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个人作品列表
程占功很多读者知道，王汶石是一位带着微笑观察生活、反映生活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以清新、向上的魅力，把读者引进崇高的精神境界。但是，关于他的经历，他的家庭，他的伴侣生活，却鲜为人知。为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个初冬的下午，我在古城西安访问了他。满头银丝的王老，慈眉善目，给人以质朴宽厚之感。他待人亲切，和老伴热情地向我讲述了他们不平凡的经历。1921年，王汶石生在山西省万荣县黄河岸边的鱼村。“西安事变”后，正在县城上高小的王汶石参加了“山西人民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任“牺盟会”下属县“儿童救国会”主席。“芦沟桥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在王汶石的家乡东渡黄河。王汶石带领儿童救国会的小伙伴们在渡口迎来送往，慰问联欢，并访问了威名远震的贺龙将军。“七七事变”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王汶石奔赴延安，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他满怀革命激情，参加了延安整风、大生产、土改、大秧歌运动。他在这个文工团工作多年，先后担任过演员、创作员、组长、副科长、团长等职。跟着西北文工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整个解放战争，写下了《抓壮丁》、《边境上》、《一杆枪、一顶帽》等早期作品。1946年，西北文工团在陕北米脂中学和绥德师范征调了10多名团员，其中有个正在米脂中学读书的15岁的女学生，叫高彬。高彬是米脂县城人，从小读书，聪明好学，是一位文雅而又活泼的姑娘。她参加文工团后，服从工作需要，组织上安排她当演员，她就认真地演好戏；安排她做别的工作，她也兢兢业业地努力完成。1948年，她在陕北黄龙前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同王汶石在一起工作，3年解放战争又一直同在西北前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便互相交谈年轻人的理想、抱负，交流演出和工作的经验体会，彼此不断加深着了解。特别是他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做宣传鼓动工作，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在异常艰苦的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共同志向，为共产主义目标奋斗的共同理想，把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高彬觉得王汶石人品高尚，才华横溢，正是意中人：王汶石觉得高彬纯洁忠厚，好学上进，非常理想。1949年西安解放不久，他们就在这座古城举行了简朴、热烈的婚礼。这年春天，王汶石调任西北文艺工作团2团团长，高彬调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建国后，王汶石调任《西北文艺》副主编，高彬调任西北曲艺改进协会副秘书长，兼西北文化部曲艺组组长。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王汶石任分会秘书长，高彬任分会秘书室主任。1955年，王汶石成为专业作家，高彬调到分会创作委员会任干事，处理日常工作。此后，王汶石多次深入陕西渭南农村，亲自参与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运动，广泛接触了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创作和发表了《风雪之夜》、《土屋里的生活》等小说。1958年，他又在渭南深入生活，参加了整风和水利运动，创作了《在白烟升起的地方》。回西安写下了《大木匠》、《春秋》、《井下》、《米燕霞》等作品。同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选集《风雪之夜》，选收了他1958年以前创作的11篇小说。这年，全国棉花进军会议在陕西召开，植棉能手、妇联主任汇聚渭南，会议上交流的一件件感人事例，展现了我国农村妇女意气奋发的昂扬精神，这深深地打动了王汶石。他以饱满的激情，优美的语言，写出了当代名篇《新结识的伙伴》。这篇小说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受到许多评论家和读者的推崇。以后，王汶石还到陕西咸阳等地深入生活，曾任咸阳县委、市委副书记。1960年7月，他参加第3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62年，他去开罗出席第2次亚非作家会议，后被推选为亚非作家协会中国联络委员会委员。高彬是王汶石的得力助手。她在工作之余，一方面做很多家务活，照顾、教育子女；另一方面，她认真阅读王汶石的手稿，帮助推敲、修改、校订、清抄，并且常常出点子、想办法，提出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或征得王汶石的同意，真接予以修改。王汶石同志深情地说，他的每一部作品，每一篇文章，都有着高彬的心血。多少年来，王汶石只要在家，他的早点都是高彬亲手动手做，王汶石也最喜欢吃她做的菜；什么季节、什么时候，王汶石该穿什么衣服，高彬都替他想得非常周到。冬季，她总是把王汶石换洗的内衣包在热水袋或放到暖气片上，让他在第2天早晨穿起来热乎乎的。王汶石对待高彬也体贴入微，近20年来，高彬理发从来不上理发店，她的头发，都是王汶石亲手剪的。“文化大革命”中，王汶石同许多正直的作家、艺术家一样，挨批挨斗，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作家”、“阶级异已分子”等帽子后，造反派逼着高彬同他划清界限、揭发问题。善良的高彬不仅没有那么做，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体贴、照顾王汶石。高彬看自己的丈夫被折磨得患了哮喘病，心疼得直掉眼泪。当时，王汶石的工资被冻结，他们一家5口人（有3个孩子）和一个保姆的生活全靠高彬一人的工资支撑，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尽管这样，高彬总是自己省吃俭用，还要给在危难中的王汶石做些可口的饭菜。她担心王汶石受不了批斗，怕出意外，就安慰他说，我们要相信党终究不会冤枉好人，你的问题一定会有正确结论，会解放你的。妻子的体贴、关心，使丈夫被摧残的心得到了极大的抚慰。造反派见高彬不仅不同丈夫划清界限，还坚定地站在一起，便使出种种招数刁难她。他们抄家时，抄了王汶石的手稿和日记等许多东西。为了给高彬难堪，他们把各种各样诬蔑王汶石的材料以及王汶石过去写下怀念、赞美自己同高彬相爱、结合的日记，加上歪曲侮辱性的按语刊登在他们的小报上，命高彬带上到西安最繁华的地段销售。1969年底，造反派把王汶石同柳青、杜鹏程、胡采等同志下放到陕西泾阳县一个干校劳动。这时，造反派问高彬有什么要求，高彬说，我要王汶石跟我一起下放去农村。可是，造反派偏偏不许，却把她下放到陕北子长县的吴家寨子插队劳动。当时，他们的大儿子17岁，被派到陕南修襄渝铁路，女儿12岁，由高彬带往陕北，最小的孩子5岁，只好让保姆在西安照看。一家5口人，就这样分散在4个地方。高彬到吴家寨子后，很快就同当地社员群众打成一片。她和农村大嫂、大娘们同吃同住同干活，相处得十分融洽。当时，这儿正掀起农业学大寨、大修水平梯田的高潮，高彬早起晚归，拼命劳动，不到一年，竟把一把新铁锨的锨刃磨下去了两公分，第二年不得不加了一次钢。后来，高彬被调到延安地区知青办编辑“知识青年在延安”丛书。1972年春节过后，王汶石从干校调回西安搞戏剧汇演。这年10月，陕西成立文艺创作研究室，才把高彬从延安调回西安参与编辑《陕西文艺》。从1973年到1984年，她先后在《陕西文艺》、《延河》编辑部任小说、散文组副组长10余年。从1984年开始，组织上安排她做王汶石的专职助手。王汶石和高彬严格要求子女，3个孩子在家庭的熏陶下，都好学上进，努力进步，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勤奋地工作着。粉碎“四人帮”后，王汶石重新拿起笔创作，先后在《延河》、《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小说《通红的煤》、《挥起战刀的炮手们》等优秀作品。他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等职。王汶石同志在过64岁生日时写了一首题为《赠玉墀（高彬的小名）》的诗赠给高彬，叙述了他们的伴侣深情：南京背信义，延安点兵急，无定河边丽女，慷慨著戎衣；千里等闲徒步，沙场不让须眉，赤心对红旗。三载共刁斗，战地结比翼，连理情，战友义，与天齐；四十寒暑，地倾天斜从不移。而今两首华发，并有儿孙环绕，携手还相依。犹忙夕照事，漫天彩云绮。原载《人生与伴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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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柳别墅，晁深桐住宅。星期天上午，躺在席梦思床上的晁深桐还在睡觉，正在做梦。梦中，吊在崖壁上的晁深桐手抓悬崖畔上的一株灌木，望着下面万丈深渊，惊恐万状地呼叫：“快，快救我呀！”“干爹，别害怕！”郝美飞步跑来，伸手抓住晁深桐的臂腕，一个猛子，将他拽上崖畔。晁深桐喘着气，连连说道：“谢谢郝美，谢谢郝美！”旋即正要打量这郝美有多“好美”，突然，人不见了。晁深桐大叫“郝美别走，郝美别走！”却醒了过来。晁深桐揉揉眼睛，自言自语：“惠银子那个妖怪让我魂不守舍，心里空空落落，这郝美正好填补空虚，让我内心有个着落，怎么又不见了？难道天下的干爹和干女儿都这么难缠？”正唉叹间，床头柜上放的大哥大铃声响了。晁深桐伸手抓起大哥大：“噢，是您，老领导，我想好了，我跟您去见那位重要领导。”“学猫咪叫，学会了吧？”大哥大里男声问。“还用学吗？我叫几声，你听像不像？”晁深桐说罢，“喵，喵”地叫了起來。“声音不要太大，別像驴叫，那就煞了风景。”大哥大里男声说罢，又道，“你跟我去见那位重要领导时，学猫眯叫，首先要给领导的印象是温顺如猫。然后呢，对领导的其他爱好，应尽可能地满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谢谢老领导，你真是深桐的‘再生父母’，我真不知怎么报答您呢！”晁深桐稍顿，接着道，“我知道，老领导这些年来，一直关照我，我这次一定会珍惜难得的机会，不仅给那位重要领导准备了包括有金砖银砖的一份厚礼，同样也有您的一份。”“深桐，看來我没白培养你。”大哥大里男声笑了笑，接着道，“只是你好久都没这般大方了！”“给老领导的礼物，我不心疼”晁深桐叹口气，接着道，“只是那个重要领导靠谱吗？前一阵儿，北京来了一个高官的贴身保健医生，他承诺，他要让那高官给我运作，让我进京为官，由副厅级升为副部级，可是到现在毫无音讯。”“他拿了你多少钱？”大哥大里男声问。“五百万。”晁深桐说，“不过，我心里也没底呀，只不过是有个盼头。”“深桐呀，深桐，你叫我怎么说你呢！”大哥大里男声叫道，“亏你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你怎么这般幼稚呢！你一个副厅级花区区五百万，就想一下升到副部级？你再别上那个狗屁保健医生的当了！你想升迁，还是通过我，向那位重要领导靠拢。”“不知那位重要领导的胃口大不大，我能否靠得起？”晁深桐叫道。“据我所知，你这些年收藏的金砖银砖，美元港元等钱财不计其数，你可不能独吞呀！本来你可以用这些钱财在官场上顺风顺水，提钱（前）进步；可你却越来越一毛不拔，怎不叫提拔你的人心凉哟！你没听说，有些官员就靠提拔人致富呢，那些能被提拔的人都舍得出血哟！你若一直把铁公鸡当下去，你就原地踏步终老吧！”“唉，老领导呀，照你这么说来，官场上官员们提拔与被提拔者之间讨价还价，与那些地摊上卖菜的小贩们有啥区别呀？”“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都是做生意。”大哥大里男声稍顿，接着道，“你随便在地摊上找两个小贩，让他们换上你我的衣裳，在不被风吹日晒的办公室坐几个月，他们都可以充当你我的角色。”“老领导说笑了，那些小贩大多没有文化，没有才华。”晁深桐稍顿，接着道，“再说，你已是省级领导，小商贩们怎么可以代替呐！”“除了那些真正为老百姓做官、报效国家的官员外，咱们这些一门心思为了做官而做官的这个级、那个级的官员，都是生意人，与小贩们没有区别。而且，不少小商贩们做生意还讲一定的道德和良心，我们这些人只讲生意，只讲利益。至于什么文化、才华，对我们来说，只不过多披了一层华丽的外衣，如同我们在不少场合说不完的空话假话漂亮话一样，有什么稀奇？”大哥大里男声说罢，接着道，“你大方点，做好准备，下周一上午十点，我带你去见那位重要领导！”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本文作者程占功（笔名水之韵、火平利、程为公），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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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儿跟燕花老师到了她的办公室，燕老师让她坐在椅子上，旋给她倒了一杯水放到她面前的桌子上，说：“先喝点水。”米兰儿说：“谢谢燕老师，我不渴。”“你为什么难过？”燕花望着米兰儿。“我，我……”米兰儿欲言又止。经燕花老师反复询问，米兰儿一边掉泪，一边讲了自己的遭遇。本书在前面章节里，介绍过米兰儿的身世，这里简要回顾。米兰儿的父亲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她母亲除了照顾她和一个小她两岁的弟弟，还要赡养年老体弱的公婆以及养父钟胜利。好在钟胜利被安置在石榴县敬老院，但上有两个老人，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仍很艰难。米兰儿本来不想上初中，想在家里做农活，照顾爷爷奶奶，替母亲分忧。但母亲用毛驴驮上粮食土豆，带着米兰儿步行三十多里地，执意把她送进马坡中学，让她上了初中。米兰儿上初中后，她住校食宿，与安金芽等五个女同学被分在一个宿舍。安金芽个高体壮，是当地一个商人的女儿，经济条件优越。安金芽出手大方，常买不少零食给室友吃。条件是，让室友都叫她“姐姐”。其他三个同学便如此叫她。米兰儿对安金芽说：“你出生的年月日，可以告诉我吗？”安金芽告诉了她。米兰儿算了算，虽然都是十四岁，但自己比安金芽还大三个月。她对安金芽笑了笑，说：“这么说来，我比你还大点，就不叫你姐姐了。”安金芽很生气，认为米兰儿跟她过不去，不光骂她，还踢了她一脚。并挑动另外三个女同学孤立米兰儿，强迫米兰儿给她们洗衣服，连内裤和袜子都逼迫她洗。安金芽等另外几个同室同学都警告她，不准把这些事情告诉老师，不然她们都要打她。米兰儿无奈，只好忍气吞声。但她埋头学习，发愤向上，不光数学课都能听懂弄通，其他课程亦是如此。燕花老师非常同情米兰儿，她对安金芽同学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恶劣的行径十分气愤，准备在班上公开批评，对安金芽予以警告。她把这个想法告诉米兰儿，问她的看法。米兰儿说：“安金芽同学的做法虽然不好，但恳请老师不要在班上公开批评，把她叫到老师办公室落实后，私下批评教育就可以了。”还说，都是女孩子，给她留点面子，也许效果会更好。燕花老师采纳了米兰儿的建议，把安金芽叫到她的办公室，对此事一一问询，安金芽倒没抵赖，全都承认了。并说，她只不过是跟米兰儿开开玩笑。燕花老师生气地冲安金芽说：“那好，从今天开始，你把你们宿舍几个同学的内裤袜子都洗了，好不好？”安金芽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好，便对燕花老师低下头，说：“老师，我错了！”燕花老师对她说：“如果以后你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在班上公开批评你！”经过与米兰儿数次沟通，燕花全面了解了米兰儿家庭的困难，她决定帮助米兰儿，帮助和她一样贫困的学生。她首先调整了米兰儿的住宿。学校学生食堂有一位做饭的梁阿姨五十多岁，自己住一间屋子。燕花去跟梁阿姨商量，可不可以让米兰儿跟她住一起，并说米兰儿很勤快，她有空还能帮梁阿姨做点活儿。梁阿姨说行，只是得给学校管后勤的领导请示一下。燕花跟有关领导请示，有关领导表示同意，燕花便帮助米兰儿搬到梁阿姨屋里，跟梁阿姨一起住了将近三年，感受到了不少温暖。燕花又拿出自己的存款（晁深桐给她的赔偿金中的一部分），以义父丁大滩捐助名义，给米兰儿和其他贫困家庭出身的同班十几名同学，每人发放足够初中三年生活费用的助学金，解决了他（她）们的实际困难。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本文作者程占功（笔名水之韵、火平利、程为公），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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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从小崇敬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无论在学校，还是走向社会，我都把屈原作为学习的榜样，人生的楷模。说来也巧，我参加工作、走向社会后，亦有两位姓屈的先生对我有过重大影响，这两位屈先生都对我有知遇之恩。一位是新华社高级记者屈维英，一位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兰州总站黄河水文专家屈开成。当时，屈维英在兰州新华社甘肃分社任记者。他去陇东采访时，当地文化部门一位领导郭凤奎老师向他推荐了我。屈维英便给我所在的水文站打电话，让我第二天去县城招待所找他。我接到这个电话，心情激动又复杂，能够拜访新华社记者，机会难得。但是，当时正是汛期，水文站有规定，除了大龄未婚青年去相对象，其他事情不得请假。可是，身在荒山野外的我，哪里有心思找对象，况且，也很少有人给我介绍。我思来想去，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便对站长说，县城有个熟人要给我介绍女朋友，让我明天去见见，站长便准了我的假。第二天，我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去拜会了屈维英。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的屈维英不仅成为我努力学习，勤奋创作的恩师，而且成为关心爱护我的兄长。在他的关心帮助下，我在文学创作的选材、构思、运笔等方面有了比较大的提高，发表的作品越来越多。我对他很敬重，很感激，不久就对他说，“屈老师，我想以后叫你屈哥，行吗？”“行啊，我也喜欢你这个勤奋向上的弟弟。”屈维英高兴地说。此后几十年，我与屈维英无论见面，还是通话、通信，以及直到现在逢年过节问候，我都叫他屈哥，他过去叫我占功弟，现在叫我占功老弟。我在野外时，屈哥积极向省城有关报社等单位推荐我，为改变我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操着心。后来，我调到了地处中原的黄河报社，他还来报社看我。屈哥大我十几岁，如今已是白发老人，但仍然笔耕不辍，有时把他新创作的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诗词歌赋发到我的手机上，我欣赏后，赞叹不已。屈开成先生是从人民解放军某部转业到黄河水利委员会兰州水文总站的高级工程师。我所在的野外水文站的上级领导机关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兰州水文总站。有时候我去兰州总站，认识了屈开成先生，我们成了好朋友。有一次，兰州总站的上级领导机关——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局长董坚锋带着刘万民等有关负责同志，从郑州抵达兰州检查工作，屈开成先生向董局长和刘万民同志推荐了我。董坚锋局长得知我多年来在基层完成本职工作后，坚持创作，收获颇丰的情况后，决定调我到郑州工作。随即，屈开成给我打电话，要我尽快做好准备，一周内到郑州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机关报到。一九八三年六月，我从西北荒山野外的水文站调到中原省城郑州，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先从事编志修史的有关工作，后编辑一份内部刊物。几年后，调到黄河水利委员会机关报黄河报社任编辑记者，直至退休。董坚锋局长是一位老黄河，他既是技术专家，又是领导干部，建国后黄河多次大洪水，他都参与了预报及其领导工作，大河上下，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为治理黄河的伟大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曾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为治理黄河的教育事业，亦做出了重要贡献。董坚锋平易近人，待人亲切宽厚，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前辈。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本文作者程占功（笔名水之韵、火平利、程为公），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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