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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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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望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保罗·莱文森说了一句接近真理的话：所有知识，只不过是外部世界挑战我们认识能力的结果。人本来很懒，要是有个真主宰，把世界的一切都摊开在面前，我们可以拿来便吃，拿来便用，那么人的进化可能遥遥无期。而现实是，我们的祖祖辈辈总觉得这个世界不怀好意，简直坏到了极点，不仅把好东西藏着掖着，还给自己蒙上面纱。害得人类不但要费尽心机拿东西，在好奇心的驱动下还要一遍又一遍去揭世界的面纱。我拿出一朵花给你看，在通常的情况下，你不屑或者陶醉。不屑的理由有种种，陶醉的理由也有种种。我的要求只有一个：请动用你的智慧，描述一下这花。答案一定五花八门。爱美的人会动用一系列的四字成语极力夸面前的尤物，稍懂植物学的人也许会一本正经地指出，这花是某属某种某科，几年生，等等，如数家珍。读过几年酸腐文学的人，此刻一定一头扎进文学史，等他探出头来吐出一串泡泡，里面晃悠悠可能全兜着典故。会另有感情充沛的人，被这花惹出陈年旧事，于是有一搭没一搭道出一段尘封的记忆。这么多答案，如果不是为了应景，那么全抵不过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这是一朵花。这是我们认识的起点，或者说，是一个常识，人类的全部智慧植根于此。可惜的很，我们经常远离常识，积极犯错，犯漫无边际的错误。比如说，我们常常不把人当人看，而是当作植物，可以连根拔起，当作机器，可以随意操作。世界以他的本来面目展现给人，人却常常心怀破案的冲动，树假想敌，看花不是花，以为后面总藏天机。随便走进一个现代家庭的书架，几乎可以轻易找到两种书，《十万个为什么》和百科全书。前一种给小孩看，我相信一个人童年时期的骄傲至少有一部分来自对《十万个为什么》的熟读，至少我是如此。当你年岁渐长，看见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能毫不犹豫地喊出小名甚至学名，看见哧哧的火苗马上想到氧气，小小的胸膛会很快挺起来。另一种与其说给成人看，倒不如说为全人类而写。人类的知识如此浩瀚，以至于我在百科全书面前常感双脚乏力。更要命的困惑是，这两种书把世间万物颠来倒去说了一遍，采取的方式正如前文痛批，看花不是花。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知识和智慧是两码事，二者在语义学上的距离，就如驴和马在生物学上的距离一样遥不可及。但是，指驴作马的事儿常有发生，这也好理解，马和驴远远看去实在很难分别，关键还在于距离。偏执的人硬要刨根问底，把驴和马放在显微镜下，如此则怕一时间也难以在皮毛上取得突破。而智慧的意义在于，在拿起显微镜之前，你已经知道眼前那只四脚动物是驴还是马。日常生活很难跟知识扯上联系，更多时候，我们在常识层面上纠缠不清。一个基本规律是，一个人拥有的常识越来越多，他的智慧也就更加牢固。问题在于，大多数时候我们离常识确实很远，比如现在，我为了说明智慧的不可多得，唠唠叨叨指东道西。这一切只能证明，我也是个看花不是花的大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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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0602郑载望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这句干练的话传遍中华大地。国人纷纷打开眼光，打开心灵，在这句话的激励下，走出一个极端，迈向另一个极端。今天站在科学发展观的立场看，这句话依然气势浩大，元气淋漓，依然能给我们一股向前向上的勇气。在那个人人噤若寒蝉的年代里，这句话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在民间普及并拓展了发展一词的涵义。老百姓在一夜之间突然明白，发展不仅仅是个政治术语，还可以用在经济发展上，甚至，可以跟自家的腰包挂钩。最振奋人心的是，我们的政府不再躲躲闪闪，谈虎色变，不再对把发展看作发大财的人民发出警告。政府甚至鼓励老百姓去追求，追求在不久之前还被当作禁忌的东西。这句口号普及了一个常识，社会应该一心一意谋发展。发展是个过程，发展需要动力。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一系列观点鲜明的理论方针，给改革开放这架社会大机器注入了足够的燃料，后来邓小平在广东挥挥手划下一个圈，告诉这里的人这个地方只管发展，其他的先放在一边。没几年，全国人民开始习惯使用一个流行词汇来形容一种不可思议的快——“深圳速度”。再往后几年，我来到这个世界，并和这片我深爱的热土一起茁壮成长。我还不懂事的年纪里，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场景，点燃的导火线从北到南，由东向西，哧哧燃烧，引爆一个又一个的禁区。人们观念上的路开始四通八达，以发展之名，见神杀神，遇佛杀佛。一时间，发展一词接近真理，或者干脆说就是真理本身。很快，我读完小学，进入初中高中，国人也迈过新千年，继续发展，继续向小康奔进。一天，我学会了一点语言学的基础知识，知道一个句子可以按主语、宾语和谓语来加以划分。于是，我试着分析了一下“发展才是硬道理”。结果很尽人意，我解开了这个真理，卸下三个部件。很快我又沮丧了，用我当时的小脑袋想问题，“发展”是个动词，如何可以放在主语的位置上呢？问老师，老师骂我一句死心眼，然后告诉我“发展”也可以作名词。我点头回到座位，牢牢记住老师的教诲。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我并非死心眼，老师不但错怪了我，还差点让我与真理失之交臂。发展不仅应该是个动词，前面更不能缺少主体。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代表大会上又对这一理念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如何才是科学发展观？最直接的表述应该是：以人为本。而对我来说最本色的理解是，为发展这个动词找回了作为主体的人。最关键的字眼往往可以见出最微妙的时代差异。“发展才是硬道理”暗示了一个血气方刚的莽汉时代，人们刚从麻木和压迫中解脱，浑身上下充满力量，急于成事，急于缩小与世界的差距。严格地说，不能认为那个时代里没有人去追问发展的主体性。除了集体的荣誉和生存的需要，人们更喜欢用另外一个词来填补发展的主体——“主观能动性”。接下来的问题便置换成，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更快更好地发展？同时，另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被遮蔽了，那就是：发展的尺度在何处？一切事物都应当有个尺度，不然就会乱套，甚至完全违背初衷，朝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一个完全封闭的体制完全解散之后，原本分散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开始自由流动，在这之前，流动是单向的，缓慢的，被一种强大的规制性力量牢牢掌控。粗朴有力的发展观恰恰是这个时代生生不息之流动的心态映照，用句中国老话可以进行古今对应——流水不腐，户枢不蠧。社会力量获许充分流动之后，另一个问题应该被提出来，这股摧枯拉朽的力量流向何方？上述两个问题，尺度和方向，之前的发展观显然无法回答。科学发展观适时而出，相当准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以人为本、全面、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共同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外延。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四个字普及了另一个常识：要把人当人来看待。科学发展观提出来的时候，我刚上高中，政治觉悟和理论勇气都不及现在高涨，那时的粗浅认识是，应该马上给校长写封信，提请学校给八层高的综合大楼安个电梯——图书馆在八楼，每天上上下下要耗去不少体力和时间。我不想那么累，有了电梯，我就可以不必那么累。以人为本，不就是满足人的心愿吗？现在反思，我那时的小脑袋显然很欠发达，但心地却很纯朴，或者说，我心怀美好愿望，只是还不够现实。现代公民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你有自由选择的权力。史诗人物常常会向自己抛出一个原型为tobeornottobe的选择题，作答的时候也许会祈神助，最后的主意还是由自己来决定。当然，这种权力是有一定范围的，就像这个例子，答案的可能性只有两种，tobeornottobe。以下这个提问是在合法范围内的。如果有人问，要是我不选择科学发展观，政府会把我扔进监狱吗？这个问题似是而非，却道出了一个隐身在新时代发展观的小问题。发展观的提出，是为了解放国人的思想，从而促使国人在经济领域自由发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修剪经济发展过程横生暴长的粗枝大叶，说到底同样是针对经济领域。一旦牵涉到现代公民意识，就有点捉襟见肘了。发展观之科学，具备科学严密的逻辑性，科学有正误之分，人性或许有善恶之分，却难辩正误。科学发展观要求管理上要做到上下一致不出乱子，有人公然违抗，当然要按制度精神加以惩罚，以维护管理上的权威。问题是，惩罚一个在合法范围内作出选择的公民，这合乎现代公民精神吗？问题是没有止境的，发展观正是在不断的追问中自我完善，不断趋于理论上的无懈可击。过去的三十年里，社会阶层在变动不居之后逐渐趋于稳定。人们在吃好穿好之后，开始考虑做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一切都与发展观的演化密切相关。作为当代大学生，除了努力在时代的宏大叙事中摆正自己的位置，更重要同时也更符合大学精神要求的也许在于，对科学发展观提出自己的见解，不断用人类的常识来验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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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0601张晓玲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从笔墨飘香的字里行间走来，从清末民国的滚滚红尘中走来，一个京华烟云的奇女子，姚木兰。这样一个奇女子，需要用数十万字来阐释。2004年，被张永琛改编拍摄，姚木兰被再一次演绎。一袭精美的旗袍勾勒出动人的曲线，轻施粉黛，明眸善睐，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间尽显大家闺秀风范。她的背后是几个大家族被时代碾过的废墟，苍茫而且悲壮。当书中的姚木兰和屏幕上的姚木兰相遇，看戏人，我，于时空之外，为这个温润如玉、蕙质兰心的女子，哭了又笑。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一张上好的古琴，遇不到精通音律的人，也弹奏不出绕梁琴音。姚木兰，容颜美丽，饱读诗书，还略懂医术，熟谙甲骨，会唱京剧。这样的才女，也只有孔立夫，才能成为其子期伯乐。正因为如此，当看到影视中的姚木兰被一场没有感情的婚姻伤得百孔千疮，孔立夫与姚木兰定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无论是原著中姚木兰懵懵懂懂地听从父母之命嫁给儿时青梅竹马的曾荪亚，爱慕成为心中一丝朦胧的情愫；还是改编后木兰委曲求全，为了弥补妹妹逃婚犯下的错误被迫出嫁，阴差阳错，衷肠不及倾诉，不同的起因走向的是同一个让人抱憾的结局。只有两处让向来从容淡定、处事不惊的姚木兰方寸大乱，一次是爱女的被杀，一次是孔立夫的被捕入狱。当刚直耿介的孔立夫口诛笔伐当局政府而身陷囹圄，木兰于铁栏外与立夫十指相扣，难以自已，失声痛哭，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与军阀头子周旋试图获得一纸释放孔立夫的公文。一个是有夫之妇，一个是有妇之夫，但他们发乎情，止乎礼，精神的相知相惜足以让他们为任何一方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这种叫“知己”的爱，可以比厮守一生的夫妻之情更纯粹。向来情不自禁，往往至情至性。一场被辜负了的爱，成就了一场盛世的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的深刻。婚姻危机看小女子力挽狂澜林语堂先生的《京华烟云》被看作现代版的《红楼梦》，不同的人物与红楼梦中人该做怎样的对应见仁见智，在我看来，曾荪亚好比不受拘束的贾宝玉，不屑仕途，但少了几分性灵和纯粹，姚木兰有薛宝钗的识大体而少几分功利之心，有史湘云的潇洒豪放而多几分稳重。“妙想夫人”的她志趣高雅，乐于接受新思想，纵容着曾荪亚的不图功名，喜好玩乐。但是，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面对丈夫的出轨，看她如何化解危机，力挽狂澜。不再素面朝天，卸下荆钗布裙，换上锦衣华服，恢复自己的容貌优势；继而与情敌曹丽华秘密见面，没有盛气凌人，而是不卑不亢。在给曹丽华的信中，木兰措词委婉而又谦恭含蓄：“日之所见，幸何如之！快何如之！承蒙不弃，赐予洽谈，谦和坦率，相见恨晚”，将曹丽华的心灵防备层层瓦解，既赢得了对方的好感，又让对方惊叹出语不俗；再次，欲擒故纵，大胆提出纳妾的提议，反叫曹丽华无地自容；最后，三人于家中开诚布公的见面，让曹丽华知趣抽身而退，也让曾荪亚羞惭迷途知返。不同于书中个性软弱，如同手中玩偶的曾荪亚，影视中的曾家三少爷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不谙世事，任性、执拗，因为把木兰看作父母之外限制自由的枷锁，用种种赌气、伤害他人的方式来追求自己所谓的幸福。这场情感的战役，虽然木兰使用的是同一套路，但赢得很艰辛。这里的木兰过于隐忍，宽容得几乎失去了原则。层层逼近，步步为营，姚木兰好比女诸葛，硝烟殆尽，智慧尽显。此种收心之术为不少女性作家津津乐道。书中所言的胜利出乎意料地顺利，给人一种情节的单薄之感，缺少抵达心扉的力量。而改编剧作中却似乎说明了：哪怕是一桩并不如人愿的婚姻，木兰也能够凭智慧扭转乾坤。其智慧固然让人击节称赞，我却有一种没来由的悲凉之感：你赢的东西是你真正想要的吗？如果不是，赢了其实也是输了。影片所不能阐释和我所不能淡化用短短40几集的影片来打造煌煌数十万字的鸿篇巨制，避免不了情节的删改和浓缩。影片聚焦于姚木兰年轻时候的经历，刻画了生动的人性、时世的动荡、家族的衰落，故事在姚木兰父亲姚思安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于熊熊烈火中戛然而止。我一直试图去淡化那个色彩浓重的时代背景，但对于一个完整的姚木兰，我发现我淡化不了，儿时的走散、与孔立夫的精神之恋，与曾荪亚、曹丽华的精神纠葛、痛失爱女、亲人分离、南逃路上收留孤儿种种，构成了一个不断成熟、发展着的姚木兰。我们或多或少可以感受得到道教思想对木兰间接的影响（直接影响该是姚思安），她一直在追寻一种心灵的安宁和平静。而林语堂先生，在全书的结尾，把这种心灵的归宿融于那个历史时代的沉重和悲怆，铸就了一种精神人格的成长和坚韧。于文章的末尾，我不得不申明此文的写作前提——作者死了。绝非对林语堂先生的冒犯与不敬，而是哲学家德里达所说的无法找到作者原本的含义。这部著作绝非影片足以详尽阐释，也非我所能读透，我只愿做那“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之人，取我所需，感我所感。或许偏颇，或许无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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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06级2班郑载望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我不喜欢社交，我喜欢的是有时，有人，同我相与微笑。”他是逻辑学家，哲学家，也是工程师，建筑师。单调而深远的哲学，是他生命的底色。作为哲学家，终其一生，他只写了两本书：第一本写在战火纷飞的生死场上，一叠厚厚的手稿沾满同伴和敌人的血与泪，却成了哲学家记录思想的羊皮卷，整理出版后的《逻辑哲学论》无声中构成了对战争的最大反讽；第二本写在若干年之后，当我们的哲学家不再流浪在外，他在剑桥的一间小房子里拥有了可供取暖的壁炉，壁炉的旁边安置着一个铁皮保险柜，这个柜子守护着哲学家的手稿和笔记，这些如诗行般隐晦和流畅的手稿后来一度无法刊行——哲学家被诊出前列腺癌后，曾一度打算将这些他视如生命的手稿以油印的形式散发给他为数不多的朋友和学生，他的一个学生及时阻止了他——这部足以引发革命的手稿应该处理成皮面，烫金，而不是廉价简陋的油印本，后来整理出版的《哲学研究》令所有后辈忙于诠释和注解，也证明了学生的洞见和眼光。他的一生，就像他用来存放手稿的铁皮保险柜，藏着许多后人无从破解的秘密，他渴望感情，却对心智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一旦成为他的谈话对象，便会陷入迷山雾海般的思想漩涡里不可自拔，他的身边形成一个强大的引力场，吸引一切渴望洞见的人，他的表述形式，习惯用语，声调乃至手势和姿势一再被模仿，所有的模仿无论多么惟妙惟肖，仍无法掩饰模仿者心智的苍白和虚弱。1951年4月29号，他的学生冯赖特如此写道，“我们时代一位声誉卓著的有影响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英国逝世了。”这是我所翻阅过的，有关他因病离世的，最为冷静客观的一条。后来，他的另一个学生，康奈尔大学的哲学教授马尔康姆在《回忆维特根斯坦》提到，4月27日，在他失去知觉以前，他对一直照顾自己的贝文夫人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一个人陷入哲学的混乱，就像一个人在房间里想要出去而又不知道怎么办。他试着从窗子出去，但是窗子太高，他试着从烟囱出来，但是烟囱太窄。然而只要他一转过身来，他就会看见，房门一直是开着的。”“我的讲课不是为观光者举办的。”维特根斯坦的这段陈述，给他的哲学生命做了一个最好的概括。在剑桥大学教书的那些日子，他独有的教学风格，让所有学生见识了思想的破坏力与洞察力。讲席上，他没有讲稿和笔记，他在听众面前进行思考，课堂上每个人都能体会到他如何绷紧他的意志力和智力，他对所有的课堂提问，乃至质疑有着极其敏锐的预判——他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是因为他自己无数次地经历了那些迂回曲折的推论过程，当对方在力图把自己的思想变成语言时，维特根斯坦就能察觉出思想的来龙去脉，并为他表述出来。“把精神说清楚是个巨大的诱惑。”他的一生，便深深陷落在这种诱惑中不可自拔。仅有的两本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到底有没把精神说清楚，不得而知。起码，这两部风格迥异的著作做了某种努力，尽管努力的方式如此不同，以致于让读者一度怀疑是否同出一人之手笔。在《逻辑哲学论》中，维氏试图表明，传统的哲学完全立足于对我们语言逻辑的误解，借助于他所独创的图象理论，通过分析来达到对传统哲学的否定性结论，是维特根斯坦的目的所在，而最后的结论极富有终结性色彩和与之具来的悲剧性色彩——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伦理学和美学的一切命题，关系到生活意义的一切命题，一切逻辑命题，甚至一切哲学命题，严格来说，都是无意义的。维特根斯认为他就此解决了哲学是否可能的根本问题，建立其上的其他问题也就无足轻重了。事隔多年，他在另一部著作《哲学研究》——即一直存放在铁皮箱子里的手稿——转换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方式，在这部手稿中，语言游戏成了一个频频出现的中心概念。取代逻辑研究而不断明晰出现的，是心理学，乃至精神分析，维特根斯坦也承认，《哲学研究》的相当一部分篇幅是对作者早期著作的直率或含蓄的驳斥。一个思想家在一生的不同时期，造成两个具有高度独创性的思想体系，每一个体系都是多年紧张劳作的成果，都以一种优美有力的风格表达出来，都对当代哲学产生巨大影响，而第二个体系确是批评和驳斥第一个体系的——诚如马尔康姆所言，这种演变在哲学史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我不能提供感情，但我却迫切需要感情。”这句话也许暴露了哲学家隐藏在强大心智下的情感空白。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传记中写道：“同维特根斯坦在一起总是很紧张，这不仅是由于同他谈话的智力要求很高，同样还由于他的严厉，他的无情批评，他的挑剔脾气和他的忧郁。”维特根斯坦对情感和理智，有着同样的准确性和彻底性要求，这点给试图接近他的仰慕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带来了畏惧。应该说，维特根斯坦是个很彻底的完美主义者，也是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对完美和理想的追求让他在纯粹的哲学领域里纵横驰骋如痴如醉，也让他在现实世界中种种不可避免的缺憾面前一无所措，他固执于纯粹，也受累于纯粹。维特根斯坦于1912年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份巨大的财产——他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生前组建了奥地利第一个钢铁卡特尔，而我们的哲学家，从战争回来之后，第一步就是把他所继承的财产全部散光。此后，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把帆布靠椅就是他的全部家具。1920年到1926年，他选择到奥地利一个偏远的乡村任教，后来又在维也纳附近的湖特道夫担任园丁助手，这段听上去田园诗般的日子并非诗意而和谐，他的苛求，和理想依旧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从1926年起，维特根斯坦耗费了两年的时间和精力，为他的一个姐姐在维也纳建造一栋住宅，这所房子的所有细节，都是他的作品，免除了一切装潢，以精确的测量和严格的比例为特色，它的美，如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朴素而文静，如赖特所言，甚至具有了典型的现代色彩。同时期，维特根斯坦还完成了一个雕塑，他对材料的处理，依然以心中的完美形态为标准，返照了古希腊人的质朴安详，精致娴静。从建筑到雕塑，包括他后期所从事的医学护理，一方面，足见其天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个性中的动荡不宁。在众多传记中，斯坦福大学的巴特利教授（W.W.Bartley）所著的《维特根斯坦传》，对维特根斯坦的个人生活有着最具争议的描述，作者试图真实展现维特根斯坦在情感生活中的同性恋倾向，这一点在那些试图维护维特根斯坦个人形象的研究者眼中，似乎无法接受。但联系维特根斯坦一生的种种意外之举，也许就不会陷入太大的困惑。“神秘之处不在于世界是怎么样的，而是在于世界是这样的。”马尔康姆曾如此写道：“我相信，维特根斯坦对于任何东西终究会存在这一点，有时会体验到某种惊异的情感。”维特根斯坦从不认为对于上帝存在这样一个“事实”，需要任何理性的证明，这一点，和帕斯卡尔和克尔凯戈尔的思想何其类似——正因其荒谬，我才相信。应该说，维特根斯坦在宗教情感上是有所皈依的，这种皈依在某种程度上给他带来了关键时刻的救赎。维特根斯坦早年就仔细阅读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的性格里有着最为深刻的浪漫悲观主义，这一点让我想起王国维，一位同样深受叔本华影响的学人。王国维后来投湖自尽，是否真为学术之断统，或为晚清之覆灭，斯人已逝，不得而知。王国维灵魂深处的危机爆发之时，如果能领承一份来自不可知处的救赎，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结局，或者如维特根斯坦，在他临终之际，也对身边的人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历史和灵魂从不存在假设，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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