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动的天平

华南师范大学梁芳在罗素《东方人与西方人的快乐理想》一文中，看到一段可爱的文字，读着只觉自己热血沸腾，民族情感迅速升温，炙热。在此文中他如是评论：“西方人醉心于权力，而中国人只是醉心于清闲娱乐；因此，中国人温和，中庸，不好斗，中国人打仗几乎不流血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也比西方更少残忍性。”一下子就仿若回到了老子构建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外来”的小国寡民理想社会，也颇具“桃花源”，“乌托邦”的神秘色彩。可是，我忍不住要问这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国风貌吗，是久经沙场，千秋万代，风云转变的中国吗？我不排除其中的描述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可“更少残忍性”这五个字就能概括中国吗？这是赞扬我们国家制度的慈眉善目，还是讽刺人民的愚昧无知？在此，我们还是要感谢罗素先生满足了我们的民族虚荣心，让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升腾不少。可是他在褒奖中国人的理想而贬责美国以及欧洲的理想的时候，对中国的历史了解了多少？他只是在中国生活了不到两年，对华夏文明的剖析到了哪个层面，对中国帝王将相间的崇拜有多深的认识？他推崇儒家思想无可厚非，可是这样可爱的描述确实不敢恭维，总觉得带了点入乡随俗的奉承之意。我想，如果他真正的了解到孔儒文化在成为正统思想过程中，孔子及其弟子是怎样的千辛万苦，备受冷眼，儒家文化又经历焚书坑儒，株连九族，主流之争，战争与鲜血，文字炼狱的刀山火海，相信就不会轻描淡写地说出“中国人打仗几乎不流血的”的善良评述了。罗素是个知识渊博，融贯中西的博学者，他在哲学、数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领域都颇有建树。他的哲学观点多变，以善于吸取别人见解、勇于指出自己的错误和弱点而著称，此般能人，确实无可挑剔了，可有时候的某些言论还是让人感到带了点功利性和俗气味儿。可是当下有些青少年作家却激情饱满，自以为不可一世，凭着几篇华丽语言砌成的散文，就宣称是“散文家”，写了几部青春网络小说，就宣传为“知名小说家”。甚至大言不惭地宣扬自己是主流文化的主导者，是新时代的领军人，有一种文学界没有了他们就会没落的感召，这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特别是时下很多流行网络作家，伤感唯美的文字，感动曲折的情节，华美如画的人物，凄艳伤痕的结局，让不少青少年终日陷入郁郁不欢的生活之中，放佛要比拼谁醉生梦死，谁肝肠寸断，谁颓废到底，仿若满世界都是唯美奢华而又悲剧收场的爱情在主导。我个人是不赞同时下的“网络伤感文学”的，总觉得矫情得难受。青春本来是用来挥霍的，而不是拿来哀悼的，真正到了“知天命”的人是不会矫揉地整日悲叹年轻的感情无疾而终的。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有些人宣称主导边缘文化，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愤世嫉俗，哀伤凄怨之情怀，我总觉得有种顶着光彩夺目的皇冠来诉说灰头土脸的无奈的虚伪。依我看，他们说自己是边缘，其实是想挤进主流，但是当你揭穿了这个事实，它有偏做出一副孤标傲世的态度来，让你说不得，言不能，粗俗点说是：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感觉。所以在报上看到郭敬明的《小时代2.0》定价奇高，让他成为文学界富翁，而很多经典之作却无人问津，很多苦心钻研的学者却不被理解的时候，我不禁痛心。我并不排斥网络青春小说，不涂抹边缘文化，也不批评要站在时代前沿的新一代，可是在接触“快餐文化”的同时，是否也要注重内在修养，注重经典解读？现在大学存在某种令我颇为费解的现象，某些大学生，要奔走周旋于多个社团，参加数不完的活动，对于读不读文学作品不关心，搞不搞学术研究也无关紧要，只要参加足够多的活动，就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到了考试抓住复习要领，多方讨教考试提纲，照样高分，一样光耀门庭。特别我的某位成绩极好中文系朋友，看文学作品只看简介，拿一叠豪华字眼堆砌一起拿去发表，每天生活得如鱼得水，好不逍遥自在。某日我去讨教学习高招，她满面春风地说：“现在的大学，其实只要绩点高，发表几篇文章，参加几个社团，好工作就易找啦，每天钻在书堆里苦读研究有什么用啊……”我顿时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原来自己“误读圣贤书”两年多啊，不禁觉得悔恨不已……可是，如果如她所言，那研究学者就真的是“愚笨如牛”啦？记得顾况在《茶赋》中评论到天子尝茶与幽人品茶的不同，“罗玳筵，展瑶席；凝藻思，开灵液；赐名臣，留一客；谷莺啭，宫女颦；泛浓华，漱芳津；出恒品，先众珍。”这是天子尝茶之盛况，只见极尽奢华，富丽堂皇，珠摇玉坠，展现皇家的一排华丽非凡景象。可是这还是茶之道吗？品茶向来注重安宁，这样妖艳轰动，反倒像觥筹交错的宴席了。“滋饭蔬之精素，攻肉食之臊腻，发当暑之清吟，涤通宵之昏寐。杏树桃花之深洞，竹林草堂之古寺。”此乃幽人闲客品茶之道。他们斟茶清浅，品茶细微，酌茶淡雅，啖物清素，重在实质而非排场，着意于心灵感受而非视觉刺激，所以于阳光疏离的深山古寺之间，溪流清涧为乐，桃花杏香为侣，沉淀于世俗的偏僻角落。这两种人都是品茶，可是方式不同，效果也自然不一样。幽人在偏僻得甚至没有木栅栏和野玫瑰简陋郊野，有的只是宁静，有着一种与世无争的淡泊，却拥有一双看透世事的慧眼，文化的传承就是需要这样的无功利慧珠。那我就做一个幽人吧，不能如王维般“独坐幽篁里”扶把瑶琴自娱乐，也学着沉静淡泊，假装半个认真钻研的笨拙小鱼，在边缘与主流之间逡巡，多吸收养分，或许可以在某日捡到几片从自己身上坠落的华美鳞片：白纸黑字，满纸风月，写的却都是文化，虽说是文化，却满纸风月。此乃拙劣小鱼儿芦花美梦也。

2014-05-11 10:21:54 作者:梁芳 来源：广东校园文学网 10679 0

张居正传奇(下)

第十六章最核心的布局张居正当然知道这里面的利害。目前皇权的最核心部分，就控制在这个27岁的单身女人手里。出身微寒与孤儿寡母的境遇，使得李贵妃的心理极其敏感，生怕宫内外有人瞧不起她。张居正便适时为她解除了后顾之忧。在张居正执政之初，恰好遇到两宫尊号的问题。按照大明祖制，新皇帝继位后，先帝正室还在的，皇后要被尊为太后。新皇帝的生母如果是妃子，就只能尊为皇太妃，等级上要低了许多。到了弘治朝（孝宗），皇帝生母也可以称太后了，但只能是“秃头太后”，“太后”两字前面不能加徽号。而嫡母太后的前面，则尊加两个字的徽号，以示等级差别。张居正摸透了李贵妃意欲出头的心理，他提议，陈皇后与李贵妃不仅可以同升太后，而且都可加徽号。他吩咐礼部：“既同为太后，多二字何妨。”如此，把一个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举措，轻松带过。吏部侍郎王希烈立即照办，于是“两宫并尊”（《国榷》）。陈皇后称“仁圣太后”，李贵妃称“慈圣太后”。后来沈德符论及此事，说张居正这样做，是“内谄慈圣，以为固权也”（《万历野获编》）。而这不仅仅是名义上的，也使得万历皇帝生母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地位上与陈太后平起平坐，再不必像过去那样，每日向皇后请安了。两个字换来了李太后对张居正执政的无条件支持。李太后非常贤明，虽然身居高位，对自己娘家的人比较约束。娘家人或子弟如有请求加官进爵的，她就让他们把过去用的瓦刀拿来。然后问，这是什么？答曰：瓦刀。李太后就会训斥：“当日你们就靠这个过活，今日已经大富大贵了，还嫌不足么？”此后，李太后的父亲瓦匠李伟跟着鸡犬升天，直升“武清伯”。他曾经提出请拨公款给自己造府第、建生茔（活人建墓），张居正都很痛快就给了方便。但是这位前瓦匠贪心不足，串通内库官员，在承揽京营军士冬衣制作中偷工减料，衣服糟得不能穿，引起了军士哗乱。司法部门不好追究，张居正就将此事先巧妙地推到李太后面前，叫人拿了渔网似的破军衣给太后看。李太后顿感大丢颜面，传谕内阁依法处置，决不要袒护。张居正在处理此事时，非常巧妙，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技巧，他革退内库官30余人，重新发放合格军衣，平息了事件。然后，又巧为武清伯开脱，说责任其实不在李伟，让李伟接受了一通皇帝的训斥完事。再借此称赞太后“至公无私，中外臣民莫不仰诵”（《万历起居注》）。此举既制伏了李国老，又给足了李太后面子。第十七章互利互益张居正上台，需要处理好的第三件事，是与太监领袖冯保的关系张居正对冯保在李太后面前的得宠，绝不像高拱那样看不得，而是相当尊重。对冯保，张居正以结好的方式进行了不露痕迹的驾驭，借用冯保之力，来加强自己的权势。在整个万历新政时期，冯保做得非常知趣。也许是在与高拱火拼的过程中，尝到了外廷的厉害，也看到了张居正的超凡能量，所以他对张居正始终尊重并全力支持，绝不干涉外廷事务。后来，有一次冯保的侄子、都督冯邦宁（名不副实）在闹市酗酒，欺凌百姓，恰遇张居正的亲随姚旷。姚旷劝他不要胡闹，冯邦宁不听，反而扯坏了姚旷的腰带。张居正遂写了个条子给冯保，让冯保自去处理。结果冯保果然大怒，打了侄子40大板，夺去他冠服，一年内不许参与重大活动（停职反省）。像这样能严厉约束其家属的大宦官，在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对上的问题解决了，余下的就是对下的问题了。高拱的被驱逐，百官中多有不服气者。他对自己联冯驱高的猫腻，做了大量的撇清，反复向人解释，自己对高拱被逐曾经“冒死为之营诉”。然后就是清理门户，隆庆六年（1572）六月，对南北两京四品以上官员进行考察。七月，对所有京官进行考察。这就是威力很大的“京察”。两次大扫除，共斥退吏部员外郎穆文熙等30余人，并将吏科都给事中韩楫等50余人调离京城。之后，从庶吉士中补充了一些人进来，重建了言官队伍。后来又贬斥了一批尚书、巡抚级别的高官。内阁里，高仪死了，张居正不能“独相”。吕调阳是个忠厚长者，因此张居正选了礼部尚书吕调阳。吏部尚书由当时资望最高的杨博担任，礼部尚书空缺由陆树声补上；兵部调来抗倭名将谭纶；户部用了王国光；刑部用了王之诰；工部朱衡与左都御史葛礼光留任。这些人，都是素有清望的大臣。其中王之诰是张居正的亲家，但从不依附张，颇得舆论欣赏。这次清洗，既是对将来万历新政革除弊政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张居正为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而采取的措置。第十八章化险为夷张居正经过半年才稳定下来的局面，却突然出现意外：万历元年（1573）正月十九日。凌晨的夜幕中，万历皇帝乘坐软轿出乾清宫上朝。轿子刚出乾清门，从西阶上猛然下来一个人，身穿太监服装，慌慌张张直奔轿前。守门兵卒见势不对，立刻擒住。更要命的是居然从他身上搜出绑在腋下的刀、剑各一把。于是立即以为他是刺客！此人虽然下巴上没胡须，穿的也是太监衣服，但面孔陌生，没人认识他。于是知道他叫王大臣……家住南直隶常州府武进县后，便直接当做太监移交给了冯保处理。冯保却也没问出什么来，就照直汇报上去，万历亲笔批了个旨：“王大臣拿送东厂究问，此外再派当差的校尉去着实缉访了以后，来回话。”王大臣随后被带到东厂，然后一顿暴打，马上就招了。竟然叫王章龙，是从戚继光戚总兵那里来。冯保立即感觉事态严重，赶紧告诉张居正，张居正听到冯保那边传来的消息，也惊出一身冷汗！戚继光是军中要人，手握重兵，是张居正重要的心腹。这消息要是走露出去，对他和戚继光都不是闹着玩的。冯保接到张居正的建议后，觉得有道理，但他由此产生了一个念头：让他对付高拱。高拱虽然下了台，但余党尚在，他本人也有可能东山再起，这一风险必须连根拔除。冯保想好了主意，就再次提审王大臣。说：戚总兵的事，不能再胡说了，要说就说是前司礼监陈洪公公主使，受高阁老之命前来谋刺皇上。你小子只要照这个路子招认，保你高官得做，富贵一生。否则，活活打死！这王大臣本来脑子就不大够用，哪里禁得住这样哄，居然就答应了。果然，再次过堂的时候，王大臣有了新的供述：“是高阁老的家奴李宝、高本、高来三人与我同谋的。”他立即差遣东厂校尉（缇骑）四名，火速赶往河南新郑县，对前首辅高拱实施监视居住。四位缇骑见了高阁老，倒也十分有礼貌，答曰：“我们可不是来逮您的，是怕此事惊吓了您老人家，特意前来保护的。”事态仍在扩大。三天后，也就是正月二十二日，张居正上奏，正式代表内阁就此事表态。他说：“发生这样的事，臣等不胜惊惧震骇。经研究，臣等认为，宫廷之内侍卫严谨，若非熟门熟路的人，岂能如此顺利地接近圣驾？王大臣的这个行为，显然蓄谋已久。中间又必有主使勾引之人，请下旨责令刑侦衙门进行缉访，务得下落，杜绝祸本。”张居正的题奏一上，朝野立刻轰动。然后却有人站出来说话了，科道官员首先表示了质疑，纷纷打算上疏指出其漏洞，但顾忌张居正的权势，一时还不敢贸然。刑科给事中聚在办公室里议论，群情激昂：“此事关我刑科，其无一言，遂使国家有此一事，吾辈何以见人！”于是当即草拟一疏，建议皇上将此案从东厂提出，移交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以求公正。为取得张居正的谅解，他们专程到朝房去面见张居正，陈述理由。张居正不为所动。科道官员就连续五天到张府求见，张居正躲得踪影全无。此时，张居正素所倚重的吏部尚书杨博，也持反对意见。他劝告张居正说：“事大，迫之恐起大狱！高公虽粗暴，天日在上，他万不能做出这种事来。若一意追究，必惹事端，且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都察院留任的左都御史葛守礼不忍坐视高拱被陷害，便在危急时刻拉了杨博去见张居正。见张居正始终沉默，就说：“早先夏言、严嵩、徐阶、高拱诸公，递相倾轧，身败名裂。这是张公您的前车之鉴。”第二天，张居正便令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前去东厂，与冯保一起会审。朱希孝是辅佐明成祖谋反的“靖难功臣”朱能的第五代孙，是当今朝中级别最高的探长。他以此身份介入，合情合理。自此，冯保垄断王大臣一案审讯的企图完全失败。张居正已明确开始转舵。但朱希孝并不知内情，他感觉夹在冯张的威势与朝官的清议之间，弄不好，都有杀身之祸。只得去拜见张居正，讨要一个主意。张居正并不多说，只让他去找杨博。杨博心中已有数，便开导朱希孝说：“张公的意思，是想借你保全高阁老的体面，怎么忍心让你去干陷害的勾当？”遂将了结此案的办法一一指点。朱希孝茅塞顿开，大喜，掉头就走，马上展开了一系列工作。此时已是正月二十八，数日之内，事情已峰回路转，最明显的标志是张居正为此案又上了一道奏疏，建议要谨防王大臣“妄攀主者”。他说：“臣听说厂卫连日加急审讯，案犯支吾其词，案情仍不清楚。臣以为应稍加缓和。如迫得紧了，反而将真情掩盖住了。审讯过急，恐怕还会诬及好人，有伤天地和气。”此后，他又连续给高拱写了两封信，头一封是“令拱切勿惊死”，第二封是进一步温言安抚（《万历邸抄》）。朱希孝是掌管锦衣卫的武官，深得张居正信任，但以往与高拱亦有旧交，此时也甚为同情高拱的遭遇。既然张居正已发出转向的信号，朱希孝便决意为高拱洗清。东厂问案子，照例是打了再问。这一打，王大臣不干了，大叫道：“说是给我官做，永享富贵，怎的又打我！”冯保喝问：“说，是谁主使你来？”王大臣此时已有一定觉悟，怒目冲着冯保说：“就是你主使，你难道不知道？为何又来问我？”当场露馅，直接了当。冯保差点没气晕过去，只好强挺着问：“你说你认识高阁老，是怎么回事？”王大臣又是一蹦：“不是你教我的吗？我怎么能认识高阁老？”朱希孝见场面太尴尬，连忙接过去问：“问你刀剑从何而来？”这王大臣虽然智力有点儿问题，但是他琢磨，按照冯保所说，承认谋刺皇上，反而能做大官，这里面的逻辑不大对头啊！于是索性咬住冯保不放：“是冯公公的家奴辛儒给我的。”朱希孝怕再审下去，冯保要收不了场，便厉声喝道：“胡说，连问官都敢攀扯！该打！”说罢，拉起冯公公就走，审讯不了了之。第二天，张居正就下令，将王大臣从东厂提出，转交刑部，由三法司会审。法司动作相当快，当天就提审。但是他们发现，王大臣已经被人强灌了生漆，成了哑巴，无法交代任何口供了。二月二十一日，三法司再审，也不问话，只拟了闯入宫禁罪，建议斩首，将此案果断了结，任何人不再涉及。这正是张居正最希望的结果。他立即根据法司意见，上疏请求批准执行。第十九章治国韬略此后，基本稳定了局势后，张居正便开始了变法之路。明朝建国后，朱元璋在有识之臣的协助下，制定了明朝的一系列典章制度。朱元璋设计的典章制度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在政治上，朱元璋一举摧毁实行千余年的宰相制度，从此中央官制不再设相职。同时，他继汉晋以后第三次实行分封制度，建立诸藩。军事上，吸收魏晋隋唐的军事制度精神，采用军民分户，建立卫所体制，辅以开中制度，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军饷供应体系。经济上，实行了相当严格的重农抑末的经济政策。为配合国家财政经济的需要，建立了一套体系严密的基层税收制度——里甲制度，粮长制度等。中国的封建社会体制自春秋时期形成一直到明末，延续了近2000余年。它本身创立和完善的过程都是围绕“君权”和“土地”形成的，是在不断地加强君权和完善封建土地制度过程中发展。多少次朝代变换，一个又一个王朝消失，但又一次又一次重建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东厂、锦衣卫、六部、内阁使君权达到了一个顶峰，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偏偏就在就在这个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国家的衰败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反映封建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没有任何发展的潜力了，其情势到了不变则亡的地步。张居正和他的改革计划在这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褒贬不一的人生。明朝统治体制，使皇帝拥有绝对权力和腐败的官僚、特务政治。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朱元璋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学士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皇帝的身体和个人素质一定得好，还必须有敬业精神），任何人不得过问。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权的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但根据唯物辩证法，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历史上由盛至衰例子数不胜数，而明朝的盛世却在他快要衰败时才出现。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以为这是民主的表现，但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给皇帝，没有皇帝的旨意百官除了动动嘴啥都干不了，给国家造成的危害远胜于那些污吏，但这几位对钱看的到极其重要，派宦官收税倒是一点也不含糊。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2)，“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3)。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当时上令不能下行，各级官吏结党营私，谋事者少谋官者众；仅以军队为例，当戚继光调任蓟辽兵团司令官（蓟辽总兵）时，到任后的某一天，举行阅兵，忽然大雨倾盆，边防军竟一哄而散，军纪败坏已经到了何种地步！整个北方边军已毫无战斗力。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封建统治阶级昏庸腐化，军政败坏，财政破产，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阶级矛盾尖锐，危机严重。朱元璋生有二十六子，分封了二十四王。明初分封的诸王，虽不掌管土地，人口，但是有自己的军队。并且军队数量相当可观，少的也有将近一万人，多的可以达到三万。朱棣称帝后后，吸收了建文帝削藩的经验，采取取了豢养藩王的政策。就是让藩王既不能朝见皇帝，参与朝政，亦不能参与地方事务。他们生活在划定的地方范围内。宗室人口，从洪武年间的二十几家，至正德嘉靖间发展到了二万余人，众多的人口，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坐食民脂民膏。仅俸禄一项，就占了明代帝国开支中的绝大部分，明代宗藩每年消耗的开支成为明代财政支出中一个大头，成为明代财政的一大包袱。而明朝的财政收入不是首先运到中央集中再行分配，而是大部分存留地方，或者直接发给边镇，真正运到京师供首都开支或储备的部分并不多。中央财政既缺乏收入来源，又很难拿出储蓄的大笔开支，这也就是帝国在救灾、军事、水利等重大方面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税收分配原则是将大部分管理开支用“役”来处理，而田赋正税则用于军事开支、宗藩禄廪、官员俸给和生员廪食等等。所以税收很少用于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地方储备只是为了应付灾荒，漕粮只是用来地理上的调整，主要保证京师的费用。明朝的行政效率极其低下，以户部为例户部，从来不是一个决策部门，而只是一个会计部门。帝国向来没有对财政开支进行预算，而是尽力维持旧例。无论什么时候，漕运每年运输粮食四百万石从南方到北京，不管北京国库里是否堆积如山乃致粮食腐烂，也不管因为漕道堵塞，需要付出超过所运粮食价值的成本来维持。对此，在嘉靖前期，世宗君臣对祖制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态度，较好地处理了祖制与革新的关系，使祖制成为推进革新的主要动力之一。一方面，他们利用祖制将后来出现且长期存在的弊政予以清除；另一方面，又根据变化了的情形，将不合时宜的祖制条规予以变革，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与祖制发生抵触时，他们采取切实的步骤，以做为上，力行实践。世宗即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嘉靖革新能以全面整顿吏治、清理官僚队伍为核心，最大限度地扫除明代百余年来的积弊，激发统治阶层的活力。嘉靖革新的内容主要有：整肃科举，以确保选举的良性发展；倡行三途并用，以激励士气；整顿学政，以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打破重内轻外的观念，以激发地方官的进取之心；整饬言路，以实现对百官的有效监督；清除翰林院积弊，以提高内阁大学士的行政能力；裁革冗滥，以减轻财政负担；限革庄田，以遏制土地兼并狂潮；推行一条鞭法，以减轻民众负担；正视哈密问题，以解除边疆危机。隆庆三年（1569）高拱复出，其后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任重要阁员时期又继续大举整饬吏治、加强边防、整饬司法刑狱、兴修水利、推行海运、改革中央和地方军政人事制度，重点推行清丈土地和实行一条鞭法、恤商惠商等多种政策方略，都是在这个时期出台，并且立竿见影地取得过成果……张居正一向注意观察和思考社会现实中的诸多难题，悉心探究历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他曾于隆庆二年（1568）向明穆宗上了一封《陈六事疏》，试图革除嘉靖以来的各种弊端。张居正提出的改革主张主要有“省议论”（禁绝空言，讲究实际）、“振纲纪”（整肃风纪，严明法律）、“重诏令”（令行禁止，提高效率）、“核名实”（严明考课，选拔人才）、“固邦本”（轻徭薄赋，安抚民众）和“饬武备”（训练军队，严守边防）等。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开始以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巩固边防等为主要内容，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第二十章整顿吏治首先是从整顿吏治开始的。在张居正看来，“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他首先从“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明史·张居正传》）入手，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尊主权”、“一号令”的关键在于克治明朝权力机构运行不畅的痼疾。尤其嘉靖后期，“政务偷玩，事无统纪”，朝廷诏旨被视为故纸，来往公文多至沉埋，统治机构几乎陷入瘫痪。为了整顿吏治，以达到为官清廉。万历元年（1573）推行“考成法”。其主要内容是加强内阁的行政和监察责任，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监察职能。六科是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百司相应而设的监察机构，张居正以六科督促六部，以六部督促诸司以及地方抚、按，最后再由内阁直接控制六科，掌握对各级官吏的监察大权。考成法还对六部、都察院等具体行政衙门实施随时考核、事事责成的稽查制度等。这一严密而完整的考成系统，将宦官统率六科、稽查章奏权移交内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宦官干政的可能，极大地提高了内阁的权威，使权力集中于首辅，从而加强了号令天下的中央集权。考成法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各部门的相互推诿、扯皮，为精简机构、节省政府开支提供了可能。稍后，张居正便下令裁减部院诸司冗官和各省司、府、州、县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质和行政效率。为排除宦官干政，他告诫冯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明史·张居正传》），从组织机构上保证事权归一，政令畅通。张居正的政治改革，通过整顿机构形成高度集权而又层叠有序的行政系统，并建立起相应的稽察问责机制，确保官僚机器高效运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已初具现代社会行政体制的特点。如傅维麟《明书》所赞扬的，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这些，都为此后张居正推行的各项改革奠定了基础。通过整顿吏治和精简机构，张居正获得了一个效率较高、得心应手的行政班子，为推动经济改革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第二十一章一条鞭法朱元璋为征税，创立了“黄册”，相当于户口簿，包括每户的丁口、田宅、资产，都全部列上。黄册一式四份，布政使司、州、县各保留一份，另一份以黄色封面上报户部存档，故名“黄册”。洪武二十年（1387），又用了十年之力，把全国的耕地丈量了一遍。根据测量结果制定了“鱼鳞图册”，将业主姓名、土地四至、土质等级详细登记，一乡一册，州、县各有汇总的总册。凡有土地买卖，要在官府办赋役随转手续。这个图册上，因为画的土地形状似鱼鳞，因而得名。田赋的数额、劳役的摊派，都要根据这两个册子。明中期由于土地兼并、豪强瞒漏，大量徭役负担转嫁到户小力单的穷人之家，导致农民纷纷破产逃亡，朝廷控制的田亩、人丁日益短缩，财源枯竭，入不敷出。由于赋税不断加重，那些没有优免特权的富户不愿意承担，就开始玩起了隐身法。将田地挂到官绅、监生、生员、吏丞名下，这叫“诡寄”，只须向官绅等交“私租”就行（又是潜规则）。把田地分散挂在乡邻、佃户、仆人名下，这叫“花分”，让这些贫户替自己交税、当差。或者将自己名下的良田谎报为荒地山林，或者干脆以多报少。国家作为赋税主要来源的土地，总数就在一年年缩水。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土地有800多亿亩；弘治十五年（1502），600多亿亩；正德五年（1510），只剩下400多亿亩。隆庆元年（1567），高拱执政，清查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的造假，查出“诡寄”和“投献”田共199万多亩，“花分”田331万多亩。清丈中，果然遇到预想中的阻力。有宗室（皇亲）出面阻挠的，张居正回击得相当严厉，拟旨予以处罚，或废为庶人，或夺去宗俸。有官员敷衍了事的，拿以往的黄册一抄了事。科道立即弹劾，给予夺俸、降级处分。还出现了事先没料到的过激倾向，有的地方官为了追求虚名，凭空虚增田地亩数，或将荒地算成良田，还有的用缩小了的弓尺进行丈量。张居正发现问题后，提出只论当否，不论迟速，适当放宽了期限，不使运动走到反面。丈量是用一种像巨大的弓一样的尺子。先由业主自报亩数，然后由业主和官府指派的弓尺手先行“自丈”，最后官府来人核查。两下里吻合后，在图册上盖“丈验相合”章。以此为根据，编制出新的“万历鱼鳞图册”。张居正对于清丈，曾经发动政治力量，但是结果没有成功，最大的原因，还是当时的官吏，对于政治的认识不够。有的主张只和旧额一样，无须多报；有的看到清丈条例对于田地，有分列上、中、下三等的规定，索性一例填报下田，认为清丈是一种爱民的政策，不当填报上田，以致加重民众的负担。（息县知县鹿久徵事，见《明纪》卷四十）这些官吏在当时都认为是爱民的好官，而张居正所得的声名是“掊克”，是“以溢额为功”，再加以嘉靖间计算数字的错误，于是误认弘治十五年清丈只有四百余万顷，万历六年清丈，得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三百万顷的增加，证实张居正的掊克。数字的错误，更增加他的罪状。其实这一年比弘治十五年的数字，只增加八十一万顷，而比之洪武二十六年清丈的数字，即连后开的云南、贵州在内，尚差一百四十九万顷，这又算什么“掊克”呢？民间的田地，逐年集中到勋爵、官吏和大地主的手里，大地主又倚仗他们的社会地位，对于国家逃避赋税的负担，以致造成国穷民困的现象。张居正原有的计划，是要大地主同样尽国民的义务，他自认“于官豪之家，殊多未便，”其故在此。假如我们把万历六年清丈的成绩，加以分析，我们更可看出这里没有什么“掊克”的气息。万历六年的数字，比之弘治十五年的数字，在总数上，固然增加了，但是十三省中，增加的只有七省，减少的也有六省；南、北两京直隶二十八府、州之中，增加的只有十六府、州，如故的两州，减少的也有十府、州：可见张居正没有“以溢额为功”的成见，否则在他大权在握的时候，决没有这许多敢和张居正抵抗的地方长官。其次如福建巡抚耿定向、劳堪，江西巡抚王宗载，算是和张居正接近的了，张居正对于福建、江西两省的清丈，也显见特别关心，但是这一次清丈的结果，福建从十三万五千余顷，减到十三万四千余顷，江西从四十万二千余顷，减至四十万一千余顷，差额固然是很小，但是差额究竟是差额，证实张居正没有“掊克”的存心。至如苏州田土从一十五万五千余顷，减至九万二千余顷；更是很大的差额。这次清丈之后，田额增加最大的是北京府、州，河南和山东三处；全国增加八十一万顷，单这三处，便增加五十一万余顷。弘治十五年，清丈北京十府、州，共计田土二十六万九千余顷，现在是四十九万三千余顷；河南旧系四十一万六千余顷，现在是七十四万一千余顷；山东旧系五十四万二千余顷，现在是六十一万七千余顷。除这三处以外，广东旧系七万二千余顷，现在增至二十五万六千余顷，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百分比上更加显著。广东方面，主要的还是“治安”问题。中央力量加强，地方秩序良好，担负赋税的民众和田土，当然会逐渐增加，事情本来简单。北京、山东、河南，都是畿辅之地，除去建文年间，曾经发生一度的内战，以及长城一带，偶然遭受敌人的破坏以外，从开国以来，始终保持良好的秩序，现在的增加，当然与“治安”无关。那么这是怎样的呢？北京、山东、河南都是辎辅，三处的田土，不断地被勋戚、权贵吸收了，一经集中以后，他们提出许多似是而非的理由，躲避纳税的义务。张居正的政策，是要打击他们的特权，使他们对于国家，有同样的负担。阳武侯便是一个好例。成祖时代，薛禄从征有功封侯，传到万历年间，已是第七代了，除了公田以外，还有自置田土，是否应当纳税，这是一个问题。张居正决然地说：承询阳武优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拨赐公田外。但有田土，尽数报官，纳粮当差。是功臣田土，系钦赐者，粮且不纳，而况于差？锡之土田，恩数已渥，岂文武官论品优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当与齐民一体办纳粮差，不在优免之数也。近据南直隶册开诸勋臣地土，除赐田外，其余尽数查出，不准优免，似与律意相合。幸惟尊裁。（书牍十三《答山东巡抚杨本庵》）万历六年清丈，除云南、贵州因系新辟地方本应增加，及陕西、四川和南京所属八府、州所加无多，不待研讨外，其余河南、山东、广东三省，和北京所属八府，共增七十万顷，占去增加额的百分之八十九。张居正从政令不易贯彻的广东，夺获担负国税的田土，这一点也许人还了解；但是他从勋贵盘据的畿辅，夺回担负国税的田土，便引起莫大的物议。他们不说他得罪勋贵，而说他掊克小民；正和他在沙汰生员的时候，一般人不说他整顿学政，而怀疑他得罪圣贤一样。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在一般人民觉悟没有提高的时候，他们对于大地主阶级的危害，认识不够，甚至还会受到大地主阶级的利用。张张居正主张清丈，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直接发生冲突，他在身后，招致不少的诋毁，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张居正说过，“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书牍十二《答南学院李公》）张居正对于一般的毁誉，根本不曾放在心上。张居正抱定“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一次的清丈，无意中代表一个政治上的基本要求，——全国人民，对于国家的义务，要求公允的负担。但是事实上的成绩还是很小，畿辅的田土，比之弘治十五年，固然增加不少，但是比之洪武二十六年的清丈，北平五十八万二千余顷，山东七十二万四千余顷，河南一百四十四万九千余顷，其实只剩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的百分之三十三，依然在勋戚权贵手里，张居正无如之何。二百年来积累的政治势力，在当时不是片时可以铲除的事物。清丈结束后，官田、民田一视同仁，按照肥瘠程度分为上、中、下三等课税。为了进一步改变严重的赋役不均，减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浮税，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张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通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是自唐朝行“两税法”以来，我国赋税史上的又一次大改革。早在嘉靖年时，一些地方官就尝试过"一条鞭法"的改革，但是当时由于阻力重重，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其中最有名气的是应天巡抚海瑞和浙江巡抚庞尚鹏的"一条鞭"改革，但是当时的朝廷十分腐败，经常对一些地方官的努力视而不见，并且两人最后还因此而被罢职。其实，在历朝历代都有过关于赋税和徭役问题的改革，但是最后也都是发展成了阶级之间的矛盾。宣德年间，江南地区巡抚周忱将原本用米来抵税的方法改为缴纳现银；正统年间，很多地区也都开始效仿这种方法；弘治年间，北方的部分地区也都将银两缴税代替了粮食缴税。可以说，赋税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徭役变革的速度。正德年间，徭役发生了变化，分为了力差和银差两种方式。力差就是用劳动能力直接代替差役，而银差就是用银两来代替差役。而这也正是徭役实行全面货币化的开始。弘治年间，一些南方地区开始独立出现"一条鞭法"的形式。于是嘉靖九年，户部尚书梁材提出了一些关于改革赋税的建议，内容便是将地方徭役折合成银两，严格按照地方的人口比例，平均分到田赋和人丁上去。而这便是"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1）以州县为基础，将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朝廷以及地方所需要的各种经费、全部徭役等所有的赋税全部重新编派，归为一条，全部纳入总收入。这就避免了一些贪官污吏从中作梗，同时朝廷也更容易掌握总体的赋税情况。（2）过去的徭役征派分为均徭、里甲、杂泛之分。一般来说，均徭、杂泛按丁分派，应役方式也有力差和银差之分；而里甲按户来计征，不役者就要缴纳户银。"一条鞭法"实施后便取消了里甲之役，将全部应征的户银同丁银合并在一起。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户不再是役的一种根据，而丁的负担也分给了地以及粮一部分。（3）在收缴赋役的过程中，除了朝廷必需的米麦丝绢仍然缴纳实物以及丁银一部分由人丁承担以外，其他的全部按照田亩来征银。（4）由户丁承担的所有催税、搬运、伐薪、修路等一律废除。而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条鞭法”，又称“条编法”，主要包括三点：一、劳役折银，老百姓交钱顶劳役，谓之“丁银”，官府拿这个钱另外雇人应差。同时增加有田户的丁银，减少无田户的丁银，使赋役有所均平。二、将差役与田赋“合编”在一起，简化了手续，减少了官吏与乡绅从中作弊的机会。三、将田赋中的大部分实物纳税变为货币纳税，也就是“田赋折银”。把粮卖了再交钱，促进货币流通，有助于刺激当时的商品经济。其主要内容有：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等项徭役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一般民人不再亲自出力役，官府需要的力役，则拿钱雇人应差。向百姓征收的役银也不再像过去按照户、丁来出，而是按照丁数和地亩来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摊到土地里征收，这就是所谓“摊丁入地”；田赋及其他土页方物一律征银；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以减少各种弊病。“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上的手续，大大限制了地方胥吏从中的营私舞弊。一条鞭法的推行，出现了摊丁入亩和赋役货币化的趋向，体现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量地计丁”、“计亩征银”，使得豪强地主要隐产瞒丁、规避赋役变得比较困难，而针对一般农民的“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也有所减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赋役折银的办法，有利于雇役制度的发展。在这种政策下，农民只要交纳一定的银两后即可免去劳役，并能比较容易地离开土地，进一步从事各种行业的生产活动，这使得先前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这样做也比较简便，避免了贪官污吏从中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有利于刺激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而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农民，则为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一般佣工自给的工商业者和囊丰箧盈的富商，又因无田而得以免役，从而刺激了工商业的繁荣，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的万历初期，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根据“摊丁入地”的原则，不仅少地或无地的贫苦农户可以减轻一些力役的负担，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而且城镇的工匠和商人也因为无田而得到“免差”。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来说，一条鞭法的实行，也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明中叶以后，货币经济有新的发展，白银成了交易过程中的流通手段，这使一条鞭法的实行成为可能；而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普遍推广，反过来又促进白银的流通比以前更为普遍广泛，这方面也对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推动作用。第二十二章减编缩员张居正对一些官员的麻木不仁尤其不齿——应该为百姓做什么，一窍不通，但是对如何从百姓身上弄钱，却有超常天赋。嘉靖年间，因国用不足，朝廷在江南一带加赋，地方各级官员趁机多征（公私兼顾），民不堪其苦。当时请假在家的张居正，目睹民间疾困，就曾说过：“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明中期以后，官俸的支出有时甚至占全年财政开支的30％。洪武年间，全国的文官只有5000多人。正德年文官涨到了2万多名。明朝的武官因为是世袭制，子孙后代只要通过了考试，国家就得授官。明初武官有28000人，到正德时猛增至10万。首先是对南京的闲衙下手。成祖迁都北京后，在南京留下了一套与中央机构大致相仿的留守机构，这就是明代独有的“两京”制度。不过南京的所谓六部九卿，有高位而无实权，多半是养闲官的。张居正指示吏部，南京官职如果出缺，“非紧要者，不必一一推补”，以“虚其位”而达到了裁员的目的。万历八年（1580）十月，他令吏部遍查两京衙门，“有冗滥者裁之”。随后，大检查在各省也渐次铺开。万历九年（1581）正月，裁两京户部侍郎以下156个职位，同年还裁撤郧阳巡抚、顺天巡抚、湖广总兵等地方高级大员职位。“江陵柄政”十年间，除去后来又增加的，部、院、都抚共净裁215个职位。万历九年（1581），裁去各衙皂隶编制194名，加上因裁官而无形中裁去的皂隶编制，等于当年共裁减皂隶622名。当时每个皂隶的劳务，每年需要约30个丁壮轮流无偿负担。这就等于一年减少了18000多丁壮的徭役。即文官减少了5000人以上，武官减少了17000人以上。文武官员总数从12万余人压缩到98000人以下。为节省国用，还下力气整顿了驿站制度。明代在全国都建有驿站，称为“驿递”，是个相当大的交通与通讯网络。全长14万多里，沿线每60－80里设一个驿站，全国共有驿站1936个。帝国就靠它们传送公文和转运粮物。驿站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接待出公差的官员。驿站由当地官府管理，经费由官府向当地百姓摊派，过往官员住这种招待所，用马用车用人，全免费。正因如此，使用它的官员越多，当地百姓的负担就越大。朱元璋考虑到了这点，曾规定，凡是驿夫和马夫，所承担的其他赋役就要适当减免。同时控制使用驿站的官员人数，以免百姓负担过重。所以不论多大的官，不是出公差，就别想使用驿站，而且所带随员也有人数限制。驿站见到兵部或巡按开出的“符验”（勘合），就予以接待。符验上对职务、到达地点、往返日期、应享受的费用、准许使用的交通工具数量等都开列得很详细。洪武八年（1375），开国功臣延安侯唐胜宗因违犯驿站条例，曾被革去爵位；吉安侯外出擅使马车，也曾被朱老皇帝申斥。但是后来由于乱开验符现象普遍，到正德年间，所有条例成一纸空文。应天府的龙江驿，负责输送官方人员和物资过江，仅负责运输江南鲥鱼的尚膳司太监，就长期占用船夫120名，所夫297名。其他针工局、巾帽局、提督织造、乐器监造等部的太监也频频追逼人伕和船只，外加勒索。递运所大使李臻、李福无力应付，竟被迫上吊死。一些大宦官的仆人外出办事，凭一张条子就可以从兵部拿到符验。百官也群起而效仿。兵部和抚按干脆把开通行证当做了人情来送。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严令“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虽系公差人等，若轿杠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明会典》）要求兵部与抚按要敢于抵制非分要求，按章发出和收回勘合，如有违规，严惩不贷。驿递官吏如遇到过往官员勒索，可以举报。抚按也要及时对违纪者进行弹劾，不许向小官吏身上推责任。张居正利用考成法，逐级有效地监督，奖罚随之，收效很好。万历八年（1580）有官员陆续违纪。，张居正因此降了一批部、省级官员和知府的职，其中云南布政司左参政吴孔性因擅用驿站被罢官。他张居正采用的手段很猛，原则上是省部级降三级，知府降六级，知县革职。经过一番雷厉风行的整顿，驿站负担大为减轻，站银需要量也跟着减少。这就意味着加给老百姓的摊派也减少了。据《国榷》里面的统计，从万历四年（1576）至万历十年（1582）四月，全国共减免站银8956万余两，折米200万石。仅京畿一带驿站开支就省去80％。张居正崇尚实学，对嘉隆以来的空谈学风颇有不满，认为“比来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答少司马杨二由》）。第二十三章书院的噩运在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之后，张居正又将眼光放在了教育上。当时教育领域的风气可谓是乌烟瘴气，学生私自贿赂教员，而教员不负责任的同时也非常不自重。这导致很多人开始将名利作为目标，私下为了仕途走贿赂捷径的人越来越多。如此一来，致使学子们不再追求学业，都只是一心想靠走后门进入官场。而一些官员也为了自身利益开始纵容并接受好处。张居正对这种现象感到十分头疼，他认为官场之中的腐败，根源就是从教育开始的。如果想要彻的地杜绝这些现象，那么就要用强硬的手段进行教育风气的改革。万历三年五月，张居正向神宗皇帝上书，强烈要求"整顿学风、重振人才"，并且请旨要求将教育系统的官员一律换成品行端正、博学多才的官员；要求负责监督教育的官员，要经常亲自到一些州县去考察，广泛地提倡孝道，推举清廉作风；要求学子应该好好读书，不能结党营私，而且不能谈论国家之事。对于教育方面的改革，张居正还制定了非常严密的条例：（1）在改革实施以后，各个省负责监管教育的官员都要亲自带领着教员与学子将平时所学习的课程进行探讨，这样就可以满足朝廷对人才的需要；教员以及学子不允许在府学、州学、县学之外的地方私立书院，更不能结党营私，召集一些无用之徒，谈些与学业无关之事；不能妄想走捷径行贿赂之事。（2）如果教员以及学子在平日里荒废学业，买通官府假公济私或者包揽官司、行为伤风败俗者，一旦证据确凿，不管平日成绩怎样出众，立即开除，朝廷不再录用。（3）关于朝廷以及国家的弊端，民众都可以直言进谏，但是学子们不能发表任何观点。（4）各省专管人员，要在朝廷的指示下开办学校，不能越职越权，更不能利用任何理由以及借口为自己谋取利益或者拿到好处为别人谋取官职。（5）各省管理教育方面的官员，每年都必须亲自前往所管辖的地区做考核，考核结果必须真实上报给朝廷。（6）在每年的考核过程中，书院的教员以及生儒必须严格地监督，不能出现私自包庇的现象。一旦出现碌碌无为、荒废学业者，立刻开除，不得纵容。如果被开除的学子传播流言或者想私自进行报复，那么就立即查出证据，交由朝廷严惩。（7）学子文理不通者，考试不及格者，接受助学银有超过十年以上者，全部派到周围地区衙门充当胥吏；接受助学银有六年以上者，派到本地衙门充当胥吏。对于张居正拟定的这些条例，神宗皇帝十分赞成。因此，神宗皇帝立即下旨，要求相应的部门按照这些条例进行。如果有不按此执行者，立刻罢黜，而且绝不能徇以私情。张居正想彻的改善教育体系，但上面的措施却明显力度不够。于是，在万历七年正月，张居正再一次上奏要求整顿教育界的风气，而这次的手段更加严厉了——张居正要求全国的私立书院都要彻的禁止开办。因为当时张居正得到了可靠的消息，据说有一个名叫施观民的人违背了朝廷的旨意，私自开办了学院，并且利用机会为自己收敛财富。而张居正也借此称私自开办的学院都普遍出现了这种徇私枉法的行为，因此所有私人建立的书院，全部被查封。同年的七月和十月，张居正又两次下发公文——不许私人创办学院，一旦发现立即严惩不贷。接着，神宗皇帝下达旨意，取消了全国64处学院，很多在历史中非常有名气的书院也在这个时候终止了教学。当时的张居正在推行政策时，非常独断专行，以致张居正的这些做法遭到了很多读书人的反对。而其中，一个名叫何心隐的人反对得最为强烈。张居正禁讲学后，王艮在开创泰州学派之后，喊着反潮流的口号，要将泰州学派发扬天下。而何心隐当时非常配合地走南闯北，聚集一些群众来听他讲学。何心隐还撰长文《原学原讲》予以驳斥，并且还拟伏阕告状，要与张首辅辩论一番。禁学令下，他视若无物，仍在湖北孝感聚众讲学。他还倡导建立独特的公社式团体，名之曰“会”，提倡在会中“老者相与以安，朋友行与以信，少者相与以怀”。因为搞这一套，他难免被一些人目为“妖人”与“狂狷”。何心隐以布衣倡道，且极端狂热，这对当时处于疾苦之中的民众，不妨说也是一种安慰。他的行为违反了朝廷"不许群聚徒党"的规定，并且他还经常在讲学的过程中出言侮辱朝政，张居正却对他不能容忍，于是湖广巡抚在上报朝廷之后将其打入了大牢。陈瑞调走后，王之垣继任，于万历七年（1579）九月，杀何心隐于狱中。改革政策的执行需要有一套自己的班的，因此这就涉及到用人的艺术。对于张居正的用人艺术，熊召政老师概括为六条：要切实做到公平选人、用人，必须遵循六项原则：一是“毋徒炫于虚名”。不为人的空名所迷惑，而考察其实际才能与成绩；二是“毋尽拘于资格”。不为资历、资格所限，而看有无生气与发展潜力；三是“毋摇之以毁誉”。不要轻易地被舆论的褒扬贬斥所左右，要实地考核，决定弃取；四是“毋杂以爱憎”。评判人才时不要掺杂个人爱恶的感情；五是“毋要以一事概其生平”。不要因一事一时的成败评判一个人，而要看全面与发展；六是“毋以一眚掩其大节”。人无完人，难免有过，不要因一次过错而全盘否定。而郦波老师在《风雨张居正》中概括的同样精辟：1、用新人，也用旧人。2、用干事的人，不用说话的人。3、用稳重的人，不用极端的人。看人：克服六大误差。张居正的名言是“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他在著名的《陈六事疏》的“核名实”一篇中，专门论述了用人方略。其间，总结了他前后主持十年国事的用人体验，提出看人容易出现的六大误差：徒眩于声名、尽拘于资格、摇之以毁誉，杂之以爱憎，以一事概其平生、以一眚掩其大节。就是说，不听名声而看行为，不问资历而看潜力，不听闲言而看功实，不凭好恶而趋理性，不以一事论英雄，也不以一错定平生。用人：讲究考核检查。考核与检查必须双管齐下，目前，企业管理者往往在考核和检查中有意无意地倾向于一种，有的倾向于考核，凭借人力资源部出台一套考核方法，实现用人以功实的管理。有的管理者倾向于检查，即以过程监督为主，进行事中管理而不是秋后算账，张居正则认为这两种方法必须兼顾。调人：感到是一种提拔。巧用而不是滥用平级调动，把岗位轮换用得使员工当成一种提拔，可以化平凡为神奇。一般而言，岗位轮换都有其目的性，不外乎三个想法：一是锻炼人才，提高其综合素质，尤其到基层负责是一般的上升通道，因为这样符合中国人的老规矩“名将出身行武”；二是瓦解帮派，任职时间一久就形成了习惯势力，不便于全局管理，按明朝当时的祖宗旧制，“三、六年考”是规矩，也就是三年就有可能岗位轮换了，比现在通常使用的四年制任期还短；三是利用新人的加入产生新的制衡关系，以利于最高领导控制全盘人马。因此，岗位轮换成为许多决策者的御人大法。第二十四章用人之道张居正用人，打破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总结他用人的经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循吏，就是脑子一根筋，只想把事情做好，把结果放在第一位，而不会有道德上的约束；清流则不同，总是把道德放在第一，说得多，办成的事儿却少。为了调动官员的办事积极性，张居正大力改革吏治，设立考成法，对官员进行定期考核。张居正在考察中裁撤了大批冗员，奖励廉能。万历九年，一次就裁革冗官一百六十九名。在他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与此同时，张居正广泛地搜罗人才，把那些拥护改革、政绩卓著的官员，提拔上来，委以重任，信而用之。万历四年十月，神宗皇帝审览了关于山东昌邑知县孙凤鸣贪赃枉法的报告后，问张居正：孙风鸣进士出身，为何这样放肆呢？张居正说：孙凤鸣正是凭借他进士出身的资历，才敢这样放肆；以后用人，当视其才，不必问其资历。神宗赞同了他的意见。这样，张居正又以圣旨为令箭，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起用人才，起用人才时，他主张“论其才，考其素”，对才能和品德进行全面考察。同时，他又注意到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被他选中的文武官员都在改革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殷正茂等曾受到高拱的赏识和重用，但并未因此而影响张居正的选择。他任命殷正茂为广东提督，平息了地方动乱和海盗的侵袭；张佳胤是高拱最得意的门生之一，此时是应天巡抚，但由于非常正直，张居正上台了也没惊慌。可是棘手的问题却出现了：徐阶教子不严，导致三个儿子仗着老子的权势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当初高拱抓住了徐阶儿子们的把柄，把徐家往死里整。先是把徐家大片的良田没收充公，又把徐阶三个儿子中的两个先后定罪发配到边疆去了。还是因为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站出来“从容为拱言”，也就是为徐阶辩护，再加下天下人的非议，高拱才收手，没折腾徐家老三，给徐阶留了个儿子在身边儿。可这个老三也不消停。他看高拱一倒台，他爹的得意门生张居正掌权了，立马就又耀武扬威起来，又霸占了别人家的田地，这主家就到应天知府把徐家老三告了。张佳胤本来是要秉公办案的，但一看被告是徐阶的儿子，就为难起来：秉公办理吧，弄不好会得罪张居正，那可是他恩师的儿子啊；徇私枉法吧，又要毁掉一世英名，有负社稷和黎民。纠结了一阵后，打定主意，与其进不得，退不能，夹在中间难做人，不如干脆回家算了。就把辞职报告打上去，收拾好包袱，准备走人了。张居正同时收到了张佳胤的报告和徐阶的信。张佳胤的报告里倒没提徐家的案子，只说是自己能力不够，所以想辞职。可徐阶的信里把这事说得清清楚楚，张居正那是多聪明的人啊，一看就明白张佳胤是因为徐家的案子才要辞职的。张居正最好的办法是开诚布公。你看他想救杨继盛的时候，就直接去找徐阶，明知徐阶不会答应，还要做道义上的努力；他要搭救徐阶的时候，就直接去找高拱，明知高拱气量小，还要“从容为拱言”。张居正最会用的手段就是面对问题不回避，不绕圈，直接面对，单刀直入。张居正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徐阶，一封给张佳胤。给徐阶的信里先叙师生恩情，承诺为徐家平反昭雪那是一定的事儿，把大事答应下来之后，笔锋一转说到徐家老三的案子，摆明当前的政治局势，说明这桩民事诉讼案现在已经不再是一起简单的案子，那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牵了“张佳胤”这“一发”，可就动了“官场人心”这个“全身”！老师您也是当过首辅的，也教过我要以国事为重，所以这个时候居正我绝不能因事废人。换了老师您，我想也会这么做的。这话说得在情在理，据说徐阶看了之后惭愧不已。但张居正帮徐家平反昭雪的事承诺下了，徐阶最大的心病也就了了。给张佳胤的信张居正一句点破，说张佳胤的顾虑还是在党派之间的成见，然后话锋一转，透露了个小秘密说：“自公在郎署时，仆已知公，频年引荐，实出鄙意。不知者，乃谓仆因前宰之推用为介，误矣。”这小秘密就是你以为你的提升是因为你的老师高拱呀，事实上我现在可告诉你了，那是我张居正很多年前就发现你是个人才，虽然没和你结交，但是我反复在组织部门面前推荐，你才得以被重用的，要较真起来说，你张佳胤不知道——你应该算我张居正的人！当他紧接着说：“天下之贤，与天下用之，何必出于己？……区区用舍之间，又何足为嫌哉？”不论是谁推荐的你，那都是为了国家而起用人才，这是公理。我张居正在这个位置，和你张佳胤在那个位置，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才不辞辛劳、勇担重任的。君子立身为国，当坦坦荡荡，又何必心存芥蒂，分谁是谁的人呢？如果只执迷于此，又如何对得起自己心中那满腹的才学呢？张佳胤看到之后，心中也不由得一阵惭愧。张居正在信最后对张佳胤提出的“愿努力勋名，以副素望”的殷切期望算是真正打动了张佳胤。张居正接连去过两次信劝慰，他才打消疑虑，认真为朝廷办事。从此他安下心来，秉公断了徐家的案子。收服了张佳胤的心，可以说也就收服了中层官僚中那些摇摆不定的高派官员的心，这一下张居正要在人事上进行大清洗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任用张学颜为户部尚书，让其主持会计，实施田亩清丈，颇有成绩。张居正心胸宽大，不计个人恩怨。他曾说过，“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这一点体现了张居正的精明。万历六年（1578年），桃源北崔镇的黄河决堤，而导致淮安、扬州两府之间的高邮、宝应等地都被大水淹没。张居正为了寻求治理黄河水患的方法，没少动过脑筋。朝廷里与此有关的河道大臣与漕运大臣之间争吵不断，而张居正又非专业人士，所以他也拿不定主意。他虽然在水利上不专业，但他在人事上很专业，所以他不管河漕大臣之间的争执，私下里去寻找能治理黄河水患的专门人才。经过多方打听，知道工部有一个叫潘季驯的低级官吏，多年参加黄河与漕运的治理，相当有经验，但他的方法往往不为上层所重视，所以一直屈居下僚。张居正为此亲自登门向潘季驯请教。张居正一进门就看到潘季驯模拟黄河水道做的一些研究模型，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实践型的人才。再听了潘季驯有关治理黄河的见解与观点，从谈吐中更加确定了这是一个能干事的循吏。所以他下定决心，越级提拔潘季驯来主持黄河治理的工作。同时，为了保证不让官场上的扯皮和纷争给潘季驯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他又上奏万历帝，把两个相关的职能部门河道与漕运合并裁减成一个，让潘季驯来总理河漕。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张居正赋予潘季驯治理河漕的最高权力，并亲自为其开展工作肃清了一切障碍。潘季驯誓死以报张居正的知遇之恩，果然殚精竭虑，潘季驯制定“塞决以导河”，“固堤以杜决”的方针，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两河工作，筑堤岸一百七十余里，塞决口一百三十多处，又筑遥堤五万六千余丈。此后数年，河道无大患。以大智慧解决了黄河水患，并因此在万历朝受到百姓的爱戴与朝廷的嘉奖。当时得到重用的还有抗御倭名将戚继光、谭纶。倭寇是16世纪令中国沿海居民闻之色变的恶魔的代名词。这些由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组成的海盗，乘坐着长达一百尺、宽达三十尺、船壳厚达七寸的战船，从海上而来。先是走私，继而便发展到杀人越货，再后来则登陆于岸，攻城略地。这些倭寇中的日本武士主要来自山口、丰后、大隅、萨摩和博多湾，以及对马和五岛列岛。他们的初衷不过是想通过和中国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以便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对外贸易，给他们一个发财的机会，他们中的领导人甚至幻想能通过明朝的招安而在帝国谋得一官半职。戚继光是一名罕见的将才，从军“三十年之间，未尝一日不披坚执锐，与士卒共命于矢石之间”（王世贞语）。《明史》上也说：“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嘉靖三十一年（1552），戚继光应考山东武举，在数百人中脱颖而出。次年夏，被提为山东都指挥佥事，参与当地的防海抗倭。此后十余年间，辗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再到广东，到处留下“戚家军”赫赫威名。可是最初戚继光和倭寇还没有正面交手，就差点吃了个大亏。那是嘉靖三十六年，倭寇犯乐清、瑞安、临海，戚继光支援不及时，遭言官弹劾，被免职。犯了错误受了处分的戚继光改守浙江沿海，到了浙江，戚继光深知那些卫所的军队要和身经百战的倭寇作战无异于驱羊喂虎。这时，他想起了岳飞的岳家军，决定创建一支戚家军，以便和倭寇决一死战。戚继光所招的兵源主要是浙江的金华、义乌等地的农民。他一生坚持这样一个准则：进他的队伍的兵，必须是农民，决不收城市市民。他认为来自城市的人多半是奸滑之徒，远不如纯朴的、吃苦耐劳的农村青壮年。戚继光自1559年开始征兵，当年征了三千，两年之后，增加到六千，到1562年则增加到一万。这种几乎完全由将领个人进行的征兵和练兵方式，在极度集权和武将地处下位的明代是极其罕见的。戚继光时代的明朝政府军，多年不事征战，加上待遇又低，武将看不到前途，士卒更看不到希望，空有一支二百万人左右的庞大军队，却屡受倭寇和北边瓦剌侵扰，戚继光要重振军备，首先是建立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这时鸟铳、火枪和大炮都已经进入了实战。戚继光以一个军事家的极度敏锐看到了这一点。因而他的部队里，强调的不是个人武艺的高低、手中挥动的大刀的重量，而是一种协同作战的团队精神。戚继光将他的三千军队分为几百个战斗小组，每一小组由一名队长、一名后勤和十名战士组成。十名战士则各有分工，其中四名手操长枪作为攻击的主力，他们的前面又有四名士兵——右方的士兵持大型的长方五角形藤牌，左方的士兵持小型的圆形藤牌，用以抵敌作掩护；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手持一种叫狼筅的武器，即连枝带叶的大毛竹，长一丈三左右。长枪手之后，另有两名士兵挥舞放置有火箭的镗钯。在这种名叫鸳鸯阵的战斗组合中，很明显，个人武艺的高低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相反，参战者的协同配合和严明的纪律才是胜利的根本保证。倭患既除，东南沿海为之一清。这时，蒙古军队屡犯北边，给事中吴时来上疏请召同为一代名将的俞大猷和戚继光北上戍边。但最终成行的却不是在当时名望比戚继光更大的俞大猷，而是“操行不如”的戚继光。张居正看到，蒙古诸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各部时合时分，彼此也有攻杀。这就完全可以分而制之。他的策略，简略地说，就是“东制西怀”——拉住一个打一个。西怀，就是对俺答诸部的怀柔。张居正批准戚继光把在浙江时所练的士兵二万人调到蓟州。为了赋予戚继光统筹北部边关的全局，创立了一个叫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这是为戚继光特设的一个职务，以示和其他地区的总兵相区别，本意是能让他带更多的兵，但因和三镇的总兵官权力划分不清，“诸将多观望”。并且把蓟州境内的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镇，以免他们可能成为戚继光的绊脚石。同时，张居正的另一位心腹谭纶又非常及时地向皇上提出：蓟州等边地的文官不得干预军事，并且主张戚继光在三年的练兵期内可以不受言官的批评。于是兵部将他调任蓟州总兵官，能实际控制一镇的军队。可是这样一来，名衔却有所降低，戚继光为此怏怏不乐。张居正那时还只是内阁的普通辅臣，不能直接改变这一状况，便说服隆庆皇帝改任戚为总理练兵兼镇守，可以节制其他两镇总兵，使之便于练兵。他初到北边，见北地边军纪律松弛，就与谭纶一起调来三千浙兵。浙兵都由他一手训练而成，纪律严整，可充军中骨干。刚到北边那天，正逢大雨，三千兵伫立雨中不动，从早至暮，有如树林。北方边军看见，无不震骇。！戚继光到北方后，轮训三镇边军，使其声威稍壮。又从沿海招募贫民屯垦，解决了军粮问题。然后修筑空心敌台。原北京一带边墙是明初大将徐达所筑（并非秦长城）。嘉靖年间陆续修过，但年年有所损坏。戚继光认为，蓟镇边防绵延二千里，只要一处有缺口，则整个边墙都是废的，年年修，年年有塌陷，纯属浪费。他提议，最好跨墙修建空心台，也叫做“敌台”。高五丈，中空，里面三层，上有雉堞（枪眼），内可宿百人。里面铠甲、器械、粮草俱全。张居正对此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亲自督促建造。历时三年，从居庸关到山海关，共修了1200个，又从后方调来浙兵9000人负责防守。但戚继光刚刚北调时，有的督抚和兵部的一些人，就看不惯。他们无法否认戚的平倭战绩，就说“南兵”不适合北边。张居正明确表态说，戚继光“才智并非拘于一局”，在南方行，在北方为何就不行？张居正任首辅以后，把与戚继光惺惺相惜的谭纶调为兵部尚书，又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梁梦龙调去接任谭纶为蓟辽总督。怕戚继光受朝官们的欺负，张居正特意安排他的学生梁梦龙担任戚继光的直接上司——蓟辽总督。为此，他还写信安慰戚继光说，梁梦龙是其门生，他们的师生关系最好，由梁梦龙担任蓟辽总督，决不会对戚继光不利。对戚继光性格上的弱点，张居正可说是如父如兄，每每去信予以劝导。反复告诫“愿足下自处，务从谦抑”，劝他不要与人争功，不要无谓冒犯上司。戚继光也没有让张居正失望，他出任蓟州总兵三年，蒙古俺答汗便和明政府盟约，从此不再入侵中原，双方开设边贸互市。戚继光的军事才能在镇守蓟州期间再次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根据蓟州的地理条件和同蒙古骑兵作战的特点，从实战出发，加紧军事训练，整饬边防。在他镇守蓟州十六年间，蓟镇一带出现了难得的升平景象，长城内外烽火不燃，老百姓们安居乐业。李成梁是朝鲜裔人，他自幼生长在辽东，深谙鞑靼土蛮部的虚实。隆庆元年（1567），土蛮部进犯永平府，他援救有功，以参将升副总兵，协守辽阳，从此崭露头角。隆庆三年（1569），斩敌酋张摆失。隆庆四年（1570），俺答的儿子辛爱大举入侵辽东，大明总兵官王治道战死，辽东全线告急。李成梁继任总兵官，坐镇辽阳，他临危不惧，积极修工事，选将校，招健儿，稳住了局势。《明史》上说他“英毅骁健，有大将之才”。此言不虚，他确实有一番奇谋。自此后便转守为攻，于隆庆五年（1571），夹击来犯之土蛮部于卓山，斩首580余级。万历六年（1578），率军趁夜出塞，长途奔袭200余里，直捣泰宁部与土蛮部进犯大军的营地——劈山营，斩首430级，此为劈山营大捷。万历七年（1579），土蛮与泰宁部的速把亥两部合驻红土城，分兵进攻锦州、义州（今辽宁省义县）。李成梁趁夜出塞200里，直抵红土城，斩首470余级。此为红土城大捷。万历八年（1580），鞑靼千余骑从永奠入侵，李成梁又出塞200余里，斩敌人750人，尽毁其营垒。李成梁这个人也有他的阴暗面。史载，他“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对辽东的军费、马政、盐业、政府采购无不包揽，以此中饱私囊，以至“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在战功方面也有水分，仗着边地遥远不易核查，经常谎报战功；若敌人已从别处突入内地，他则拥兵观望，并不出手；有时甚至掩败为功，放纵部下杀良民以取首级冒功。张居正对这个桀驁不驯的武夫，有着清醒的认识。首先，他极其清楚李成梁的存在，对辽东防务乃至大明的安危都有重要意义，所以从未动过撤换之心。鉴于大局高于一切，张居正对李的污行劣迹做了不少让步。但对李部的所有动向均了如指掌，决不放松。万历三年（1575）五月，李成梁报称土蛮部拥兵20万来犯，前锋已至近边的大凌（今辽宁锦州东北），“请兵请粮急于星火”（《万历起居注》）。辽东巡抚张学颜连忙飞报兵部，兵部闻讯张皇失措。张居正却保持了异常的镇静，他对局势做了估计：此时正当暑天，又大雨连绵，不利于骑兵作战，根本不是北虏进犯的恰当时机，土蛮部不大可能愚蠢若此。他一方面令戚继光严密防守并派兵应援，一方面让宣府巡抚吴兑探查敌情。结果事实正如张居正所料，张居正接报大为震怒，请旨对兵部和李成梁严词申斥。他批评兵部“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徒借听于传闻耳，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似此举措，岂能应敌？”张学颜与兵部尚书杨博，两人都是张居正素所倚重的大臣，但张居正并未稍作宽容，同时对李成梁也狠狠敲了一下。在西边，张居正先后任用以“勋著边陲”的王崇古、“才略明谋”的方逢用镇守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他们修边墙，开屯田，加紧练兵，使防御力量大大加强。为了调动官员的办事积极性，张居正大力改革吏治，设立考成法，对官员进行定期考核。张居正在考察中裁撤了大批冗员，奖励廉能。万历九年，一次就裁革冗官一百六十九名。在他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与此同时，张居正广泛地搜罗人才，把那些拥护改革、政绩卓著的官员，提拔上来，委以重任，信而用之。万历四年十月，神宗皇帝审览了关于山东昌邑知县孙凤鸣贪赃枉法的报告后，问张居正：孙风鸣进士出身，为何这样放肆呢？张居正说：孙凤鸣正是凭借他进士出身的资历，才敢这样放肆；以后用人，当视其才，不必问其资历。神宗赞同了他的意见。这样，张居正又以圣旨为令箭，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起用人才，起用人才时，他主张“论其才，考其素”，对才能和品德进行全面考察。同时，他又注意到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被他选中的文武官员都在改革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同时张居正又对不满意的人员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出于政治局势上的需要，确实要对原来高拱手下的那批言官进行一次清洗。在明代，言官的品级一般不高，像六科的给事中，一般也就是七品，那在京官儿里也就是最低的。但由于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高层官员一般都注意拉拢他们。反过来，有高层的拉拢，这些言官为了将来的仕途考虑，也愿意找个强大的后台。于是言官就成了帮派。高拱手下原来的那帮言官跟张佳胤这些人不一样，他们是铁了心跟高拱的，身上的政治帮派标签最为鲜明。张居正不只开除了属于高派成员的这些言官，还把一些好斗分子、好争吵分子趁机也都给清洗掉了。张居正说过：“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路，不得不锄’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答汪司马南溟》）海瑞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清官。海瑞的清官之名不仅得益于他的清廉和反贪污，更得益于他大胆耿直的性格和特立独行的做事风格。让他在官场上崭露头角的事并不是他的工作业绩，而是他作为一个六品低级官吏，居然敢抬着棺材上朝去骂嘉靖皇帝。嘉靖皇帝看了海瑞的万言书，虽然气极了，可他反倒没杀海瑞，只是把他给下在了大狱里。刑部上书认为海瑞大逆不道，应该论斩。可嘉靖这个素来睚眦必报的人居然把海瑞的案子压下来不批。，但也不放他，就关在大牢里不闻不问。嘉靖皇帝死了以后，徐阶把海瑞从监狱里放了出来。鉴于海瑞的名声，徐阶决定予以重用。他让海瑞到江南，当了应天府的巡抚，管南京周围几个最富的州府。可他的工作风格和他的人一样太极端，整天只关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要么如何节约办公用纸，要么清查手下有没有人拿回扣，要么就整天在田间地头帮农民跟地主要地。所以他到哪儿上任，当地的富户就紧闭大门，连富裕的商户也不敢开市交易。海瑞在那儿搞了两年，结果当地的赋税减了三分之二。大户人家都跑了，没有了税源。他自己倒是非常清廉，八抬大轿也不坐，骑驴子上班。这样，他班子里的其他领导很不满意，因为他是一把手，既然他骑驴子，那二把手岂敢坐轿？因此都想办法调走。富人都很怕他，穷人和富人打官司，不管谁有理，肯定是富人输。海瑞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物，但他对行政管理的确缺乏经验。工作搞不上去，海瑞气得骂“满天下都是妇人”，愤而辞职。生活上他也这样。据说海瑞在那个时代是唯一一个从不接受贿赂的人，但明朝官员的工资又很低，这是明朝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穷，所以就想办法搞钱权交易，而清朝雍正的养廉制度就高明很多。不可能又让马儿跑，还让马儿不吃草，怎么办，就让你吃饱，然后好好干活。朱元璋也早看到问题，所以他们的田地可以不交税，可是却乱占耕地。所以对待官员的待遇应该是在基本物质保证满足后，制定一套监督与实施相结合的防贪与反腐的机制，有丰厚待遇就不应再贪心，否则就往死里打击，明朝却一样都没做好，无论主观和客观都是一个败笔。其实这个传统要从朱元璋开始说起，朱元璋给一品大员一年1044石米，往下递减，正七品知县一年只有90石米。以知县为例。管理一个县的县官一个月的工资只是7.5石，请注意，这些收入他要拿去养老婆孩子，还有一大批人。知县管许多事，打赏下面的小吏是免不了的。他手下还有一大堆的长随，分等级为大爷、二爷。大爷有门政大爷（看门的），稿签大爷（签押房磨墨的），下面是一群二爷，包括“发审”、“值堂”、“用印”等人，这些人是知县签押房里的办公人员，此外县的重要部门知县都会派人去看着，知县还会带着自己厨师、师爷。这一大帮子人都是县官的手下，全部要他养活。一个月只有7.5石的俸禄，大家就只好去喝西北风了。朱元璋时代的宏文馆学士罗复仁，为人十分老实，家里很穷，但朱元璋对他仍不放心，有一天跑去他家里看，罗复仁买不起好房子，他只能在郊区买了间破房子度日。朱元璋东拐西拐，终于找到了地方，见两间破瓦房外，有一个人正提着桶刷墙。朱元璋见此人灰头土脸，粉迹满面，以为是给罗复仁干活的民工，便问他：“罗复仁住在这里吗？”没想到，刷墙的这位听到有人问他，回头一看，大惊失色，慌忙跑过来跪拜，说道：“我就是罗复仁！朱元璋这才看清他的脸，原来这个人真是罗复仁，再看他的打扮，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提着桶，衣衫褴褛，和叫花子没什么区别，顿时哭笑不得。半天憋出一句话：“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罗复仁赔笑着说：“臣家穷，只能将就了。”在六部中，以吏部（人事部）的地位最为重要，吏部尚书（部长）吴琳为官清廉，后退休回家，朱元璋派使者去打探他的近况，使者到吴琳家乡，考虑到他当过大官，应该有很大的房子，便去寻找。但转了一圈，没有见到什么大房子，他便在路边找到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农，问道：“请问吴尚书住在哪里啊？”谁知那老农抬头对他说：“我就是吴琳，有啥事儿？”当官的还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到处走动，俸禄是远远不够的。可是就连这点俸禄，也打了折扣。洪武年间，一到发工资的时候，县官就找人提着米袋去拿自己的工资，7.5石米（活像讨饭的），还算是按时发放，到成祖时候，就只能领到俸禄的十分之六，其余的部分发纸币。明朝初期，纸币通行全国，按说给纸币也没什么，但我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问题了，成祖时，十贯钞可以换一石米，到了仁宗时候，二十五贯钞才能换一石米。于是种种捞钱新花样纷纷出炉。官员们主要用的是两招：折色火耗，大家可能听说过火耗这个词，当时交赋税往往是实物，如谷物，丝织物等，但有时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而熔锻碎银时候可能会有损耗，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其实到的有没有损耗，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要征多少自己规定。另一招叫做淋尖踢斛，十分值得一提，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官府是用斛来装的，百姓将粮食放进斛里，再称重，计算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谷堆要按尖堆型装起来，会有一部分超出斛壁，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对准斛猛踹一脚！此时超出斛壁的部分谷粒会倒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这就是淋尖踢斛，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就成为官吏的合法收入。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这一招最关键的就是踹斛这个动作。在交粮这一天，官吏们准备好，一旦斛已经装满，便拼命一踹。所以海瑞很穷，一年只买一次肉，就是在他母亲过生日的时候。他最后的官职是南京右都御史，这是个二品官，相当于监察部部长，可以说是文官中俸禄最高的人之一了。但他家里请不起几个仆人，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吃得也不好，长期营养不良，他死后，佥都御史王用汲来处理后事，一进门看见海瑞的家便痛苦失声。他想不到海瑞临死竟然如此凄惨，家里到处吊着旧布帘子（买不起新布），用的箱子破烂不堪，家里人都穿着补丁衣服。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毫不过分。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海瑞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棺材也买不起，出殡的钱还是大家凑起来的。海瑞到了三四十岁，还跟母亲睡在一个屋里。这样，一旦他的老婆跟母亲有矛盾，他就无条件地休妻。前面有两个老婆因此被休掉了，到了第三个老婆，她和海瑞当时的一个小妾，两个女人在一个月内接连暴亡。有官员曾经就此事上本弹劾海瑞，说两个人是被海瑞逼死的。虽然海瑞申辩说小妾是上吊自杀，而老婆是暴病身亡的，但当时人都认为这和海瑞的恋母情结有关。不仅对老婆这样，对孩子海瑞也这样极端。有一次海瑞发现他五岁的小女儿在啃一个烧饼，就很奇怪，问哪里来的。女儿回答说是家里的仆人张三给的。海瑞一听，勃然大怒，说：“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那意思就是说张三是个男仆，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从男人手里拿东西吃呢？男女授受不亲，你要是我海瑞的女儿，就应该去饿死，这样才能洗刷你作为一个女人的耻辱！据说这个女儿听了这话之后，绝食七日而死。在隆庆朝，海瑞就因为与高拱不合，也因为跟同事的关系比较恶劣，最后被停职闲用了。张居正当了首辅之后，让每一个三品以上的大臣都向朝廷推荐人才，其中有不少人写信推荐海瑞。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博就这个问题还专门找了张居正，希望他起用海瑞，但张居正虽然不断当众说海瑞是个好同志，可就是不用他。为什么呢？他觉得海瑞是一个很好的人，做人没有话说，道德、自律都很好。但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官的标准是上让朝廷放心，下让苍生有福。海瑞做官有原则，但没器量；有操守，但缺乏灵活，因此有政德而无政绩。这一点，张居正看得很清楚。张居正不用他，还有一层原因：海瑞清名很高，如果起用，就得给他很高的职位，比他过去的职位还高，这才叫重用；如果比过去的职业低，那就证明张居正不尊重人才。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给他更高的职位，他依然坚持他的那一套搞法，岂不又要贻误一方？张居正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不用海瑞。张居正在给海瑞的亲笔信里说：“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参与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张居正有一同年叫汪伯昆，安徽人，和另一位同年王士祯一起成为当时诗坛两大领袖。汪伯昆在湖北当了几年巡抚，张居正当了首辅后，把他调到北京当兵部左侍郎，也就是国防部副部长。汪伯昆履任之后，张居正给他一个任务，巡视整个西北的军事设施，北京、蓟辽、陕西、山西这一带。汪伯昆的巡边之旅，第一站就是蓟辽。当时的蓟辽总兵是大名鼎鼎的戚继光。汪伯昆到了之后，首先不是听汇报，探讨军事问题，而是和当地的文人在一起吟诗作赋。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后有点不满。汪伯昆回到北京，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汇报他视察边境军事的情况。字斟句酌，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张居正看了奏章以后，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涂。”兰花芝草，都是最好的花草，但它长得不是地方，长在高速路上，路是车走的，不是花园。既然长错了地方，就得铲掉。你汪伯昆是优秀的诗人，就到诗歌协会去，国防部是搞军事的地方，不是你吟诗的地方。这样就把汪伯昆免了官。第二十五章暗流涌动张居正自执政后，与太后、冯保相安无事，小皇帝更是在其卵翼之下，在没有权力制衡之后，人性中恶的一面也十分易于滋长。他素有刚愎自用的特点，此时就更为独断专行。这也引起了一些言官的不满。从万历三年（1575）起，弹劾张居正的风波便先后不绝。万历三年（1574）五月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上疏议事，批评考成法太过苛刻，并暗讽张居正是阿谀之臣。张居正看了奏疏，大怒。随后万历下诏，给余扣了一顶“此必是受了富豪贿赂”的帽子，予以革职，永不叙用。河南道侍御史傅应祯上疏，讽谏万历失德，实际是暗指张居正误国。他提出，王安石曾以“三不足”误宋神宗，皇上可千万不要自误。他还为余懋学喊冤，认为一个言官以忠言上谏，竟然终身不用，“远近臣民不悟，遂谓朝廷讳直言如此，其逐谏官又如此。相与思，相感叹，凡事有关于朝政者，皆畏缩不敢陈矣”。傅应祯这下可惹火了万历，要动用“廷杖”伺候。张居正则表示反对，说圣旨一下，人心自当畏惧，就无人再敢于妄言了，劝皇上还是“行仁行义”。于是万历亲笔批示“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了来说”。傅应祯被打成重伤，到年的发配浙江定海充军。御史李祯、乔岩也毅然前往探监。三人均被锦衣卫告密，被贬官。巡按辽东御史刘台，字子畏，江西安福人，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张居正不但是他的会试主考、廷试读卷官，还曾举荐他当了现在的这个官。就在傅应祯被发往福建一个月后，万历四年（1576）正月二十三日，刘台上了一道著名的《恳乞圣明节辅臣权势疏》。不再拐弯抹角，而是直呼其名，谴责“大学士张居正作威作福，蔑祖宗法”。其言辞激烈，且条分缕析，把张居正执政以来的专横与不检点之处，大加鞭挞。自万历二年（1574）以来，倒张的力量就在积蓄。一部分言官因张居正弹压言路，产生忿恨，连他的功绩也一概抹煞。他们倒不一定是自身利益在改革中受损，但其言行却代表了一批反对改革的朝官。次日，张居正依惯例递交了《被言乞休疏》，要求辞职，并在家等候处理。在递交辞呈时，曾伏地痛哭。万历慌忙将张居正扶起，说：“先生起，朕当逮刘台入狱，关他一辈子以谢先生。”二十五日，张居正再次上疏乞休。他说，现在诸事未安，臣岂敢言去？但臣乃不得已也！臣所处之者，实乃危地也。因为所理之事是皇上之事也；所代者乃皇上之言，现在言官说我作威作福，而我是在代皇上行政，那么肯定非威即福。如此，事事都可以说是作威，事事也可以说是作福，谗言日日喧哗于耳，虽然皇上圣明，不可能听他们的，不能让臣背负恶名，但作为一个臣子不应让皇上如此费心。所以望皇上特赐罢归，以消除议论。另外再选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来担大任吧。万历当然不可能让他真的走，遂再次劝慰。另有阁臣张四维、吏部尚书张瀚，因刘台的“檄文”里将他们作为张居正提拔的私人，都觉得脸上无光，也依例上疏求去。万历同样一律打住。张居正仍待在家里不肯出来视事。万历无法，只得于二十六日派司礼监太监孙隆，带着亲笔手敕和一些礼物，去张府慰问。张居正才勉强出来上班。几天后，刘台被从辽东械送京师，一路带着枷锁押送过来，被打入诏狱。镇抚司审讯之后，拟了“廷杖、遣戍”上报。张居正虽然内心恨刘台入骨，但还是上疏请免用廷杖。最后刘台被削职为民，还归故里。张居正此后又派人去辽东及江西安福，追查刘台的所谓“贪赃枉法”旧事，企图加刘台以重罪。后来刘台果然因罪被遣戍广西浔州（现桂平市）。监督改造两年后，在戍所被诬再次入狱，受酷刑而死。万历四年（1576）年的，张居正以一品九年考满，加左柱国、升太傅、并荫一子为尚宝司丞。万历五年次子张嗣修会试得中，进士及第。五月，万历果然开始“看顾”张居正的子孙，下诏荫张嗣修为锦衣卫正千户。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却在九月十三日因病突然去世！张居正立即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按照大明的祖制，官员的祖父母或者嫡亲父母丧，要解职回乡守制三年，此谓“丁忧”。从闻丧之日起，不计闰月共27个月。期满才可以回来上班，谓之“起复”。但先朝也有特例。宣德元年（1426）的金幼孜、宣德四年（1429）的杨溥、成化二年（1466）的李贤这三位大学士，都曾因丧由皇上特批立即起复，穿素服办公，不用离职回家守孝。这就是非常罕见的“夺情”。由于夺情不符合典制，所以从正统十二年（1447）起，有明令，所有官员丁忧通通都要回家，一律不准夺情。闻讣的次日，内阁的另两位辅臣吕调阳、张四维奏请，引用先朝杨溥等夺情旧例，请求皇上准许张居正夺情，继续任职。几乎是同时，又有御史曾士楚、吏科给事中陈三谟上疏请留首辅。南北各院部官员也纷纷跟进，大力吁请挽留，一时形成所谓“保留”风潮。万历一开始只是例行公事，下诏表示了慰问，并未提及“保留”。到了十月上旬，万历才醒悟过来，他哪里离得开张先生？于是公开表态支持夺情，宣谕吏部，准张居正过了“七七”丧期之后，便照旧入阁办事。同时又赐张居正办丧事的香烛等用品数以百计。冯保也不愿意这位最大的政治同盟者离开。在闻讣之后，马上就和张居正进行过密谋。夺情倡议一起，冯保立作呼应。二更天时，诸臣的“保留”疏从宫门递进，天不亮居然挽留特旨就从宫中传出来了，不可谓不快！张居正的亲信、户部侍郎李幼滋最先意识到问题的举足轻重，索性捅开窗户纸，建议张居正夺情以保住权力。按照旧例，在内阁办公室，首辅去职三天后，次辅就搬到原来首辅的位子上去坐，并接受同僚与下属穿红衣拜见。吕调阳是次辅，此次虽然没有迁座位，但坦然接受僚属拜见。张居正已经感到很恐慌，可是事情还在争论，即使在张居正的营垒里，也有不少人建议张居正还是顺应舆论丁忧为好。张居正的门客、贡生宋尧愈、蓟镇总兵戚继光、原大理寺卿陆光祖等，都劝张居正回乡。戚继光甚至提出可以让徐阶回来干一段，反正徐老年纪大了，不可能久居其位，三年后把权还回来就是了。李幼滋则坚决反对这种看法，斥之为“宋儒头巾迂论”，他以为人一走，形势如何变化，根本就无法掌控了。眼下百事待举，执宰岂可一走了之？张居正此时进退两难，与冯保商量了之后，认为还是夺情最为稳妥。吏部尚书张瀚是由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平时唯张居正马首是瞻。冯保传出中旨（皇帝直接下诏），要张瀚带头倡议夺情。张居正在请归的同时，也跟张瀚吹风，让他赞同皇帝的挽留。张瀚故作不解，说：“元辅奔丧，那是应给予特殊恩典的，但这是礼部的事，与吏部何干？”张居正几次派出说客晓以利害，他就是不为所动。居正大不悦，于是拟旨切责张瀚，说张瀚是“奉谕不复，无人臣礼”。当时，廷臣们个个惊恐，都纷纷附和“保留”之议。张瀚拊膺叹息道：“三纲沦矣！”张居正益怒，指使言官弹劾这个叛徒。结果十月十一日，突然有诏，勒令张瀚致仕，吏部全体官员罚俸半年。为了对舆论有个交代，从九月的起，张居正就按照惯例接连上疏，表示要回乡守制。但是，奏本里却另有文章。他说：“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后又说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皇恩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万历皇帝与张居正又又玩起了双簧，一个坚决走，一个非要留。并且连续三次，张居正便不再坚持要回乡，而于十月十三日提出了“在官守制”的折衷方案。皇帝让司礼监的太监魏朝随张居正的儿子回江陵奔丧，张居正提出，过了“七七”之后，自己不随朝议事，不参加朝廷庆典，只赴阁办公，并且不穿红色官服。张居正为表示孝心，还提出守制期间，不领工资。万历就特批每月由有关衙门给张家送油盐柴米聊补困境。最荒唐的是，还让光禄寺每天送去酒饭一桌。反对夺情的官员立刻发起攻击，且来势凶猛，这是万历和张居正事前绝想不到的。十月十八日，也就是张居正提出“在官守制”的五天后，吴中行首先向老师发难。他的奏疏写得相当煽情，从人伦大义上对张居正施压。他说：元辅昼夜为公操劳，父子相别十九年。这期间，儿子的身体由壮而强，由强变衰，父亲由衰成头白，由头白成苍老，音容相隔开。现在父亲逝于千里之外，却不得临穴一哭，情何以堪！吴中行很坦然，把奏疏递上后，又把副本给了张居正一份，表示此举是出以公心。次日，赵用贤也上疏，用语极其刁钻，建议张居正赶快丁忧，过段时间再由皇上开恩召回，此为上策。第三天（二十日），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疏说：张居正若留下，那就是厚颜就列，遇到国家大典，是参加还是不参加？不参加吧，于君臣大义不合；参加吧，于父子至情不合。到那时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而居正又何以自处？他们还公开指责张居正夺情违反道德，“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说他擅权无异于“宰相天子”；说他行为有类商鞅和王安石，道德和才学却远不如，说他是“愎谏误国，媚阉欺君”……张居正决定，对他们几个人进行廷杖和充军。礼部尚书马自强知道事情要闹大了，忧心忡忡，亲自出面为吴中行等人疏通。遭到拒绝。翰林院掌院学士（院长）王锡爵，邀集了翰林院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等数十位官员求见张居正，要个说法。张居正避而不见。王锡爵一不作二不休，自己去了张府，闯进灵堂，见到了张居正，当面激烈指责。张居正无言以对，取出墙上的剑，跪在他面前，边哭边拜：“皇上要留我，而诸位要逐我，我怎么办？怎么办？要杀我吗？”翰林院的侍讲赵士皋、张位、于慎行、李长春、田一儁和修撰孔教、沈懋学等人，也在上疏阻止张居正。张居正对吴中行等“门生造**”的行为尤为愤恨，暗中已经有话给锦衣卫，将几人往死里打。然而，张居正这次采用的强硬手段，效果并不佳，反对意见仍未压制得住。十月二十四日，观政进士邹元标在四人受刑后毅然上疏，对张居正的人品、执政作风全盘否定，要求立即罢免张居正。也受到八十廷杖，发配极边卫所充军。而张居正在士人中的威望却急剧下降。在这之后，仍有布衣韩万言、南京浙江道御史朱鸿谟，先后上疏为吴中行等人鸣冤，皆被严厉处置。翰林院张位、赵志皋等人也因论救吴中行相继被贬谪。又有芜湖生员王律托名海瑞，写了一篇声讨张居正的疏文。后南京操江都御史胡槚为巴结张居正，命太平府（今当涂）同知龙宗武予以严查。龙宗武将王律逮捕，严刑拷打。逼迫王律把无辜的吴仕期牵连进来，两案合并为一。案件审结后上报给张居正，张暗示杀之了事。龙宗武便将吴仕期下狱，故意不给饭吃。吴仕期饿极，将衣服里的棉絮吃尽，仍未死，龙宗武则命人以沙囊堵其口毙之。后王律也被虐待至死。众人的反对，尤其门生的背叛，让张居正更加一意孤行，有人对此评价为贪恋权力，其实权力只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如何使用，为了有效改革，张居正必须拥有权力，所以从这点讲，无可厚非，但致命的地方是没有看到权力在带来荣誉背后埋藏的灾难。从刘台发难，到夺情风波，张居正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国朝献征录》说他“志意渐恍惚”，面对异己力量，不再企图以德服人，而是“思以威权劫之，益无所顾忌”。《明史》也说，他从此“闻谤而不知惧，愤戾怨毒，务快己意”。第二十六章危机四伏当年十一月初一，当风波尚余尾声时，张居正就对官员队伍开始了“快意”的清洗。他以应对“星变”为理由，建议万历下诏“京察”。半个月后，吏部宣布查处51名官员，都是反对夺情一派的。南京操江都御史张岳，才名本来极高，只因反对夺情而以“才力不及”而降调。对拥护一派的则尽力提拔。南京吏部尚书潘晟官声素不佳，因为“立场坚定”，反而被擢升。执政时的内阁组成，是经过精心筛选的，多是柔顺听命的仆从。万历给张四维的任命，甚至只是跟随张居正在内阁办事，形同秘书。即便这样一个内阁，也并非与张居正同心同德。在高拱被逐后首先调进的吕调阳，为人谨慎，凡事模棱两可。张居正始终不大看好他的能力，他内心也未见得服气张居正的一些做法。吕调阳入阁六年，无所作为，在阁办公时常怏怏不乐，仰望屋顶叹息而已。至万历六年（1578）中，坚决上疏请辞，负气走了。另一个张四维，倜傥而有心计，曲意逢迎张居正。他精通官场经，又擅长边务，但有时仍不免做事不合张居正的意，累遭训斥，也常感极度郁闷。张居正对他，逐渐亦产生反感。张四维曾经一度与冯保关系密切，张居正得知，予以喝斥，不准他擅自交结冯保。张四维心里就越发怨恨。马自强入阁时间较晚，只在万历六年干了几个月，就病逝了。任职虽然短，却不像其他阁僚那样对张居正只是唯唯。对张的做法，总是力图有所纠正，曰：“吾不能令千秋后居伴食之名。”申时行是与马自强同时入阁的，但在位时间极长，前后共计十三年。他在张居正死后第二年继任首辅，一直主持大政八年。这是一个老猾的官僚，善于见风使舵，张居正得意时，他一意阿附。居正一死，身后名声有所动摇，他就立刻迎合万历之意，把张居正的所有改革措施基本停掉了。万历六年（1578）二月二十九日，万历皇帝“大婚”礼毕。张居正认为万事妥当，便递上《乞归葬疏》，要请假回乡葬父。万历开始并不同意，后经张居正再次上疏，才予以批准，他叫张居正于五月就要回来，并且把老母亲一起接到北京来。万历还特意叮嘱道：“长途保重，到家少要过恸，以朕为念，方是大孝。”又援前朝杨士奇、张熜例，赐给了张居正“帝赍忠良”银印一枚，嘱他如在途中发现朝政有问题，可随时密封奏报。按照惯例，元辅因故离职，次辅可相机主政。但万历给内阁发了一个帖子，说“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吕调阳知道小皇帝这是信不过他，郁闷之极。张居正走后，恰逢辽东有所谓“长定堡大捷”奏报，万历将之归功于张居正，遂甩开内阁，派太监使者快马至江陵，请张居正亲自制定封赏条理。这次还乡团的阵容极为壮观，兵部特派一千骑禁军作为随从。除了千骑虎贲之师外，戚继光还从蓟镇前线调来一队鸟铳手，执新式火器随行，以壮行色。张居正最后考虑还是不要太过张扬，只留下了6名。他所乘坐的轿子，是为此行特制的大轿，须32名轿夫抬扛。轿子前部是会客室，后部是卧室，外部有走廊相通。两名小僮在轿上随时伺候，焚香摇扇。所过州县，都由地方当局呈献美食，且驱使民夫将道路平整，两旁罗列兵器，气势极盛。真定（今河北正定县）知府钱普一向善于媚上，此次特地找来了一大批江南厨师随队伺候，据说江南名厨因而被他搜罗一空。四月十六日，葬礼隆重举行。张文明的棺木被安葬在荆州西门外的太晖山。这是万历皇帝敕赐给张家的一块坟地，与已故湘献王朱柏的王陵毗邻。皇帝特地派司礼监太监魏朝和工部主事徐应聘负责营葬事宜，礼部主事曹诰专程前来谕祭，尚宝司少卿郑钦、锦衣卫指挥佥事史继书负责一路护送。湖广巡抚陈瑞等一大批地方官员也趋之若鹜。葬礼完毕后，张居正怕老母在路上受不了炎热之苦，就上疏请求推迟归期。拟在九月天凉之后，再行返京。万历哪里肯依，发动内阁部院各级官员上疏催请，他本人也下圣旨，让魏朝留在江陵照顾张母，令张居正务必于五月以内回来。又差遣锦衣卫指挥佥事翟汝敬星夜赶往江陵，负责催促。张居正只得于五月二十一日起程返回。在回家及返回京城时，张居正都顺路看望了高拱，其实张居正与高拱的关系十分微妙，联手冯保排挤她，可是又让公车为他送行，然后与冯保一度想把他往死里整，此时又去看望。他对人的行为一直如此奇怪，在严嵩与徐阶掐时，两人都是老师，和两人都亲近，不分敌友；徐阶与高拱掐时，一个老师，一个同事，也没什么反应。甚至严嵩辞职回家后，还提出一些优待条件，甚至安排严嵩死后的葬礼。高拱打击徐阶，为他说情，后来还翻案。其实徐阶不往死里打击严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为了迷惑严嵩，把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算亲家，所以施援手也可以理解。在亲近小人方面，张首辅与凡夫俗子无异。有人送给他一副对联——“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万历野获编》），上联说的是他辅佐嘉靖、隆庆、万历三代皇帝，下联说的是他两个儿子分别得中状元榜眼。辅三朝显然是夸大，儿子的荣耀也大有问题。至于“日月、天人”就离谱了。但这样肉麻的吹捧，张居正也能欣然接受，悬于家之厅堂。有一位荆州同乡刘珠，是张居正老爹张文明的同年诸生，几十年了也考不出个名堂。隆庆五年（1571）由张居正主持会试，刘“老童生”方高中进士，不过当时年纪已过七十。万历二年（1574），他为张居正贺五十大寿，特撰一联，曰“欲知座主山齐寿，但看门生雪满头”。难为老头儿马屁拍得这么响亮，张居正竟也笑纳（沈德符《敝帚轩剩语》）。在张居正执政晚期，被人诟病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亲属谋私与纵容奴仆。张居正共有六子，即：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和静修。他对大的三个，期望很高，督促他们走科举一途。其中懋修才学最高，张居正视其为“千里驹”。大明的规矩，大臣在建功或考满后，可以“荫子”。“文荫”，是其中一个儿子可以进国子监读书，毕业后任尚宝司丞、尚宝司卿。“武荫”可做锦衣百户、千户，再升指挥同知。这也算是仕途，但不能升到大学士和尚书。张居正希望儿子当中也能出“国器”，便让兄弟三人走上乡试会试的正途。万历二年（1574），他的长子张敬修会试落第，这是考官没有买他的面子。张居正为此恼恨，竟决定当年不选庶吉士，为此朝中曾有不少议论。万历五（1577）年，三子张懋修因前一年乡试没过关，只有长子张敬修、次子张嗣修进京参加会试，张敬修仍落第，但张嗣修中了二甲一名，由皇帝拔为一甲二名，也就是榜眼，世人大为惊讶。万历八年（1580），三子张懋修终于及第，且中了一甲一名，状元是也，张敬修也中了进士。一门两中，天下大哗。张居正为子弟上进，不惜科场作弊，朝中权贵纷纷效仿，带坏了科场风气。张四维、申时行、吏部尚书王国光、侍郎王篆的儿子也都陆续科场得意。万历十六年（1588）的时候，王锡爵当辅臣，儿子在顺天乡试中第一，再次引起轩然大波。从那以后，辅臣当国的时候，儿子不允许应会试，就成为了一项制度。张居正纵容家奴游七，也是令士人非议的一件事。游七是张居正的心腹家奴，相当会看脸色行事。张居正任首辅后，宫中的小太监、朝中的言官，都热心与他交结，相互称兄道弟。执政后期的自我膨胀，使得张居正在处理与万历的关系上，也缺乏应变，过于执拗，从而埋下了身后名毁的伏笔。万历初年，小皇帝还是一个孩子，“大伴”冯保、李太后、张居正的管束。但是在万历大婚以后，权力结构有所变化。李太后按祖制要退出乾清宫，不能再干政。万历六年（1578）二月皇帝大婚后，万历性格中贪财好货、怠惰嬉游的一面有所爆发，而张居正也对是否能把万历培养成一代圣君逐渐失去了信心。婚后第四天，他便首次下了求财诏书，要户部和光禄寺各拿十万两来给他用。尝到甜头后，趁张居正回乡葬父不在，又要两部寺添加。第二十七章巨人的陨落万历八年（1580）三月的时候，万历皇帝到天寿山举行“谒陵礼”，这是小皇帝成人仪式中的最后一项。此礼行毕，就标志着万历可以亲政了。随驾谒陵时，张居正偶感风寒，回来后在家中调理。几天后，他上了一道《归政乞休疏》，正式提出要退休了。他回顾了自隆庆六年（1572）受顾命以来的经历，表示了如释重负的心情，请万历“赐臣骸骨生还故乡，庶臣节得以终全。”万历此时还没有做好亲政的思想准备，对张居正乞休的要求甚感突然，于是很快下诏挽留。张居正上疏再辞，意甚恳切，说自己“神敝于思虑之烦，力疲于担负之重”。他还提出，可否请长假数年以调养身体，这中间如果国家有事，他旦夕可以就道，随时应召。万历同意，李太后却拒绝。重回内阁办公后，张居正有意放手让万历亲自处理一些政务。万历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主见，对地方官员在公务上的敷衍，都能看得出来，并穷究到的。万历九年（1581）入夏以来，他觉得精神委顿，睡眠与食欲也都不佳。一连数月，不得安宁。到七月，他终于挺不住了，病倒在家不能办公。于是上疏说：臣自入夏以来，因体弱过劳，内伤气血，外冒盛暑，以致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又多服凉药，反令脾胃受伤，饮食减少，四肢无力，立秋以后，转更增剧。自以身当重任，一向勉强支持，又恐惊动圣心，未敢具奏调理，乃蒙宸衷曲轸，特遣御医诊视，传奉温纶，饮以良剂。念臣狗马微躯，不自爱慎，以上贻君父之忧，沐此鸿恩，捐糜难报。但臣自察病原，似非药饵能疗，惟澄心息虑，谢事静摄，庶或可痊，仍乞圣慈垂悯，特赐旬月假限，暂解阁务，俾得专意调理。倘获就痊，臣即勉赴供职，不敢久旷，臣不胜感激恳祈之至。（奏疏十《患病谢遣医并乞假调理疏》）神宗得疏以后，一面派文书官太监孙斌，到居正私宅视疾，并赐鲜猪一口、鲜羊一腔、甜酱瓜、茄、白米二石、酒十瓶：一面又下圣旨，“宜慎加调摄，不妨兼理阁务，痊可即出，副朕眷怀。”所谓“不妨兼理阁务”，指在宅办公而言，居正这一次小病，固是如此，后来大病的时候，还是如此。直到居正昏沉的当中，他始终没有放弃政权。张居正病势稍退，皇上的手谕到了：谕张少师：朕数日不见先生，闻调理将痊可，兹赐银八十两、蟒衣一袭，用示眷念，先生其钦承之。月初新凉，可进阁矣。（见奏疏十《谢圣谕存问并赐银两等物疏》）张居正复疏自言，“仰惟天光荐被，宸眷郅隆，非臣捐躯陨首，所能报答，亦非敝楮殚毫，所能宣谢，惟有镂之肺腑，传之子孙，期世为犬马，图效驱驰而已。”经过几天调摄以后，居正还没有销假，神宗再派文书官邱得用视疾，促其进见，又赐银八宝四十两、甜食、干点心各一盒。张居正续假五、六日，又说：“臣养疴旅邸，倏已再旬，虽违远天颜，旷离官守，而犬马依恋之心，无时无刻，不在皇上左右。”（同卷《谢遣中使趣召并赐银八宝等物》）万历马上派了四员御医前去诊疗。张居正在上疏谢恩时，趁机提出了请长假的要求。据他自述，自己的病是“因体弱过劳，内伤气血，外感暑热，以致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患病谢医并乞假调理疏》）。万历对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让他一面疗养，一面在家处理公务。几次派文书官前去探视，带了不少赏赐去。到八月中，慢慢痊愈了。君臣一个月未见，两人都很高兴，马上谈起了具体的事务。这一年的十一月，张居正十二年考满，万历对他大加褒奖。加上柱国、太傅等勋荫，就是在这一次。转过年，万历十年（1582）的二月，张居正再次病倒。他上疏说：臣闾巷韦布之士耳，非有硕德鸿才，可以庶几古人之万一。幸逢英主在上，臣得以谫劣，佐下风，效启沃，十年之间，志同道合，言听计从，主德昭宣，圣化旁洽，伊尹之所愿见者，臣亲见之，其所愧耻者，臣幸无之，即千万世而下，颂我皇上圣德神功为尧舜之主，臣亦得以窃附于尧舜之佐矣。此之荣遇，虽万钟之亭，百朋之锡，岂足以拟之哉！故臣向者每被恩命，辄控辞而不已者，良以所庆幸者大，而爵禄非其所计也。乃若诏禄、诏爵，虽朝廷所以驭臣之典，亦宜稍加节制，而不至横溢，乃足为劝。三公穹阶，五等厚禄，上柱崇勋，在先朝名德，咸不敢当，乃一朝悉举而畀之于臣，所谓溢恩滥赏也。至于符节世赏，部宴大烹，臣前九年考满，皆已冒叨，兹又岂可重领？反复思惟，如坠渊谷，故不避烦渎，再控于君父之前。伏望圣慈，谅臣之衷，素无矫饰，矜其愚而俞允焉。碎首陨躯，不敢忘报。（奏疏十一《再辞恩命疏》）据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说，张居正的病，是因为房事精力不足，每天吃“房中药”，药引发燥火，又服用寒剂下火，结果生成痔疮。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也持这一说，说是张居正服用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京官们不知内里，以为时髦，竟然纷纷效仿，大冬天都光着脑袋。还有更具体的说法，是张居正之所以房事精力不济，是因为戚继光送了他两位胡姬——波斯美女，附带又送了些海狗肾。这海狗肾就是强力春药。张居正这次病倒后，感到有必要好好治疗一下，便请了徐阶的医官赵裕，才弄清楚了病症，并做了痔疮切割手术。在这前后期间，内阁公务都是拿到张居正的寓所来办的。首辅病倒了，百官不知所措，几乎所有的大小官员，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勋戚、翰林和言官，都陷入了一种狂热中，纷纷做佛事摆道场，为首辅祈祷。接着五城兵马、锦衣卫也动起来，“于仲夏赤日，舍职业而朝夕奔走焉”（吕毖《明朝小史》）。六部的长官手捧香炉于烈日下，跪拜精心撰写的祈祷词章，时间一久，竟站不起来了。所拜过的词章要用红色锦缎蒙起来，呈送张居正。张居正深居不出，就贿赂其家人，务求一见。只要首辅大人开颜一笑，或点头表示赞赏，就心满意足。各官争相招揽词客，不吝花费，就为求得张居正一点头。旬日之间，南京衙门也群起效仿；继而各省抚按也纷纷开始烧香拜佛。张居正的病情不断恶化。六月初，他向万历上了一份奏疏，请求致仕，万历未允，张居正再上一疏，居正奉命以后，上疏再辞，第二疏词更痛切，他说：“今日精力已竭，强留于此，不过行尸走肉耳，将焉用之？”（《再恳生还疏》）万历虽然有时恼恨张居正的严苛，但此时也不免慌乱。据说，他深为忧虑，涕泣不食。经常派宫内厨师为张居正送饭菜。一时黄门使者，道路相望。京中有人见了，甚至有感叹下泪的。六月十二日，因辽东镇夷堡大捷，有上谕论功，张居正进太师，一子荫锦衣卫指挥同知。六月十八日，万历派司礼监张鲸携手敕慰问张居正，并询问身后国家大计，张居正已近于昏迷，强撑着安排后事，写了一封密奏，推荐礼部尚书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入阁。稍后，又推荐张学颜、梁梦能、徐学谟、曾省吾，许国、陈经邦、王篆，谓大可用。次日，万历照准潘晟、余有丁入阁，其余人的名字贴在御屏上，以备召用。并再派太监慰问，就便继续询问身后措置。但张居正已陷入弥留，说不清话了。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去世，时年58岁。万历得到张居正病殁的消息，下诏罢朝数日。两宫皇太后、皇上、和皇弟潞王，赐赙银一千余两，司礼太监张诚监护丧事。一切饰终的典礼都完备了：赠上柱国、赐谥文忠、予一子尚宝司丞、赐祭十六坛。灵柩即将启程归葬时，申时行等上疏请派员护送。万历照准，派太仆少卿于鲸、锦衣卫指挥佥事曹应奎护送回江陵。七十老母赵太夫人也坐驿车回去。张居正死后，将升为首辅的，是现在的次辅张四维。潘晟的资格入阁后要排在申时行的前面，这就一下触犯了两个现任阁臣的利益。第二十八章致命一击张、申立刻看出冯保向内阁安插亲信的用意，两人迅速结成新的同盟。张四维深知申时行以屈居于潘晟之下为耻，便鼓动申一起向言官吹风，要把潘晟这个不要脸的拒之门外。六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张居正死后第三天，御史雷士桢首先闻风而动，上疏弹劾潘晟秽迹昭彰，不足以委以重任，请皇上收回成命。万历接到奏疏后，有点犯难，考虑到不能元辅刚走就否定其遗疏，便下诏驳回，说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第二天，给事中张鼎思、王继光、孙玮、牛惟柄、御史魏允贞、王国等人也开始上疏，潘晟已经离开原籍来上任，在半路听说消息，连忙按被参的惯例上疏请辞，停在杭州待命。万历只好把他退休待遇提到辅臣级。十二月初七，山东道御史江东之上疏，弹劾冯保的亲信书记官、锦衣卫同知徐爵。十二月初八，又有江西道御史李植上疏，直指冯保“当诛十二大罪”。又揭发吏部尚书梁梦龙以三万两银，托徐爵贿赂冯保，谋得此职。任命下来后，竟然前往徐爵家拜谢——“受命公朝，拜恩私室”。万历批示将徐爵逮入诏狱审讯，后移交刑部拟斩。对梁梦龙，万历暂时没动。但又有人穷追，万历不想再保了，勒令其致仕。李植继续上疏：其一，冯保的亲信张大受、徐爵都是逃犯，冯保明知道还收为心腹；其二，徐爵参与批阅奏章，凡重要机密，紧急军情，皇上还没看，徐爵都知道，抢先泄露于外。在宫内窥伺皇上起居，打听圣母动静。听到宫内的戏言亵语，就出去宣扬。人家以为他好大神通，争相攀附，竟致其门庭若市；其三，公主选驸马，入选者是靠贿赂冯保才被顺利选中的；其四，皇上赐给乳母田庄银两，冯保先勒索两千五百两；其五，御用监买来的珠宝，冯保挑选低劣的给皇上用，贵重的尽入私囊。连罚没的赃物他也窃为己有；其六，冯保的房子店铺遍布京师，数不胜数。原籍深州造有私宅，规模之大，可比王府，有房间五千多间；其七、冯保之弟冯佑在太后居所内高声辱骂太监，冯保之侄冯邦宁兄弟在皇帝所选的九嫔之中，挑了两个绝色美女做妾（享受皇上级别待遇）；其八、冯保竟敢僭用皇上才能用的黄帐。奏疏还捎带了一笔，说冯保“密迩辅座，掌握中枢”。就是亲近辅臣，控制外廷。万历批示，冯保罪恶深重，本该杀头。但念他是先帝托付，效劳日久，姑且从宽，发往南京闲住。而且还令“赏银一千两，衣服两箱”。冯保临去的时候，慈圣太后还不十分清楚，她问神宗为什么。“没有什么，”神宗说，“只是老奴受了张居正的蛊惑，不久自会召回的。”浙江道监察御史王国进行上疏，又举出冯保“十大罪”，要求比照武宗时处死权阉刘瑾之例，处死冯保。万历哪里会接受这建议，见王国没眼力，却罚他到南京的衙门待职去了。后又有御史李廷彦继续弹劾冯保，万历恼火了，让他停职反省。奏疏里都提到了冯保敛财的事，万历几天后下令抄冯保等人的家。万历十年十二月十四日，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上疏，论已故太师张居正十四大罪，“大略言其贪滥僭窃，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明神宗实录》万历做出答复：“居正朕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念系皇考付托，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故贷不究。”对于张居正的亲信庞清、冯昕、游七等人，万历没有放过，下令逮入诏狱严刑审讯。四天之后，四川道御史孙继先上疏，继续“追言往事”，请求将先前因弹劾张居正而得罪的吴中行、赵用贤、艾穆、邹元标、余懋学、傅应祯、王用汲等一干人召回复职，刘台等已被冤死的，给予恩恤。言官陈与郊、向日红等亦上疏跟进。对平反，他同意了，下诏说：“朕一时误听奸恶小人之言，以致降罚失中。凡是这奏本上列名的因建言得罪的，俱起用。其余有类似的，吏部都查明报来。”山西道御史魏允贞，弹劾张居正时代前后几任吏部尚书张瀚、王国光、梁梦龙，说他们是靠拍张的马屁过日子，吏部选官全是张的授意。再有御史张应诏，弹劾刑部尚书殷正茂、兵部尚书兼两广总督陈瑞曾贿赂过张、冯。这两人的名声本来就不是很好，万历当即勒令致仕。又有御史黄钟揭发湖广巡抚陈省曾重金贿赂张居正，还派遣兵卒数百名守卫江陵张家，每年费银数千两。万历马上将陈省削职为民。此外几任兵部尚书张学颜、吴兑，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曾省吾、刑部尚书潘季驯、吏部侍郎王篆、蓟永总督戚继光、陕西总督高文等，皆或贬或免。张居正与老师徐阶比起来，最致命的缺陷就是在安排“接班人”的问题上，没有设法物色一两位能力超群、志同道合的后备人选插入内阁，直到最后一刻都还要事必躬亲。内阁中任用了一批无能且不忠诚的同盟。在万历的纵容下，对张居正的攻击还在升级。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弹劾张居正的三个儿子及王篆的两个儿子“滥登科第”，说他们的学位是作弊得来的。万历即令将这五人全部革职。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下诏宣布，追夺张居正所有官衔，包括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的荣衔，并革去其子张简修锦衣卫指挥同知职。到八月，再夺张居正“文忠公”谥号。张四维的门生李植再次站出来，揭发张居正有“篡逆”之心，“即斩棺断尸，尚有余罪”，其言辞之激烈，登峰造极。他还与江东之等勾结起来，一唱一合，交章弹劾吏部尚书杨巍等人是张居正余孽。他们这样丧心病狂，意在兴起大狱，搞死一批人。有人揭发，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曾于张居正死后，以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黄金三万两、银子十万两贿赂冯保——可是抄冯保的家，并未抄出这些东西来。有人检举张居正家有银火盆三百个、张家几位公子胡闹打碎的玉杯玉碗有好几百只。应该说，张居正在大明的官员中，虽不属十分廉洁，但也不是贪渎成性之人。他历来标榜“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曾有一知县向他行贿遭拒绝，以为是嫌少，便又多加了一条玉带再送去。张居正两次奉还，并致信说：我一直以“守己爱民”四字与你共勉，你居然会以为我嫌礼品少，还是认真思之以自励吧。据他自己说，两广将帅先后欲向他送的礼，有万金之多，他都一概拒绝了。据说，隆庆六年（1572），湖广抚按建议为张居正修建牌坊，张居正没有同意。抚按就把募集来的钱送到了张家。因这钱不大好退回，张居正便提议，此钱交给地方官府，作为张家购买辽王府的款项。但后来这钱只做了废王府的装修款，而且大大超支。张居正表示，愿用历年的工资、赏赐和田租来偿还，但最后还是由地方官“统筹解决”了。因此，说张家在江陵修建的大宅来自民脂民膏，就是来自这个传闻。一塌糊涂的言辞让万历受不了了，就接连下诏：先前权奸当道的时候，科道不置一词；等到罪人已被逐斥，又纷纷攻击不已，实在有伤国体。言官论人，就应该实事求是。不知道事情的始末，不分人品的高下，动不动就肆意诋毁，弄得大臣人人自危，成何体统？奸党现已斥退不少了，今后要为国家爱惜人才，讲究“和平之道”，再有违旨追究往事的，定重治不饶！兵科给事中孙玮于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就紧随杨四知之后，弹劾原福建巡抚劳堪秉承张居正之意，于隆庆年间将秉公调查辽王案的刑部侍郎洪朝选下狱逼死。万历十二年（1584），洪朝选的儿子洪竞上疏，要求惩办冤案的制造者。都察院副都御史丘橓也上疏，提到了应该对劳堪定罪。云南道御史羊可立上疏“已故大学士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土”。万历命湖广抚按核查。辽王朱宪早已死掉，他的次妃王氏呈了一本，要求调查“大奸巨恶”设计陷害亲王、强占王坟、霸占产业、侵夺皇室的罪恶。这个奏本，是要全面地翻废辽案。里面还特别提到了一句，即：辽王家财“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这引起了万历的极大兴趣，下令派人前去照着奏本内的原王府所有财产，包括湖泊水田，一应财产，全部抄没入官，变卖后将银子拿回来。金银财宝也要查明白，都追缴上来，不许隐瞒、包庇，如有人敢，就要拿来重治！刑部侍郎邱橓这一行人从北京出发了。出发以后，邱橓接到在朝几位大臣的书牍。内阁大学士申时行说：“圣德好生，门下必能曲体，不使覆盆有不照之冤，比屋有不辜之累也。冀始终留神，以仰承圣德，俯慰人心。”许国已入内阁了，也说“愿推罪人不孥之义，以成圣主好生之仁，且无令后世议今日轻人而重货也。上累圣德，中亏国体，下失人心，奉旨行事者亦何所辞其责。”最沉痛的是左谕德于慎行的一书，洋洋千言。他说：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且江陵平生，以法绳天下，而间结以恩，此其所入有限矣。彼以盖世之功自豪，固不甘为污鄙，而以传世之业期其子，又不使滥有交游，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株连，称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困。又江陵太夫人在堂，八十老母，累然诸子皆书生，不涉世事，籍没之后，必至落魄流离，可为酸楚。望于事宁罪定，疏请于上，乞以聚庐之居，恤以立锥之地，使生者不致为栾、郤之族，死者不致为若敖之鬼，亦上帷盖之仁也。但是一切的话，邱橓都付之不理。地方官员谁也不敢怠慢，把张家人赶到旧宅里，将门封住，禁止出入。当张诚等赶到开门查抄时，里面老弱已经饿死十几口人了。两位钦差到后，死命追赃，广事株连。他们按照万历的思路，预先估计的财产，大约有银200万两。几日内，便将查抄结果上报：江陵宅内，大概有金2400两，银107000两，金器3700两，金首饰2400两，等等。北京这边的府第，刑部也报上来，折银10600两。丘橓下令严刑拷打，追逼到的。张居正三子懋修受刑不过，诬陷称有大约30万两银转移到了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家。懋修投井不死，不食又不死，侥幸保存一条性命；敬修自杀，并留下血书：呜呼，天道无知，似失好生之德，人心难测，罔恤尽瘁之忠。叹解网之无人，嗟缧绁之非罪，虽陈百喙，究莫释夫讥谗，惟誓一死，以申鸣其冤郁。窃先公以甘盘旧眷，简在密勿，其十年辅理之功，唯期奠天下于磐石，既不求誉，亦不恤毁，致有今日之祸；而敬修以长嗣，罹兹闵凶，何敢爱身命而寂无一言也。忆自四月二十一日闻报，二十二日即移居旧宅，男女惊骇之状，惨不忍言。至五月初五日，邱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噂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生平所未经受者，而况体关三木，首戴幪巾乎！在敬修固不足惜，独是屈坐先公以二百万银数，不知先公自历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惟变产竭资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难充者！且又要诬扳曾确庵（省吾）寄银十五万，王少方（篆）寄银十万，傅大川（作舟）寄银五万，云“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胆落。嗟此三家，素皆怨府，患由张门及之，而又以数十万为寄，何其愚也！吾意三家纵贪，不能有此积，亦不能完结此事，吾后日何面目见之，且以敬修为何如人品也。今又以母、子、叔、侄，恐团聚一处，有串通之弊，于初十日，又出牌，追令隔别，不许相聚接语。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虑会审之时，罗织锻炼，皆不可测，人非木石，岂能堪此！今幽囚仓室，风雨萧条，青草鸣蛙，实助余之悲悼耳。故告之天地神明，决一瞑而万世不愧。暖乎，人孰不贪生畏死，而敬修遭时如此，度后日决无生路！旷而观之，孔之圣也而死，回之贤也而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予于此时，审之熟矣。他如先公在朝有履满之嫌，去位有忧国之虑，惟思顾命之重，以身殉国，不能先几远害，以至于斯，而其功罪，与今日辽藩诬奏事，自有天下后世公论，在敬修不必辩。独其虚坐本家之银，与三家之寄，皆非一时可了之案，则何敢欺天罔人，以为脱祸求生之计。不得已而托之片楮，啮指以明剖心！此帖送各位当道一目，勿谓敬修为匹夫小节，而甘为沟渎之行也。祖宗祭祀，与祖母、老母饘粥，有诸弟在，足以承奉，吾死可决矣。而吾母素受辛苦，吾妻素亦贤淑，次室尚是稚子，俱有烈妇风，闻予之死，料不能自保。尤可痛者，吾有六岁孤儿，焭焭在抱，知亦不能存活也。五月初十日写完此帖，以期必遂，而梦兆稍吉，因缓。十二日会审，逼勒扳诬，慑以非刑，颐指气使，听其死生，皆由含沙以架奇祸，载鬼以起大狱，此古今宇宙稀有之事。上司愚弄人，而又使我叔侄自愚，何忍，何忍！邱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而怜之，今不得已，以死明心。呜呼，炯矣黄炉之火，黯如黑水之津，朝露溘然，生平已矣，宁不悲哉！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于于亿万年也！关于当时拷问的情形，懋修也有一段记载：有一部堂讯狱日：“汝先大夫与戚帅相结，凡有书问，虽夜中开门递进，意欲何为？莫非反状乎！”懋修答日：“边烽紧急，宰相或不得坚卧不省。”部堂意阻。（书牍十二《答总兵戚南塘授击土蛮之策书》附注）张敬修自杀，满朝震惊。刑部尚书潘季驯闻讯，悲不自胜，毅然接连上疏，请求保释居正家属，直言“治居正狱太急”，提醒说张氏家属已有数十人毙于狱。当时的首辅申时行也上疏道：“现籍没其家，国典已正，众愤已泄。若其老母衣食供给不周，子孙死亡相继，皇上您也有不忍吧！”万历饶了张家的家属，但是对于财产仍抓得一丝不苟，特别叮嘱张诚马上把荆州抄出的财物押解进京，不便于运输而又来不及变卖的（如石牌坊等），交由当地巡抚来办。在北京，刑部等衙门把张居正在京的财产110扛，尽数解入内库。到当年十一月，张诚也将荆州抄到的100扛财物解回北京。兴师动众地抄了一回，连房子带地，全部折成银子，总共不超过20万两，不及严嵩的十分之一。为何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打击如此的迫不及待，并且打倒后，又踏上一脚，让他永不得翻身的架势呢？其实这是长期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张居正当权十一年，在一五八二年病死。朱翊钧已二十岁，蛇蝎性格随着他年龄的成长而大量显露，他恨透了在他幼年时对他生活管教过严的宦官冯保和在他幼年时对他读书要求过严的张居正。朱诩钧十岁时，就经常拷打身边的宦官和宫女，把这些可怜无助的人拷打到死。冯保向李太后报告，李太后就责骂朱翊钧，有时候还揍他。有一次李太后暗示他如果不停止凶暴，可能有被罢黜的后果。至于张居正，他兼任皇家教师，往往在朱翊钧早睡正甜时，强迫他起床读书。在他读错字时，又声色俱厉地纠正他。由于李太后的信任，张居正担当的角色，有时的确有一点尴尬。在朝廷里他是首辅，在皇帝面前，他是老师。作为首辅，他必须听命于皇上；作为老师，他又得严格管教学生。这两种角色常常产生冲突。李太后是一个严厉的慈母，因此她希望张居正是一个严格的老师。小皇帝一直很怕张居正。他从来不喊张居正的名字，而是恭恭敬敬地称“元辅张先生”。万历六年，十六岁的朱翊钧成婚之后，李太后再也不能住在乾清宫里监护他了，就回到了自己的慈宁宫。回去之前她把张居正找来谈了一次话，她说她现在再也没有办法监护皇上了，要张居正承担师相的责，任对皇上多多管教。但此时的朱翊钧已不是当年的孩子了，他开始有自己的主见并在贴身太监的引诱下，滋长了游玩之心。有一次他溜到西城去玩，带着孙海和客用两个贴身太监。喝得半醉时，朱翊钧吩咐找两个宫女唱唱曲，于是太监找来了两个宫女。朱翊钧要两个宫女唱坊间的流行小曲。两个宫女说不会唱。朱翊钧很生气，抖威风说：“我叫你唱歌你还不会唱？推出去斩了！”天子无戏言，出口的话都是圣旨啊。孙海一听，这可闹大了，本是偷着出来玩的，闹出人命来可就麻烦了，就赶紧提建议，不要斩了，把两个宫女的头发削掉，代替斩首。这件事被李太后知道了，很生气。第二天把两个宫女找来，问明情况以后，就跑到了奉先殿，在丈夫隆庆皇帝灵前哭起来了。说儿子现在就这样浪荡，哪当得了皇帝，妾身准备把他废掉，让他的弟弟潞王接替皇位。万历皇帝一听说吓坏了，赶紧跑到太后面前哭，跪在地上不起来，希望得到原谅。李太后说，这件事要看张居正怎么说。在太后的授意下，张居正替皇上写了一个检讨书，叫罪己诏，颁布出来，承认这件事做得荒唐，今后再也不发生了，这件事才算过关。李太后对儿子严格管教，张居正积极配合。朱翊钧因此渐渐地对张居正产生不满。朱翊钧19岁时，成熟了，想自己管理国家。张居正也看出万历皇帝大了，多次上疏，希望“还政”，把国家的控制权还给皇上。朱翊钧有一次很委婉地在李太后面前提这个事儿，李太后却回答说：“你30岁之前不要提亲政的事，一切听张先生的教诲。”太后对张居正如此信赖，使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由不满变成仇恨。所以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迅速对他进行清算。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成功，利益于他高超的政治智慧与独到的用人之道，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他的行政能力。虽然，他最终以个人的悲剧结束，但他为官之道，仍值得今天的人思考与借鉴。张居正在位时，明神宗一直尊其为师。而事实上，神宗不是敬爱他，而是敬畏他。张居正当权的十年，所揽之权，正是神宗的大权。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实际上是蔑视主上的表现。张居正死后，神宗开始寻找复仇的快慰。这之后，“复辽”的舆论甚嚣尘上。不“复辽”，怎么能说明张居正罪大恶极？万历对这个，似乎兴趣并不很大，事情拖到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才算有了说法。八月九日，万历下诏，指示各衙门堂官会商辽王案件处理事宜，同时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拟复辽爵，及重论居正之罪。”辽王宪节是没有儿子的，要“复辽”，可从旁支过继一个来，这个封号就还可以由这个家族承袭下去。不过，恢复一个被废的宗室封号，对前任首辅再加重论罪，两件事都可能会有难以预料的影响。“复辽”，有可能助长宗室气焰；加重张居正的罪，将使此后所有的执政大臣胆寒！万历之所以将两件事一并提出，侧重其实是在第二点，不“复辽”，就不足以定张居正的重罪。这确是有点太过了，首辅申时行出来说话了：皇上，你若“复辽”，不是颁发一张平反诏书就算完事的，你还要给他重新建王府，今后又要多出一份宗室开支，要不了几年又将多出两三万人吃财政饭！万历被击中了软肋，于是此事搁置下来。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因为告发张居正最厉害，皇帝给吏部下了个指示，说三人“摘发大奸有功，俱着于京堂不次使用。”就是指令破格提他们做副部长。三人果然以七品御史连升六级，各得正四品少卿职。真是：“京中一日三少卿，狂吠亦得乌纱顶。”司礼监太监张诚因抄家有功，赐荫弟侄一人为锦衣卫百户。后张诚接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势威风堪比当日冯保。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对张居正的最终判决出来了。都察院按万历的旨意，参劾已故首辅张居正。这是一份国家起诉书，万历批示了一段话，给张居正做了定论：“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庶希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著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同时下令，张居正的罪状，要在各省张榜公告。在此，李太后未置一词，许多人便做出种种猜想，但最重要的或许是李太后身处深宫，亲信有没有，可能当初并不知情，知情时可能为时已晚，无法改变后果，只好默许。依照李太后的性格，或许并不能成为阴谋者。万历和张、申内阁君臣相通，“尽反其政，以媚天下”（钱谦益《牧斋初学集》）。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目睹张居正身后的惨祸，刻骨铭心，此后凡一切事务，均施行“宽政”。张居正裁汰冗员，以舒财政之困；那么我就恢复冗职，多多益善。至万历二十年（1592），净增139个职位，不仅将隆、万之交所削减的职位全部恢复，还有所增加。张居正改革学政，裁抑生员；那么我就增加名额，任其干政乱政，鱼肉平民。张居正整顿驿递，缩减供应；那么我就放宽限制，让禁令名存实亡。张居正提倡任人唯才，不拘一格；那么我就重新设定资历阶梯，不问能不能胜任，只管资历够不够。张居正力推考成法，讲究行政效率；那我就废除考成法，行宽厚之政，做与不做，随你们便吧。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虽然还在执行，但清丈已全部停止。最富庶的江南一带，富户与官府重又勾结，隐瞒土地，降低户等。有的里甲有田千亩；有的里甲仅有数十亩，赋税摊派仍是按照里甲。这又是穷者税重、富者税轻，以致贫户“家破身亡者十之八九”。贫户不堪压迫，只得破产逃亡，土地兼并死火复燃。常有一州一县的土地，为王府所占达七成，军屯占二成，民间仅占一成！张居正执政期间，收支平衡，且年年有盈余。万历刚一亲政，就入不敷出，亲政当年就超支54万余两。第二年超支176万余两，以致“计十余年之积，不足为二年抵补之资”（《万历起居注》）。宫内开支再无人限制，钱不够用，就搜刮国库与州县。户部的年收入，三分之二收入内库；州县则“尽刮库藏，尚不足用”（《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二年（1584），那个把张敬修给逼死的丘橓，忍受不了官场的腐败，上疏痛斥不正之风：“下官多以广交为能，或明送于公门，或暗投于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币以为赂。”万分感叹，说如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况以官致富，又以富买官！”（《万历邸抄》）万历十四年（1586），南京给事中孙世祯上疏，说：“承运库买金珠宝玉至十九万有奇，若少减数万，即可活数万垂死之命。”（《国榷》）天启元年（1621），邹元标再次被起用，当上了左都御史，次年，有感于时事，上疏称“居正功不可没”（《明通鉴》）。天启帝遂为张居正恢复生前原官，并给祭葬礼仪，张府房产尚未变卖的一并发还。崇祯三年（1630），礼部侍郎罗喻义等再论张居正事，崇祯帝下诏发还张居正亲属官荫及诰命。崇祯十三年（1640），又应张居正之孙张同敞之请，恢复张居正谥号、荣衔，恢复其子孙锦衣卫袭职。张居正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几百年来世人对他的评价往往处在两个极端，称赞他的人过于夸张他的事实，诋毁他的人又使人看不出他本来的面目。张居正的一生经历了明中叶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他既是帝师、内阁首辅，位极人臣，又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终明一朝，生前得晋太师之位的，阁臣中张居正是第一人；既晋太傅又晋太师者，惟张居正一人而已。第二十九章毁誉参半张居正作为一位改革家、政治家，他是成功的，青史留名。当国十年，辅佐幼主，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推行“万历新政”，力图中兴大明王朝。但作为帝师，他是失败的，是彻的而痛心的失败。他费尽心血、精心抚养的万历小皇帝不但没有如他所愿成为一代明君，还落得一个荒唐、好色、冷酷的名声。张居正忠心耿耿、一心为主，换来的却是死后家破人亡，自己也差点被“剖棺戳尸”。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张居正也许永远不会明白，他之所以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封建社会的君主政治中，无论多么呕心沥血、居功至伟，他都只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一个砝码。尽管张居正一生赤胆忠心，但他“威权震主”，这无异于为自己的命运埋下了隐患。张居正作为一个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人所共知。张居正既有改革家的一面，又有政客的另一面；既有公开示人的一面，又有隐私的另一面。张居正是一个改革家，他的改革成就，连提倡“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都难以比肩。因为他不像王安石那样，把《周礼》作为理论根据与出发点；而是秉承法家“不法古”、“不循礼”的作风，革故鼎新，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他首先从政治改革下手，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改变官场流行的颓靡习气———“一味甘草，二字乡愿”，力求构建“朝下令而夕奉行”的氛围，使得“大小臣工鳃鳃奉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然后才有可能大力推行财政经济改革，清丈耕地，整理赋税，把隐匿、逃税的耕地清查出来；继而把在南方部分地区出现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使赋税和徭役货币化，人头税向土地税转移。他以理财家的独到眼光，在财政经济改革中，强调“不加赋而上用足”（不必增加赋税而使得国库充裕），为此两手并举：一手是“惩贪污以足民”；另一手是追查逃税、漏税，增加国库收入。这比那些只会仰仗加税来解决财政赤字的理财家高明多了。这是他的一面，还有另一面。《明实录》对他的盖棺论定，既肯定他的改革业绩，也指出另一面：“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这十六个字，刻画的就是一副政客面貌。当时的一位言官江东之对他的批评，也有类似的概括：“才太高，性太拗，权太专，心太险。”张居正这个铁腕人物，在权力斗争中，常常不择手段，他的口头禅是“嫌怨有所弗避”、“不拘泥于常理”。这种政客作风，在“附保逐拱”与“王大臣案”中，流露得淋漓尽致。隆庆皇帝去世以后，内阁首辅高拱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之间的权力争斗白热化，高拱发动言官弹劾冯保，企图罢黜司礼监，把权力收归内阁。在双方的权力博弈中，张居正的动向是举足轻重的，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同盟军。按理说，作为内阁次辅，他应该全力支持内阁首辅，打击太监势力，加强内阁权力。然而，张居正的考量非常功利主义：如果支持高拱打倒冯保，那么他依然是第二把手；如果支持冯保打倒高拱，他就可以由第二把手上升为第一把手。于是乎，他表面上敷衍高拱，说什么打到倒保就好比除掉一只死老鼠那么容易。暗地里，他与冯保密谋策划，把高拱在内阁中的牢骚话：“十岁孩子如何治天下？”叫冯保告诉隆庆皇帝的遗孀———皇后与皇贵妃，以及小皇帝，利用他们的孤儿寡母心态，除掉高拱。直到御前会议之前，高拱还以为张居正是支持自己的，今天的会议一定是宣布冯保的垮台。结果恰恰相反，太监宣读的“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指责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这份皇后、皇贵妃与皇帝联名签署的圣旨，以不容争议的慎重态度，宣布对高拱的处分：“回籍闲住，不许停留。”罢了他的官，必须立即离开北京。在贪赃枉法，贿赂横行的官场，张居正也不能免俗。他善于敛财，却不随便接受一般官员的贿赂。《明代宦官》和《中国反贪史》序言中说的以三万两黄金及大批珍宝贿赂冯保，而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一)所记，那是万历十年十二月直隶巡抚王国参劾冯保奏疏中的话，说“辅臣张居正病故，保令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天水冰山录》附录所记也当本此。既在张居正“病故”之后，不管有无其事，都不关乎他的“行贿”，所以这项腐败也应予否定。这样，张居正“最大弱点”的“腐败”就只有“受贿”一项。王先生说，《张居正》、特别是第四卷，对其腐败“有比较充分的描写”；笔者则认为，它并未得到切实的描写，反倒是作品对主人公的另一个重要粉饰点。此外，张居正在生活上妻妾成群，奢侈无度，也留下了道德上的瑕疵，这自然不能不贻人以口实。在江陵，他建造太师府第，神宗不但亲笔为他书写了堂匾、楼匾、对联，而且还拿出一笔内帑，作为建造资金。上行下效，于是全楚官员纷纷出资纳贿。张居正故里石碑这座豪华的府第，历时三年才建成，耗资达二十万两白银，而张居正拿出来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他还在京师建造了一座同样豪华的官邸，据目击者说，其壮丽不减王公府邸。张居正家被抄时，抄出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万余两，这数字虽然远远比不上严嵩、冯保，但张居正并非世家大族出身，明朝官俸又极薄，皇上所赐有限，他何以能够过上奢侈的生活，是不言自明的。张居正整顿驿传，禁止官员及其家属的滥用，然而，张家的仆人甚至亲友的仆人却可以任意向地方官索用车马船只。张居正回籍葬父，排场浩大，气势也相当显赫，不仅有锦衣卫等的护送，而且他所乘坐的大轿，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制作送上的、豪华之极，被人称为同斋阁的步辇。此轿硕大无比，前半部是起居室，后半部是寝室，两旁有走廊，各立一童子左右侍候，为之焚香挥扇。如此庞然大物，绝非“八抬大轿”可比拟，须由三十二名士卒扛抬，是闻所未闻的“三十二抬大轿”。戚继光还派保镖护送。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远迎，就连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与之行宾主之礼。显然，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厉行节俭，他自己却不能以身作则。他虽然曾禁止子弟、家人结交官场，但又抗拒不了功名的诱惑，在科举上作弊，为其家人谋求进身阶梯。张居正当权时，其诸子皆登上第，一状元，一榜眼，一进士，皆通过社会关系得之。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次子张嗣修参加会试，廷试拆卷后，嗣修排在二甲。出于李太后、冯保的授意，神宗将嗣修列为一甲第二名榜眼。事后，神宗对张居正说：“朕无以报先生功，当看(顾)先生子孙。”神宗带头作弊，张居正欣然接受，遂使科场风纪大为窳坏，权贵子弟纷纷仿效，竞相猎取功名。张居正凭借权势为子弟谋取进身阶梯，其政治声誉不能不受到严重损害。一般来说，明朝建国以来，科场作弊虽然屡有所闻，但基本上还是公道的，然而从张居正开始，已经没有公道可言了。此外，张居正与宦官冯保的关系，也使他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明朝内阁对皇权的依赖性大大强于前朝宰相，而皇权的伴生物——宦官势力，也始终成为左右明朝政局的一股重要力量。内阁大学士倘若无法取得皇帝、宦官等宫廷方面的支持，就不可能长期执政，故而张居正不得不殚精竭虑地采取妥协的方式处理与宦官的关系，以求得宫、府一体，将决策、行政权合而为一。在当时，冯保是张居正与宫闱内的皇帝、太后交通信息的最佳人选。然而，冯保其人贪财好货，张居正不得不竭力满足他的奢欲。为了取得冯保的支持，史载张居正先后送给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二十万两。当冯保给自己修好生圹(墓穴)后，张居正亲笔给他写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字里行间，极尽颂歌；张居正还先后两次赞成冯保收进六千多名宦官，扩大了宦官的人数，从而造成了万历中后期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他还曾主动要求封赏冯保的子侄，并压制攻击宦官的朝臣，尽量减少朝臣与宦官的摩擦，以此巩固他和冯保的联盟。这一方针虽然在稳定政局方面有着策略上的益处，但却不能不引起朝野士大夫的非议。一些讲究气节的文人，认为张居正阿谀逢迎宦官，人品卑下，因此对他产生了反感。张居正以冯保这样一个腐败的人物做自己的政治后盾，使他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拒绝冯保的支持，他便根本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与冯保结盟，则必然会被他拖入恶浊的深渊，以致冯保被抄家之后，张居正也“祸发身后”。张居正在辽王被废之后，将其府第占为己有。先后任湖广巡抚的汪道昆、赵贤等用公款为之营建私第，张居正也欣然接受。《明史》说张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张居正被籍没时，折价约金银19.58万两，另有良田八万余顷。其家产虽不及大贪官严嵩，但也相当可观，其贪贿之状由此可见。这些，均给反对改革者留下了口实。尽管张居正在世时人们害怕他的赫赫威势，不敢不恭维他，但在这种恭维的后面，却积蓄着怨恨和蔑视。这种怨恨和蔑视，一旦时机成熟随时都可能爆发。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赍志以殁。他刚死，新政即告废除。张居正执政十年所进行的改革遂以失败告终。上述的张居正执掌皇帝权柄只是暂时的，随着万历皇帝年龄的增长，亲政能力的加强，其好权多疑、追求骄奢淫逸生活的习性也日深，与张居正希望其勤政恭俭的要求相去甚远，因此，君臣之间的矛盾潜滋暗长，并且向着日益紧张的方面发展。特别是万历六年（1578）皇帝大婚后，对各种贪图享乐的欲望越来越不加以掩饰。但他每每下诏敛财或倦于上朝，都遭到张居正的谏诤劝阻。如针对万历七年春皇帝谕令取用光禄银十万两之事，张居正虽然被迫饬令光禄寺缴付，但同时又谏言道：“此后希望皇上力行节俭，若再取用国库，臣也决不敢奉诏了。”按封建的君臣关系，公开声明“决不敢奉诏”，是极其严重的不敬，实属罕见。万历皇帝对张居正越来越不满，急于收回自己的权力。此外，随着改革的推行，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好转，皇帝已感受不到危亡的威胁，统治者的本能也使他要突破改革对他的种种限制，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于是，在张居正身殁不久，明神宗即对其进行残酷的清算。曾有力地支持改革的皇权，这时转而反对改革，而原来受到张居正打击的保守势力，这时都迅速集结在皇权之下，群起而攻之。张居正生平展览馆的太岳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张居正改革落得人亡政息的下场。张居正改革触动了统治阶级保守势力的利益，使改革无法彻的进行。改革是在封建统治出现危机，吏治腐败、经济萧条、军备废弛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但仍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坚决反对。豪门地主阶级以及社会上保守的习惯势力，为了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对改革大肆阻挠、诽谤和攻击。譬如，清丈土地，实行一条鞭法，推行均平赋役，便得罪了朝野一大批的官僚地主；推行考成法之后，严格的考核使得官吏们不得不如履薄冰，埋头工作；破格用人，选拔了人才，却得罪了那些无德无才只凭资格升迁的人；裁减冗官，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却敲掉了不少人的饭碗，从而引起相当一批士大夫的不满；整顿驿站之后，官员不能私自使用公家的交通设备，而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自然使得他们怨声载道……这些，都让张居正陷入了两难境地。第三十章历史的回声张居正改革，为明代中晚期社会所确立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以皇权政治为核心，以农商并重为发展方向，以遵守成宪、诚心顺上为行为准则。很明显，与传统的核心价值观相比，张居正力求把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到核心价值观的体系之中，然而这其中所潜藏着的矛盾却是他所无力化解的。首先，道德权威的错位。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道德权威的承担者必须具备某种“绝对”、“永恒”的属性。董仲舒的“天”，程朱理学的“理”，都是如此。而在阳明心学风行天下的明代中晚期，张居正无力建构出某一道德权威主体来与王阳明所确立的“心”相抗衡，因此他只能以政治权威代替道德权威。他通过强化“内阁”的政治权威来实现对社会道德权威的确立，就等于在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已经错位了的基础上，制造了更加进一步的错位。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的最重要的理由是“钳制言官，闭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就是对这种“错位”的直接表述。其次，价值标准的单一。中国传统的皇权政治是依托于儒家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价值追求的基础上的，而在阳明心学引导下的一些“讲学者”，孜孜于性命义理，汲汲于修身养性，却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担当。缺少了“治国平人下”的价值追求，作为皇权维护者的官僚士大夫群体也就失去了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明代空前绝后的“党争”，就是最好的注脚。张居正“毁书院、禁讲学”的重要目的就是力求为官僚士大夫群体确定一个基本的价值准则。但宥于传统儒家的思想视野，他只能简单地固守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价值导向。然而，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士商互商互动”已成为明代中晚期不可逆转的滔滔之势，“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李梦阳：《空同集·明故王文显墓志铭》)早已成为社会道德生活中的常识性认识。而阳明后学的泰州学派更是把贩夫走卒的道德品质看得比儒家士大夫还要高尚：“做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李赞：《焚书·答耿司寇》)这一切都说明士大夫们的价值观念、价值准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突破了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束缚，展现出更加丰富、多元的内容。更何况随着印刷术的推广普及，士人的队伍不断扩充，而国家政治结构所能吸纳的新生力量相对来说却越来越少，因此士人获取功名的机会越来越小。也就是说，“学而优则仕”的成长道路对于明代中晚期绝大多数的读书人来说，已经走不通了。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身份定位、成功路径等因素都牢牢地制约着士大夫价值准则的选择。而张居正却没有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地顾及到士大夫们所面对的严酷现实，而仅以单一的价值标准来约束士大夫们的行为，显然只能以失败告终。最后，发展模式的脆弱。商品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张居正给予了较充分的重视。然而他仍然无力化解商品经济与皇权政治之间的矛盾。正如他在为社会构建基本价值准则时所必须面对“士人身份重新定位”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样，他在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必须面对皇权政治与商品经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挣扎于皇权政治与“权力经济”的夹缝之中，明代中晚期表现得尤其明显。皇权或通过“和买”、“采办”、“抽分”、“加耗”等名目掠夺工商业者的财物，或明目张胆地借官府之名对商户进行敲诈。而皇亲贵戚借其特权直接参与商业经营，在牟取暴利的同时还恣意欺凌普通商贩和平民小户。正如顾炎武所指出的那样：“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冘、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日知录·贵廉》)这一切似乎都表明，在皇权政治制度下，商品经济只能以畸形的、病态的权力经济的形式发展，而这种病态的经济形式非但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相反却是侵蚀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毒瘤。张居正无力化解皇权政治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却又努力地确立“商农并重”的发展模式，幻想着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来维护皇权政治的稳固，结果只能适得其反。“识者以为明亡盖兆于此”(《明史·食货志五》)，这一论断决非空穴来风。而他在历时十年的改革进程中，最终没有能够为明代乃至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寻找到合适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也没有能够在程朱理学之后确立起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他的改革便只能以失败告终。而在当时那种“当其秉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的道德生活中，他的所有言行便毫无悬念地成为“道德”谴责的对象，因此他本人就只能以悲剧收场了。张居正及其改革人亡政息的历史，给后人留下的启示是深刻的。综观张居正改革，他整顿吏治，大力选拔人才，实行检查公文落实情况的考成法，大大提高了国家权力机构的办事效率，使之成为能够有效推行改革的工具；实行清丈土地，推广一条鞭法等措施，缓和了财政危机，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他支持对蒙古首领俺答的议和，加强蒙汉的关系，扩大互市规模，整顿军备，取得了边境的安宁，促进了明王朝和蒙汉等族的经济交流。这些改革客观上收到了积极的成果，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因而对历史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是，张居正改革发生在明代后期，明王朝处于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它只能是帝国暮霭中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抹余晖。张居正墓碑这种总体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政治上的腐败，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决定了张居正改革不可能取得进一步的成效。张居正的改革，不管取得多大的成果，也只能是短暂的辉煌，犹如昙花一现，旋即凋谢。张居正离世后，保守势力得势，进行了迅猛的反扑，张居正的长子不胜刑罚而自缢，次子和其他几个孙子充军远方，家属因被查抄饿死十余人。支持改革的官员如吏部尚书梁梦龙、兵部尚书张学颜、刑部尚书潘季驯、蓟镇总兵戚继光、宁远伯李成梁等，均遭到排挤迫害；而从前遭到张居正打击的人，大都被重新起用，以致朝政发生重大变化，考成法、一条鞭法被废止，张居正改革在其身后惨遭失败的厄运。在以人治为主体的明代，具有绝对权威的皇权的反对，是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张居正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得以推行，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在于皇帝年幼，未能亲政，事事依靠师保首辅，于是张居正代行皇权，从而推行改革。因此，可以说，其取得压倒反对派的优势，实际上只是皇权对于臣僚的优势，他拥有的扫除一切障碍的力量，实际上只是皇权的力量，而不是张居正本身的优势或改革本身的力量。这里就包含有很危险的因素，即一旦皇权不再由张居正掌握，张居正便会失去一切优势，一切足以推进改革的力量。晚明王朝并不乏有饱读经书、精明干练的能人志士，可他们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朱氏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者不同的背景和机缘。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八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一切都由皇帝独揽，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上政治舞台，以非常之举推行新政，争得王朝短暂的复苏。在这之前，隆庆元年的首辅徐阶作过尝试，继任首辅高拱也有过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狼狈离职。只有张居正得到成功，而这一最后的努力后来又遭受皇权的践踏。十年新政，顷刻间灰飞烟灭，这只能说明封建王朝所能留给改革的余地愈来愈窄，无论改革的成功或失败，改革者都要遭到灭顶之灾，遂至无路可走，这王朝也就走到历史的尽头。参考书目：1.《张居正大传》朱东润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082.（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103.（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024.（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045．《张居正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6．《万历十五年》（美）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7．《四朝政治风云（走向世界丛书）》怀效锋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8．《剑桥中国明代史》（美）牟复礼（英）崔瑞德著中国社科出版社1992年版9．《晚明史（1573-1644）》樊树志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0．《万历传》樊树志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1．《嘉靖传》胡凡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2．《朱元璋传》吴晗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3．《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李亚平著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14．《明代的宦官与宫廷》温功义著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15．《细说明朝》黎东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6．《明朝出了个张居正》清秋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7．《张居正传》杨雯婧著哈尔滨出版社2012年18．《张居正改革》肖少秋著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19．《张居正传》朱东润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20．《风雨张居》郦波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2014-05-10 11:27:06 作者:周其运 来源：广东校园文学网 10656 0

张居正传奇(上)

内容简介：本书由青年作家周其运编审和执行监制，分三十个章节构成，侧重于资料的编审与整合，非个人纯原创作品，是在广泛吸收各类相关资料精华的基础上，在研读大量相关史料后汇编而成，对张居正的家庭、传奇经历，明朝一些当时情况和官场细节及夏言、严嵩、高拱、张居正的更迭做了大量披露，并进行了详细考证与系统解读，是一部非常全面详实的解读张居正的书籍。市场卖点：1.资料广泛，内容翔实。2.极具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3.解读历史，探究真相，谜案层层揭开。4.更系统，更客观，更翔实，更权威，更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作者简介：周其运，文学爱好者，在《中华文学选刊》、《情感读本》等刊物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历史研究、文学评论等文章近100多篇，出版《周其运文集》、《足迹》、《幻境》、《侠骨柔情》、《历史真相的背后》、《那些历史中的文武全才》、《宛若青云》、《挥着翅膀的女孩》等八部。目录第一章内阁的起源第二章追根溯源第三章神童的神秘色彩第四章命运的捉弄第五章选人机制第六章才华初现第七章仕途生涯中内阁的初次较量第八章与严嵩的特殊关系第九章初露锋芒第十章鹿死谁手第十章徐阶与高拱的纷争第十一章友谊与利益之间第十二章内阁闹剧第十三章边关危机第十四章龙争虎斗第十五章帝王之师第十六章最核心的布局第十七章互利互益第十八章化险为夷第十九章治国韬略第二十章整顿吏治第二十一章一条鞭法第二十二章减编缩员第二十三章书院的噩运第二十四章用人之道第二十五章暗流涌动第二十六章危机四伏第二十七章巨人的陨落第二十八章致命一击第二十九章毁誉参半第三十章历史的回声第一章内阁的起源确切的说，整个明朝真正的宰相只有两位，一位是李善长，另一位是胡惟庸。元至正二十四年（红巾军宋龙凤十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即吴王位，仿元制，置中书省、行中书省，设左右相国。洪武元年（1368）改为左右丞相。洪武九年，改行中书省为三司，改变行省政治直属中书省局面。同年，裁汰中书省官员，唯余丞相。洪武十一年，诏令六部，政事“勿白”中书省，夺六部政务于中书省。洪武十二年，谪斩右丞相汪广洋。朱元璋称帝初期，设左右丞相，明朝以左为尊，故左丞相为百官之首，即实际意义上的宰相。朱元璋时期，共任命了2个左丞相，第一个是开国功臣李善长，第二个是胡惟庸。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得到了好的效果，但此时，朝廷内部的矛盾又激烈起来，大臣分成两派，以地域为区分。这些所谓派别，实际上就是老乡会，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朱元璋手下最大的老乡会就是淮西集团，会长本来应该是朱元璋，但考虑到他还兼任皇帝一职，所以当时是由李善长代理，这一集团人多势众，主要成员有李善长、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还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可以说这些人是朱元璋同志起家的班的。当时的人们见面都以会说淮西话为荣。有的朋友问道，李善长何许人也，为什么是第一功臣，确实，他好像很少出面干什么大事，这是由他的工作特点决定的。此人主要负责后勤和政务办理，如果把刘基比作张良，那么李善长就是萧何。他一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鞍前马后的劳顿，后勤工作不好搞，劳心劳力又不讨好。朱元璋是个明白人，所以在建国后，便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任命他为丞相。李善长是定远人，与朱元璋同是安徽籍贯，算是同乡，很早就投奔朱元璋，并且十分有才能。知人善任，能因材用人，使之各得其所。并且娴于辞令，明习故事，处理政务，裁决如流，将吏帖服，居民安堵；调兵转饷无乏，恢复制钱，榷淮盐，立茶法，开铁冶，定鱼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作为“大总管”，李善长被朱元璋称为“在世萧何”。他在朱元璋最势微的时候投奔而来，一直负责军队的粮饷供应，成为前线将士风扫残云的“发动机”。他是朱元璋登基典礼的“总导演”，是朱元璋大封功成时的“首席公卿”，是朱元璋的亲家翁。朱元璋曾特赐他一方铁制的凭券，上面明写着可以免除他两次死刑、免除他儿子一次死刑的承诺。但李善长长处明显的同时，缺点也极其突出，他外宽和而内多刻薄，既富且贵，骄横专擅，凭借自己的权势，颐指气使，凌驾于百官之上，为非淮人集团和朱元璋所日渐不满。朱元璋只碍于李善长过去的功劳而一直隐忍不发。一天，朱元璋借与陶凯论斋戒当至诚为由，暗示李善长应趁早退职。李善长立即心领神会，谢恩辞职。然后，胡惟庸做了宰相。胡惟庸，也是定远人，龙凤元年（1355年），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胡惟庸归附红巾军，颇受宠信。以李善长推荐，被擢为太常寺少卿，对此有人归结为同乡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淮系集体为了保住优势地位，拉拢在一起，排挤非淮系人士，还有一种说法是李善长收受了胡惟庸的贿赂，反正胡惟庸一路仕途顺利。历任宁国主簿、湖广佥事、太常少卿，洪武三年（1370年），官至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升右丞相，再升左丞相。明太祖朱元璋先后任命过四员丞相（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其中胡惟庸主政时间最长、权最重。任相七年，权势显赫，遇事专断。可是朱元璋在接替李善长的宰相人选时，装模作样询问刘基的意见，刘伯温很不看好胡惟庸，评价是：“譬之驾，惧其偾辕也。”（《明史列传卷16》）。当朱元璋向刘伯温询问胡惟庸任丞相是否合适时，刘伯温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性格耿直的刘基如实回答，不但极力不推荐他，而且说了一堆他的缺点。可是朱元璋不但让胡惟庸当了宰相，而且把他们的对话告诉了胡惟庸，导致心胸狭窄的胡惟庸对刘基耿耿于怀，甚至即便他退休回家，依然不肯放过，下毒将他毒死。胡惟庸在宰相的位置上政绩并不突出，但胡惟庸越发猖狂，他贪污受贿，排挤任何不服从他的人，甚至敢于挑战朱元璋的权力，私自截留下属的奏章，官员升降，处决犯人，都不经过朱元璋的批准。可是奇怪的是李善长立下汗马功劳，仅仅是稍微独断专行了些，就被他勒令退休，胡惟庸何许人也？即无军功，也无政绩，居然敢如此放肆！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丞相胡惟庸称其旧宅井里涌出醴泉，此为祥瑞，并借此邀请明太祖朱元璋前来观赏。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太监云奇紧拉住缰绳，由于激动，一时说不出话来，拼命指向胡家。朱元璋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返回，登上宫城时，发现胡惟庸家上空尘土飞扬，墙道都藏有士兵。太祖大怒，明太祖朱元璋以“谋不轨”罪诛当时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时杀死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出人意料的是，李善长还活着，他与胡惟庸是亲家，而且他弟弟李存义是板上钉钉的同党，朱元璋考虑到他在朝廷中的巨大影响力，不但没有杀他，连他的弟弟李存义也免死，放逐到崇明岛（今上海崇明岛）。可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洪武二十三年（1390），李善长家里修房子，他已经不是当年的丞相了，不能再呼风唤雨，但总得找人修啊，难道要自己动手？他想到了带兵的汤和。汤和是他的老乡，也是他的好友，他向汤和请求借三百士兵当劳工。这似乎是一件平常的事情。然而在借给李善长三百士兵后，汤和立刻密报了朱元璋，朱元璋又一次对李善长动了杀机。然后李善长又犯了一个更加要命的错误，他的亲信丁斌因为犯法应该被流放，李善长却上书为丁斌求情。朱元璋愤怒了，下令不再流放丁斌，却没有释放他，而是将他关到监狱里，日夜拷打。丁斌抗不出了，在朱元璋的循循善诱，耐心开导下，终于脑子开窍：说李存义与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细节。朱元璋当机立断，把李存义抓了回来，还是严刑拷问，李存义于是又供出了他劝说李善长的情况，而李善长的那句“汝等自为之”也成为了朱元璋嘴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句之一。李善长的家奴经过仔细的分析，也开始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他们合谋以受害者的身份向朱元璋申述，自己长期受到李善长的欺压，并状告李善长积极参与胡惟庸谋反，并且将时间地点说得相当清楚。此时凑热闹的人也不断的多了起来，御史们纷纷上书，弹劾李善长，从上朝时不注意礼节到贪污受贿，罪名无所不包。更让人想不到的是，钦天监生怕落后，被人认为觉悟低，也向充分结合部门实际，向朱元璋上了一个非常荒唐的奏报，最近出现星变，是不吉利的预兆，然后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当移大臣”。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等开国功臣。处死李善长的理由是李、胡两人往来甚密。而李善长身为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心怀两端，大逆不道，招惹灭族之灾，全家70多口被满门抄斩，朱元璋只免了他女儿女婿，也即公主附马（李祺）。后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三万余人，时称“胡狱”。对于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朱元璋这个人向来多疑，所以功臣几乎被杀完。现在自己逐渐年迈，太子朱标又生性懦弱，所以更加没有安全感。或许也一直密切关注胡惟庸等高官动向，之所以能够七年隐忍不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感觉事态还不够大，他所要的局面是胡惟庸把事情搞的足够大，进行一场大的清洗与政场整合。可是这个机会还是让他等到了。这场腥风血雨除了许多人遭受灭顶之灾外，另一个后果是朱元璋废除丞相制，除掉胡惟庸后，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除丞相制度之举，只是不许“关白”中书省的延续，意思是大权独榄，集自古以来皇权、相权于一身，从此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六月，太祖御奉天殿，敕谕文武群臣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从此朱元璋罢左右丞相，废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结束了中国的宰相制度。胡惟庸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名至实归的丞相。此后，中国封建王朝“丞相”职位彻的消亡。可是在封建制的王朝的最高决策层中皇帝相当于企业集团老板，宰相的职能就相当于CEO。能力好的皇帝或许还勉强可以短期兼任CEO，可是要长期维持大国正常运转却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从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仅仅八天内，他收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合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看两百份文件，处理四百件事情。更要命的是朱元璋是标准的草根出生，做过和尚，当过乞丐，带兵打仗也很有天分，可是就是学问不够，因此对一批满口之乎者也的下属那通篇文绉绉的文章看的一头雾水，没少给人打板子的同时，当时的户部尚书茹太素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朱元璋让人读给他听，结果读到一半就用了将近三个钟头时间，都是什么三皇五帝，仁义道德之类，朱元璋当机立断，命令不要再读下去，数了下字数，已经有一万多字了。朱元璋气极，命令马上传茹太素进见，让侍卫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于是开始酝酿着找些参谋。于是一个奇怪的机构—内阁就诞生了，设殿阁大学士供皇帝做为顾问，其职责最开始为皇帝的秘书机构，以顾问、拟票（拟定文草）等。最初的内阁设春夏秋冬四辅官，两年后撤之，仿宋制，改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四大学士，并增置文华殿大学士。诸大学士仅以“辅太子、备顾问”。建文帝改革翰林官制，废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大学士但设学士，将翰林、殿阁学士合而为一。永乐帝继位后，复旧制，并充实翰林官。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永乐帝命解缙、胡广、杨荣等翰林官七人入值文渊阁，协理庶政，是为内阁肇始。内阁设辅政大学士若干，并无定数，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增补，首席内阁大学士也称为内阁首辅。朱元璋、朱棣时期，由于这两个皇帝比较勤政，内阁大学士一直没有什么权利，也就真的只发挥下参谋助手作用，比摆设好一点点而已，对政事没有太大影响。到朱棣的孙子明宣宗朱瞻基时期精力没有爷爷和老爹充沛，于是就开始对内阁放权。此后内阁逐渐恢复了以前丞相的权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内阁首辅就成了有实无名的宰相明朝就两个有名有实的宰相。从能力看，明朝的内阁辅臣总体素质普遍较高，譬如连中三元的商辂、著名的三杨内阁等，在历史上都赫赫有名。但最具有争议性的却是大改革家张居正。第二章追根溯源张居正的先祖元末的张关保，凤阳定远人。和朱元璋是非常近的同乡，在元末参加了朱元璋的队伍，虽然没有像朱元璋那样幸运的成为帝王，也没有像李善长、胡惟庸那些老乡封侯拜相，可是在以后的军旅生涯中渡江，破采石矶，随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立功浙江、福建、广东，最后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入了湖广的军籍。军籍是明代的一种制度，各府设所，诸府要害之地设卫，大致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兵士和官长都有世籍，所谓军籍。这种军籍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共同体，明朝军制有这样的规定：武将的嫡长子世袭官职。非嫡长子承担军役义务，为军户，这和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大同小异。按照古代世袭的标准，普遍采用嫡长制，张居正的曾祖张诚(字怀葛)是次子，无资格继承千户，只有当军户的份。可是在在重文轻武的年代，军人的地位普遍较低，相较于仕途更是有天壤之别。于是张家一直希望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为了谋生，就迁从归州迁至江陵城外十余里处的张家台村。张诚为人忠厚老实，且有菩萨心肠，在乡里名声甚好，深受乡邻爱戴。虽然他们家中不甚富裕，可素来乐善好施，遇到需要帮助的乡亲从来就是倾尽所有。他说起话来有些口吃，故人称“謇子”。邻居或夫妻、兄弟、妯娌之间每每发生小口角、小摩擦，张诚三言两语，语重心长，双方或破涕为笑或心平气和而就此言归于好，街坊邻居也对他极为尊重。因此张诚在这个村子里威望很高。张诚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头脑灵活，擅长经商，因此家境颇为富裕。次子(张居正的祖父)，慷慨仗义，颇有先祖张关保侠义之风，在辽王府做了一名护卫，继承了张家祖上的基业。幼子自小有志于学，成年后早早考取了秀才。屡次乡试却都名落孙山。闲暇时候便写诗填词，自娱自乐，成了一个逍遥的文人骚客。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白小聪明伶俐，机灵可爱，乖巧懂事。张居正也曾这样回忆：先君幼警敏，为文下笔立就，不复改窜，口占为诗，往往有奇句，然不能俯首就绳墨，循矩矱，以是见诎于有司。（文集十《先考观澜公行略》）张诚曾经感慨地说：“我这一生帮助的人数不胜数。后代一定会有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莫非就是这孙儿吗？”等到长大，张文明身材修长，眉清目秀，风度翩翩，恰如玉树临风，因此许多大户人家都托人上门提亲。张诚在媒人面前嘴上欢喜，连声感谢，却对儿子张镇说：“我这孙儿必定富贵非凡。不需要靠女人来寻求富贵。”邻村赵姓人家有一女儿，温柔善良。张诚满心欢喜，做主定了这门亲事。张文明弱冠之年（20岁左右）补为荆州府秀才。父亲张镇为人慷慨且贪杯，因此家境贫寒。当时的许督学看他颇有才气，是可造之材。因此对他赏识有加，岁考时把他定为高等，招人书院。除每季发给银两外，还由荆州府提供米肉膳食。在科举的时代，这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发展平台，张文明和其他资质优异的秀才们一起，寒来暑往，苦读不辍。但是考过七次乡试，始终没有录取。一直到张居正做了翰林，他还是只能以一个秀才的身份放弃科举考试，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了这个已经入了仕途的儿子身上。第三章神童的神秘色彩张居正出生在嘉靖四年五月初三日，他的曾祖父张诚，祖父张镇，父张文明都在。张文明那年二十二岁，他的母亲比张文明小两岁。史载张居正仪表不凡，身材修长，面目清秀，须长至腹。他为人“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他的这种性格真是很适合在仕途上发展：既有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魄力，也有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能力。关于张居正的出生就带着一种传奇色彩：据说张居正的母亲，夜中看到房间里突然发亮，一阵火光，一直连到天上，然后一个青衣童子，大约五六岁的样子，从天上慢慢地下来，在房间里围着床转，于是赵氏怀孕了。敬修《文忠公行实》还指出赵氏怀孕十有二月才生居正，人家怀胎十月出生，据张居正的儿子的笔记记载，他硬是在娘胎多呆了2个月，直到十二个月后才出生，却也被认为贵征。同时还有两个离奇的梦：一个是张居正出生的前夕，张镇梦到遍地大水，一直流满屋子。张镇惊惶不已，问奴仆：“那儿来这许多水？”奴仆说：“水是从张少保的地里流出的呀。”少保是官名，辅佐太子。明清少保皆为正二品。相当于宰相的身份。同夜张诚也梦到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满瓮发亮，随后一个白龟跟着水光浮上来。乌龟在古代与龙、凤凰、麒麟、鹤、鹿等同为吉祥的象征，因此唐代都把佩戴金龟作为身份的象征和荣耀，搞的武则天都看不下去，下令严格限制。而不像今天乌龟经常成了骂人的代号。古代还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越稀少的东西越是好的兆头，黑色乌龟并不少见，白龟简直稀少之极，因此吉利极了。于是张居正的名字就据此取为白圭，作为白龟的谐音。张居正的家庭开始非常贫困，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请假自京回籍，上徐阶书说起：“窃念正起自寒士，非阀阅衣冠之族，乏金张左右之容”；（书牍十五《谢病别徐存斋相公》）。万历中与王世贞书也说：“仆先世单寒，非阀阅衣冠之旧”；（书牍十五《答廉宪王凤洲八》）都显出他对于这个家庭环境的认识。不过张居正出生时，张家经济状况方面，已经大大改进，并且有了奴仆。据说张居正就是一个天生奇才，在他两岁的时候，已经表现不俗。两岁时堂叔父张龙湫曾指着《孟子》对张居正开玩笑说：“小伢，都夸你聪明伶俐，要认识‘王曰’二字才算真聪明！”于是教张居正识字。几天后，乳母抱着张居正又碰到张龙湫。张龙湫把张居正抱在膝上，要张居正认“王曰”二字。咿呀学语的张居正用手轻轻指出二字。“神童”的美誉自此传遍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儿子聪明是聪明，但张文明却是丝毫不敢马虎，下定决心要好好培养这个爱好读书的儿子。闲暇的时侯，张文明便教张居正背诵《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其后让张居正读《幼学琼林》等浅显易懂的书籍。张居正五岁人私塾读书；十岁时粗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以及《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大义。正是张居正父亲的言传身教，为张居正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功的，为张居正后来考取功名打下了基础。嘉靖十五年，张居正十二岁，在荆州府参加考试。荆州府知府李士翱前一晚做一个梦，梦见上帝给他一个玉印，吩咐转给一个孩子。第二天阅卷的时候，一份试卷引起了他的注意，再看考生姓名—张白圭。于是一个不在意的梦开始产生了联想，李士翱把他叫了过来，说道，我已经看过你的考卷，非常不错，你将来一定是个人才，只是看你的名字，虽然也很好，但是只适合小的时候，等你功成名就时恐怕就不合适了。所以，我给你改个名字吧。张居正欣然接受，于是他就改名张居正。“其身正，下令而行”，“官正则民服”，似乎正是他对张居正的殷切期望。荆州府考过以后，湖广学政田顼来了。李士翱见到田顼，告诉他荆州府有这样一个聪明的孩子。田学政把张居正招来面试。试题是“南郡奇童赋”，张居正很快地交了卷。学政和荆州府都惊异的了不得。这年张居正补府学生。通过府衙对话。闲聊没几句便感觉这孩子思维敏捷、才如泉涌，比相当年龄的孩子的确要聪慧很多。不禁心想：“如若自己对这孩子稍加点拨，他日后必成国家大器。否则只怕世间会多出一个方仲永，泯然众人矣。”于是着意培养，经常闲暇时间和张居正谈学论道，指导他做人的道理。在李元阳的点拨下，张居正开始博览群书，遍读名家诗词、文章。在李元阳的细心培养下，张居正进步很快。第四章命运的捉弄于是张居正名气更加响亮，可是却引来一场灾难：太祖洪武十一年封第十五子植为卫王，二十六年改封辽王。起初辽王府在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建文年间，辽王渡海南归，改封荆州，这是辽王府在荆州的由来。张镇为辽府护卫，张家和辽府从此发生关系。张居正出生的前一年，嘉靖三年，第六代辽王袭封，这是庄王致格。次年庄王妾生子朱宪，正和张居正同年。嘉靖十六年，庄王死了，朱宪因为还在丧服中间，无法袭封，而且年龄很小，大权还在嫡母毛妃手里。说起来毛妃还不是朱宪的生母。因为朱宪的父亲死得早，他父亲的元配王妃，也就是这位毛妃，就成了他名义上的母亲。朱宪只是第六代辽王跟一个小妾生的孩子，因为毛妃没生孩子，所以朱宪就继承了王位。又因为朱宪是辽王王位的继承人，所以他的生母反倒没有权利管他，而毛妃则成了朱宪的法定监护人和教育、管教者。毛妃看到宪放荡不羁，但是张居正已经是名震荆州的小秀才。张居正12岁考中秀才的时候，就早已是名满当地的小天才了。后来，毛妃偶然了解到这个天才儿童的爷爷居然就在自己的府里当护卫，就很高兴。在张居正考上秀才之后，就让张居正的爷爷张镇带他这个天才孙子到辽王府来玩。毛妃见到张居正，是越看越喜欢，就让张居正跟与他同岁的朱宪做好朋友。两个人年岁相当，还是有共同语言的。况且朱宪作为辽王王位的继承人，平常被管得很严，根本也就没什么朋友，所以一下子也就跟张居正玩到了一起。毛妃对自己家这个纨绔子弟朱宪总是看不顺眼，所以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教训朱宪。一天毛妃叫来张居正到府中吃饭，却让他坐上面，让宪坐在下面。这还不算，期间毛妃还对宪说：“你这样不上进，终有一天给张居正牵着鼻子走呀！”宪心绪满怀，大有羡慕嫉妒恨之感，但是没有发作。他和张居正，从此成为相识，但是在友谊的后面，深深地滋长了仇恨。其实这也使张居正的处境相当的尴尬难堪。十三岁的这一年，张居正从荆州到武昌应乡试，这次要是试中，便是举人了。阅卷的考官把试卷呈给湖光巡抚顾璘，并极力夸赞张居正，引起他的注意，仔细看完考卷，发现小小年纪竟然写出如此气势恢弘的文章，立即连连叫绝。赶紧让人把张居正叫来。顾璘问他，你年纪这么小，长大后有什么志向呢？张居正的回答更加让他吃惊：学生常听父母言及，昔行曾祖父生平极难振乏，常愿以身为褥荐，而使人寝处其上，使其有知，绝不忍困其乡中父老。学生当以曾祖为效尤，宏愿济世，不仅以身为褥荐，即有欲割取我耳鼻，当亦乐意施与！由于这段话说的极其出彩，所以翻译出来会失掉本质，无法全文翻译，总之这里传递着一个愿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号。顾璘万分震惊，就继续考他，手指院中墙边翠竹，让他为题作一首五言绝句。张居正文思如泉涌：《题竹》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倘若单从诗的角度而言，并未见得多么的出彩，但如果透过表现，看内涵就会发现其中的磅礴气势。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大奴固自有凤毛。”《南史·谢超宗传》：“超宗殊有凤毛。”而典故则来自南朝时期著名的诗人谢灵运的孙子谢超宗很有才学，他担任新安王刘子鸾的常侍，他写各种文告十分精彩，孝武帝夸奖他有凤毛，比喻珍贵而稀少的人或物。其中的意思是：我要以竹子为品格，扬凤毛之才，登上百尺的竿头，一展我的青云之志。顾璘同样对他十分赏识，他的考卷也名列前茅。可是赏识的结果是这次张居正没有考中举人。主要原因是由于过于赏识他，顾璘担心十三岁的孩子就中举人，以后便会自满，反而把上进的志愿打消，这是对于张居正的不利，因此主张趁此给他一些挫折，使他更能奋发。他和监试的冯御史说：“张居正是一个大才，早些发达，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最好还让他迟几年，等到才具老炼了，将来的发展更没有限量。这是御史的事，一切请你斟酌罢。”意思是说张居正未来一定是个栋梁之才，可是从塑造人才方面来看，现在还不能录取他。因为他才13岁，过早的进入官场可能成为第二个王维，只会在官场上舞文弄墨，而对国家真正需要却没什么贡献。所以现在他需要一些挫折与历练，从而塑造成真正对国家有用的大才。这次张居正的考卷，很得湖广按察金事陈束的欣赏。陈束极力主张录取，但是监试御史想起顾璘的吩咐，竭力拒绝，张居正竟没有录取。这件事对于张居正发生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张居正对于顾璘，始终感激。他自己也曾说：仆昔年十三，大司寇东桥顾公，时为敝省巡抚，一见即许以国士，呼为小友。每与藩、臬诸君言：“此子将相才也。昔张燕公识李邺侯于童稚，吾庶几云云。”又解束带以相赠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吕虔意耳。”一日留仆共饭，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日，“此荆州张秀才也。他年当枢要，汝可往见之，必念其为故人子也。”仆自以童幼，岂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书牍十五《与南掌院赵麟阳》）嘉靖十九年，居正十六岁，再应乡试，这次顺利考中。十六岁的举人，毕竟很年轻。恰巧这时顾璘正在安陆督工，张居正到安陆进见，顾璘很高兴，把自己的犀带赠给他，说道；“古人都说大器晚成，这是为中材说法罢了。当然你不是一个中材，上次我对于冯御史的嘱咐，竟耽误了你三年，这是我的错误了。但是我希望你要有远大的抱负，要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年少成名的秀才。”张居正考中举人后拜访顾璘，顾璘十分高兴，并且一次让张居正到府中吃饭，特意让小儿子顾峻与他相见，并且对儿子说，这位就是荆州有名的张秀才，如果他担任要职，你可以去求他，他会念在昔日老友的儿子的情分帮你一把。就在这年，辽王朱宪三年丧服已满，照例袭封，成为第七代辽王。张居正的发达，进一步增添了朱宪的惭愧和愤怒。一切的怨恨，都发泄到辽府护卫张镇的身上。可是朱宪的发泄方式非常奇特，把张镇召进辽府，赐他喝酒。张镇看到孙儿中举，辽王又赐酒，加上他秉性豪爽，于是开怀畅饮。直到他喝不下了，朱宪还强迫他喝。更要命的是朱宪让他喝的酒是那种浓度极高的烈酒。所以，最后竟然使得张镇酒精中毒，醉死了。当时，张家从张居正中举的快乐里一下跌落到张镇猝死的悲伤里。由于张家还没有话语权，况且谁也不能说就是朱宪害死张镇的，因为张镇是为了庆祝张居正的中举而醉酒死的，这只能说是乐极生悲的偶然事件。你能说是辽王赐酒庆祝是有意谋害吗？不能啊！所以，张家也只能把这事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所以更多的选择隐忍，没有太大反应，从张居正当时的表现看，似乎也无太大冲击。在朱宪害死张居正的爷爷张镇之后，张居正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而且一直还是跟朱宪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比如在踏入仕途后，张居正因为要躲避政治斗争，很快就回家休养了三年。这三年里，他经常跟辽王朱宪混在一起。朱宪，也经常拉着张居正去游山玩水、诗酒聚会。因为他是辽王，所以张居正也不能拒绝，有时候他甚至还得陪着这个纨绔子弟去一些花红柳绿的地方。所以张居正曾在这一时期的诗里表现过愤懑与苦恼的情绪，这里头固然有忧国忧民的成份。然而从后来张居正与朱宪无休止的争执来看，在张居正心中投下的阴影是非常巨大的。张居正《西陵何氏族谱序》说：“至我国家立贤无方，惟才是用，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恢；王谢子弟，或杂在庸流，而韦布阎巷之士，化为望族。”这篇文章似乎隐约传递着两个信号，一个是一种心胸抱负的抒发，正在准备国家的重用；另一点也表现出了对纨绔子弟的不耻与痛恨，因而后来的改革中专门有一条针对藩王，并且进行致命的打击。第五章选人机制明朝的文官，出身有三种途径，一为进士、二为举人、监生、贡生，三为吏员。监生、贡生分别是由地方学官推荐，考入中央大学和省级大学的“大学生”。吏员是通过服吏役而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明代农民、士兵家有两三男丁以上的，须抽一名能识字的到官府服役，为期三年，抄抄写写，跑跑总务。三年后，优异者可进入京城各衙门服役三年，而后就可做官。洪武年间，上述三类人都可当官。永乐以后，开始讲究文凭。“吏部用人专以资格”。提拔最快和能升到高位的，惟有进士；举人、贡生则多受限制，吏员更是不用提。部、院和地方正官，全部由进士出身的垄断。嘉靖皇帝曾经有意改正这一弊病，恢复“三途并用”，但实行了两年，各地巡按保荐上来的官员仍是“进士十之七八，举人百之一二，岁贡则绝不齿及”（《明会要》）。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也就是两京十三省共设十五个考点。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寅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化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主要来源于朱熹注解）演变而成。对于八股文从长期来看确实弊端极多，同样被人骂的一无是处，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明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这些优秀八股文的作者巧妙的利用既有规则，在有意无意间插入自己的观点，并运用优美的词句表现出来，他们无疑是这场规则竞赛中真正的成功者。但八股文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可见，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出。从当时的环境来看，为了维持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必须有一个选人用人的考量标准，相较于前期的选人制度是一个大的突破与进步：以"世卿世禄"为核心的世袭制是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爵位世代相传的制度，主要盛行于春秋以前的夏、商、周三代，突出体现了王权和族权高度统一的制度结构。与王朝最高统治者血缘的近疏决定了官爵的大小和等级，王公贵族凭借血统和宗法，子孙世袭官爵。察举制在秦汉取代了世袭制，为秦汉两朝的选官拓宽了途径和范围。察举制史称"四科取士"，从西汉开始实行一直延续到东汉。这一制度的核心，是由三公九卿和地方长官负责考察并向上推荐优秀人才，其察举的科目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明经"、"明法"等，包括道德品行、文化修养、办事才能等诸多方面。察举制对官员的素质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但弊端也不少，主要体现在依然是权贵垄断着人才的选用。随后的魏晋南北朝，其选官的主导制度是九品中正制。这一选官制度由朝廷在州郡设置的中正官负责对地方人士的品格、行为、能力进行测定，分九品即九个等级，朝廷依照品级依次授官。与这一"九品官人法"相衔接的政治基础是门阀士族统治。而以科举制为基础的八股文只是针对试卷上的文章，以客观存在为准绳，避免了许多歧视性的主观因素，因而更加公平公正，选人途径也更为宽泛。从客观角度讲，我国古代选人用人制度的核心是为了巩固封建帝王统治，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性，历代选官制度在其创设和执行的前期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其后期逐渐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甚至走向僵化等。尽管如此，从比较的视野看，我国古代选人用人制度还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八股取士也不例外，在相当一段时期像一把筛子，为明朝选出了许多真正尖端的人才。第六章才华初现张居正乡试中式的第二年，嘉靖二十年辛丑，是会试的一年，这次张居正居然没有参加考试。明代的制度，乡试的次年便是会试，新科的举人都要入京，也许居正因为年龄太小，没有去。到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张居正入京会试，这次却失败了。他曾说到失败的原因：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当世之轨辙，惟有绝世之才者能之，明兴以来，亦不多见。吾昔童稚登科，冒窃盛名，妄谓屈宋班马，了不异人，区区一第，唾手可得，乃弃其本业，而驰骛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旧业已芜，今追忆当时所为，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甲辰下第，然后揣己量力，复寻前辙，昼作夜思，殚精毕力，幸而艺成，然亦仅得一第止耳，犹未能掉勒文场，夺标艺苑也。（书牍十五《示季子懋修》）从这个给儿子的书信可以看出来，他当时的兴趣转向了西汉的一些政论文。因为沉醉于对汉代政论文治国之道的研究，所以疏忽了对八股文形式上的训练，这就是张居正第二次落榜的真正原因。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张居正再行入京会试，会试以后，再与殿试。这次成功了，中二甲进士，选庶吉士。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明史•选举志》言：“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张居正这时，已经身居储相之列，从此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这时政治的大权，一切都在世宗嘉靖皇帝手里。第七章仕途生涯中内阁的初次较量世宗朱厚熜原来只是兴王，他十六岁的时候，武宗死了，本来父死子继，可是武宗没有儿子，于是第一道正常继承程序被阻断，只能走第二种程序，兄终弟及，而武宗皇帝自己也是根独苗，所以大臣们就拥立武宗的堂弟，遗诏召作为堂弟的他嗣位。他自安陆兴王府入京。到了城外，礼部尚书请用皇太子即位礼，世宗立即拒绝，坚持着遗诏只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即位以后，为了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和大臣发生许多的争执。大臣们都觉得按照朝廷的礼法，那是没办法才让你来当这个皇帝的，你应该就像是过继过来的一样，应该还是跟着武宗皇帝，尊武宗的爹也就是嘉靖的伯父为太上皇啊。但这样嘉靖又不干。就算按逻辑来说，只要我是皇帝，我爹当然就是太上皇！于是，他就跟这帮大臣们拧上了。在僵持中，嘉靖帝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整出一种叫“廷杖”的刑罚，也就是在朝廷之上把反对的人脱了裤子打屁股。谁跟他较劲儿，他就打谁屁股。不过他越打屁股，跟他较劲儿的人越多。在这个事件中，夏言脱颖而出。因为他觉着这帮大臣都太迂腐了，嘉靖不就是要给他那死去的爹上一个太上皇的封号吗？说起来是个好听的封号，其实也不过就是个漂亮的外号。你说你们这帮大臣放着国家大事不做，为这事儿跟皇帝较什么劲儿呢？所以他就带了一拨人转而支持嘉靖“议大礼”。于是嘉靖皇帝十分满意，一满意就重用夏言，最后一直让他当了内阁首辅。夏言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考中进士，并担任兵科给事中，这个职位主要是按照内阁首辅大臣杨廷和的指示清查北直隶皇亲国戚霸占民田的劣迹。他这个人非常正直，因而汰亲军及京师卫队冗员三千二百人，出按皇族庄田，悉夺还民产。豪迈强直，纵横辩博。夏言实在是个天才，他不但口才好，文笔好，写这种命题作文也很在行，这样的一个人，嘉靖是离不开的。而另一位会写青词的顾鼎臣（严嵩同年科举，状元）虽然写得也很好，却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虽然入阁，却完全无法和夏言对抗。嘉靖二十六年，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嘉靖因为喜欢道教，所以经常要搞个祭天的仪式，他平常不上朝，也不住皇宫，住在一个叫西苑的地方，整天就琢磨着怎么长生不老。因为经常要搞祭天的仪式，这个祭天的仪式中有个重要内容是要火化青词。如果要评选明代最难写的文章，答案绝不是八股，而是青词。该文体特点是全用赋体、词句华丽，写作难度极高。因为写作时要使用专门的青藤纸，所以叫青词。青词是修道祭天时用的，具体方法是写好后烧掉，主要内容除了陈述个人愿望外，还兼议论叙事，其笔法十分玄乎，经常搞得人莫名其妙，不过也无所谓，反正是写给神仙看的，写完就烧，也不留档。也就是这位嘉靖同学向玉皇大帝或者太上老君写的思想汇报。但这个汇报可不好写。要有隐语，因为天机不能明说；还要写得特别美，用诗化的韵文语言，所以特别难写。夏言这个人文笔特别好，一路受到嘉靖皇帝赏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写的一首好的青词也，可是写着写着就烦了，恶心了，于是开始随便糊弄。这正好给了严嵩可乘之机。严嵩这人给人的形象十足的一塌糊涂，可是真实的严嵩并非一直都是如此的不堪。更不为人知的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一个正直的人，在书法方面也有一番造诣。严嵩是袁州府分宜县人。弘治十一年乡试中举，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会试考中二甲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旋丁优归里，在其家乡钤山之麓建钤山堂隐居读书8载。但隐居十年之后，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一个人的邀约，再次出山为官。并非是他出尔反尔，只是因为这个人他无法拒绝。此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在严嵩看来，杨廷和是朝廷的支柱，在杨廷和看来，严嵩是难得的人才，而更为重要的是，十年前（弘治十八年1505）的那次会试，点中严嵩卷子，对其赞扬有加，并成为他老师的人正是杨廷和先生。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对于武宗的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1525），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不再棱角分明，开始变的圆滑内敛，凡事态度审慎。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之类的话。嘉靖七年（1528），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本来严嵩的文笔也特好，这人也特聪明，赶紧用心琢磨青词，在他的努力钻研，后来终于能写出一手漂亮的青词，所以嘉靖就特别喜欢他，再加上他又特别听话，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后来他就成了内阁次辅，也就是副宰相。严嵩的这些行为让夏言很是不耻，觉得这根本就叫不干正事，就像高俅踢球当上太尉一个德行，让人不服。于是矛盾就产生了，其实夏言和严嵩同出江西，算得上同乡，并且严嵩比夏言中进士早十二年，可是进入内阁时间晚于夏言，资历浅许多。为了麻痹夏言用各种方法讨好，一次宴请夏言，却被拒绝，于是跪在夏言门前，一遍遍大声朗读请帖，夏言感动了，开始关照老乡，甚至还对嘉靖说，等自己退休后，首辅位置可以让给严嵩。而严嵩表面是个很低调的人，但骨子里却是睚眦必报的人。再加上夏言曾经在政坛上三起三落，可每一次官复原职后都能成为严嵩的顶头上司，这让严嵩感觉很憋屈，所以他暗下决心要彻的扳倒夏言，。夏言倒没想到要搞掉严嵩，因为他从来就不把严嵩放在眼里，一个人你都不把他放在眼里，又怎么会把他当成对手呢？他把严嵩很不当回事儿。《明史.夏言传》里说他平常在内阁，对严嵩是“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顾嵩”，也就是他非常鄙视严嵩，什么国务公务，自己说了算，就当严嵩不存在。严嵩表面上不敢怎么样，但心里恨得要命，于是寻找种种机会陷害夏言。嘉靖热衷于道教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发展到后来的祭天仪式的时候，嘉靖用荷叶做了几顶香叶冠，做完仪式居然把香叶冠分别赐给了严嵩和夏言。结果第二天上朝，严嵩就戴着这顶香叶冠来了，为了表示尊重，还在香叶冠外面裹了层细纱。嘉靖看了很高兴，转头就问夏言：“你的呢？”夏言不但依然朝服上朝，而且怒斥道，堂堂朝廷，居然搞的个个道士一般，成何体统。于是严嵩以为逮着机会了，在嘉靖目前狠狠打夏言的小报告，并且无中生有，大肆添油加醋。本来嘉靖本怎么放心上，经过这样挑拨，心中有了反应，开始疏远夏言。严嵩又这样告了几次黑状之后，嘉靖就开始不喜欢夏言了。还有一次，夏言随嘉靖皇帝微服出巡，却没有按时到，严嵩又一次收买皇帝信任的道士，煽风点火，于是夏言被撤职，严嵩成了首辅大臣。可是由于严嵩的行为太嚣张放肆，引起嘉靖皇帝警觉，很快又将夏言官复原职，严嵩降为次辅。夏言的明显的缺点是高傲，可是到了当时风云变幻，尤其内阁一片混战互掐的环境中，后果是致命的。他连严嵩都看不起，对于那些内廷的宦官就更看不起了。而严嵩对皇帝身边的人就很会巴结。皇帝身边的太监到严嵩那里传个旨什么的，他都会很热情的接待，不仅经常会塞钱贿赂，而且还跟这帮太监称兄道弟的，所以皇帝在大内的动向他都摸得一清二楚的。这一点夏言刚好相反，他最看不起那帮不算男人的太监。彻头彻尾地把他们当奴才看，再加上严嵩偶尔显得不经意地一挑唆，所以这帮太监也很恨夏言。明朝的官僚系统内，言官属于监察系统，他们的力量很庞大。言官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官，到了明朝后期，也有人把这些人称为骂官，实际上，他们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产物。朱元璋建国之初，仿照元朝制度，建立了御史台，到了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将其改名为都察院，都察院的长官是左右都御史，这个官名大家在电视上经常可以听到，而都察院的主要骨干是都察御史，这些都察御史共有十三道，以当时的十三个省区分，共有110人，这些人权力极大，他们什么都管，由于平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务要处理，就整天到处转悠，不是去兵部查吃空额，就是到刑部查冤假错案，办事的官员看到他们就怕。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为了防止他们也徇私枉法，朱元璋想了一些很绝的方法来规范御史的行为，首先挑选御史的时候，专门找那些书呆子道学先生，认死理的去干这行，因为这工作得罪人，捞不到钱，而道学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其次，他用了以小制大的方法，这些御史都是七品官，可以说是芝麻官，赋予他们监管长官的权利，就使得他们不敢过于张狂。有个官名叫八府巡按（周星驰电影里出现过），大家咋一听，八府的巡案，官一定很大，其实这也是个芝麻官，往往是朝廷临时委派监察御史担任的，就相当于以前所谓的特派员，官极小，权极大。但就是这样，朱元璋还是不放心，于是他又建了一套班子，来监督都察院。这就是六科给事中。对应中央六部，朱元璋设立了六科，各科设都给事中一人，官位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官位从七品。这些人的权力大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他们如果认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敕令有不妥之处，居然可以将敕令退回！而皇帝交派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由他们每五天检查督办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是动作迟缓者，他们就要向皇帝打小报告，各部完成任务，还要乖乖的去六科销账，此外官员年终考核，这些给事中进行审核。这些人人骂人的功夫极高，都是饱读诗书之辈，骂人也有典籍来历，出自某典某条。自古以来，就有言官的设置，这些人不管具体事情，他们的任务就是提意见，而历来的封建王朝也形成了一个传统——不杀言官。历史上无论多昏庸的皇帝，也很少有胆量敢杀言官的。所以在朝堂上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言官在下面说皇帝的不是，一点不给皇帝留面子。言官的作用就是议论朝政，但这些言官很多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有意义的事不干几件，却动不动就弹劾谁一下，在严嵩的一些列运作下，这些言官竟然也有许多站到了严嵩阵营。此时的夏言已经岌岌可危，一股涌动的暗流随时可能把他吞没。可是夏言虽然有些刚愎自用，并且经过几次事件后，也开始提防着严嵩，甚至见形势已经不可逆转，把徐阶拉入了内阁。但他毕竟是个光明磊落心直口快的人，所以不想暗箭伤人，所以不但在意阴谋。加上一心为国事而操心，并没觉察到嘉靖对他态度的变化，也没提防到严嵩的工作已经做得很深入。他还是趾高气昂地做他的宰相工作。嘉靖二十五年，被夏言一手提拔上来的陕西总督曾铣，想解决蒙古人后裔鞑靼在河套地区的威胁，就想用武力收复河套。在这一点上夏言很支持，嘉靖开始的时候也很支持。但明王朝自英宗以来已经被蒙古人给打怕了，所以在这件大政方针上，夏言是勇往直前的，但嘉靖却是反复无常的。更糟糕的是，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上，虽然嘉靖皇帝收到夏言支持，但这件事却使他以为大臣都是和他故意对立，于是性格多疑，对大臣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信任。还有一点君臣关系也一直如此，所以宋神宗开始一度那样支持王安石，依然最后动摇。而夏言与嘉靖皇帝的关系况且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可是夏言的光明磊落让他忽视了这些。夏言的岳父也很支持收复河套的计划，而夏言的岳父和曾铣私下里又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夏言就在这件国事上让自己的岳父作为中央和曾铣之间的联系人。这可犯了国家公共事务操作办法的大忌，也就是领导干部的亲人和家属不能参政朝政。严嵩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也抓住了这一点大做文章。他通过太监里的内应了解到嘉靖不敢下收复河套的决心，后来就在嘉靖要摇摆、要翻盘的时候，抓住这个节点，乘机诬告夏言与曾铣内外勾结，家人交易，实际上是要借收复河套谋取私利，从而陷国家于危机之中。可尽管如此荒谬的说辞，嘉靖依然相信了话。嘉靖二十七年，曾铣先以误国、通敌、贪污等罪名被抓。可是蒙古军队却进入河套，声势浩大，严嵩趁机谗言，这次蒙古军队进入河套，完全是曾铣挑衅的引起。严嵩心腹仇鸾与万镇诬告曾铣欺上罔下，可口军饷。嘉靖十分生气，下令处死曾铣。可是蒙古军队继续进犯，严嵩继续诬陷夏言，说都是他支持曾铣收复河套引起。于是嘉靖暴露，下令处死夏言。当时，夏言正在出差回北京的途中。此时夏言刚刚走到通州，毕竟在朝廷干了这么多年，他也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当他听来人说要带自己回去的时候，并不慌张，而是端坐在自己的马车上，镇定地问道：“我的罪名是什么？”但当那个四字—图谋不轨传到他耳里的时候，夏言的意志彻的崩溃了，只说出了一句话，就从车上摔了下来：“我死定了！”直到此时这时候，他才完全意识到自己的糟糕处境可一切都晚了。回到京城的夏言试图辩解，却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嘉靖二十七年（1548）十月，曾铣和夏言的结局被最终确定。曾铣，按律斩，妻子流放两千里财。夏言，弃市，弃市为死刑的一种，自商周时即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显示，秦时死刑种类众多，如车裂、腰斩、枭首等，其中亦有弃市。至汉朝，汉承秦制，而略加简约，死刑常法只三种，其一即为弃市。弃市为常法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至隋，第一次将死刑常法定为斩、绞，无弃市。至此，弃市退出死刑常法，但仍然用于处决某些罪大恶极者。妻子流放广西，从子从孙削职为民。在夏言和严嵩的斗争里，一个新科进士是没有地位的，等到张居正对于当时的时局有了些微的认识，夏言已经失败了。第八章与严嵩的特殊关系以夏言的地位，突然被严嵩扳倒，而且遭到的不是什么勒令退休或者罢官的命运，而是杀身之祸，这就太让当时的官员们吃惊了。所以当时严嵩一取代夏言之后，依附严嵩的人一下子就多了起来。而张居正与夏言叶保持着非常微妙的关系，事实上依照张居正当时的处境，与严嵩不发生关系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内阁大学士，是翰林院的长官，在翰林院设内阁公座，而且一切公务行移，皆用翰林院印；所以内阁、翰林称为同官。文集中《圣寿无疆颂》，《得道长生颂》，以及奏疏中《代谢赐御制答辅臣贺雪吟疏》，这一类的文章，固然是代严嵩做的，没有疑问；就是在严嵩失败以后，分宜县知县替他经营葬事，张居正正给他说：“闻故相严公已葬，公阴德及于枯骨矣；使死而知也，当何如其为报哉？”（书牍一《与分宜尹》）可见张居正和严嵩，是有相当的感情。严嵩作为他的校长和老师，而且还是内阁首辅，居然还没让人看清楚怎么回事，居然就十分麻利的将一个当朝宰相和一个边关的总督给放倒了。所以作为新进官场的年轻官员，张居正或许开始的反应也是吃惊，可是却无法绕开与严嵩产生来往。在张居正的《张太岳集》中总共有十几篇为严嵩父子写的赞美诗，还有一些文章。有的是为了严嵩的生日庆贺，有的是过节的时候写的庆贺诗文，还有一些是代严嵩写的上奏朝廷的贺表。其中最早的诗文就是始于这个时期。从庆贺生日的诗文，到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子也要写庆贺诗文，再到严嵩后来甚至让年轻的张居正代他写上奏朝廷的贺表，这基本上可以看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张居正与严嵩的关系是越走越近的，而且严嵩对张居正也比较欣赏。第九章初露锋芒嘉靖二十七年（1548），严嵩再任首辅时，已经年近七旬，逐渐有些年迈体衰，精神倦怠。这时，他还要日夜随侍在皇帝左右，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政务。如遇事需要裁决，多依靠其子。他总是说“等我与东楼小儿计议后再定”，甚至私下让世蕃直接入值，代其票拟。票拟就是内阁在接到奏章后作出批答，再由皇帝审定，是阁臣权力的重要体现。世蕃的票拟多能迎合世宗的心意，因此多次得到世宗的嘉奖。严嵩干脆就将政务都交给其子，世蕃一时“权倾天下”。严世蕃不是经过科举走上仕途，而是借他父亲的光，先入国子监读书，后做官，累迁至尚宝司少卿和工部左侍郎。据说，他奸猾机灵，通晓时务，熟悉国典，而且还颇会揣摩别人的心意。并且据说甚至聪明到极点，跟人谈话，对方说上句，他就知道人家下句要说什么，而且他看人极准，无论老奸巨猾还是天真烂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嘉靖皇帝有一回夜传圣旨，询问某事当如何处理，票拟颇难。严嵩与大学士徐阶、李本在值班房仔细商议，每人各写一帖，提出处理意见，可是经过反复斟酌修改，三人仍觉不妥，始终不敢誊清呈进。严嵩只好派人飞马向严世蕃求教。时间已过四更，太监反复索取票拟几次了，说皇上“嫌迟滞，有怒容”，要求立刻回报。不得已，三人只好将商议的票拟誊录上呈。太监将三人所拟揭贴拿回，只见皇帝朱笔在上面涂抹了好多处，令重新拟过。恰在这时，严世蕃的回帖来了，照其票拟上呈之后，皇帝顿时满意，依拟照办。徐、李二公才真服了。自此，皇上时有要务难题，严嵩等阁臣谋之困窘不能作答者，即交于世蕃，世蕃则引经据典，参综陈说，每每都能获得皇帝的嘉奖。嘉靖皇帝喜欢观经史诸书。遇有不解其意的，便用朱笔写在纸片上，令太监交于严嵩等值班阁臣讲解，立等回话。一天晚上，类似的询问之旨又到了，可严嵩与徐阶等值班阁臣皆不晓其义，都惶恐无措。严嵩安慰众人说：“无过虑！”随即密录皇帝所问，令人从西苑宫门门缝中传出，飞马送至相府，要世蕃立马作答。世蕃当即指出此语在某书第几卷第几页，做何解释，立即回报。严嵩等人找来该书翻检，果然如此，遂按其解释并附书呈送，嘉靖皇帝很高兴。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张居正踏入官场的第四个年头，他进入官场四年，前三年都任庶吉士。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被授了个七品翰林院编修的职务。也就在这一年，他写出了《论时政疏》，（奏疏十二），内容非常多，其中尤其需要提出的是关于宗藩的词句：臣闻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观瞻，风俗之移易所系。臣伏睹祖训，观国朝之所以待宗室者，亲礼甚隆，而防范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师法祖训，制节谨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通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而内实奸贪淫虐，陵轹有司，朘刻小民，以纵其欲。今河南抚臣又见告矣。不早少创之，使屡得志，臣恐四方守臣无复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势成，臣愚以为非细故也。所谓宗室骄恣者此也。臣闻才者材也，养之贵素，使之贵器。养之素则不乏，使之器则得宜。其实，武宗的时候，亲藩造**确有两次，但是即以宁王宸濠那样的声势，但很快就被王阳明灭掉，所以再也没有藩王可以同皇权抗衡的局面，也再也没有燕王朱棣那样的藩王存在。亲藩的威力，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尾大不掉之势。在明世宗的时候，要说宗室骄恣，就更有点夸张。在这个时期里，世宗正在崇奉道教，于是徽王朱厚爝也奉道，世宗封他太清辅元宣化真人；辽王朱宪也奉道，世宗封他清微忠教真人。这只是讨皇帝欢喜的一种可怜相，并且整个一群不干正事的道士，还有什么远大的志趣呢？所以结合朱宪对张居正的种种行为事情就变得耐人寻味起来。在奏疏中，这是初次，也许在世宗一朝，除了例行章疏以外，张居正疏，也只有这一次。这里充分地表现居正的政治才能。他看定当时政治的症结，应当说的已经说了，然而没有得罪世宗，也没有得罪严嵩。可是也并未起到任何好的效果，张居正开始再次将主要精力用于朝章国故的探索，对于时政，便不更置一辞。世宗有八个儿子，五子早夭，熬到成年的只有次子载壑、三于载垕、四子载圳。嘉靖十八年立载壑为太子，载垕为裕王，载圳为景王。可是十年后的嘉靖二十八年三月载壑太子死了。谥为庄敬。按照嫡长制度的继承原则，太子的位置该给裕王载垕了，偏偏世宗认为册立太子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所以无形地耽搁下来。当时得宠的道士陶仲文又提出二龙不能见面之说，皇帝是龙，太子当然是小龙，所以世宗索性不立太子，裕王、景王也看不到他们的父亲。在太子的地位没有确定以前，裕王、景王成为急切的竞争者。于是这个悬念一直保持着，可是载垕终究命更加硬气，也更加耐熬，熬着熬着，到了嘉靖四十年，景王归藩，四年后景王也死掉了。但是从二十八年到四十年的这个段落中，裕王的地位是始终充满着变数。可是不知什么原因，首辅严嵩对于裕王相当地冷淡。裕王应得的岁赐，一直拖欠了三年，自己当然不敢和父亲世宗提起，并且也没有什么机会，只得由左右先送银一千两给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才能补发。严世蕃居然还不断向人夸耀：“天子的儿子尚且要送给我银子，谁敢不给我送银子？”可是严嵩对于裕王，还是不很放心。一天世蕃对裕王讲官高拱和陈以勤两人说：“听说裕王殿下对于家大人有些不愿意，是怎样一回事呀？”幸亏陈以勤只是沉静的反应足够敏捷，立即平静的回应：“国本久已决定了。裕王殿下的讳字，从后从土，明明是土地之主，这是皇上命名的意思。亲王讲官，旧例只有检讨，（见《明会典》）但是裕王讲官，兼用编修，和其余诸府不同，这是宰相的意思。殿下常说惟有首辅才算得社稷之臣，请问不愿意的话从何而来呀？”他的回应言语相当漂亮，并且听起来又无懈可击，这一席话，打消了严嵩的顾虑，保全了裕王的地位。第十章鹿死谁手嘉靖二十九年，张居正请假回江陵。回京的时候，已在秋间，居然发生庚戌之变。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间，俺答侵犯，这一次本来也只是打算多抢点东西，所以深入的程度就加大了一些。哪知道，明朝的军队根本没什么战斗力，俺答的军队突入古北口，明军一战即溃不成军，结果俺答乘势兵进通州，一下就对北京形成了包抄之势，史称“庚戌之变”。巡按顺天御史王忬出驻通州，调兵死守，一面向北京告急。北京原是明代第一个要塞，一切都是取的战时体制。成祖设京卫七十二，计军四十万，加以畿内八府军二十八万，中部大宁、山东、河南班军十六万，一共八十余万军队，当然不会感受任何的威胁。但是成祖的规模已经不在了，京军由三大营改为十二团营，再改为东西官厅，额军由三十八万再减为十四万，世宗初年京营额军只剩得十万七千余人。并且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等到俺答逼到近郊的时候，兵部尚书丁汝夔清查营伍，只有五、六万人，更加严重的是这区区几万人居然很多都是临时冒充者，老弱病残极多，此时一个个只是愁眉苦脸，长吁短叹。于是高层才知道事态的严重程度，都慌了手脚，世宗赶紧下诏勤王。第一个奉诏的，是大将军咸宁侯仇鸾，从大同带了大军二万入援，以后各地勤王军一共来了五、六万，总算有了一点声势。可依然只是一堆空架子，俺答到了北京城下，仇鸾不敢开战，派人和他接洽，只要不攻城，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对于俺答的要求，世宗召大学士严嵩、李本，和礼部尚书徐阶到西苑便殿，手持俺答求贡书，问他们的办法。“这是一群饿贼，皇上用不到操心。”严嵩说。徐阶郑重地说：“军队一直驻到北京城外，杀人和切草一样，不仅是饿贼了。”世宗皇帝只是点首，一面问严嵩看到“求贡书”没有。严嵩也有一份，从衣袖里递出说：“求贡是礼部的事。”而当时主持礼部者正是徐阶，严嵩这一招棋从表面看相当高明，既推卸了责任，又给徐阶出了难题，因为按照正常思维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夏言倒台前，开始认识到严嵩的奸诈，可惜为时已晚，于是他快速提拔了一个正直而又可以在将来跟严嵩对抗的人，这就是徐阶。徐阶这个时候任礼部尚书，因为也擅长替嘉靖写青词，也就是道教仪式中写给太上老君的思想汇报，所以徐阶正逐渐受到嘉靖的重视和喜爱。因而严嵩开始想尽办法对付徐阶。这次夏言没有看走眼，徐阶是一个典型的江南人。在政治上，他正是严嵩的敌手。严嵩柔佞，夏言刚愎，柔能克刚，所以夏言失败了。但是一味地柔佞，柔到和水一样，便唤不起信任。大难临头的时候，柔佞的人只是推卸责任，这样最容易引起轻视。徐阶不是这样。他不是钢铁，也不是水，他是一方橡皮。橡皮是柔的，遇到坚强的压力，能屈服，能退让，但是在压力减轻的时候，立即恢复原状。《明史.徐阶传》记载，进士及第是全国第三名，也就是“探花”的身份进入官场的。也就是通俗上的探花，徐阶刚入官场时年轻气盛，意气风发，喜欢发牢骚、议论是非，可是嘉靖皇帝后来心血来潮要彻的整顿风气，竟然废去老夫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称号，只称为“至圣先师”，徐阶十分不满，立即跳出来了，不但热闹了嘉靖皇帝，而且得罪了内阁大学士张孚敬，立即没有好果子吃，虽然很有才，但还是一家伙给贬到边远地区做了个小官儿。被斥为延平府推官，受此挫折，从此谨事上官。延平多盗，到任后捕巨盗100余人；清理积案，释出系囚，赢得声誉，升为黄州同知，后又擢为浙江按察佥事，进江西按察副使，并主浙、闽二省学政。后来，内阁首辅夏言重新启用了他，在重回中央权力层之后，徐阶当年的棱角突然都不见了，忍功的修养据说无与伦比。按照常理，他推卸也正常，因为如果把这么重的胆子压在礼部身上本来就有点说不过去。可是徐阶的表现不是推卸责任，而是非常积极而且淡定“事是礼部的事，但是一切还请皇上作主。”徐阶说。不但没有推卸丝毫，反而把事情全部揽住。“本来是和你们商议的。”世宗一听，心里顿时好感与感动无数，好嘛，终于有担事的了，却又有些不好意思。“敌人已经到了近郊，要开战，要守城，什么都没有准备，目前只有议和，但是惟恐将来要求无厌，这是困难。”徐阶的话逐渐地具体了。“只要于国家有利，皮币珠玉都给。”世宗慨然地说。“只是皮币珠玉，事情便好办了，”徐阶说，“万一还不满意，怎样处分？”世宗竦然地说，“卿可谓远虑。”于是计划决定下来。徐阶主张，指出俺答的“求贡书”，是用汉文写的，日后不能做讨论的根据，而且也没有临城求贡之理，只要他开出长城，改用鞑靼文写，再由大同守将转达，一切可以商量。当然这是一个缓兵之计。日子拖长了，四方勤王的军队开到北京，朝廷便有决战的实力。日于拖长了，鞑靼的骑士，掳掠已多，俺答也失去决战的热情。徐阶这一招，看似微不足道，但深有玄机。一来想出了具体解决问题的可操作的办法，二又没得罪严嵩，三还让皇上觉得可以依赖。形势岌岌可危，张居正坐不住了，就打算找老师请命。可是他最后找的不是严嵩，而是徐阶。其实严嵩是他的老师不假，徐阶同样是。因为徐阶这时候还兼任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也就相当于是常务副校长，所以自然是张居正的老师。并且徐阶也特别赏识张居正，嘉靖二十六年（1548）的，徐阶来到了翰林院，成为了掌院学士。他的第一个使命是教育去年刚刚考进来的庶吉士。一般说来，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是不会理会庶吉士的，最多不过是在入学时见个面，训几句话，说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话。但徐阶依然保持了他的传统作风，仍然抽出时间，挨个谈话，当然了，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鼓励他们认真学习。正是在这一系列谈话中，张居正给徐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谈吐和见识，还有无与伦比的聪慧，都让徐阶惊叹不已。张居正曾经写过一篇谈改革思想的《论时政疏》受到过一个人的赏识，这个人就是徐阶。《张居正传》有这样的记载：“时少师徐阶在府，见公沉毅渊重，深相期许。”这话也就是说徐阶看中张居正了，尤其是说“深相期许”，那意思也就是说徐阶很早就看重张居正并打算重点培养他了。两个人都欣赏自己，可是张居正更清楚的知道严嵩虽然暂时权力极大，却是个奸臣，不是他心目中理想的老师。而徐阶，一身正气，一心为国，虽然权势这时远不如严嵩，却让他心里更加踏实。见着了徐阶，和自己的老师一番交谈之后，张居正全面了解了形势。可是俺答的部队已经在北京城下大肆抢劫了，而内阁首辅严嵩的态度居然是投降、献贡，省得城被攻下后，后果会更惨。所以立即顶撞老师一番，愤怒万分，认为该拼死抵抗。可是徐阶却一语道破本质：你看俺答年年劫掠边境，每次满载而归，这一次虽然一直跑到皇城根儿来了，但他毕竟还是为了抢东西，我看就算是他们打下北京城，也没有在这儿一统山河的志向，俺答肯定也是在北京抢劫一番再回他们老家去。也就是说，这俺答并没有想改朝换代的志向，他只不过是一个要抢东西的强盗和贼而已。并且将全部想法都告诉了张居正。而事实也正是朝着徐阶预测的方向发展，过了几天之后，徐阶的缓兵计果然奏效。俺答只在京郊地区大肆劫掠了一番就真的退回到长城以外去了，各地勤王的部队也赶来了，张居正简直对徐阶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时世宗正在接二连三地催促兵部作战。丁汝夔问严嵩，严嵩说北京和边疆不同，在边疆打了败仗，不妨报功，在北京近郊打败了，皇上没有不知道的，那时怎样办？严嵩决定等待俺答掳掠饱了，自己退出，丁汝夔居然相信。可是世宗也决定趁此大变杀戮大臣，“振作纲纪”！俺答一退，丁汝夔立即下狱。汝夔向严嵩求救，严嵩肯定地说：“我在，你决定不会死。”然而世宗的决心，没有挽回的余地，严嵩也没有援救汝夔的意志。直到弃市的时候，汝夔才知道被严嵩出卖了从此以后，在政治倾向上，张居正算是彻的与严嵩决裂，走向了徐阶的政治阵营。嘉靖三十年，俺答依然对北京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可是大将军仇鸾不敢开战，只有设法避免战争，主张采取马市的办法。马市是由俺答岁进若干马，朝廷岁给若干币帛粟豆。在表面上，是通商，在事实上，俺答所得的是生活必需的资源，明朝所得的是不能作战的马匹。三十年三月，开马市。第一个反对的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杨继盛奏言十不可、五谬。可是结局却是马市打开，杨继盛被贬为甘肃狄道典史。杨继盛是徐阶掌国子监时的门生，但是徐阶看到仇鸾结纳严嵩，隐忍着，一句话没有说。马市开了，世宗一意听信仇鸾的话，仇鸾便成为严嵩的威胁，更严重的是随着仇鸾的实力不断壮大，开始与严嵩经常叫板，这让他心里很不痛快。马市的事实，对于朝廷毕竟是一种侮辱。更可气的是俺答并没有因为马市而履行承诺，继续不断地进攻大同、怀仁。三十一年三月，嘉靖皇帝一面派仇鸾赴大同巡视边防，一面用礼部尚书徐阶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徐阶看清世宗对于仇鸾的信任已经起了变化，首先便把仇鸾贻误大局的策略揭破。五月召仇鸾入京，八月收仇鸾大将军印，九月罢马市，朝廷和鞑靼间，恢复作战的体制。后来仇鸾坐大，居然敢跟严嵩叫板。于是阴谋家严嵩又毫不犹豫的搞掉仇鸾，三十一年仇鸾失败，严嵩突然心血来潮地想起了年轻的杨继盛，想想敌人的敌人当然也就可以拉进自己的队伍里来，再加上杨继盛因为勇于弹劾权臣，弄得名声也很大，名头也很响，所以严嵩就开始刻意拉拢杨继盛。不仅把远在边远地区的杨继盛调回了京城，而且还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给他连升了四次官。杨继盛便由狄道典史，一升山东诸城知县，再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升刑部员外郎，四升兵部武选司；从三十一年到三十二年，一岁四迁，严嵩看清这次杨继盛一定是感激涕零了，偏偏杨继盛性格耿直，也看清严嵩只是一个辜恩误国的权奸。到任一个月，他弹劾严嵩十大罪。杨继盛上疏之前，斋戒三日，满以为一诚上达，为国除害。但是他却忘去了在世宗的理解却成为：继盛指摘严嵩的奸贼，便是职责我的错误。这一点徐阶看得清，但是徐阶对于杨继盛的上疏，只有坐看严嵩的挑剔，和刑部尚书何鳌的罗织。杨继盛经过廷杖一百以后，在刑部狱中被关押三年。在牢中受到各种折磨，被打伤后得不到医治，伤口腐烂，惨不忍睹。于是许多人开始想办法解救杨继盛，说起来杨继盛跟张居正还是同学，他们俩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这一年是明代科举史上赫赫有名的一年，因为在这个“二六级”录取的进士里，后来的能人特别的多。有后来的文坛盟主，有名垂青史的勇士，也有以文职镇守边关的封疆大吏，光后来进入内阁、成为名义上宰相的人就有一长串儿，更不用说张居正这样大明王朝的中流砥柱了。杨继盛就是那个名垂青史的勇士。张居正也为此找过徐阶，可是迫于无奈，徐阶给予回绝。最后在嘉靖三十四年杨继盛遭到弃市。随着徐阶地位的提高，严嵩看到嘉靖越来越倚重徐阶，就想着法子要打压和迫害徐阶，不仅徐阶，凡属于他政治集团的人，他都会予以打压与迫害。又因为严嵩权势熏天，所以当时官场上很多人都不敢跟徐阶走得太近乎。可是张居正却是这其中的一个特例，他一方面跟徐阶走得很近，另一方面跟严嵩的关系处得也很好，以至于严嵩虽然看到他跟徐阶的关系很近乎，可同时自己也很器重张居正。张居正虽然从“庚戌之变”中认清了严嵩的本质，也从政治立场上与严嵩集团划清了界限，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与严嵩保持着良好的接触。逢年过节，甚至严嵩生日的时候，他还是会写祝贺的诗文，甚至在明知严、徐矛盾的情况下，也会很自然地提起自己与徐阶的交往。这既让严嵩保持了对自己的好感，也让严嵩错误地认为他与徐阶的关系并没有达到什么了不起的地步。正因为这种不凡的气度与行动能力，徐阶也特别欣赏张居正，甚至是“深相期许”，所以他着力培养他，尤其是在与严嵩长期的较量过程中，把一些内幕与细节都经常告诉自己这个钟爱的学生。张居正后来在向万历帝汇报一些嘉靖朝重要的大事记的时候，曾经明确说过，徐阶的一些想法与内幕，“惟臣居正一人知之，诸臣皆不闻也”。（《张太岳集，奏疏十一，请乞优礼耆硕以光圣治疏》）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告病三年的张居正回到翰林院。这三年里，他经常跟辽王朱宪混在一起。朱宪，也经常拉着张居正去游山玩水、诗酒聚会。因为他是辽王，所以张居正也不能拒绝，有时候他甚至还得陪着这个纨绔子弟去一些花红柳绿的地方。朱宪以为把张居正指使的团团转的同时，却不知道正是这些交往，使张居正抓住他的把柄，为以后他的灾难埋下了祸根。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翀和董传策同日上疏，弹劾严嵩。三人同日上疏，同样着重边防，很容易引起严嵩的猜疑。严嵩看见吴时来、张翀，都是徐阶的门生，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更加认定是徐阶的指使。于是进谗言，世宗不听，没有为难徐阶，只是将三人贬蒂。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徐阶晋吏部尚书。这是一个崇衔，因为实缺的吏部尚书还有吴鹏。三十九年徐阶再从少傅晋太子太师，就在这一年，居正从翰林院编修，升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到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还是首辅，徐阶已经是仅次于严嵩的内阁次辅。后来不久，张居正就在徐阶的推荐下，成为了实际上的太子裕王朱载垕的讲席官，与高拱等人一起成为下一任皇帝的老师，徐阶这个安排明显是为张居正的未来铺路，同样赏识张居正的严嵩也没有阻挠。严嵩因为年龄大了，把权力都放给了他这个荒淫无耻的儿子，所以当时民间流传着“大丞相”和“小丞相”的说法，“小丞相”指的就是严世蕃。当时严氏父子把持着朝中官吏的任选、升迁。官无大小，皆有定价，不看官员的口碑、能力，一切都以官员的贿金为准。严一次，严嵩的义子赵文华从江南回来，送给严世蕃的见面礼就是一顶价值连城的金丝帐，还给严世蕃的二十七个姬妾每人一个珠宝髻。就这些礼物，严世蕃还嫌太少，心里非常不满，可见他的贪婪到了何种程度。严世蕃利用各种手段大肆搜刮，家财富可敌国。据说，严世蕃与妻子要将金银埋藏到地窖里，想起这都是仰仗他父亲得来的，于是就请严嵩来观赏，严嵩一见，数量之巨出乎想象，顿时目瞪口呆，隐约感到大祸将至。严氏父子因其贪赃枉法早就被正直之士所痛恨，不断有人站出来弹劾他们。但是，因为明世宗的偏听偏信、严嵩的奸猾狡诈，这些弹劾不但都没有奏效，那些上章弹劾他们父子的人反而往往备受打击，丢官不说，有的还搭上了身家性命。沈炼，曾作锦衣卫经历。嘉靖三十一年（1552），上疏弹劾严嵩“贪婪愚鄙”，历数其“受将帅之贿，边防弛备”、“受诸王馈赠，干预宗室事务”、“揽御史之权，败坏政纪”、“嫉贤妒能”等罪状。世宗不但未将严嵩治罪，还认为这是沈炼诋毁大臣，下诏将沈炼廷杖、谪官。严氏父子并不罢休，几年后，指使党羽寻机陷害，沈炼被斩，他的三个儿子，两个被打死，一个被发配到边疆。嘉靖四十年春，俺答自河西踏冰人寇，七月犯宣府，九月犯居庸关。十一月俺答的侄儿吉能犯宁夏，进逼固原。十二月他的弟弟把都儿犯辽东盖州。这一年鞑靼的攻势虽不特别紧张，但是范围很广泛，正面的北方以外，东北和西北都受到他们的蹂躏。却给与张居正一个新的刺激。嘉靖四十年十一月，西苑大火，世宗因为所住的永寿宫被毁，只得暂住玉熙殿。他看到地方又窄又小，和严嵩、徐阶计较。严嵩劝世宗仍还大内，不料触动了世宗无限的伤感。十九年以前，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夜间，世宗宿在曹端妃宫里的时候，宫婢杨金英定谋，几乎把世宗勒死，幸亏方皇后来了，才把世宗救活。那时他在惊惶的中间，话都说不出来。方皇后传圣旨，把杨金英、曹端妃都杀了。世宗眼看端妃被杀，连申辩的机会也役有。端妃的冤枉，世宗是明白的，但是却怨不得救命的皇后。从此以后，他不再回宫了。“那倒不必，”徐阶说，“最近重盖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所余的材料很多，交给工部尚书雷礼，用不到很久，尽可重盖一座。”“就这样罢。”世宗高兴地说，一边加派徐阶的儿子徐璠为工部主事，负责督工。嘉靖四十一年的春天，万寿宫盖好了，世宗住进以后，很得意，升徐阶为少师，兼食尚书俸，徐路也升太常少卿。从此的嵩的势力，逐渐地低落；徐阶的势力，便逐渐的高涨。同时有一个蓝道士，叫蓝道行，扶得一手好鸾，深得嘉靖皇帝信任。一天皇上问乩仙，“天下为什么不治呢？”他写下“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皇上吃了一惊，便问贤不肖是那几个。乩仙判着，“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皇上又问“那么乩仙为什么不除他呢？”乩盘上还是六个字，“留待皇帝自殛。”于是嘉靖皇帝开始对严嵩父亲产生警觉，但御史邹应龙却又给严嵩一个严重的打击。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据说是在东风中，他带着随从出去打猎。远远地看见一座高山，他对准放了一箭，那箭飕飕地不知那里去了。加上一鞭，他骑着马迎着东风走去，当前又是一座山，可是小的多了。山旁一座楼，下面全是田。田里只看到一堆米，米上盖了草。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又射了一箭。只听到哗喇一声，象天塌下一样，米堆倒了！楼倒了，小山倒了，连带大山也倒了。这一场大乱，吓得应龙浑身大汗，原来是做了一个梦。于是他应开始沉思。忽然醒悟：“山”字连到“高”字，正是严嵩的“嵩”！“好啊！”应龙拍着案，得到了新的启示。事情是容易了。东面的楼是“东楼”。他在桌上写一个“田”字，上面是“米”，“米”上加“艸”，明明是一个“蕃”字。他明白了，这一枝箭，不让它飕飕地落空，一定对准了射去。于是经过精心准备，搜集大量证据，开始弹劾严嵩父子。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严嵩彻的垮台。世宗一面降旨安慰严嵩，一面却叫他回籍休养；严世蕃交法司讯问，最后判决世蕃、严鹄、罗龙文，充军边远。嘉靖四十二年，是一个多难的年代，福建、浙江的倭寇还是不断地进攻，幸亏刘显、俞大猷、戚继光几个名将，打了几次胜仗，把他们堵住了。北方的鞑靼，正月里在俺答领导下面，进攻宣府，南掠隆庆。十月把都儿和俺答的儿子辛爱，破墙子岭入寇，北京戒严，直到十一月解严，中间他们曾经大掠顺义、三河。嘉靖年间，北京经过几度戒严，这是最后的一度。世宗还是没有忘情文物制度的事。正德十六年，他从安陆州入都即位。嘉靖十年，升安陆州为承天府，命文学侍从之臣，为《承天大志》。徐阶当国的时候，再修《承天大志》，大学士徐阶、袁炜，都是《承天大志》总裁。四十二年，徐阶荐张居正为副总裁。嘉靖四十三年，御史林润再劾严世蕃，逮世蕃下狱。四十四年，林润上疏数世蕃父子罪，世宗发三法司审讯。严世蕃被御史林润捉拿后，给他定罪名成了一个难事。严世蕃得意地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的计划，认定自己的罪状，只要承认受贿的事，其余还不难洗刷，最好是要三法司上疏的时候，提到严嵩坑陷沈炼、杨继盛的事实。两人的被杀，固然是严嵩的策动，但是都取过圣旨。一经提到，世宗想到前事，必然发怒，这样一来，一切的判决都推翻了，世蕃不但会免罪，而且还有蒙恩的可能。计划好了，世蕃的党徒只是一味地数说，“啊，不好！要是三法司提起沈炼、杨继盛的前事，严世蕃没有活命了。”空气在北京城里激动，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果然中计，他们正要上疏，把严世蕃父子陷害沈炼等的罪状，痛快地数责一番。草稿起好了，三个人去拜访徐阶。徐阶早知道了。“三位的疏稿，可以看得吗？”他说。三位法司把疏稿递给徐阶。徐阶只是说，“法家的断案，再好没有了，钦仰得很。”一边领着三人到内室里去。“诸位的意思，还是要严公子死呢？还是要他活？”徐阶问。“这是死罪，”三位都说，“当然要他死。”“那么，办这件案子，”他又问，“还是杀他，还是救他？”“在奏疏里，提到沈炼、杨继盛，正是给他死罪的根据。”他们都说。“话是不错，”徐阶慢吞吞地说着，“可是另外有一层道理。杀沈炼，杀杨继盛，诚然是犯了天下的众怒。但是沈炼攻击严嵩以后，严嵩把沈炼的名字，放在白莲教徒的供词中，只算杀了一个白莲教徒。这是圣旨。杨继盛，因为疏中‘召问裕、景二王’一句，严嵩认为‘诈传亲王令旨’，圣上大怒，传旨定罪，成为日后被杀的张本。这是皇上的特旨。皇上是最英明的，不会认错。三法司也确实把此罪列为头条，可是却被聪明的徐阶驳回。原来，严世蕃知道当年最终给杨、沈二人定罪的就是嘉靖皇帝，绝非是自己所为，而嘉靖却是一个有些刚愎自用且极爱面子的皇帝，看到这些罪名肯定不会批准的，因为一旦批准，就意味着嘉靖要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嘉靖所不能容忍的。这一次，大家愕然了。最后决定还是由徐阶主稿，于是，徐阶不提沈炼和杨继盛，只说世蕃“交通倭寇，潜谋叛逆”。换了另外三条罪名：首先严世蕃和罗龙文（严党之一，确系倭寇）是哥们，而罗龙文勾结倭寇，严世蕃也就与倭寇挂上了钩，他们聚集海匪，并企图里通外国，逃往日本。其次，严世蕃勾结江洋大盗，训练私人武装，图谋不轨。最后，他还占据土地修房子，而根据现场勘查，这是一块有王气的土地，严世蕃狗胆包天，竟然在上面盖楼，实在是罪大恶极。这正好击中嘉靖要害神经，因为嘉靖最痛恨的罪名正是“犯上”与“通倭”！三法司呈上罪名，严世蕃立即被定罪，与罗龙文同时被处死。不久严嵩也抄了家，得银二百万两以外，在当时几乎和国家一年的总收入相等。有人称赞徐阶铲除大奸，徐阶蹙了眉头，慨然地说，“严惟中（嵩）杀夏公谨（言），惟中的儿子，又由我杀了，必然有人不会见谅，我的心境，只有上天知道罢。”严嵩的政权完全没落了，整个的政局，都在徐阶手里。第十章徐阶与高拱的纷争在四十四年和四十五年的中间，内阁又起了变化。本来是徐阶、袁炜二人的内阁。四十四年三月，袁炜病重罢归，四月，补严讷、李春芳二人；就在这年十一月，严讷又病了，内阁只剩徐阶和李春芳。李春芳是一个好好先生，一切都很安定。但是到了四十五年的三月，徐阶又引进郭朴和高拱。郭朴从嘉靖四十年起，已经是吏部尚书，在资历上，久已应当入阁；高拱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人才，而且曾经做过裕王府讲百大学士本来是他的本分，徐阶及早引进，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手腕。他看定高拱对他必定感激，至少也是政治上的友人。但是徐阶却看错了。世宗皇帝经常住在西苑，商讨政事就差人传大臣，突然有一天，嘉靖皇帝对他们说，现在很多大臣都在西苑，文渊阁没人照看，应该有一个人长期照看文渊阁。高拱极力想取代徐阶，就对他说，您年纪大了，因此一直留守文渊阁吧，有事我们向您汇报就行。都是人精极的权臣，徐阶立即明白他的意图，非常生气。这一年，世宗更加衰老了，因为多病，斋醮得更积极，一切的目标只是长生。户部主事海瑞委实看不过，决定上书直谏。直谏！一切直谏的榜样都在那里，世宗的朝廷里，正充满了血腥。海瑞买好棺材，准备后事，一边吩咐妻子，“这条性命，就献给皇上罢！”他慨然地说。他回头一看，书僮和长随都跑掉了，大祸临头，他们平时伺候主子，现在用不到逗留，什么人愿意陪主子坐牢呢！海瑞点点头，他很明白。终于他上疏了，他还记得最激昂的几句：陛下诚知斋醮无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使诸臣亦得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释此不为，而切切于轻举度世，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见劳苦终身而终于无所成也。这不仅是一个刺激，简直是一个霹雳！世宗把海瑞的奏疏扔在地下，大声地说；“把他捉住，不要让他走了。”内监黄锦接着道：“奏明皇上，这人不会走的。”他把海瑞上疏以前的行为，一切奏明。世宗待他把奏疏检起，读了一遍又是一遍，长叹了一声：“我虽不是纣王，此人可方比干了。”这一年的冬间，世宗的病势越来越重。十二月，世宗禁不住徐阶的忠谏，终于搬回大内乾清宫。就在这一天，在位四十五年的世宗皇帝驾崩。皇帝驾崩以后，第一件事是发表遗诏。在明朝，遗诏常是大臣们的手笔。遗诏草成的时候，皇帝早已驾崩。就要大臣代拟，于是一些大臣常常能这个机会，把前朝的一切弊政，用遗诏的名义，来一个总清算，因此在政治上，遗诏往往发生重大的影响。武宗逝世以后，杨廷和草遗诏：罢威武团练诸军，散遣入卫边军，守京城九门及南北要害，罢遣番僧，释南京逮系罪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这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现在是徐阶的的机会了。他和就和张居正商量一切事宜。可是遗落了高拱，这下高拱就不乐意了，他倒不是妒忌张居正，他是恨徐阶。心的话这事儿你徐阶怎么能不让我参与呢？怎么说我比张居正的资历也老多了，我又是隆庆帝资格最老的老师，你们借隆庆帝的名义起草诏书，收买人心，怎么能不经过我呢？所以高拱后来在徐阶下台后重新执政的时候，就“尽反阶所为”（《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也就是把当初徐阶、张居正进行的平反昭雪的工作全部推翻，概不承认，可见这个人的气量真的不是太大。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裕王载垕即位，这是后来的穆宗。完全不同于嘉靖皇帝紧紧把权力握在手中，隆庆这个人生性就懦弱得很，他爹嘉靖把他晾了几十年，就是不立他为太子，弄得他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几十年，整天在惊恐与小心中度日，弄得心理上都有些变态了。他登基之后，最大的特色有两条：一是不管事，随大臣们怎么去折腾；二是好脾气，就算是有大臣公开指责他，他也向来一笑了之。他采取全面放权的形式，而当时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顶尖大臣也确实可以治理好国家。他即位的时候，内阁大学士是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徐阶是首辅。穆宗隆庆元年，张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侍郎是正三品，二月居正晋吏部左传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同时人阁的还有师陈以勤。二人入阁，都是因为曾为裕邸讲官的原故。隆庆元年四月，张居正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据《文忠公行实》，这次进官，因为重修《永乐大典》的缘故。就在这短短的时期里，内阁里发生一次阁潮。隆庆初年的内阁，实际是三个名臣的内阁——徐阶、高拱、张居正。张居正和徐阶、高拱，都有相当的关系，现在还没有到他出露头角的时机，但是徐阶、高拱的对立，正在逐日地尖锐。第一个攻击高拱的，是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世宗病重的时候，高拱从直庐里，偷偷地回去，准备搬家。因为他已经年过50，却没有儿子，所以一有机会就回去与妻妾团聚。胡应嘉知道了，提出弹劾，世宗在昏眩的当中，一切不问，但是高拱认为胡应嘉和徐阶同乡，一定受了徐阶的指使，事态便扩大了。高拱有仇必报，本来谈不上容忍，一切正在等待机会。隆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京察。京察是明代的制度，宪宗成化四年，奏准，京官五品以下，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孝宗弘治十七年奏准，每六年一次举行。六年京察的制度确定了，但是万历以前，有时还来一个特别考察．这便是所谓“闰察”。在大臣手里的威柄，只是“京察”。这个威柄，照理握在礼部尚书手中，除了都御史可以随时过问外，不受任何的干涉。现在权柄在杨博手中了，这一次的京察，连御史、给事中都降黜了，算得雷厉风行。偏偏杨博的同乡，山西人没有一个降黜的。这一来动了御史和给事中的公愤。第一个攻击杨博的，又是胡应嘉。胡应嘉弹劾杨搏挟私愤，庇乡里，错是没有说错，可是恰恰错在胡应嘉的吏科给事中上面。在吏部办理京察的时候，吏科给事中应当参加，事前没有提出异议，事后偏要提出弹劾。穆宗，下令内阁商量处罚。内阁当中，郭朴和高拱同乡，这一次首先发言的是郭朴。他毅然地说：“胡应嘉出尔反尔，全不是人臣事君的道理，应当革职。”“应当革职为民，”高拱也说。徐阶看了郭朴，再看高拱，两位阁老都紧张的了不得，没奈何，只得点点头。胡应嘉的革职，算是革定了。“文死谏，武死战”，那就是说文官要死于抗颜直谏，武将要战死沙场，那才是死得其所，算是荣耀的事儿。明代的言官权力极大，还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系统，叫六科给事中。他们的权利大到想说谁就说谁，就是没根据、没调查研究也可随便议论朝政、弹劾大臣。人多而且极其团结，大有唯恐天下不乱的架势，他动不动就一窝蜂一起涌上，你动了一个，他们会来一群。于是都察院的御史，六科里的给事中一窝蜂的弹劾高拱，御史郝杰甚至直言不讳的说高拱“无宰辅器”。事态更加严重了。一切的责任都在徐阶身上。徐阶拟旨调胡应嘉为建宁推官，处分减轻了，但是一般的言官们还不满意。欧阳一敬再劾高拱“威制朝绅，专柄擅国，亟宜罢”。高拱当然不能承认，便来一次答辩。事情又到徐阶手里了。徐阶拟旨一边慰留高拱，一边斥责言官：他满心以为从此结束了一件公案。可是高拱没有满意。高拱希望徐阶拟旨，给言官们一次廷杖。这一招非常毒辣，对付言官的同时，也给徐阶出了一个难题，你同意，就要承担责任，到时候言官反弹，即使不是主要责任，也得有次要责任，正好找一垫背的，并且如果这事真不管徐阶的事，也要把你弄进来蹚浑水；还可作为试探，你不答应，那就证明你跟他们穿一条裤子，是你让人坑我，那好，我就以牙还牙，也不客气了。可是徐阶决定不和言官们结怨，没有答应，于是高拱更加怀疑他与言官勾结。就指使手下言官弹劾徐阶。胡应嘉事后不久，高拱就指使手下言官齐康对徐阶提出一次弹劾。可是这一次却犯了言官们的众怒，欧阳一敬弹劾齐康，齐康也弹劾欧阳一敬。于是徐阶和高拱的手下言官互相弹劾，乱作一团。但是齐康这一边人数太少了，究竟抵不上欧阳一敬的气势。齐康被其他言官们痛骂不算，言官们又把矛头一齐指向了高拱，说他挟私怨报复胡应嘉，又莫须有地指使齐康攻击徐阶。这一下犯了众怒了，从此高拱成为众矢之的。但是最后的一枝箭，却从南京放过来。京察的大权操在吏部和都察院手里，在京察的时候，得到贬黜处分的，连皇帝也留不得。隆庆以前，京察是无上的威权，五品以下的官吏，一经“察典”，便是终身的耻辱。于是就产生了另一个途径—自陈。自陈便是陈述个人的阙失，听候皇帝的处分。但是给事中、御史们，可以提出“京察拾遗”；经过“京察抬遗”的，没有幸免的机会。这一次高拱和北京的言官闹翻了，因为要顾全身分，北京的言官到的不好提出拾遗。拾遗的责任，落在南京的给事中和御史肩上。虽然有隆庆护着，可是一窝蜂的言官大有吃人的架势，高拱也不好意思在京城待了，于是提出辞职，回老家了。就在隆庆元年五月，高拱辞职。高拱辞职以后，言官对于郭朴还是不断地攻击，到九月间，郭朴也辞职。这一次阁潮里，徐阶又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然这是一个严重的阁潮，然而居正毕竟度过了，在左右为难的当中，总算没有得罪老师，也没有得罪朋友，但是他对于言官们的嚣张气焰，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言官们得到徐阶的保障，议论逐日地激昂起来，穆宗感觉厌倦，吩咐徐阶惩诫，徐阶只是传谕言官，自行省改，事情又平息下去了。这样度过隆庆元年。隆庆二年正月，张居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这一年的上半年，政局又发生了一些波浪。内阁里面，除了徐阶、张居正，只有李春芳、陈以勤，没有了互掐的机会。可是隆庆皇帝的贪玩又惹出乱子来了，徐阶一再谏阻，可却换来皇帝的反感，给事中张齐又给徐阶提出一次弹劾。徐阶终于也受不了了，自己年纪也大了，跟严嵩斗了十几年也算是看破红尘了，况且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张居正也完全能挑大梁了，所以他急流勇退，提出辞职，彻的回家养老了。终于徐阶也辞职了，回到江南的故乡。临行的时候，徐阶把朝廷大事和个人家事，一切都托付给张居正。第十一章友谊与利益之间等到徐阶退了，隆庆三年十二月高拱利用和内廷宦官的关系，以及他和隆庆的关系，没过多久，就回到京城，官复了原职并且兼掌吏部。这时候老成持重的李春芳是内阁首辅，可是他并没有什么主见，只是充到好好先生，明哲保身。他很清楚高拱与隆庆的关系，也很清楚高拱的野心与为人，所以不久之后也主动辞职了，咄咄逼人的高拱把首辅挤走后，就成了内阁首辅。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非常微妙，高拱比张居正大13岁，中进士比张居正也早6年，说起来，他应该算是张居正的前辈。高拱这个人很有学问，也很有能力，但因为人比较傲，从来不肯轻易依附于哪一个政治集团，所以一直也没得到过重用。他很早就被选到裕王府当侍讲，高拱也就成了后来隆庆帝的第一个老师。有一天，秋高气爽的日子，国子监祭酒，也就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高拱突然来了兴致，想到郊外去秋游。可是一个人又孤单，就想找一个人陪着，找来找去找到了张居正。同为裕王老师，按说裕王就是未来的皇帝，高兴才对，可是嘉靖皇帝不希望有人接班，并且极度信任严嵩，于是裕王那段日子处境相当糟糕，甚至严嵩都可以扣工资，甚至为了领工资还要借钱行贿严嵩。于是高拱心中很是愤愤不平：一方面他看严嵩父子专权误国，心忧国事；另一方面，他看隆庆的处境如此难堪，又不免为之着急。这两位国立大学的正副校长一路登上香山，来到最高处的香炉峰。高拱指着远山近林对张居正说：“太岳，你看如此大好江山，却国势衰颓，江河日下，真是让人扼腕叹息啊！”张居正不像高拱那么多愁善感，只凝重地点了点头。高拱看张居正没说话，转过头对着张居正说：“太岳，我看你和我一样，胸中自有沟壑，定非久居人下之人，你说我们能为这国家做点什么呢？”张居正年龄比高拱小，倒反而显得老成持重一些，他沉吟了一下，想起了诸葛亮的一句话，身对群山，手捻长髯，坚定地说：“若他日身肩国事，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高拱听了击掌叫好，说：“好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武侯虽然当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终究也不负此生，应该无憾了。”于是两人击掌为誓，他日登阁入相，定当戮力同心，振兴大明王朝。所以《明史》上说他俩是“相期以相业”（《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也就是以宰相的事业互相勉励。徐阶在扳倒严嵩之后，立即快速提拔了一些人，这其中就有高拱和张居正。严格来说，高拱并不算徐阶这边儿的人，但作为嘉靖末年的执政大臣，徐阶已经明显看出隆庆不久即将接嘉靖的班，所以他早在几年前就把张居正也安排进了裕王府做隆庆的侍读讲师。在隆庆的各位老师里，高拱无疑是第一块牌子，因为在隆庆最无助的日子，高拱就像父亲一样给了他最大的依赖。徐阶很清楚隆庆对高拱的感情，所以早早地就把高拱引入了内阁。但张居正的入阁就不一样了。嘉靖四十五年，也就是嘉靖朝的最后一年，张居正虽然是国立大学的副校长，但论官阶不过是五品翰林院侍读学士，到第二年，也就是隆庆元年正月里，徐阶就把他越级提为三品礼部右侍郎。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到二月初，在徐阶的力主之下，张居正居然以才干了不到一个月的礼部右侍郎的身份突然就进入了内阁，成为副宰相了。这不只是连升三级了，这在整个明代都是很少见的。徐阶也说这是引用了“特进”之例，也就是特别情况特别对待。高拱的行政能力那更是非常的杰出。《明史.高拱传》里说他是“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也就是说，有什么事到高拱手上，绝对不会积压下来的，有工作立马做掉了，行政工作效率非常高。在很长一段时间，张居正与高拱的关系还是非常好：张居正和大太监李芳一起策划了高拱的复出。高拱回来后的，张居正和高拱在很多事上都是通力合作的。隆庆二年（1568年），在张居正进入内阁一年多之后，御史陈省弹劾辽王朱宪，诏令削去清微忠教真人名号，事情还很简单。二年巡按御史郜光先再弹劾辽王犯有13条大罪。因为有御史弹劾，所以朝廷便派了刑部侍郎也就是司法部副部长洪朝选作为钦差大人直接到江陵去查这件事儿。看到朝廷如此重视，朱宪被逼急了，他居然毫无政治头脑地干起了惊天动地的鸣冤的事儿，还在府中树起一面白旗，写着“讼冤之纛”四个大字。内容是鸣冤，但架势却像造**。这一来事情便不简单了。按察副使施笃臣正在江陵，认定辽王造**，立刻调军遣将，迅速调集部队，五百个兵士，整整把辽王府围住，直待刑部侍郎的光临。后来，去调查的刑部侍郎洪朝选还算正直，坚决不肯上报朱宪是造**，但朝廷的结论还是废了辽王封号，将朱宪贬为庶人，永远软禁起来。后来，这位曾经自以为牵着张居正鼻子走的辽王朱宪就在高墙下度过了惨淡的余生。而辽王府后来竟成了张居正家在江陵的府第。同时废辽王，所有辽府诸宗，一概改属楚王管辖，由广元王管理辽府事。高拱这个人非常有才干，在首辅大臣的位置上尽心尽力，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出色，可是他也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缺点，就是心眼小。所以复职后，曾经弹劾他的一些大臣开始坐立不安，胡应嘉甚至过度惊吓而死。但高拱却通过门生传播言论：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言辞颇有大度之气，大家刚刚松口气，形势立即再次紧张，因为高拱很快对徐家开始了报复行动，其实高拱的招数的还是曾经的旧账再翻一遍。隆庆元年，高拱指使手下言官弹劾徐阶，揭发徐阶的弟弟和三个儿子横行乡里，有凭有据，这激起了受徐阶保护的言官的愤怒，他们纷纷把矛头对准高拱，弹劾一次接着一次，高拱实在撑不下去，高拱只好于隆庆元年的五月间就辞官回乡了，直到隆庆未年徐阶致仕后，才做为顾命大臣重回朝廷。隆庆五年（1571年）七月，由孙克弘案株连徐阶，大兴案狱，还成立了“徐阶专案组”，这个“专案组”的组长，就是与徐阶有座主和门生之谊的蔡国熙，在蔡的“努力”下，终于拟定“法办”徐阶三子，徐璠、徐琨充军，徐瑛革职为民，徐府家产全部充公。而徐阶的弟弟又去世了，让一向高傲的徐阶不得不低头给高拱写信，请他给徐家留条后路。可是高拱并未因此收手，张居正终于无法忍受，极力义正言辞的说服高拱，这场斗争才宣告结束。可是后来高拱却通过一些谣言，信以为真的认为张居正帮徐家是因为收了徐家三万两银子，张居正气愤万分，当场指天发誓。第十二章内阁闹剧高拱不但陷害徐阶，而且排挤其他大臣，隆庆五年的冬天，在内阁中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一天，按照规矩，是个“会揖”的日子。那什么叫“会揖”呢？明代的官僚制度里，特别重视监察系统的作用。内阁成员作为实际上的宰相，主管国家行政系统；而都察院作为最高监察机构，主管各科给事中，也就是那些言官们。给事中的官职虽然不高，一般也就是七品，但他们不仅可以风闻言事，也就是听到点风声，也不搞调研就可以议论朝政；另外，还可以越级言事，就是不管是内阁首辅还是各部尚书，哪怕当朝一品、二品大员，他都可以直接弹劾。因为言官的地位这么重要，所以明代规定，每逢初一、十五，给事中们都要到内阁跟大学士们见个面。因为给事中们一般比较年轻，所以会见的时候，他们往往要跟那些年纪较大的阁老们作揖，所以就叫“会揖”。本来从制度上看，这种会揖是对监察制度的一种修正，但因为官场上帮派林立，给事中也是分跟谁的，所以这种会揖最后也就只是个形式。这一天刚好是会揖的日子，给事中们就到内阁来见这些宰相们了。这时候的内阁，已经只剩下三个人了。原来的首辅老好人李春芳看到高拱势头太猛，自己很识趣地坚决辞职，把首辅的位置让给了高拱。次辅是张居正，还有一个叫殷士儋。高拱这时候是“一股独大”，给事中大多都是他那个帮派里的人，所以大家的热脸都往他那儿贴。可有个人却看不过去了，尤其当他看到一个叫韩楫的给事中在给高拱行礼的时候，他的火腾地一下就上来了。殷士儋是山东人，并且也很有才学，是当时的名士，曾经在隆庆帝即位之前做过裕王府的讲师，也就是跟高拱、张居正一样，做过隆庆的老师。隆庆即位后，殷士儋看到高拱、张居正，包括当时同在裕王府当讲师的陈以勤都入了阁，自己就很着急。他看高拱势力大，就以当年同事的关系来走高拱的门路，可是高拱就是不买账。因为高拱这时候刚好想提拔一个自己的亲信叫张四维的进入内阁。他好不容易挤走了内阁中原来几个跟自己不对路的人，不能再放一个脾气倔的进来了。可是殷士儋却走通了大太监陈洪这条路，并且很快于隆庆五年初也进入了内阁。于是高拱非常看不起他，动不动弹劾指使手下言官对他弹劾，弹劾。弹劾的理由居然是说殷士儋入阁背后是由太监陈洪帮忙，这怎么能担当国家宰相呢？根本就不应该让他参政。在几篇弹劾文章之后，殷士儋上疏抗辩，说自己行得正不怕影子斜。看到前面的人没把这个殷士儋扳倒，给事中韩楫，就放出话来，说那些都是小场面，我这个重量级选手要出招了，这次绝对一击必中，上一道奏章，让殷士儋立刻滚蛋。这话京城里已经传得到处都是，所以殷士儋一看到韩楫，就不由得怒火中烧。他看韩楫拜见完高拱，正好转过身来脸冲着他，立马笑眯眯地一拱手。因为是会揖嘛，互相参见问候那是规矩，再加上他又是阁老，韩楫不得已也只得拱手弯身施礼，说了句：“殷阁老！”可是殷士儋的耿直脾气上来了，带着冷笑看着刚刚直起腰来的韩楫说：“听说你韩楫对我不满意啊，还放出狠话来要怎么怎么的。对我不满意没关系，可你姓韩的也犯不着给别人当枪使啊！”这边韩楫倒没想到殷士儋这么直，所以一下就愣住了，脸憋得通红。他愣了一下，刚想解释两句，或者反唇相讥，结果还没等他说话呢，高拱就先忍不住了，他一下就站了起来。因为高拱也是个直脾气，立即一拍桌子站起来就喊道：“不像话，太不像话了！这成什么体统了！”这一下，殷士儋也忍不住了，指着高拱的鼻子就骂开了：“什么体统不体统，你高拱还好意思谈体统。驱逐陈阁老的是你，驱逐赵阁老的是你，驱逐李阁老的也是你，你现在为了要提拔亲信张四维，如今又来挤对我。难道这个内阁就永远是你一个人的吗？”这还不打紧，说完一撸袖子，上来一把揪住高拱的衣领子，就要揍他。这下高拱傻眼了，他虽然是内阁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平常拽得很，但论打架，他一个快六十岁的小老头，哪打得过山东大汉殷士儋呢？这时候各给事中们也傻眼了，虽然有不少是高拱的人，但这是副宰相跟宰相打架，想掺和也没资格啊。眼看就整个一国产大片要上演了，并且还准能传出笑柄，堂堂宰相居然和副宰相在办公的地方干上了。这时候张居正出手了，把殷士儋紧紧抱住，于是高拱才免了一顿揍。有观点认为他要是存心害高拱，或者存心要高拱难看，完全可以假意相劝，先让高拱挨顿揍，出丑出够了再说，这样殷士儋和高拱两个人的脸面就都丢尽了，谁也不好意思再在官场上混了，他自然就可以渔翁得利，内阁就可以只剩他一人了。可是细细推敲这是行不通的，张居正是个大智慧者，绝不会用小孩过家家的方式处理问题，并且他非常沉稳，所以即使有意见也不会表现的那么突出，这个招式太烂了，所以他肯定干不出来。再说，事情不是高拱挑起来的，并且又有皇帝护着，他怎么都占理，他干嘛挨了打还要回家啊？再说他这人极其贪恋权力，会那么容易放弃权力？还有一点当时有资格劝架的只有张居正，到时候一问起来，你怎么解释，能混到那个层面的都是人精级别的人物，真伪一眼都能辨出，骗不了任何人，所以他的行为十分正常。殷士儋继续一顿痛骂，骂完了人，打完了架，发泄完毕后立即很拽的一回家上疏请求辞职，我不玩了。第十三章边关危机隆庆四年，忽然有一天，边关的明军突然开始紧急戒备，并派出快马，告知新上任的王崇古总督：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突然来到边关向明廷投降，这是件令人费解的事。原来把汉那吉要娶兔扯金的女儿为妻，但俺答却将兔扯金的女儿许配给鄂尔多斯，把汉那吉一怒之下投奔明廷。可是这位这位孙媳妇是汉那吉姑姑家的表妹，也是俺答的外孙女，要这么算起来，那俺答应该算是乱伦。虽说当时没有什么婚姻法，鞑靼部落也不讲究什么三纲五常，但把汉那吉依然愤怒了：好不容易找了个老婆，竟然被爷爷抢走了！于是感觉没法混了，就投奔明朝了。可他等到的不是王崇古的夸奖，却是一番严厉的训话：自今日起，全军收缩，准备迎战！此外还有一条特别的声明：副将（副总兵级别）以上军官一律不得外出作战！明廷方面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俺答前来关下要人，明廷方面不给。王崇古把此事上报了高拱，高拱接到了报告，即刻找来了张居正，在长时间思考之后，高拱眼睛一亮：“我要用他，去交换一个人。”高拱所说的那个人，叫做赵全。在逃到鞑靼之前，赵全是明军中的一员，他熟悉明军的布防情况，经常带领蒙古军进攻边界，此外他还劝说俺答当皇帝，组织政权和明朝对着干，破坏能量非常之大。在高拱的命令下，王崇古派出了一名使者，前往俺答军营谈判，这名使者的名字叫做鲍崇德。鲍崇德踏入了俺答的营帐，等待他却不是谈判的诚意和酒宴，而是冰冷的刀剑和这样一句话：“你知不知道，之前来过的两个明朝使者，已经被我杀掉了。”“我知道。”鲍崇德从容不迫地回答。“那你知不知道，之前与我对阵的明军将领，也大都被我杀掉了。”“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还敢来？！”“如果我不来，你的孙子就没命了。”虽然俺答摆出了一副坚决不谈判的架势，但鲍崇德却十分肯定，他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虽说他抢了孙子的老婆，和孙子的感情也不好，但无论如何，他绝不会放弃这个孙子。因为在此之前，鲍使者曾得到了一个十分准确的情报：俺答是一个怕老婆的人。虽然俺答有好几个老婆，且生性野蛮，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依然是怕老婆的，特别是那个叫伊克哈屯的女人。这位伊克哈屯大概算是俺答资历最老的老婆，也是最厉害的一个，虽说当时的蒙古部落娶几个老婆很正常，是不是孙女，算不算乱伦也没人管，可偏偏那位跑掉的把汉那吉，就是伊克哈屯养大的。你娶几个老婆我不管，但你赶走了我养大的孙子，我就废了你！于是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俺答的宿营地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幕：满面怒气的伊克哈屯追着俺答跑：“老东西，快把我的孙子要回来，要不就打死你！”俺答终于妥协：“我的孙子现在哪里，情况如何？”“他的近况很好，我们给他安排了住处，你不用担心。”“你们何时才肯放回我的孙子？”“随时都可以。”鲍崇德笑着回答道。“其实我们只需要一个人而已。”然后他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几天之后，穿着新衣服的把汉那吉回到了蒙古，还带来了许多礼物，赵全抓回来了，被凌迟处死。不想这竟然成为一个契机，随后明朝与俺答关系转好，俺答顺势提出要求通贡、互市，恰巧明朝方面也早有此意，可以说隆庆四年的一次偶然性事件竟然促使明蒙之间达成和议，不仅通了贡，而且还在大同开了马市。隆庆皇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的子孙侄分别封为都督同知、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俺答每年向朝廷进贡马匹一次，每次不超过500匹，进贡人数不超过150人，在大同、宣府、山西三镇开设马市。这对长城内外来说的确是一件盛事，蒙古人激动了，俺答汗激动了，长城内外的老百姓都激动了。隆庆五年的和议不仅结束了中断60年的明蒙互市，更是结束了长城内外200年的敌对状态。俺答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严令蒙古各部落去明朝境内骚扰，明廷方面也禁止边军出边攻掠。很快，边疆的贸易开始繁荣起来，大的市镇开始兴起，人声鼎沸、商贾如织，其热闹景象竟然不亚于中原各省。如此同时，一部分蒙古人开始南迁到长城内外过上定居生活，唐元两朝的胡汉杂居景象再次在大明朝出现，长城内外又重现炊烟袅袅、人烟稠密的景象，蒙古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改善起来，边境经常出现两族人民“醉饱讴歌、婆娑忘返”的情景。边境贸易的繁荣，更是带动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大运河也忙碌起来。长城内外既然恢复和平，帝国每年节省的军费何止百万，而且从边市中抽的税也颇为可观，帝国的财务顿时得到改善。第十四章龙争虎斗可是张居正与高拱的关系逐渐出现裂痕，其中比较突出的一次是广西的刁民喜欢占山为王，两广总督李延多次带兵剿匪都失败了。于是张居正提议让殷正茂代替他，殷正茂与张居正同年中举，关系很好。可是高拱不干，说殷正茂徒有虚名，在担任广西巡抚时还贪污受贿。由于高拱与穆宗皇帝的特殊关系，让张居正在与他的较量中一直处于劣势，虽然都是老师，可是性质完全不同，一个同甘苦共患难过，感情刚刚的，一个是后来半道出家，并且大有投机嫌疑，所以站到哪边，不言自明。高拱这人不能容人，一不小心就有被挤走的可能，虽然善于自保的张居正一直把自己保护的很好，使得高拱始终没有让人集体向他开展，面临言官的集体弹劾，但他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于是急切的寻找政治同盟。找来找去，居然太监冯保被他看中。冯保，字永亭，号双林。冯保于嘉靖年间入宫，隆庆初年掌管东厂兼理御马监。冯保有着较好的文化素养，深得嘉靖皇帝喜欢。他在司礼监监刻了《启蒙集》、《帝鉴固说》、《四书》等很多书。到了隆庆年间成为司礼秉笔太监，在太监中级别已经非常高。可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才是明朝十二监中最具权势的太监职位，负责完成明朝国家决策中“批红”的部分。事实上，几乎所有明代的著名太监都出自司礼监。可是高拱和他非常不对路，高拱入阁以后，司礼掌印太监出缺，冯保认为应由自己顶补，偏偏高拱推荐陈洪。以后陈洪又出缺了，高拱推荐孟冲，再给冯保一次失望。因此冯保和高拱结下不共戴天的大仇，于是心存怨恨，并且冯保这个人贪财不假，可是绝不至于像刘瑾、魏忠贤那样坏的一塌糊涂。他也有很多优点，平时对人比较和善，一般没有过节的并不为难，但一旦有过节就会往死里整。因此也想对付高拱，就与张居正结盟，但张居正这个人非常厉害，最厉害的功夫是隐身术，让人搞不懂他的动向，于是严嵩与徐阶争斗，他完好无损。徐阶和高拱的斗争他也没卷进去，甚至和高拱关系不佳时，高拱也没撕破脸皮让人弹劾他。而此时一切高拱还浑然不知。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年仅三十六岁的穆宗因病驾崩，穆宗的儿子，十岁的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冯保假传遗诏“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与内阁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高仪同为神宗顾命大臣。这让高拱很不爽。新的一场争斗很快就开始了。六月初十，小皇帝经过了一系列劝进、辞让的礼仪后，坐上了皇位。当天，高拱的第一封奏疏就到了，是《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上疏共五条，从表面看是指点上朝该如何做，见了群臣应说什么，奏章是如何一个处理程序，等等。关键是三点：一、要求“一切奏章俱发内阁拟票”；二、如果有不经过票拟就“内批”了的，我们必须向皇帝问明白才执行。三、一切奏本都应发下，如果有不发的，那么原奏事者就要面请皇帝发表一个明确态度。这一下子就能看出是针对冯保的。通篇又都是尽心辅佐之意，一句没提冯保。你只要发内阁票拟，我就拟“照准”，然后以皇帝名义发布全国。看你冯保今后还怎么跳？只要这个奏疏一通过，就会有言官一拥而上弹劾冯保，内阁自然票拟“同意”。高拱的奏疏一上，高仪就告病，请假在家休息。张居正在天寿山考察皇陵用地中了暑，回来也歇下了，没来上班。冯保收到奏疏后，偏就是不发给内阁，自己替小皇帝批了六个字：“知道了，遵祖制。”这句话太深奥了，看似批了文字，实际上打了一通太极，什么也没说，玩起了空手道。样一来，高拱的奏疏内容是什么，公众不知道。皇帝接不接受这些建议，没态度。高拱毕竟是官场老手，立即第二手跟上，又上了一奏，请把前一奏赶紧发下票拟。冯保被逼得没有退路，只好在六月十三，也就是4天后将“陈五事疏”发下。高拱立刻写上“俱依议行”，全都按你们说的办！然后在他的指示下，言官立即出动造势。第一波，以工科给事中程文为首，上疏弹劾冯保“四逆六罪三大奸”，皆是滔天之罪。紧接着，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给事中陆树德等先后跟进，一责冯保僭越受百官朝拜，二责冯保升官遗诏为何在先帝弥留之后传出？三责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并未免职，为何就有冯保突然任职？组织任免令何在？他们坚决要求，将冯保交付法司究罪，以正刑典！这下冯保开始惊慌了，赶紧向张居正求助，在张居正的暗示下。六月十五日，紧急面奏小皇帝、贵妃和陈皇后，将高拱曾在内阁说过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篡改为“十岁的孩子如何做天子”，恶告了一状。李贵妃与陈皇后闻言愕然，险些惊倒。就是十岁的小皇帝，也当场失色！冯保见有了效果，自会添油加醋。他又说，高拱欺负太子年幼，想迎立自己家乡开封的周王为天子，企图以迎立之功谋求封“国公”的爵位！同时，冯保把金银散给两宫左右的太监、宫女，让他们也跟着学舌。两天里，后宫舆论滔滔。六月十六日早朝时分，宫中传出话来，说“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高拱兴奋异常。他以为皇上要下诏开掉冯保了。众人立即齐聚会极门。没见着皇上，也没见有两宫，只见太监王蓁奉圣旨出来：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今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夺朝廷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现令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从今往后洗涤思想，忠心报主，如再有这等的，典刑处之。钦此——！这个结果看似意外，实际很正常，高拱虽然掌控内阁，并且在庆隆年间权力极大，可是不要忘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时代完全不同了。冯保看似微不足道，可是却伸手新皇帝的身后李贵妃的信任，而皇帝年幼，李贵妃就代表皇权，相权是斗不过皇权的，所以他并未看透其中玄机。而张居正看到了，所以在这场争斗前就与冯保结盟，然而高拱一直蒙在谷里，甚至想得到张居正的支持，还和他说心里话，大肆排斥冯保，张居正一笑了之，却不知竟然暗藏玄机。吏部左侍郎魏学曾，看不得自己的老师被如此陷害，挺身而出，公然声称：“皇上新继位，为何就驱逐顾命大臣，且诏书出自谁手，不可不明示百官！”他又约诸大臣一起前往张居正家质问。诸大臣不愿去，张居正也以患病避而不见。后来，因这件事魏学曾被降调南京任右都御史，最终，自己辞职了。还有张四维，当时正在外地公干，闻讯大惊，在返京途中走到北直隶的获鹿，即改道前往邯郸，见到了归家途中的高拱。老同事自是一番欷嘘。后张四维又数次给高拱写信，叮嘱老上级万万谨言慎行。官场险恶，什么事都难料。第十五章帝王之师于是张居正成了首辅，可以大干一场，实现自己的抱负了，但许多棘手的事情却又摆在眼前。要好好教育小皇帝，张居正有教育经验，曾经给隆庆当过老师，可是那是一个庞大的讲师团，并且都是牛哄哄的顶级人物，张居正只是这个讲师团中的一个，而且在这个讲师团里按资历和地位他只能排老末。现在才10岁的小万历就接替了皇位登了基。小万历的母亲李太后开始为儿子的教育问题着急了。冯保就推荐了张居正。一个张居正有经验，有才华，这是客观原因，另一个主观感情上，这是政治盟友，所以就推荐了张居正。并且冯保对万历皇帝也十分真诚，一次张居正抓了一只白鸟，采了白莲准备给万历玩，冯保却劝阻了，说他还小，不能让他过多接触这些，以免玩物丧志。张居正连连称赞。万历皇帝从不称呼张居正的名字，甚至不称他的官职，不论人前还是人后都只称张居正为“先生”，而且不论是在私下还是在朝堂上都这样称呼。最重要的是这位小万历同学不仅是在形式上尊师重教，而且在内容与精神上完全能领会这位张老师所传的道、所授的业和所解的惑。在张居正教他练书法之后没多久，他的字就写得非常好了。小皇帝爱上了书法这门艺术，很快就能写出斗大的字来，而且还很有水平。有一天，他很得意地在书法课上写了两个大字，并请张老师评点一下。结果张居正在夸了一番之后却话锋一转说：“一个皇帝，有一些爱好是可以的，但绝不应该在书法这些艺术领域上有太大的偏好，否则精力就不会放在励精图治与治理国家上了，你看当年的宋徽宗，书法独步天下，可是玩物丧志，最终丢掉了大好河山，做了亡国之君，前车之鉴啊！”张居正说了这话之后，这位号称是“十岁天子”的小万历当时就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并最终认为张老师的观点无疑是极有远见的，于是第二天就主动要求取消了书法课，也就不在书法这门艺术领域上多花心思了。要好好培养小皇帝，在培养的过程中，还要让小皇帝不知不觉把绝大部分皇权让渡给他张居正。要改革，仅有相权是远远不够用的。若想压服百官，你必须百分之百代表皇帝。张居正一点一点地教育万历怎么当皇帝。君臣要想常见面，就要坚持早朝制度。明代上朝的时间很早，在每天天亮之前。由于万历皇帝还小，张居正在这上面做了折衷，说皇帝是小孩子，就不必天天早朝了。每一旬只要三、六、九日上朝，其余日子就不上了。这样，就使外廷和皇帝始终有一个沟通机会。宦官的作用，在万历初年被大大削弱了。小万历对各种奏疏都看得很仔细，有前后矛盾的、格式不统一的，都能看出来，亲自予以批驳。他亲笔拟的批复，文字上有理有据、温文尔雅。他处理事务，颇近情理。先帝的遗孀恭妃派人把宫中的金壶偷偷拿回家去，被守门太监举报。万历批示道：“她家贫，赐给她一百金。但先帝赐她的器具，则不能拿出去。”又有文华殿角门的础柱突现“天下太平”四个字，擦都擦不掉。内阁认为是祥瑞，请他去看。万历去看了看，一脸的不高兴：“假的！”为了更好的教育万历小皇帝，定了一个课程表（《日讲仪注》），规定小皇帝除了上朝之外，其余每天上午都要来听课，除非大寒大暑或者风雨，全年一天不停。而且说干就干，八月份就开日讲，到第二年元年新春正式开经筵。这年的，张居正让讲读官弄了一本图文本的《帝鉴图说》，是讲历代帝王“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呈给万历做课外读物，真本书像连环画一样，图文结合，通俗易懂。万历皇帝非常喜欢。万历皇帝天资聪颖，触类旁通。看到《帝鉴图说》上说宋仁宗不喜欢珠宝，他就脱口而出：“国之所宝，在于贤臣。珠玉之类，宝之何益！”这认识水平比他爹可是强了一百倍。张居正连忙跟进，进行荣辱教育：“明君就是要贵五谷而贱金玉。金玉虽贵，但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区区一点点为价却不低，徒费民财，不适于用。《书经》上说‘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就是这个意思。”万历马上想了起来：“是啊，这宫里的阿姨们就是好化妆。朕在年节时赏她们东西，常常要节省一点，她们的话就多，什么‘能用爷爷你多少啊？’朕就说了：‘你们可知道，如今国库里还有多少啊！’”张居正不由感慨万端：“皇上，您只要能这么想，就是国家的至福啦！”张居正还指导万历读了朱元璋写的《皇陵碑》。这是一篇歌谣体的自传，是明朝人忆苦思甜的最佳读本。万历看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对张老师说：“先生给的《皇陵碑》，朕览之数遍，不胜感痛！”张居正便启发他说：“自古以来的圣人，没有一个像咱们圣祖吃那么多苦的。那时候他四处盲流，甚至到了无以糊口的地步。老爷子、老太太去世，竟然买不起棺材。这是上天要圣祖拯救苍生，才让他如此备尝艰辛的。圣祖自淮右起义，动机就是为了救民啊！登了大宝以后，他把所有缴获来的珍奇异宝都毁掉，穿的依然是旧衣服。三十年克勤克俭如一日，到了成仙的那一年，还要召集农村基层的老农与“粮长”，问他们民间疾苦。你知道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只有以‘天心’为自己的心，才能创造宏图大业，传到皇上您这儿。”万历心服口服：“朕不敢不效仿祖宗，全赖先生辅导。”张居正在隆庆末年需要摆平的第二件事，是处理好与李贵妃的关系。李贵妃起自民间，从小生活在京郊宛平，父亲李清是个泥瓦匠，十分热爱劳动。一直到隆庆二年，李贵妃封了皇妃，老人家才收起了瓦刀灰桶。嘉、隆两帝的没出息，让她深感痛心，所以决心把孩子培养成合格帝王。万历读书有时侯偷懒，她就喝令罚跪。且下令不许30岁以下的宫女在小皇帝身边伺候。每次讲课完毕，她都要令万历把内容复述一遍，“以验其记否”。每逢上朝，到了五更时她就走进万历寝室，喊一声：“帝起！”然后让宫女扶起小皇帝，亲手打水给小家伙洗脸，再把他扶上小轿送走。

2014-05-10 11:18:23 作者:周其运 来源：广东校园文学网 10649 0

阳关三叠

一场淅沥的烟雨过后，边塞的清晨，空气清新，经过洗涤的大地也似被精心修饰一番般，有了崭新亮丽的模样。策马执缰，一路缓行，到处都是怡人的气息，闪亮的光彩，几株柳树呈现眼前，粗壮的树干诉说着饱经风雨的古老传言。溢满眼角的绿见证了生命的哲思，见证了季节的流转，见证了时光的荏苒……柳芽虽嫩，柳条却长，姿态万千，错落有致，绿的夺目，绿的优雅，绿的海洋中飘逸俊美，仿佛经二月春风似剪刀的春姑娘的芊芊巧手精心修裁过般……吹面不寒杨柳风，吹醒新发万木春。无尽的绿呈现眼际，不正是春风优雅曼妙的最好写照吗？柳芽虽新，客舍却陈。古朴的建筑，陈旧的面孔见证过太多的车来马往，一路风尘仆仆，或远走风沙滚滚的大漠，去寻求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边塞苍凉，或马踏玉门关，去体验那“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秀丽风光……于是，一切的风尘都化作匆匆记忆，在变幻流转中迁移，但不变的却是那立于边塞的客舍，喜迎四方游人，目送八方宾客，任凭人来人往，客舍永远那样立于柳树之旁……但性情豪迈的唐人不习惯于千叮咛万嘱咐，也不屑于嘤嘤而泣，唯一的真情的流露是把盏言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在默契中，举杯邀明月，对饮畅怀……虽然古人远行，记忆却悠长如许，仿若陈年佳酿，逾久弥香静寂中却传来悠悠鸣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2014-05-10 11:04:56 作者:周其运 来源：广东校园文学网 10635 0

天水情缘

如果不是列车员的提醒，即便入了天水市，也无法知晓列车行驶的正是仅次于兰州的甘肃第二大城市天水……但天水给人留下深刻映象的更多的不是来自车窗外让人怎么也无法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的风情，却更多的源于麦积山中的石窟给人的心灵的震撼……麦积山崎岖险峻，层峦叠嶂，轻装简行尚且不便，但山中却硬是被充满智慧的先人们雕琢出一个个石窟来。攀援凿壁，左右盘桓，带着对佛法的虔诚，带着对信念的执着，不畏艰险，不惧困难，在叮当作响的清脆跃动中，散烁着智慧的火花，也流淌着辛勤的汗水，并最终凝结成了心血的结晶，成就洞窟奇观……这种信念薪火相传，连续数个世纪来，佛像的造型虽在不断改变，唯一不变的却是那种执着与坚毅……谈及佛塑，却是越来越贴近现实中的人的变迁，既是一种思维模式的改变，又是一种心魂的极大的寄托与慰藉……于是佛塑逐渐变得那样平易近人，面容恬静和善，为梦而歌，为生命而歌，心性高洁，飘出魂灵的芳醇与浓香……石窟其实并不孤单，尚有古松苍柏为伴，也有青枝绿叶作陪，在逶迤连绵中风光如画，梦泽芳菲，仿佛一首千古流传的动人诗行，在激情挥洒中洋洋洒洒，情思满怀……虽无缘观瞻洞窟，一领先人智慧风采，却从先人留下的回旋中心灵震撼的余响久久震荡，经久不息……

2014-05-10 11:03:21 作者:周其运 来源：广东校园文学网 10647 0

映山红

红艳的色彩，硕大的骨朵，一起呈现着一道亮丽的光泽，在打朵缱绻中如梦如幻，将一片大地山川装点的喜气洋洋，暖暖的如茶，细细的飘洒……天地如画，情思似诗，有着多情的姿态，有着曼妙的情思，仿若姑娘粉面含羞的美妙，在青春的激情中美丽曼妙，步履款款，婀娜多姿，推开心扉，悄悄拂去心梦的孤独与惆怅，于是心很甜，梦很暖……像歌谣般轻轻摇曳，在奇妙的小船中透着别样的秀美香甜……映山红，映山红一种如歌的生命，一种如梦的精魂，一种不老的青春……

2014-05-10 11:02:46 作者:周其运 来源：广东校园文学网 10651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