者/潘保宗 长篇小说《村庄安静地卧在月光下》就是因为有了这一段割舍不断的文学情缘，我们一直有联系。他的小说《村庄安静地卧在月光下》一出版，就赠送了一本给我。打开飘着油墨芳香的扉页，读着一行行凝聚作者饱含深情的文字，我感动了！他所写的留守儿童就在我的身边，就在大家的身边。一个个故事曲折而生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次第登场，他用魔幻和现实的笔法勾勒出当代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场景，足以警醒我们所面临的教育困惑以及如何关爱他们的生活和学习让他们健康成长等诸多问题。学生们与长篇小说《村庄安静地卧在月光下》当席笛海读到廖聪标校长撰写的有关留守儿童的论文时，他说廖校长写得太好了，真是说到他心坎上了。通过微信，他当即表示要赠送一批他的小说给我校。我也及时及时回应了他，要他签名赠送学校领导和老师，让他们也看看，他很高兴应允了。他先后两次邮寄了25本，委托我分别赠送学校领导7本、七年级的留守儿童8名各1本、学校图书室10本。作家席笛海的这次义赠，让我看到了一个作家的责任和担当。写作艰辛、自费出版、无偿捐献，这需要花费作者多少心血和财力呀！他希望大家都来关注留守儿童问题，他用文字和灵魂的温度来呼唤祖国的花朵在阳光的照耀里、雨露的滋润中、春风的吹拂下茁壮成长！
招 聘因业务发展需要，广州中学生报传媒有限公司、广州珠江在线多媒体信息有限公司（简称“珠江在线”）拟联合招聘采访主管、记者若干名，条件如下：一、采访主管10名岗位职责：1.负责采访话题策划，拟定采访方向及提供采访思路；2.与各个学校通联沟通，及时把握学校宣传需求及发展动向；3.负责采访团队日常管理和业务能力提升指导；4.其他与采访有关的工作要求。任职要求：1. 本科以上新闻专业毕业，具有三年以上媒体从业经验；2. 对基础教育领域具有比较深入的认知和接触；3. 性格外向、活泼，具有较强的对外沟通能力和团队管理水平；4. 文字功底扎实，文笔出色，思路清晰，具有较强的新闻写作能力和文字把控能力；5. 男女不限。具有学校资源的优先。二、记者30名主要职责：能独立完成学校日常活动及发展需求的稿件采访、撰写。具体要求：1.关注教育，热爱新闻事业；2.具有一定的好奇与探究欲，学习能力强；3.性格外向，具有一定的对外沟通交流能力；4.文字功底好，有责任心，做事严谨；5.男女不限，大学本科学历，新闻及中文专业毕业有行业经验者优先。简历请投：2850677209@qq.com，简历筛选后将通过短信方式通知具体面试时间。面试地点：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351号广东第二师范学院6号楼7楼中学生报704室联系人：戴老师 电话：020-34113250，13729874541
2月21日晚，以“百年新诗的光荣与梦想”为主题的2017年第二届华语诗歌春晚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屠岸、高瑛、吴思敬、任洪渊、食指、赵振江、唐晓渡、李少君、谭五昌、陈旭光、黄亚洲、祁人、潇潇、冰峰、顾建平、杨四平、雁西、周占林、龚璇、姬国胜、安琪、赵晏彪、爱斐儿、关雎、查曙明、马慧聪、花语、娜仁琪琪格等百余位诗人、评论家、翻译家与艺术家与会，同时来到现场的还有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师生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共500余人。据介绍，第二届华语诗歌春晚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国际汉语诗歌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诗歌评论家谭五昌担任华语诗歌春晚组委会主任兼总策划，中央电视台编导、诗人周亚平担任总导演，新锐导演柴金龙担任执行导演。举办这次以“百年新诗的光荣与梦想”为总主题的诗歌春晚，其目的就是回顾并展示百年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与辉煌成就，充分彰显百年中国新诗与现代中国人思想情趣相对接的独特精神与艺术魅力。晚会采用朗诵、吟唱、演奏、舞蹈、书法等形式呈现诗歌的内容与意境，以高雅的艺术形式为现场观众呈现一台百年中国新诗的艺术盛宴。晚会由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蒋小涵、上海大学教师吴笑、北京丰台电视台编导杜杜联合主持。诗人、艺术家们为观众们精彩演绎了胡适、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冯至、艾青、何其芳、纪弦、穆旦、郭小川、昌耀、郑敏、余光中、洛夫、吉狄马加、食指、任洪渊、叶延滨、北岛、舒婷、顾城、海子、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翟永明、潇潇、臧棣、远岸、吕约等华语诗人的代表性诗歌作品。作为本次华语诗歌春晚的重要环节，晚会现场还由华语诗歌春晚组委会主任谭五昌代表华语诗歌春晚学术委员会与组委会宣布了百年新诗创作终身成就奖获奖者名单（郑敏、李瑛、余光中、洛夫、食指、北岛、舒婷）、百年新诗评论终身成就奖获奖者名单（谢冕、吴思敬、任洪渊、唐晓渡）、百年新诗翻译终身成就奖获奖者名单（屠岸、飞白、赵振江），以及百年新诗特别贡献奖获奖者名单（远岸、潇潇、阎志），并现场举行颁奖仪式。颁奖仪式上，获奖的诗人、评论家与翻译家互致祝贺之意，食指代表所有获奖者现场发表了获奖感言，对百年新诗予以真诚的祝福与期望。本次华语诗歌春晚由腾讯、网易视频面向海内外广大观众进行现场直播。同时，晚会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设立主会场的同时，还在全国三十个省市及海外设立了五六十个分会场，与主会场形成热烈的互动与呼应。（袁翔、陈琼）
新年连出中篇力作，著名作家王安忆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写作的激情，是一种细水长流的存在写作已经是王安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年新春几乎都有她的新作问世。略有不同的是，此次她的写作又回归了中篇小说。从考验智商和耐心的长篇小说《匿名》回到10万字左右的中篇，王安忆称这是“一种写作的调剂”。(资料照片)新年伊始，作家王安忆的新中篇《红豆生南国》 发表在最新一期 《收获》 杂志上，引起界内外关注。写作这件事，已经是王安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年新春几乎都有她的新作问世。略有不同的是，此次她的写作又回归了中篇小说。从考验智商和耐心的长篇小说 《匿名》 回到10万字左右的中篇，王安忆称这是“一种写作的调剂”，但 《红豆生南国》 浮现出一种得心应手———那种对叙述节奏与语言的掌控能力，在 《叔叔的故事》 《小鲍庄》 《文工团》 《逐鹿中街》 等中篇名作中似曾相识，这一切都是“非常王安忆”的。对她的专访，便从小说的体量开始。中篇：是写长篇后的一次“喘息”《红豆生南国》 讲述了一位出生在内地沿海草根阶层的男孩子，跟着养母去港岛寻找阿爹，在香港求学时经历了青春的虚无与狂飙，并作为新移民生存下来，因缘际会间，他的人生似乎正在背离初衷……“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诗人王维的《相思》，在中国人的情感谱系里别具意味，王安忆的新小说以此作篇名，并以“相思”二字结尾，这二字代表的既是主人公一生的恩欠，他的愧受，他的困囚，也是他的原罪。熟悉王安忆的人都知道，她笔下绝大多数故事发生在上海和乡村，《红豆生南国》 则是她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写作并出版 《香港的情与爱》 后，又一次写发生在香港的故事。据王安忆透露，《红豆生南国》的创作初衷是为了写一写人世间的一种情。“现在的人谈及相思，好像总觉得是男女之情。很少有人会认为相思也可以是一种恩情。小说的男主人公，一生欠下很多情，好像人生处处在欠债的样子。”王安忆说话欢脱语速很快。她说去年那本 《匿名》 实在写得太艰苦了，以至于写完后有种超负荷之后的轻快。“你知道吗？ 写过 《匿名》 我觉得今后都没什么好怕的了!这部小说现实中的情节是极其有限的，但我想表达的东西却像是无限的，写到后来有些刹不住车，总觉得有太多吸引我的东西在前头，以至于整个小说的结构也有了点问题。”但令王安忆颇感意外的是，《匿名》 竟在一年里售出了6万册。“要知道 《长恨歌》那么多年也才卖了30万册呀!”王安忆笑了，为他人着想的天性，让她在交出 《匿名》 的书稿后破了回例，向来不宣传新书的她，出席了 《匿名》的发布会。去年年中，王安忆受邀去纽约访学半年。在美国的那段日子，她写出了 《红豆生南国》。在纽约的生活，一切变得简单，少了日常琐事的打扰，她便把更多时间投入到写作里头。“作家像运动员一样，哪能一直跑长跑？ 中篇更像是跑长跑后的一次‘喘息’。”她告诉记者，在纽约时她还构思了另外一部小说，回国后写出来同样是一个中篇。这个名为 《向西，向西，向南》 的中篇小说，将发表在2017年第一期 《钟山》 杂志上。故事本身便包含着讲故事的方式《红豆生南国》 里的男主人公没有名字，同样的，小说里的其他人物也多没有名字，取而代之的是“他”“他们”“阿姆”“同学”“前妻”……为什么都没有取名字？ 王安忆说：“给小说里的人取名是件苦差事，当我笔下的人物是一个类型的典型人物时，当我在他身上寄予比较多的时候，我通常不给他 (她) 取名。”王安忆讲到，她早期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主观倾诉，但渐渐就感觉到了不满足。如今，她的写作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对世事的理性关照和细微洞悉。在 《红豆生南国》 里，王安忆式的视角得到充分体现。小说中充满了诸如“所谓情何以堪，其实还不是有‘情’才‘何以堪’？ 一个有情人总归是庆幸出生于世的。文艺专是为培育有情人的”；“二男一女组成结构，多半是一对一加一，就是说，一对恋人加一个无关的人，这个人常被称作‘电灯泡’。羞怯的少年爱恋，‘电灯泡’的存在很重要，不止作用于假象，有利舆论，更可以缓解单独相向的窘迫。所以这一个多余的人又是必要的人，被双方拉拢，成为三人行的中心人物”之类的笔触。作为一个职业写作者，她笑称自己过着农民般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民的生活起居其实是有大智慧的。”对王安忆来说，写作的激情不是爆发式的，也不是要死要活的，但一直都在，是一种细水长流的存在，而“想象对我来说，与个人经验同等重要”。多年不中断地写作，令王安忆清楚了一件事情：一个故事本身便包含着讲故事的方式。那故事是唯一的，那方式也是唯一的。她记得马尔克斯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他所写的一切故事全是真实的，没有一点魔幻。其实，拉丁美洲的现实本身就充满奇花异草、奇闻怪事，事情本身就是魔幻而又真实的。一个故事带着它的模式存在了，它的模式与生俱来，并无先后。而作为作家，最大的困难，同时也是成功最重要的秘诀，便是如何去寻找那故事里唯一的构成方式。
问：舒晋瑜答：李 浩1、文学的启蒙是自发的吗？是什么使你爱上文学？李：我想应当算是自发吧，当然，在爱上文学的同时（或者更早一点儿）我也爱着绘画。我最初学的，也是美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精力几乎完全地转向了文学。我觉得，文字更能为我建立一个属于我的世界。使我爱上文学的首先是文学自身。它自身有着足够的光和魅力。当然，也有部分，源自虚荣和自尊。当让我和我的生活有了不同。2、不同于最早以“私小说”驰名的美女作家卫薇棉棉们，也不同于专注于青春迷茫和伤感疼痛的丁天李师江们，作为70后作家，你的写作视野开阔、题材丰富，使我们对你的写作充满期待。很多人的写作是从自身经历开始，为什么你能够做到离“自我”拉开距离？李：从自我经历开始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我很欣赏他们。但它不是我的，不是我想选择的。我看过一个作家的访谈，她说，一个写作者，只有不迷恋于对自我的书写的时候他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我想，有些道理，至少是片面深刻吧。在这个“自我”之外，是人类的存在之谜，人性的幽暗之谜，行为的偶然之谜，命运的集体之谜，政治的浸入之谜，还有思考的智慧之谜……我更迷恋它们，我更愿意自己变成对它们的书写。需要说明的是，我选择与“自我”拉开距离，并不仅是出于呈现自我写作的面目的考虑，它更源自于我内心，我眼中的世界，我的人生观。卡尔维诺在《树上的男爵》中有几句略带戏谬的、对柯西莫男爵一生的概括：生活在树上——热爱着大地——最后升入了天空……这，恰是我写作的理想状态，我希望我的一生也能如此。和更多的70后不同，我对生活、自我和人生更多是审视和俯视性的，我愿意自己是种在树上的观察，这样的位置让我得以不困囿于具体，不因为经历而过于情绪化，但，对大地的爱肯定是在的，悲悯是在的。我想写下的，不是，不仅是一个“我”，我写书写众人，人类，人类沉默着的幽暗区域，它有具体性但更有超越性，它甚至超越国度、民族和男女，这，才是我更想要的。我希望在我的文学里完成某种的整合，我希望我的书写有某种的普适性，虽然它有强烈的个人面目、个人特点的存在。如果你对我的小说有一个较全面的阅读，会发现，我在小说中从来没有过对任何人的外貌描写——任何人！这是我有意的写作禁忌，我不允许自己把它变成“自我”的、只有单一具体化指向的，我写下的是人的内在，这个内在是他是你也是我，不过，我把一个微点放在显微镜下，让它放大了，让它更强呈现了而已。原来，我还有一个禁忌，就是不在我的写作中出现性描写——不是出于某种道德洁净的考虑，不是，我尊重性和它的意味与美妙，之所以不写，是因为它被阐释和书写得够多了，我没有更新的赋予，而那些所谓在“性”关系和行为中贮含的深刻，我完全可以通过其它途径表达表现。我不想成为跟在后面的“迟到者”，而希望自己是发现者和创造者。对性描写的禁忌不是固定的，但对外貌的书写的舍弃，是固定的。我迷恋的从来不是自我，甚至对这个“自我”有着小小的厌恶；我迷恋的是这个世界上未知的谜。当然，我想在这里还需要说明，我也认为，在每一篇文字中，都有“自我”的血在渗流，所以我反复地说“写作是一面放置在我身侧的镜子”“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和我自己、另一个人、另一些人进而是和世界进行对话的方式，我写作，本质上是有话要说，有话想说。我希望我的写作是对自我的梳理和记忆，是我对我自己，对世界和人类的真切表达。我希望我写下命运，感吁，深思和追问，我希望我写下我的幸运和痛苦，爱与哀愁，写下天使的部分也写下魔鬼的部分……”这个表述，与那句“只有不再迷恋”应联系起来看，它们互为镍币的两面。我更像博尔赫斯笔下那个“野心勃勃”的创造者，用毕生精力画下完整的“世界地图”，在我完成是，发现画下的是自我的那张脸。昆德拉在谈及卡夫卡时说，卡夫卡的世界并不与任何已知的现实相像，它是人类世界的一种极端的和未被认识到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是在我们真实的世界后面隐约地显示出来的，它似乎形象地预示了我们的未来——但是，即使他的小说没有任何预言性的东西，它们也并不会失去价值，因为它们抓住了存在的一种可能性（对于人和对于他世界的一种可能性），因而使我们看到，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我希望我的写作亦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写作也都是“自我”的书写；但我也会和莎士比亚、卡夫卡他们那样，不会给这个世界留什么“个人的信史”。3、当90年代末70后作家虎虎生气冲上文坛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十几年过去，一茬70后作家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另一茬70后作家成为文坛生力军。你怎么看待同时代作家的成长变化？70后作家的生命力在哪里？李：需要很羞愧地说：我在做什么？我在写作。当时，他们是我的榜样，真的。我羡慕嫉妒恨着呢。等另一茬70后成为生力军的时候，我也依然在写作。依然在羡慕嫉妒恨之中。同时代作家的成长变化……其实这种成长变化在每个时代、每代作家那里都有，是种常态，淡出有时也未必是他们不再在场，或者能力减弱……原因太多，分析起来话儿长。我承认我在这些70后包括卫慧棉棉丁天李师江那里学习了不少，也在后面的徐则臣、乔叶、东君、李亚、张楚那里学习了很多，学习越多，恨意越重。我缺乏他们的才能。你知道，我不是一个自谦的人，在文学上我尽可能不说谎。我敬重每一个尝试者。尽管，“即生瑜何生亮”的恨意时常让我不自觉地“忽略”同时代的作家们。哈，这也是常态。如果不是出于盲目或者别的什么，70后的写作已经获得呈现，他们的独特面目还是相对清晰的，只是这个时代对于文学的严重忽略使他们似乎还属于“灌木”的高度……可以说，70后作家在艺术的探究上、对人性和现实的发掘上都做出了自己的发现和提供。当然，就我个人的趣味而言，这个时代的作家，和现实现世贴得太近、文学理想的缺失、思考深度还不够，和生活过于和解等问题也是存在的，不过我相信我们在意识到它的时候慢慢纠正它。4、回到你的创作，我注意到你的写作主题对父辈、对历史关注较多。是什么原因？在关注父辈的创作中，你收获了什么？李：我专门写过一篇文字，《父亲，父亲们》，里面谈到我对“父亲”的某些理解：“父亲，我关注“父亲”是因为在他身上有着巨大的、复杂的背负，他不仅仅是在我们生活中最先出现的那个男人，还因为他具有象征性，象征历史、政治、权威、力量、责任，象征经验，面对生活的态度，象征我们生活中需要正视无法回避的坚固存在。我关注“父亲”，还因为个人的阅读和写作趣味，在我2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父亲一次次出现，并且可能还会继续出现……”父亲是一件制服。我看中的，是它的象征性，是它的背负。这个“父亲”，本质上也是我，本质上，是那个给我压力和暴力、困囿住我的那股力量。我想借助我的写作，更好地、更真切地思考它，审视它，探究它。“父亲”是谁？父亲的一部分带自于我的姥爷，他是一个非常老实有些木讷笨拙的农民，我的童年是在姥姥家度过的，在我的印象中，他几乎是个背影，几乎无法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中。随着年龄增长我渐渐多了对他的理解，当然这个理解也建立于审视的基础上；父亲是我，我把我的诸多也放在这一角色中，让他为我进行着承担。在我的小说中，“父亲”更多地寓言化了，他是一类农民的代指，一大类，我所见的所熟悉的，只是我将他们（以及我）身上的部分进行了夸张；在我的小说中，父亲连接着我个人的血脉，他也是我，交集着我对自己的爱恨，对世界的爱恨。说实话，我的小说有一大部分是对自我审视的结果，哈，这也应当算是“经验写作”吧？黑暗中，把自己放在一面显微镜下打量，审视，有时会感觉可怕。人的所有恶与劣，怯懦与自私，虚伪与残暴……在我身上都有，当然我的身上还附着着一个天使。在很久之前，我曾设想自己出一本书，封面用一幅漫画：一个画家，在对着镜子作画，自画像，而出现在他画布上的那个人，和他戴同样的帽子，穿同样的衣服，却是一张苍老得多的脸。我想，这部作品集的名字应是《侧面的镜子》——后来，我出版了一部小说集，用了《侧面的镜子》的名字，但封面……我想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写作的某种一贯性：我不书写或者说有意回避了“自我”，但这个“自我”在父亲身上。我在小说中建立的是“彼岸”，是那种“存在的可能”，但它的选材则是我的身体、我的生活和我的思考。它的里面有我的血。只不过，我强烈地认为，“小说不是生活生出来的”，从生活到小说需要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动。只不过，我的变动更大些，更“抽象”些。5、你的写作很注重技巧，这种技巧仅仅是来自绘画的经历吗？你觉得“技术主义”对写作会有哪些利弊？（或者这是个伪问题，也许现在还没有发现“弊”）在广东《作品》中，你的手写稿《杀人夜》让我看得很累，但是因为是“李浩”写的，我还是看完了，这个短篇就感觉技术过盛。也许我的阅读有偏差。李：感谢你的真诚批评，我需要。我愿意我的阅读者按他和他们最直接的感觉来谈阅读感受，尽管，有时我还会“一意孤行”。但所有意见于我，都是有益的，我的写作得益于批评。技术过盛，肯定是问题，小说写作过于沉浸于技肯定是不对的，它不应过炫而伤及阅读者对“所说”的关注。你所说的，我会警惕。对于《杀人夜》，我不想过多解释，在技的背后当然有“想说”“要说”的埋伏，它是对人生的感吁，我把人之前的在意和所做放在“将死”的背景下考察，追问……我想我的多数小说都会让你和其他阅读者看得累，对此我向大家道歉。我最想写的是卡尔维诺那类举重若轻的小说，可是，我，我……不过，我想在这里也得对小说之“技”给予必要的辩解。文学之技，是文学得以存在并前行的重要理由，而随着它们的发展，这个技也越来越接近科学——缺乏技艺的文字是不值得重视的，至于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如此。我想你应当记得纳博科夫那句片面深刻的话：“所谓深刻的思想不过是一腔废话，而风格和结构才是一部作品的精华”。它有它的片面性，但对技的强调并不过分。没有技，就没有文学——别拿那种草创初期的粗陋说事儿。中国人（现当代以来）过于轻视技，以为它是小的，却似乎没有想到，技的运用是可以辅助你的思有更好的表达。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无论书还是画，都强调得法，什么是法？就是技。它还强调随类赋形，就是，根据你每一个景、物、时、情的不同，你的书写描绘也应有不同，这个技与法也得有所调整——我觉得应当重视技，强调技。在军艺一年的讲座，我讲的，就是基本的技艺，先解决了技的问题才能有对思的解决，而且，我还得强调，技与思是紧密相联的，技术的改变本质上是思维方式的改变，没有一种技是单纯为技而技的。这点需要我们重视。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像《铁皮鼓》、《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这类技艺炫目的小说的？就我个人的趣味而言，我是超级喜欢。我喜欢那些有惊讶感的用词，那种意外的结构和挑战性的技艺让我着迷。我喜欢在文字中的一切冒险，当然包括技艺。北岛在一次讲演中借用里尔克的诗提出“古老的敌意”——对流行思想的敌意，对母语的敌意，对自我的敌意。他强调的是冒险和创造。我承认，一向不惮于承认，我的写作是写给无限的少数的，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是种“智慧之书”，是和自我以至上帝的一种智力博弈。虽然我未能达到，但心向往之，并甘于，边缘。沉默。6、《拿出你的证明来》《碎玻璃》就开始书写文革，这一主题在《镜子里的父亲》里有更充分的描述，这么执着于文革，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在写作中，有哪些对你来说构成过障碍？又是如何突破的？创作中你是怎样的心态？李：我不是那种依靠“经验”写作的作家。说实话我感觉我有时处理不好“经验”，我对自己的日常缺乏兴趣，我是那种书斋形的作家。我对人的存在，对世界的存在，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兴趣更大。而且，我也不觉得，某种生活经验上的不同对于世界（特别是小说中的世界）有什么特别的意思。那些有区别的“经验”，报纸、电视给我们提供的还少么？小说只有提供只有小说才能提供的东西，它也为自己存在确定合理性。你觉得呢？还有一点，涉及我对小说的个人理解：我不认为我的《拿出你的证明来》《碎玻璃》《牛朗的织女》等写下的是文革小说！文革，只是我小说需要的背景而已，它有那种“集体无意识狂欢”，有那种集体的巴库思激情，有那种对暴力的崇敬和恐惧……用它做背景只是为了使一个对细微的发现有更为放大的展现，就像，卡夫卡用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甲虫的背景来展示在我们日常被习惯掩藏下的人性细微一样。如果卡夫卡不使用“变形”，那在父子、母子、兄妹关系中被掩藏的那些小细微是无法如此清晰、庞大地获得展现的，正是这一背景，把审视人性的放大镜递到了我们的手上。我的多数小说，它的母题如果放在另一个时代的背景中也是存在的，是可以展示的，但，效果……是的，我是为效果而选择的背景，但我所做的“发现”却不只依存在这个背景中！我还要强调，我所要说的，不是时代差异，而是试图探寻那些深存于人类的心理和身体中的微点儿，将它扩大地呈现。记得有作家说过，“作家是人类的神经末梢”，我深以为然。所以，“执着于文革”是种效果选择，它更益放大——如果愿意，我可以把我之后的所有作品都放置在民国或者当下，或者唐朝，无所谓，我无意专注于文革经验，我要的，不是为一个时代提供怎样的史实性佐证，绝对不是！将它放置在那样的背景中，只是在众多背景选择中，它是最符合、最恰应、最利于表达的一个。当然，《镜子里的父亲》多少有些例外，我试图，勾勒一个时代，勾勒一个时代的个人命运，以及那些农村知识分子身上的存在和问题。这些存在与问题，也是我们的存在与问题，它一直影响着我们，直到今天。这个父亲，有了“知识”的父亲，他的一生都在“随世俯仰”，努力和流行思想保持平安的一致，而那些被宣称的“高、大、上”的根部都有隐藏的伪，他相信的、遵从的都是……我希望我的书写能够让我们发现它，认识它，审视它，思考它，部分地抵御它。这是核心。远比那些表象更重的核心。7、你似乎很钟情于“镜子”，《侧面的镜子》《父亲，镜子和树》《镜子里的父亲》，我看得不多，不知这些作品之间有何联系？李：镜子在我的写作中的确是一个“核心意象”，它，是我对文学的部分理解，我把文学看成是放置在我侧面的镜子，我愿意用一种夸张、幻想、彼岸、左右相反的方式将自我“照见”。重复诗人塞菲里斯的一句诗：“如果要认识自己/就必须/审视灵魂本身/我们在镜子中窥见陌生者和敌人……”我觉得，他的这句诗可作为我对写作对镜子的理解的佐证。至于联系，我似乎已经解答。8、你早期的创作，较多地着墨于小人物。在《告密者札记》《夏冈的发明》等作品对知识分子的命运有较多的反思。尤其是《告密者札记》选取“告密”角度，这是最能检验人性善恶的事件----你好像特别具有挑战精神，愿意去探知未知世界。你的写作素材从哪里来？李：的确，我早期对小人物的关注是多的，他们和我有种天然的近，他们是我，是我的兄弟和父亲。而后面，我还写过《刺客列传》，写过《N个国王和他的疆土》（这个系列，很可能会做30余篇，现在我断续地写了7篇了）……我不觉得题材、历史和地域对我的写作有任何限制，我也愿意自己到西方甚至外星去“攻城掠地”，为什么不，为什么不能？我准备写一个话剧，《溃烂》，就想写鼠疫开始肆虐的西方，欧洲——还是那句话，选择欧洲的背景是因为它更具有言说的效果，我关心的关注的是人，是人的存在，是人类面对的丰富、歧意和难题，是不得不，是……感谢你的夸奖。挑战，探知未知，是一切文学、艺术和科学存在的首要理由，换成昆德拉的说法，“发现是小说唯一的道德”。我认可它。我认为，如果不做出自己的发现，如果不发现唯有文学能发现和呈现的，那它就是死掉的，无用的，不道德的。素材可以源自：历史、记忆、道听途说，阅读，日记，他人的只言片语，想象和虚构——没有一种人生、经历和幻觉不可以成就文学，就像尤瑟纳尔谈到的那样。我的素材就来自这些，并且致力于，对一双旧鞋子和一次日落保持新奇，目瞪口呆。我不会给自己划出不能，我愿意尝试和使用一切可能。9、对于相对年轻的作家，写作资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也是很多70后作家没有能力完成大作品的原因之一。可是对你来说这些似乎不构成问题。能分享一下经验吗?李：个人的趣味、审美、经验和思考的不同造就写作上的不同，我的经验并不一定具有什么普适性。资源，如果你把整个人类的经验看做资源，如果你不断拓展自己的想象，如果你致力于挖掘和开拓，那它的可能是无限的，最大的遗憾可能是有太多的资源你根本用不过来，只得下辈子再用；但如果一个人，不思考，仅有个人生活的经验，那等于是面对一株桃树，上面的桃子再多也有摘完的时候。单靠个人经验写作的作家往往是没有后继力的，在后面，更多地是拼想象力和思考力。可能我们也不需要过于迷恋于大。一沙也是一世界，不过，这个沙，对粒沙的认识，不能仅停在指认“它是沙”的水平。你需要显微，需要化学分析，需要……需要你对沙的认知里，有“世界感”，有勃勃的野心。
璀璨文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