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个人作品列表
树枝抽绿，花儿吐香的时节，我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神禾塬上，拜谒了人民作家柳青和夫人马崴的合葬墓。站在墓碑前，我想着柳青独树一帜的创作生涯和他对我国文学事业的杰出贡献，想着马崴为此所作的全部牺牲，禁不住湿润了眼睛。为了探寻他们生前的足迹，我离开墓地，到皇甫村等地采访，许多老伯、大娘和干部群众深情地向我讲述了柳青和马崴的往事。1952年秋季，已蜚声文坛，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我国文学新秀柳青，偕同新婚不久的妻子马崴一起到长安县深入生活，并在该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一住就是14个春秋。柳青曾兼任长安县委副书记；马崴曾任皇甫乡党支部副书记兼文书、王曲区委副书记兼团委书记。柳青曾帮助王家斌（《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生活原型）的互助组建立合作社。从开始酝酿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讨论社章、土地入股、牲口折价、评工记分，以及对每个入社对象的审查，他都参加。经常天不亮就从住地步行3里多路赶到王家斌门前，隔着窗户把他叫起来工作。王家斌告诉我，柳青是著名作家，又是10级高干，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他不仅把该书基本稿费和印数稿费一万余元全部捐献给皇甫村所在的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而且为他所在的生产队架电线花去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他不仅认真生活，而且创作的态度也很严肃认真，有些作品光开头就重写30多遍。他说，作家贡献给人民的作品，既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又要对生活有真知灼见。要达到这一步，必须有一个艰苦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他的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等作品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皇甫村的干部、群众都说，柳青做人、做文，堪为一代楷模。马崴在沈阳长大，大学毕业，在西北党校工作时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柳青结婚并到皇甫村落户后，一面积极参加农业社的各种活动，一面搞社会调查，为柳青的创作搜集素材、清抄稿件、处理来信、接待来访，逐步成了柳青的得力助手（后来组织上正式决定她为助手）。她比柳青小12岁，但与他志同道合，相爱深沉。原王曲区委书记（后在长安县委农工部工作）孟维刚告诉我，柳青生前曾对他说，马崴忠厚善良，贤慧勤劳，集中国妇女美德于一身，又精明能干，实在难得。柳青不善于接触女同志，马崴就替丈夫在这方面深入生活。为了让柳青塑造好徐改霞这个人物，马崴多次去生活原型家里，一面帮着做活儿，一面了解情况。一次，还在生活原型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柳青说，《创业史》凝结着我同马崴两个人的心血，写完4部之后，我将在后记里说明这一点。遗憾的是，连第二部都没写成，马崴与柳青就先后离开了人间。“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使柳青受尽摧残。造反派一再威逼马崴，要她跟柳青“划清界限”，揭发问题。马崴不仅没有那么做，还尽最大努力体贴、照顾患难中的柳青。他们家被抄、工资被扣发后，每人每月只有12元生活费。为了给柳青看病买药，补养身体，马崴每顿饭只吃一点咸菜，连口炒菜也舍不得吃。1969年在“九大”召开期间，柳青被宣布为“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之一。对柳青的批斗升级。造反派又逼着马崴与柳青“划清界限”，并给她面前摆了两条路：一条是，尽快揭发、批判柳青，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另一条是，如不对柳青“反戈一击”，就准备上批斗场，接受批判。并限时要她答复问题。马崴不愿违背良心保全自己，在“限时”到来的前几个小时，含恨离开了人世。柳青得知马崴先他而去后，禁不住老泪纵横，哭道：“这实在是抽了我的筋哇！”马崴用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表达了对人民作家柳青的忠贞不渝，对“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抗议。噩耗传到皇甫村后，干部、群众十分悲痛，洒着眼泪说：“多好的人哇，太可惜了！”直到现在，老年人提起马崴，还忍不住潸然泪下。他们说，马崴心地善良，敬老怜贫，为我们社员排忧解难，常常是“雪里送炭”。社员董士信噙着眼泪说，1962年，他的两个小姑娘都患了黄疸性肝炎，由于无钱治疗，病情不断恶化。马崴知道后，先来他家了解患儿的病情，接着专门赶到城里，用自己的钱买了特效药，送到他家治好了两个孩子的病。董士信的两个女儿提起马崴，总是深情地说，她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哇！柳青同马崴生前扎根皇甫，与干部、群众相处得亲密无间；他们去世后，就被合葬在当地已故农民墓地附近。他们的精神和品德同巍巍秦岭、滚滚渭水一样，将永存于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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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天，记者在郑州采访了当年为毛泽东主席伴过舞的几位“黄河人”，她们怀着十分怀念的心情，讲述了自己终生难忘的情景。为纠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刮起的浮夸风，经毛主席提议，1959年党中央在郑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会议经过热烈讨论，统一了这个方针，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中央郑州会议期间，有关部门在郑州市一些单位挑选一批政治素质好、舞技娴熟的女同志，在中央领导人休息娱乐时为他们伴舞。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有4位女同志被选中，记者这次采访的是仍在郑州的王振修、陈培兰、盛凤珠。王振修退休前是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她沉湎在往事的回忆中，把记者的思绪带到了过去的岁月。王振修原来没见过毛主席，为有机会见到劳动人民的大救星而激动不已。一天傍晚，她和其他舞伴在河南省委小礼堂舞厅内，随着欢快的舞曲翩翩起舞，等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到来。大约7点钟，舞厅里的灯光全成了红色，正播放的别的舞曲随即转换成《东方红》乐曲，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来到了舞厅。当毛主席伟岸的身躯出现在眼前时，王振修仿佛做梦一般。有关人员忙提醒她，快请毛主席跳舞。王振修便走上前邀请毛主席。当时她的心情既激动又紧张，心都快提到嗓子眼儿上了，只害怕出一点差错。但她毕竟舞技过硬，竟一步不乱地和伟大领袖跳得十分和谐。在悠扬悦耳的湖南民歌《浏阳河》乐曲伴奏下，毛主席边与王振修跳慢四步，便操着浓重的韶山乡音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在哪儿工作？她回答，叫王振修，24岁，在黄委设计院当绘图员。毛主席说振修这名字不错，若叫修身更好。又说，绘图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适合女同志做。毛主席还问她，结婚没有？王振修回答说，已经有了一个小孩。毛主席问，爱人在哪儿工作？她回答，在黄委，是王化云主任的秘书。毛主席笑着说，你们都是治理黄河的啊！为毛主席伴过舞的当天晚上，王振修兴奋地半夜睡不着，只一个劲儿地给丈夫讲述为毛主席伴舞的情景。她丈夫也盼望能见到毛主席，后来在毛主席接见省直机关干部群众时，他实现了愿望。为毛主席伴舞的乐曲，一首是陕北民歌《东方红》，另一首是湖南民歌《浏阳河》。毛主席只跳慢四步交谊舞，一般每晚仅跳3、4支曲子。中央这次郑州会议开了10天左右，王振修好几个晚上8时前都为毛主席伴舞，8点以后，毛主席进行工作。一次舞间休息时，王振修拿起茶几盘里一只苹果用小刀削皮，准备给毛主席吃。她削了一会儿，还没削好。毛主席看着她，笑道，你这“黄河”削苹果不在行，我削给你看。说着，毛主席拿过苹果，很快削好，然后一分为二，一半留给自己，一半递给王振修。陈培兰退休前是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她说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丰功伟绩，我们永远铭记；同样使我忘不了的是，他老人家给我留下的慈祥、随和、亲切的印象。为毛主席伴舞，陈培兰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她心里也不免有些紧张。第一次给毛主席伴舞，毛主席问过她的姓名、年龄，也问她在那儿工作？陈培兰回答说，在黄委工作。毛主席问她是哪里人？陈培兰答道，我是武汉人，在华南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郑州工作。毛主席说，武汉是四大火炉之一，那地方热得很，所以，你们武汉人耐热。陈培兰只是笑，不知道说什么好。毛主席见陈培兰还有些拘束，又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接着毛主席风趣地说，从前，有个人死后到阎王那里去报到，阎王下令把他扔进油锅里炸。在热腾腾的油锅里翻上翻下炸了半天，那人竟然没事一样。阎王很奇怪，问他，这么烫的油锅烧不着你，怎么回事？那人对阎王说，你不知道我是武汉人，不怕热嘛！毛主席讲的这个故事，逗得陈培兰“咯、咯、咯”笑了起来。从此，她再没有了紧张感。陈培兰回忆说，毛主席记忆力很好。当时黄委还去了一位叫朱秀雁的同志为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伴舞。毛主席第一次见她问知她的姓名后，说，朱秀雁，我把你的名字改为“红色的大雁”吧！第二次以及以后再见朱秀雁时，毛主席很快就记起来了，叫她，红色的大雁！盛凤珠给毛主席伴舞时，毛主席也问了她的姓名后，又问，多大啦，在哪儿工作？她答，22岁，在黄委工作。毛主席说，听口音，你不是河南人。盛凤珠说，我家在江苏无锡。毛主席笑道，无锡山中无锡（没有锡）哇！旋即又道，你们那儿是鱼米之乡，怎么到河南来了？盛凤珠回答说，我是应招到开封黄委航训班学习，然后参加治黄工作的。毛主席关切地问她，到河南来习惯不习惯，适应不适应？盛凤珠说，为了治黄事业，我习惯了。毛主席赞许地说，不容易哇！斗转星移，岁月悠悠。但老百姓对毛主席的怀念却与日俱增，毛泽东热一再持续升温。记者请王振修、陈培兰、盛凤珠这3位老同志谈谈对此的感受。她们深情地说，毛主席是中华民族尊严的象征，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领导下，创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扬眉吐气站了起来。毛主席始终与劳动人民同甘苦、心连心，就像《东方红》歌里唱的那样：“他是人民大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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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语：1992年春天，我在北京修改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剧本期间，访问了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张秀山同志，同年6月14日的《郑州晚报》发表了该访问记。现将此稿放在这里。一个风和日暖的上午，我按约定时间，来到北京木樨地一栋高层公寓，乘电梯上到6楼，叩开中顾委委员张秀山的家门。张秀山是陕西神木人，早年参加革命，时年已81岁高龄，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五十年代行政级别定为四级，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张秀山曾在“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对刘志丹有很深的了解。他说，刘志丹是陕北人民的优秀儿子，是中国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为中国革命赴汤蹈火，奋斗终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精神和品格，永远值得弘扬光大。张秀山同志还讲了刘志丹的一些往事，尤其对志丹同志清正廉洁，一尘不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作风推崇备至。张秀山同志在刘志丹精神和品格影响下，在几十年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了一个红军老战士的本色。说起来，也许让人难以置信。他的一个儿子及儿媳妇在沈阳一家工厂当工人多年，而且住房困难。张秀山曾在辽宁工作过较长时间，不能说没有“熟人”。儿子、儿媳也希望父母能说句话，帮他们改善一下工作和生活条件。张秀山同志却语重心长地劝导他们，要把自己看作是老百姓的子女，好好工作，不要依靠父母。儿子及儿媳终于理解了父亲，便无怨言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都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在我们交谈中，张老的夫人、78岁的程帆同志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张老的一些事情。如，近年来，张老不顾年事已高，和伍修权等同志参加了《辽沈战役》一书的领导和编审工作，这部百万字的书稿，张老认真、仔细地审阅了好几遍，以至累倒在病床上。程帆同志还把这部已出版的、分上下两册装订的精装本拿到会客室让我翻阅，而对这部浩瀚巨著，我对为它付出心血和辛劳的作者、编审者肃然起敬。不觉已过去了两个小时，我起身告辞，张老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儿执意留我共进午餐。临别时，我衷心祝愿两位老人家健康长寿。原载1992年6月14日《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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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脚跟长满荒草的平台上，一处没有围墙破败的小院里，爬满青藤的崖面下有两孔陈旧的土窑洞，左边窑洞的门窗看上去快要腐朽，门开着；右边窑洞没有门窗，里面除堆放柴草，一头驴拴在料槽前的木桩上。院子的主人钟胜利是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他躺在左边窑洞的土炕上，不住地咳嗽着。一个穿着白衣的小伙儿手提药箱走进院子，叫道：“中央军，打针喽！”旋即走进钟胜利躺着的窑洞里。“麻烦你们了！”钟胜利又咳一下，从炕上爬起来，抹了把昏花的老眼，望着白衣小伙儿，叹口气，道，“拜托你们别叫我‘中央军’，这‘中央军’的称号，好让我伤心。”那么当地人为什么称钟胜利为“中央军”呢？钟胜利1909年生在西北他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父母早亡，他20多岁时，被国民党中央军抓壮丁，成为中央军的一个士兵。在抗日战场上，钟胜利击杀日本鬼子，英勇顽强，打过一些胜仗；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开战，钟胜利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一见“共军”，立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解放军给他发放路费，他就回到家乡务农。可家乡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复转退伍军人有各种优待，而对加入过国民党中央军的钟胜利却没什么照顾，尤其在“文革”中，有人还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给他家的门上贴大字报。钟胜利为人老实木讷，不善言谈，几十年来，逆来顺受，与世无争。他没结过婚，中年时在山里打柴，捡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婴，含辛茹苦将她养大。他年过花甲时，养女嫁到距这儿几百里的一个地方。虽然养女比较孝顺，但交通不便，一个月也难得回来看他一次。已载《中国作家网》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本文作者程占功，退休前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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