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胡赛尼的小说《灿烂千阳》从女性视角诠释了玛丽雅姆与莱拉、阿兹莎由敌对走向友好的生死情谊，是阿富汗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文本，也是21世纪以来世界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文本。强大父权在家庭和社会暴力方面挤压了女性的生存空间，造成她们自我和人性的矮化，处于远离父权话语中心的边缘，成为男性的附属物和私有财产，迷失在父权道德观念设置的陷阱里。但她们的女性意识在反思中觉醒了过来，产生姐妹（母女）情谊，结成女性联盟，作出了顽强决绝的反抗，终于赢得了女性自我和人性的复归，谱写了一曲从迷失走向觉醒和反抗的女性赞歌。胡赛尼构建了和谐完美的男女关系模式，并把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结合起来，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和宽阔的视阈。　　

    关键词：女性；父权制；迷失；觉醒；反抗

2003年，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出版了处女作《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小说凭借精巧玄妙的叙事结构、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震撼感人的故事情节，深深地触动了读者的心灵，获得好评如潮，夺得一系列文学大奖。时隔4年，他的新作《灿烂千阳》（A Thousand Splendid Suns）一经出版就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出版商周刊》、《华盛顿邮报》等纷纷发表书评，认为它是“通俗小说的精品，是一部有关勇敢、荣誉与宽容的书”，是“阿富汗30年历史的揪心记录”，讲述了一个“关于家庭、友谊、信念和因爱得救的极其动人的故事”。　　

如果说《追风筝的人》从男性的视角，探讨了男性世界中阿米尔父子、拉辛汗、哈桑、索拉博之间的默默温情，表达了忏悔和救赎的主题，展现出人性的温情和美好，那么《灿烂千阳》则从女性的视角，诠释了女性世界中玛丽雅姆和莱拉、阿兹莎之间由敌对仇恨走向友好相处的生死情谊。小说以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30多年来阿富汗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如苏联入侵、军阀混战、塔利班专制为背景，讲述了阿富汗妇女凄婉动人的从女性自我和主体的迷失走向觉醒和抗争的故事，一个“关于不可宽恕的时代，不可能的友谊以及不可毁灭的爱”的感人故事，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是阿富汗文学史上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文本，也是21世纪以来世界文学史上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文本。　　

毋庸置疑，胡赛尼对于女性的描写是非常出色和成功的，他对于女性的情感经历、心理起伏有着如此深刻全面的理解和透视，成功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而这一切竟然出于男性之手，不能不让人在惊讶的同时深为叹服。那么，身为男性的他，究竟表达了怎样的女性思想？有什么独到之处？　　

一、家庭与社会暴力双重父权压迫下女性自我和人性的迷失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者阿德里安•里奇认为女性处处都处于父权制的控制之下：“父权制指一种家庭——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体系，在此体系中，男人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或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来决定妇女应起什么作用，同时把女性处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概言之，父权制是通过家庭和社会（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架构来运转的。通观整部小说可知，几乎所有的灾难和不幸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父权制造成的：无论是娜娜、玛丽莱姆还是莱拉、阿兹莎，乃至男人，他们的悲剧人生和悲惨遭遇都是由家庭里的父亲、丈夫的蛮横暴力和代表男性意志的政府和军阀贪污腐化、争权夺利而导致的。　　

父权制的力量是强大的，尤其是在阿富汗这样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它的影响更是幽灵般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每个女性的一生，不招即来挥之不去，无时无处不在。《灿烂千阳》中，女主人公玛丽雅姆和莱拉，正是在强大的父权制从家庭和社会暴力双重压迫和渗透下一步步迷失了自我和人性，丧失了人格的主体性和完整性。　　

家庭暴力：西蒙•波娃在被称为“女权主义的宝典”的《第二性——女人》中认为：“婚姻，是传统社会指派给女性的命运。”她反对妻子作为“满足男人的性欲并照顾他的家务”的家庭意义。如果在某种意义上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家庭则是造成女性苦难的无底深渊。　　

一般而言，人生下来便生活在一定形式的家庭中，这似乎是不可逃脱的宿命。对于玛丽雅姆来说，她的出生似乎就意味着厄运的开端：作为扎里勒与仆人娜娜的私生子，被扎里勒堂而皇之地赶出家门。虽然扎里勒经常给她带些玩具和礼物，带来兴奋和期待，是她“最最最想见到的人”。然而在她去找他时，他撒谎说不在家，让她露宿街头，当真相大白时，她流下了“悲哀的”、“愤怒的”、“梦想破灭的”眼泪，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梦想碎了一地。祸不单行，回家后，她发现了娜娜的死，更感到震惊和深深的自责。这些犹如一个重磅炸弹，振聋发聩，“爱和希望”破灭了，她幡然醒悟，认识到娜娜的话的深刻性：“就像指南针总是指向北方一样，男人怪罪的手指总是指向女人。”“男人的心是一种狠毒的东西，它不像母亲的子宫。它不会流血，它不会为了给你多点空间而扩张。”童年的伤害和阴影，哈拉米（私生子）的羞辱身份，“爱和希望”的破灭，娜娜的尊尊教诲和忍辱负重、不敢反抗的行为，在她幼小的心里播种下了忍耐的种子，扭曲了她的价值观念，并刻骨铭心地烙印在了她的心灵深处。　　

扎里勒在妻子们的纠缠下，半推半就地逼迫15岁的她嫁给了40多岁的拉希德，仿佛这是一次物品交易，而她只是一件待处理商品，“是她们的耻辱的一个会走路、会呼吸的体现”。正是由于这一纸婚约，让玛丽雅姆和拉希德组成一个家庭，表面上她从父亲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实际上却走向另一个更为黑暗的深渊，一个痛苦绝望的无底洞。　　

1848年美国首届女权大会认为，婚姻是女性自由的坟墓：“他把她的个人权利剥削殆尽，他夺去了她所有的财产权……她在婚姻这个契约的约束下，被迫服从于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实际上成了她的主人——法律赋予他剥夺她的自由、对她惩罚的权利……他窃取了耶和华的特权，宣称限制她的活动范围是他的权利，而这权利本来应当属于她的良知和她的上帝。他竭尽努力去摧毁她对自己能力的信念，去削弱她的自尊，迫使她心甘情愿地过那种依附于人的悲惨生活。”正是在这一纸代表男性权利和意志的婚约的约束下，玛丽雅姆的苦难开始了。　　

拉希德作为家长，有稳定体面的工作，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而她则在家里做家务。“就两性的活动而言，性的角色决定由女人从事家务和照料孩子，而人类的其他业绩、事业和抱负却是男性的份内事。分配给女性的有限的角色趋向于让她们停留在生物体验的水准上。结果是，几乎所有能够被描述为真正的人而非动物的活动（因为动物也以它特有的方式在生育和照料幼仔）都保留给了男性。”正是因为夫妻双方这种不同的分工形式，决定了拉希德作为家长的地位，而玛丽雅姆只是附属物，他可以无偿占有她的劳动（不必像资本家对工人支付工资）和身体，把她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作为性欲对象和生育工具。　　

拉希德对玛丽雅姆是比较严厉的，刚嫁过去就约法三章不能哭、不能会见客人、外出要穿布卡（这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是“残酷行为和野蛮行径”）。尤其是在她流产后，他渴望得到儿子的希望落空了，便经常对她发火、挑剔、指责、嘲弄，甚至辱骂、毒打，她不仅要承受失去孩子的痛楚，还要忍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暴力，这让她“心怀恐惧”、“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对自己“毫无信心”，一味地转向妥协与容忍，“自认命苦、忍辱负重、隐藏着无尽悲哀”，娜娜遗传给她的忍耐的“魔鬼”发作了。尤其是七次流产，让她毫无立足之地，她拼命屈就自己去讨他的欢心，却得不到满心渴望得到儿子的拉希德的认同，反而遭到嚼小石头的兽性的惩罚。　　

总之，正是在童年阴影和家庭暴力两个方面的父权制的强大攻势面前，玛丽雅姆被“禁锢”在家里，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只有依靠讨好他才能生存下去，从而沦为他的附属物和私有财产，她的自我和人性遭到驱逐、挤压甚至粗暴的蹂躏践踏，一步步走向萎缩和干瘪，最后只剩下一具形容枯槁的干躯，成了父权制的牺牲品。灵魂深处沉积的陈腐的“忍耐”观念压得她透不过气来，让她迷失在父权道德观念设置的陷阱里。　　

如果说，玛丽雅姆自我和人性的迷失更多的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忍耐和妥协，那么对出生书香门第、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莱拉而言，则更多的是来自外在社会的压迫和暴力。　　

与玛丽雅姆的相貌平平、卑微和贫寒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莱拉是一个“美女”、“风华绝代”、“倾国倾城”，家境比较殷实，父亲很开明，提倡男女平等，“除了她的安全之外，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她的教育”，不仅送她去上学，还通过带她参观巴米扬大佛和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传授民族观、国家观、妇女观；加上家里妈妈比较强势，经常“欺负”爸爸，自己从小与塔里克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即便是遭到男生欺负，也有塔里克代为摆平，这些都为莱拉形成正确的男女观、人生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应该说，她的人生词典里是没有“不平等”、“压迫”之类的概念的。　　

然而，混乱的政治局势却扰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战争先后带走了她两个哥哥和父母的生命，剩下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因为怀着塔里克的孩子，环境又很危险——“到处都有子弹和火箭弹在飞来飞去。她可能被拐卖、强奸，或者被人割开喉咙，扔进路边的臭水沟”，更主要的是被拉希德施计蒙骗以为塔里克已经死去，她才无奈屈就自己嫁给了拉希德，为他牺牲“品德”和身体。　　

或许是因为莱拉的美丽，拉希德尽量投其所好、威逼利诱，甚至不惜让玛丽雅姆做她的下人，极尽讨好巴结之能事。尽管莱拉一度是“拉希德宫殿中的皇后”，但仍然避免不了沦为泄欲和生育工具的厄运——莱拉生下女儿阿兹莎，拉希德的儿子梦再一次泡汤，她“失宠”了，较之玛丽雅姆不能生育，这“更加不能得到他的饶恕”，她的苦难由此开始了。　　

虽然玛丽雅姆和莱拉一开始关系有点紧张和不快，但是共同的命运，让她们摈弃前嫌，联合起来，并肩战斗，甚至共同谋划出逃。然而她们遭到了陌生男子的出卖，被政府强制带回拉希德家里，暴跳如雷的拉希德二话没说就是一顿暴打，把莱拉母女囚禁在炎热的房间里，两天两夜不给食物和水，玛丽雅姆也被打得遍体鳞伤。残酷的家庭暴力、孩子的负累、社会环境的危险、意中人已死的错误认识，让本来性格倔强泼辣的莱拉“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正如米利特所说：“就像任何寄生于其统治者的群体一样，妇女是一个靠剩余物存活的附属阶级。由于她们生活于边缘，这常常使她们趋于保守。因为，就像所有处在她们那样境遇（一个经典例证是奴隶）的人一样，她们将自己的生存与养活她们的人的昌盛联系起来。”在遭遇战乱和干旱双重灾害的日子里，一家5口人的生活完全靠拉希德工作来艰难维持，而无情的火灾烧毁了拉希德的鞋店，他们的生活完全陷入困境，最后莱拉不得不忍痛割爱把阿兹莎送到孤儿院抚养。正是在父权制强大的势力面前，在残暴的政治统治和严酷的家庭暴力双重压迫下，女性成了男人的卫星，成为傀儡和玩偶，被迫围绕着男人转，失去了个人的主体性，也失去了自我，跌入了自我和人性迷失的深渊，成为了任人宰割的“沉默的羔羊”。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男权制的主要定制是家庭，它反映和联系着那个大社会：它是男权制大社会中的男权制小单元。通过在个人和社会之间进行斡旋，家庭在政治和其他权威不充分的场所促成顺应和实施统治。……男权制通过各位家长对公民实施统治时，家庭还让自己作为这一统治的一个单位发挥作用。”米利特的这一认识非常具有洞见性：当玛丽雅姆和莱拉带着阿兹莎出逃未遂时，政府把并没有对她们进行惩罚，而是以“不干涉家庭私事”为由，把她们送回家里，由拉希德实施惩罚，这表面上可以看作是拉希德在处理家庭私事，对“犯了错误”的妻子进行处罚，事实上，政府是把处罚的权利交给作为家长的拉希德，他实际上是政府的帮凶、爪牙，充当了政府严刑酷法的执行人的角色。“这个见鬼的国家没有一个法院会为我所做的事情判我的罪”更让他有恃无恐，这一针见血地暴露了父权制下政府和家庭互相勾结的阴险勾当，政治压迫和家庭暴力双管齐下，狼狈为奸，共同戕害着阿富汗广大妇女的身体和灵魂。　　

社会暴力：父权压迫不仅体现在家庭暴力上，更体现在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社会（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等）暴力中，这正如人是通过两条腿平衡着行走的。如果说，拉希德的家庭暴力从微观的层面上造成了两个妇女的悲惨命运，那么代表着父权意志的社会（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等）则是在宏观层面上造成阿富汗妇女儿童乃至包括男人在内的所有悲剧的根源。外族入侵让阿富汗损失惨重：苏联军队杀了一百万人，数字之大令人触目惊心。反击苏联胜利后，圣战组织也变了质，为了争权夺利不惜重燃战火，成为杀人机器，在四年时间里仅在喀布尔就杀了一万五千人，让阿富汗重新陷入苦难的深渊。　　

政治方面，政府贪污腐化，实行高压统治：“腐败的、贪得无厌的圣战组织将领，武装到牙齿，靠海洛因发财，彼此宣战，滥杀无辜”，“各个派别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谋杀、抢劫、强奸、严刑拷打、处决、轰炸、彼此发射成千上万的火箭弹、难以计数的平民百姓在他们的交火中死于非命”；塔利班上台后更是颁布了严刑酷法，实施高压统治，制造白色恐怖。社会方面，秩序极度混乱，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火箭弹如雨水般降落在喀布尔”、“强奸被用来惩罚市民和奖励士兵”、“每个拐角都有军犬和强盗”、“几个总统在喀布尔上任又被谋杀”，总统权贵尚且难以保命，遑论黎民百姓？对妇女更是采取严厉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控制：禁止工作，要求蒙面不能露出面孔，严禁在没有男性亲戚的陪同下出远门，以石刑严惩通奸，妇女医院经费被贪污或者挪用到男子医院，导致设备极为简陋……阿富汗仿佛已经沦为杀人的屠宰场，沦为恐怖的埋葬场，沦为万劫不复的人间地狱，几乎“每个人的故事都充满了死亡、失去和无法想象的悲哀”。　　

“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定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西蒙•波娃的这一论断可谓独到与深刻，在父权压迫下，不仅“形成”了“女性”，更带来了女性的灾难。通观玛丽雅姆和莱拉的悲惨人生和命运，不难发现，所有的痛苦和灾难都是在父权意志下的童年阴影、家庭暴力、社会恐怖、战火纷飞、政治高压、性别歧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造成的。“这个世界是男人的世界，法律是男人的法律，政府是男人的政府，国家是男人的国家”，而女性完全沦为男性统治的对象，她们生活在男性的阴影和淫威之下，地位被父权制度所歪曲，处于远离父权文化和话语中心的边缘地位，成为男性的附属物和私有财产，从而使她们的存在仅仅是“作为符号的妇女”，而非女性自我与人性的存在。她们也曾经试图反抗，可是“在男权制下，孩子和母亲的地位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依附于男人的地位。并且，由于男人的这一重要性不仅仅是社会性的，还涉及她的依附者赖以生存的经济权力，男性在家庭内部（和外部）的地位，无论在物质或意识形态上，都是十分稳固的”，这些反抗分散地微乎其微，丝毫不足为虑。没有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残酷暴力、法律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压迫、社会战乱动荡不安……这完全是一个“男人的社会，法律是男人写的，起诉人和法官都是男人，他们从男人的立场出发判断女人的行为方式，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女人不可能忠实于自己”，强大而稳固的父权制让作为个体的妇女无法也无力抵抗，最终陷于女性自我和本性迷失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玛丽雅姆和莱拉的痛苦遭遇折射出阿富汗万千妇女的悲惨命运，也是阿富汗所有苦难的一个缩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