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途经山东阳谷县城,穿过宽阔的、古色古香的仿宋街,去狮子楼参观。目睹蔚为壮观的狮子楼,不能不去闻名遐迩的紫石街看看。倘若没有紫石街,哪儿会有狮子楼的气派?!然而问了许多路人,居然都不知道紫石街在哪儿。终于有两个老头儿指着狮子楼南面一条小巷:从那儿下去,见一个路口,向西便是。既窄且旧,与恢宏大气的仿宋街形成强烈反差。这就是紫石街,这就是当年武大郎挑着担子吆喝“卖炊饼喽”、“卖炊饼”的地儿,这就是潘金莲、王婆、西门庆相互勾结残害武大郎从而也使她(他)们走向灭亡的所在。到了紫石街,就要去看看当年武大郎、潘金莲、王婆住的地方。问了小街两边门外抱着小孩的妇女抑或聊天的老人,竟然也都不知道。又问了这条街上一些单位的工作人员,有人摇头,有人回答曰,有关武大郎、潘金莲、王婆的遗迹没有保留。一部《水浒传》使阳谷名扬天下,也使武松、西门庆、武大郎、潘金莲、王婆人所共知。我想,阳谷重建和维修狮子楼,或许是英雄武松在狮子楼除掉恶霸西门庆,为人称道而为;没有保留紫石街上武大郎、潘金莲、王婆的遗迹,是不是武大郎虽然令人同情,但不失窝囊;而潘金莲、王婆则千夫所指,遗臭万年,不应保留。但是若从悲剧的角色看武大郎,从反面教员看潘金莲和王婆,他(她)们的遗迹,亦可保留。
彭德怀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广为人知,然而他的生活方面,人们知道的不是很多。现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原宁夏军区副司令员陈阳春等前辈讲述彭总生活的往事,与读者分享。一1948年冬天,我军攻打山西太原时,总指挥徐向前同志病了,彭德怀同志奉命从河北石家庄赶去接替徐向前同志。途经榆次时,彭总路过留守在这儿的第七纵队第三师的后勤部,后勤部长朱京波不认识彭总,便问他从哪儿来?回答说,是从石家庄来的。朱京波说,你们辛苦了。随即让炊事员炒了些鸡蛋、豆腐,并做了米饭,热情接待。吃饭间,彭总边吃边说:“今天我们的饭比地主吃得还阔哇!”饭后,彭总和警卫员收拾起身。朱京波指着彭总,问警卫员:“这位首长是谁?”“是彭德怀司令员。”警卫员告诉他。“多亏我们这两天刚买来些鸡蛋和豆腐,要不叫彭总怎么吃呀!”朱京波说。“你要是再炒上几个菜,就要挨批评了。”警卫员告诉朱京波,“彭总在生活上十分俭朴,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战士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朱京波很感动,为彭总送行时说:“你很辛苦,我们应该尽心招待。”彭总说:“同志们都一样辛苦。”然后对朱京波笑了笑,骑上马朝太原赶去。(原宁夏军区副司令员陈阳春讲述)二1947年7月,在西北野战军三军七师攻打陕北清涧胡宗南24师前夕的一天晚上,正下着蒙蒙细雨。这时候,彭总带着警卫员、秘书和参谋,来到清涧东关我七师20团阵地察看地形。当时任副团长的高东生陪着彭总看过地形,彭总还详细询问了20团的战前准备情况。然后,高东生带彭总一行到团部吃饭。这顿饭是大锅蒸的黄米饭和大锅烧的猪肉、洋芋菜(团里刚杀了几头猪)。彭总正吃饭时,忽然问道:“战士们吃的是什么?”高东生同志说,“和我们一样。”彭总听了很高兴,说,“你们这是贺老总的作风,有福同享,有苦同当哇!”(高东生原在贺龙同志领导下工作过)吃过饭,彭总还到连队看了看,见确实同团部吃的一样,欣慰地走了。(原兰州建设兵团副司令员高东生讲述)三1949年秋天,天气还热,彭总率领第一野战军向兰州挺进,野司总部路经张家川休息时,总务处的同志买了两个西瓜,用盘子端来,请彭总吃。彭总问:“别的同志吃到了没有?”“这儿西瓜不多,我们正设法买。”总务处的同志放下盘子,拿起菜刀,准备给彭总切西瓜。“别切,把西瓜端到伤病员那儿去吧!”彭总说着,就把盛西瓜的盘子端起来递给总务处的同志,又特别嘱咐,“一定要送给伤病员吃。”望着彭总那坚定、和蔼的神色,总务处的同志只好端走了。(原甘肃天水军分区司令员王根发讲述)(原载《中红网》)
程占功很多读者知道,王汶石是一位带着微笑观察生活、反映生活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以清新、向上的魅力,把读者引进崇高的精神境界。但是,关于他的经历,他的家庭,他的伴侣生活,却鲜为人知。为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个初冬的下午,我在古城西安访问了他。满头银丝的王老,慈眉善目,给人以质朴宽厚之感。他待人亲切,和老伴热情地向我讲述了他们不平凡的经历。1921年,王汶石生在山西省万荣县黄河岸边的鱼村。“西安事变”后,正在县城上高小的王汶石参加了“山西人民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任“牺盟会”下属县“儿童救国会”主席。“芦沟桥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在王汶石的家乡东渡黄河。王汶石带领儿童救国会的小伙伴们在渡口迎来送往,慰问联欢,并访问了威名远震的贺龙将军。“七七事变”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王汶石奔赴延安,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他满怀革命激情,参加了延安整风、大生产、土改、大秧歌运动。他在这个文工团工作多年,先后担任过演员、创作员、组长、副科长、团长等职。跟着西北文工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整个解放战争,写下了《抓壮丁》、《边境上》、《一杆枪、一顶帽》等早期作品。1946年,西北文工团在陕北米脂中学和绥德师范征调了10多名团员,其中有个正在米脂中学读书的15岁的女学生,叫高彬。高彬是米脂县城人,从小读书,聪明好学,是一位文雅而又活泼的姑娘。她参加文工团后,服从工作需要,组织上安排她当演员,她就认真地演好戏;安排她做别的工作,她也兢兢业业地努力完成。1948年,她在陕北黄龙前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同王汶石在一起工作,3年解放战争又一直同在西北前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便互相交谈年轻人的理想、抱负,交流演出和工作的经验体会,彼此不断加深着了解。特别是他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做宣传鼓动工作,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在异常艰苦的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共同志向,为共产主义目标奋斗的共同理想,把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高彬觉得王汶石人品高尚,才华横溢,正是意中人:王汶石觉得高彬纯洁忠厚,好学上进,非常理想。1949年西安解放不久,他们就在这座古城举行了简朴、热烈的婚礼。这年春天,王汶石调任西北文艺工作团2团团长,高彬调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建国后,王汶石调任《西北文艺》副主编,高彬调任西北曲艺改进协会副秘书长,兼西北文化部曲艺组组长。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王汶石任分会秘书长,高彬任分会秘书室主任。1955年,王汶石成为专业作家,高彬调到分会创作委员会任干事,处理日常工作。此后,王汶石多次深入陕西渭南农村,亲自参与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运动,广泛接触了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创作和发表了《风雪之夜》、《土屋里的生活》等小说。1958年,他又在渭南深入生活,参加了整风和水利运动,创作了《在白烟升起的地方》。回西安写下了《大木匠》、《春秋》、《井下》、《米燕霞》等作品。同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选集《风雪之夜》,选收了他1958年以前创作的11篇小说。这年,全国棉花进军会议在陕西召开,植棉能手、妇联主任汇聚渭南,会议上交流的一件件感人事例,展现了我国农村妇女意气奋发的昂扬精神,这深深地打动了王汶石。他以饱满的激情,优美的语言,写出了当代名篇《新结识的伙伴》。这篇小说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受到许多评论家和读者的推崇。以后,王汶石还到陕西咸阳等地深入生活,曾任咸阳县委、市委副书记。1960年7月,他参加第3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62年,他去开罗出席第2次亚非作家会议,后被推选为亚非作家协会中国联络委员会委员。高彬是王汶石的得力助手。她在工作之余,一方面做很多家务活,照顾、教育子女;另一方面,她认真阅读王汶石的手稿,帮助推敲、修改、校订、清抄,并且常常出点子、想办法,提出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或征得王汶石的同意,真接予以修改。王汶石同志深情地说,他的每一部作品,每一篇文章,都有着高彬的心血。多少年来,王汶石只要在家,他的早点都是高彬亲手动手做,王汶石也最喜欢吃她做的菜;什么季节、什么时候,王汶石该穿什么衣服,高彬都替他想得非常周到。冬季,她总是把王汶石换洗的内衣包在热水袋或放到暖气片上,让他在第2天早晨穿起来热乎乎的。王汶石对待高彬也体贴入微,近20年来,高彬理发从来不上理发店,她的头发,都是王汶石亲手剪的。“文化大革命”中,王汶石同许多正直的作家、艺术家一样,挨批挨斗,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作家”、“阶级异已分子”等帽子后,造反派逼着高彬同他划清界限、揭发问题。善良的高彬不仅没有那么做,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体贴、照顾王汶石。高彬看自己的丈夫被折磨得患了哮喘病,心疼得直掉眼泪。当时,王汶石的工资被冻结,他们一家5口人(有3个孩子)和一个保姆的生活全靠高彬一人的工资支撑,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尽管这样,高彬总是自己省吃俭用,还要给在危难中的王汶石做些可口的饭菜。她担心王汶石受不了批斗,怕出意外,就安慰他说,我们要相信党终究不会冤枉好人,你的问题一定会有正确结论,会解放你的。妻子的体贴、关心,使丈夫被摧残的心得到了极大的抚慰。造反派见高彬不仅不同丈夫划清界限,还坚定地站在一起,便使出种种招数刁难她。他们抄家时,抄了王汶石的手稿和日记等许多东西。为了给高彬难堪,他们把各种各样诬蔑王汶石的材料以及王汶石过去写下怀念、赞美自己同高彬相爱、结合的日记,加上歪曲侮辱性的按语刊登在他们的小报上,命高彬带上到西安最繁华的地段销售。1969年底,造反派把王汶石同柳青、杜鹏程、胡采等同志下放到陕西泾阳县一个干校劳动。这时,造反派问高彬有什么要求,高彬说,我要王汶石跟我一起下放去农村。可是,造反派偏偏不许,却把她下放到陕北子长县的吴家寨子插队劳动。当时,他们的大儿子17岁,被派到陕南修襄渝铁路,女儿12岁,由高彬带往陕北,最小的孩子5岁,只好让保姆在西安照看。一家5口人,就这样分散在4个地方。高彬到吴家寨子后,很快就同当地社员群众打成一片。她和农村大嫂、大娘们同吃同住同干活,相处得十分融洽。当时,这儿正掀起农业学大寨、大修水平梯田的高潮,高彬早起晚归,拼命劳动,不到一年,竟把一把新铁锨的锨刃磨下去了两公分,第二年不得不加了一次钢。后来,高彬被调到延安地区知青办编辑“知识青年在延安”丛书。1972年春节过后,王汶石从干校调回西安搞戏剧汇演。这年10月,陕西成立文艺创作研究室,才把高彬从延安调回西安参与编辑《陕西文艺》。从1973年到1984年,她先后在《陕西文艺》、《延河》编辑部任小说、散文组副组长10余年。从1984年开始,组织上安排她做王汶石的专职助手。王汶石和高彬严格要求子女,3个孩子在家庭的熏陶下,都好学上进,努力进步,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勤奋地工作着。粉碎“四人帮”后,王汶石重新拿起笔创作,先后在《延河》、《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小说《通红的煤》、《挥起战刀的炮手们》等优秀作品。他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等职。王汶石同志在过64岁生日时写了一首题为《赠玉墀(高彬的小名)》的诗赠给高彬,叙述了他们的伴侣深情:南京背信义,延安点兵急,无定河边丽女,慷慨著戎衣;千里等闲徒步,沙场不让须眉,赤心对红旗。三载共刁斗,战地结比翼,连理情,战友义,与天齐;四十寒暑,地倾天斜从不移。而今两首华发,并有儿孙环绕,携手还相依。犹忙夕照事,漫天彩云绮。原载《人生与伴侣》杂志
在郑州生活、工作多年,记者从未想到这座日新月异、快速发展的现代都市会进入我国大古都之列。然而,“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4年年会”郑重宣布:郑州可与西安、北京、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安阳七大古都一起并称为“中国八大古都”。让久居这座城市的人惊喜的同时,亦有几分震惊。记者按约定时间,来到郑州大学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郑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民先生家中,就郑州列入“中国八大古都”进行专访。一番寒暄之后,记者直奔主题,道出了自已的疑惑:“我家乡的省会西安,作为10多个朝代的帝都,地上地下的遗存极为丰富,且不说比比皆是的秦砖汉瓦、名胜古迹,就是那道巍峨壮观的古城墙,也能凸显出它大古都的地位。可是,郑州列入八大古都‘名至’‘实归’吗”“实至名归。”慈眉善目,温文尔雅的李先生扶扶近视镜,笑了笑,说道,“是不是大古都,有一个标准。郑州作为商代前期的都城,符合这个标准。”“这个标准是指中国古都学会会长朱士光先生所说的一是我国历史上主流或主体、主干王朝或政权的都城;二是有着较长的作为都城的时间,一般来说应在200年以上;三是有着相当大的城址规模;四是在它的遗址上或者其附近傍存着后续城市,且应当是国家级或较高级别规格的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吗”“对。”李教授说,“郑州列入八大古都,不仅符合这个标准,而且在这次‘郑州商城3600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4年年会’上,与会的其他七大古都的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对把郑州列入八大古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会议形成的《纪要》明确提出,郑州可以与西安、北京、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安阳一起并称为‘中国八大古都’。”“据悉,您与中国古都学会名誉会长、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中国古都学会会长朱士光、北京大学教授邹衡、李伯谦、孙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河南省博物院原院长、研究员许顺湛等许多全国知名的专家以及西安、北京、杭州等八大古都学会的代表一起参加这次会议,对郑州的古都地位、历史演变、保护开发进行研讨,对郑州进入八大古都之列进行评定。郑州成为八大古都既符合有关标准,又在评定会上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请问:主要依据是什么?”“我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东道主作了《郑州商城在古代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的发言。”李民教授说,“我可以用这次发言的主要内容回答你的问题。”稍顿,李先生说,始建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郑州商城是我国商代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仅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重要的作用,即使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李教授通过引证从1953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郑州二里岗等处实地发掘取得的一系列资料后,接着说,郑州商城的发现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上世纪70至90年代,早商文化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年代、性质方面。近年来,随着新的考古发现的增加,特别是1996年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后,推动了商代文明研究的进程。如在郑州东里路、北大街和东西大街发现大面积早商夯土基址,碳十四测出了大量的年代数据。特别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年以来对商城郭城的考古钻探和考古发掘,证明郑州商城是一座拥有宫城、内城和外郭城墙、护城河组成的规模约13平方公里的城址,而二里岗期的文化遗址的范围达25平方公里。李教授还引证长期考古发现与钻探获得的大量资料后,得出“郑州商城是一座有规划布局的早期都城”的结论。并认为,郑州商城当时比较繁荣的手工业作坊,处在内外城之间。而且,这座早期都城还是一处注重生态环境的城址。他说,郑州商城位于由豫西延伸而来的中岳嵩山余脉丘陵地东端、黄河沿邙山北侧峡谷东流与黄淮大平原衔接处,地势不低也不太高,是西北向东南的走势。这不但有利于防洪,而且有较为充裕的水源。这儿气候湿润,植被茂盛,动物资源丰富,有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肥沃土地和水陆交通的便利,是宜于人类生存、宜于建都的好地方。李教授引证了许多考古数据后,接着道,前后有355年都城史的郑州商城不仅是商代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有重要地位。他说,公元前1600年左右正处于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在这个时期,有一些著名的城市相继出现,它们与郑州商城同时,或稍早于郑州商城。如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的巴比伦城(公元前1894—公元前1595)、亚述城(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城以及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十七王朝末、十八王朝早期的一些城市。这些城市或稍早于郑州商城,或与郑州商城同时,或当郑州商城兴起时,已走向衰落。即使它们兴盛时期,其规模和建制都比不上郑州商城。而在郑州商城附近,还有登封阳城、郑韩故里等一个庞大的古都群,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文物资源,足以说明,郑州列入我国八大古都,乃实至名归。年近70岁的李民教授身板硬朗,精神矍铄,他和蔼可亲,言谈间不乏童真。他是河北人,1962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先秦史研究生毕业。毕业后,随我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北京中华书局整理《尚书》。1956年来到郑州大学历史系任教。现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郑州大学殷商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兼职教授等职。他长期任教,多年带博士生,带过的博士生有些如今也做上了博导。他除了讲授《先秦史》、《夏商史》等历史课外,还有《〈尚书〉与古史研究》等大量著述,出版著作13部,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分别获国际性、国家级和省级优秀论著奖多项。他先后承担过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及国家部委和省重点项目,还参加过耶鲁大学的重点项目。曾多次到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东京大学等院校讲学。他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工程”做出了贡献。《光明日报》曾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专题《史学家李民教书育人成绩显著》。他是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的“河南省优秀专家”。采访结束时,记者问李老:“这一生,您感到最欣慰的是什么”“让郑州实至名归地列入我国八大古都。”李教授感慨地说,“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尽了力。”原载2004年11月16日《黄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