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萍向吴飞赠送礼品

吴飞在讲座中

讲座现场

　　4月19日，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吴飞主讲的著名教授论坛“公共传播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学术意义探析”在南校教学楼E305举行。副校长陈德萍作为嘉宾出席本次讲座，并向吴飞赠送了纪念品。讲座由新闻学院院长郭光华主持。

    传播的力量

　　为什么要研究传播？因为它具有无穷的力量。比如，微博。“人大一些教授说，微博是传播谣言的地方。这纯属胡说，我认为微博是揭露真相的天堂。”讲座一开始，吴飞就强调了微博作为一种公共传播工具的重要作用。

　　微博集中传什么，老百姓私底下也就议论什么，这就是传播的力量。公众对社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因为我们的参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讲真话，中国才会进步。”

　　但普通民众怎样才能让自己的想法昭然于天下呢？这还是要靠传播。吴飞举例说：“比如我写了一篇文章，单放在那，可能只有10个朋友能看到；办个讲座讲，可能只有100个人听，这样就会造成‘学术萎缩’，没多少人能知道我的想法。但如果我发到微博上，效果就不一样了。”公共传播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可见一斑。

　　“尽管，从郭美美到薄熙来，我们可以看出公共传媒的力量有多强大。但长期以来，公共传播研究并未受到广泛重视。”吴飞表示，在社会转型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激烈，要想改善公民的社会生活，传播学家必须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传播学怎么了

　　吴飞指出，作为一个理论形态，传播学虽然一片繁荣，但远没有获得学术的尊严。他提到，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专家指出传播领域几个隐忧：其一，是传播科技的不断发展，大学往往因新兴科技而增设系所，使得发展整合性传播理论更困难；其二，大学经费日渐拮据，威胁这个领域的存续；其三，深受实务传统影响的传播学界，理论发展犹嫌不足。

　　学者的担心，似乎在今天变成了现实。新媒体尤其是网络的飞速发展，让新闻传播学多少有些无所适从，一些院校创办新媒体专业，一些则推出了媒体融合专业。如2010年底美国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更名为“梅迪尔新闻、媒介与整合营销传播学院”。西北大学著名传播学教授罗伯特·海瑞曼解释说：这是新闻专业主义向媒介融合时代的商业利益臣服的标志。“如今的媒体大概分两种：一种为政府服务；一种为企业服务，说到底就是谁掏钱就为谁服务。”吴飞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媒体的功利。

    突破传播学中的问题

　　社会学家不该是社会生活的旁观者，而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只有通过能动的干预手段介入社会生活，社会学家才能形成关于行动者的真切知识。也就是说，社会学应该被带入到与公众的对话中，从而达成与公众的双向交流。

　　借助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吴飞提出，要突破传播学存在的问题，首先须弄清两个问题。一是，传播学是为了谁？吴飞指出，当前中国高校的研究目标更多是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并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这股形式化的职业主义迫使学者用外国的范式来研究本国的问题，使他们负责的对象变成了外国学者，而不是本国读者。”二是，传播学是为了什么？我们将传播学划分为四个类型，即专业传播学、批判传播、政策传播学和公共传播学。公共传播学，是基于公共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参与各种社群实践活动，为人类的权利的平等、社会公正和民主参与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支持和策略支持。“说白了，公共传播学就是为公众服务，和公众对话的。”

吴飞表示，中国传播学家真正进入社会实践者少。大多数传播学家很少进入现场，通过自己的知识来化解社会矛盾。布洛维曾说：“尝试了解支配的底层生活是改变的第一步。这是一个有益身心的洗礼。或许所有的学者都应该有类似的经验”。吴飞认为对于中国的传播学者来说这样的衷告来得正是时候，他呼吁中国的传播学家都应走出书斋，走进鲜活而复杂的社会生活，传播学术知识，培养社会公民，并改造社会。 

附：主讲人简介

吴飞：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教育部新闻传播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特聘教授、浙江传媒学院客座教授。

（来源：广外新闻网  文字记者付心成  图片记者王雨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