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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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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张龙飞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文化的各类定义，至今已不下百余种，而认为文化包括从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这由表及里的三个层面，则基本上是中外学者们的共识。异质性势必导致冲突的出现，而一般差异与冲突的表现和发生，往往集中在观念的层面。如果说价值系统和宗教信仰是文化最为核心和底里的东西，那么，如今世界上出现的如此多的形形色色的国际冲突，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宗教信仰差异的根源。世界上各大宗教无不以惩恶扬善、净化人性为基本宗旨，但宗教在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上却又常常是规模巨大、难以消解的族群冲突的渊薮。甚至有学者干脆就说，人类的历史是宗教卷宗中的历史，人类的战争与冲突根本上是源于宗教或生活信仰的差异性。恰如卡西尔（ErnstCassirer）所说：“它（宗教）鼓励我们与自然交往，与人交往，与超自然的力量和诸神本身交往，然而它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在它的具体表现中，它成了人们之间最深的纠纷和激烈斗争之源泉。”也许2001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份，是一个灾难性的标志，标志着世界由此正式进入所谓宗教冲突的时代。9.11事件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式向伊斯兰世界宣战，阿富汗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伊拉克站争的锣鼓正式敲响，丹麦的漫画事件风波还紧，激进的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上台了，伊朗的核危机让西方焦头烂额之时，伊朗总统马上抛出“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言论，忧心忡忡的时候，伊拉克什叶派的圣殿金顶被炸得面目全非，内战初现端倪；胆战心惊之际，爱尔兰又发生流血事件，印度宗教冲突大爆发，天主教和新教间的老账本再次被翻了出来。从中东地区的连绵战火到9.11的极端恐怖，从伊拉克的内战危机到印度的流血事件，都可以说是宗教冲突的表现形式。亨廷顿（SamuelP.Hungtington）所谓“文明的冲突”（theclashofcivilization），固然包含了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内容，但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不同宗教信仰的冲突。事实上，亨廷顿本人也正是将宗教视为文化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亨廷顿认为，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意识形态划分的时代已经结束，宗教和文化的差异性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冲突的主导因素。因此，如何化解宗教冲突，谋求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和谐相处、共同繁荣，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著名天主教神学家、“世界伦理宣言”的起草人孔汉思（HansKung，又译为汉斯·昆）曾说：“没有各宗教之间的相互了解，国与国之间则很难相互了解；没有各宗教之间的对话与沟通，诸教之间则很难达到和平与友好，而诸教之间若不能和平相处，诸国之间亦不可能和平相处或安全共存。”所谓“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越来越不断得到了现实层面的论证，也成为全球众多有识之士的基本共识。如何理解以宗教问题为导火线的社会冲突，学术界有不同的分析模式。一种模式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问题，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反映，因此每一所谓的宗教冲突，都有其更深刻的社会根源，宗教不过是其表象而已。依据这一模式，我们会发现，许多以宗教名义出现的冲突，的确有国际秩序和社会秩序不公平的基础。比如法国的穆斯林骚乱，应该说与法国穆斯林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难以融入主流社会有关。全球性的激进穆斯林运动，也很难说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较低没有关系。从这一认识模式出发，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宗教问题是特别容易被免费搭车的社会因素。宗教本身是最敏感的社会元素，因此当一些政府、团体或个人对于其他社会问题束手无策，或者想一举成名的时候，利用宗教冲突是一个节省成本的办法。比如丹麦的漫画事件，最近扩展到了尼日利亚和印度，似乎就有搭车之嫌。尼日利亚的激进穆斯林焚烧了１５座基督教堂，死亡10多人，其表达愤怒的手法与丹麦漫画似乎相去甚远。印度北方邦的少数民族福利部长奎瑞西宣布悬赏６００万美元奖给杀死漫画作者的人，杀手将获得与自己一样体重的黄金。不仅旗帜鲜明，而且所赏黄金的办法如此具有煽动性，使人不能不想到此人的其他目的。此外，还有另外一种模式，认为在社会冲突中，宗教自身就是一个独立因素，不必作为其他经济政治问题的反映。宗教问题自身就可以引发重大社会动荡，比如文明冲突理论就有这一模式的影子。从近几年的国际局势看，这一分析思路有其独到之处。比如对于2006年丹麦的几张漫画，部分穆斯林的愤怒的确出自其宗教教义和感情。以“画”的形式表现穆罕默德，本身就违犯了伊斯兰教的诫条。去过清真寺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与充满雕塑、绘画的佛寺、基督教堂最大的不同，就是清真寺里没有对圣人的形象描绘。对深受基督宗教熏陶的欧洲人而言，伊斯兰教的这一规矩真是不可思议。在某种意义上，西方艺术就是宗教艺术，如何不能形象地描绘圣人呢？所以当穆斯林提出抗议之后，欧洲报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回应：《法兰西晚报》一下子将耶稣、释迦牟尼等其他宗教的圣人们都画成漫画，告诉穆罕默德不要烦恼，“我们都被漫画化了”。应当承认，不同宗教之间思想差异，应该是丹麦报纸发表漫画的基本原因。作为一个500多万人口，近90％人民信仰路德宗的非移民国家，很难说丹麦的媒体在发表漫画时有什么政治或经济的阴谋。在当今的宗教学研究中，一种宗教传统对于其他宗教传统的态度，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排斥主义（exclusivism）、包容主义（inclusivism）和多元主义（pluralism）。排斥主义是指自认为独占绝对宗教真理的专属权，否认其他的宗教传统可以为人的存在的终极转化提供真正可行的道路。包容主义是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其他宗教传统拥有部分的真理性，但同时认为其他的宗教传统所拥有的真理已经包含在自己的宗教传统之中，其他宗教只是真理的初级阶段，而真理的最后与最高阶段仍然不为其他宗教传统所有，只能通过自己的宗教传统得到揭示和指明。这颇类似于佛教的所谓“判教”。多元主义则能够正视包括自身在内的各个宗教传统的特殊性，认为不同的宗教传统都可以为人类存在的终极性转化提供一条道路，尽管超越的方式不同，但都是对于超越者的一种回应。用约翰·希克（JohnHick）著名的比喻来说，不同的宗教传统恰如信仰的彩虹，是对同一种神性之光的不同折射。排斥主义和包容主义的关于对待异教的态度面对21世纪突出的宗教冲突问题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再采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其他的宗教不但无助于解决严重的宗教冲突问题，反而只能使得冲突愈加激化。面对现今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应该采取“多元主义”的态度，正视自己与他方的特殊性，抱着平等相处和平等对话的态度，坚守“和而不同”的原则才能更好地开始问题的解决。宗教已经成为文化背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宗教的观念和准则渗透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的冲突势必表现在生活的每个方面，因此，宗教冲突问题必须通过平等对话来解决，而不是强势的压迫和侵犯，更不是诉诸战争。正因为宗教的因素构成全球范围内文化冲突的根源之一，如何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来寻求宗教冲突的化解之道，业已成为宗教界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共同参与进行的一项事业。世界各个宗教传统的信奉者以及认同或至少对这些宗教传统有同情了解的研究者们，如今更是正在分别从不同的宗教传统中发掘各种相关的资源，以求能对宗教冲突的化解有所贡献。例如，在今年美国纽约举办的第32世界经济论坛年会（WEF）上，宗教冲突的问题就纳入了会议的议程，显示出经济与宗教两个似乎不相干的领域其实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而受邀参加论坛年会的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一方面建议论坛成立宗教委员会，一方面也呼吁信奉或认同佛教传统的人士开发佛教传统的智慧，谋求化解宗教冲突的良策，表示了佛教方面对于全球宗教冲突的回应。对话才是解决之道。当务之急是建立有效的宗教对话机制，各个宗教流派应该撇开成见，以合作而不是敌对的态度真诚地进行交流，共同拟定方案，逐步地落实，消去不同宗教信仰的种族之间的敌对情绪，以人类共同的追求为基础建立宗教共同愿景，逐步解决矛盾，制止无谓的冲突的出现。面对不理性的宗教情结煽动现象，我们应该持冷静审慎的态度，不能把一切的问题都当成宗教的矛盾，不能把一切的冲突都简单地归结为宗教信仰的差异，毕竟，很多的问题都不全是宗教问题，而是亟待解决的政治经济问题抑或其他的文化差异性问题。但目前国际上严峻的形势也再次表明：宗教问题已经不能再受到忽视了，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国际社会危机，如果得不到长足的解决，人类将面临无尽的战争和灾难。所有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应该撇开成见，把“和而不同”当成自己信仰中的根本性的原则，尊重其他宗教人群的信仰自由如珍惜自己的信仰自由一样，以真诚的对话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选择牺牲上帝真神的子民。冲突既可以让我们流血，也可以使我们坚定对宗教教义中真善美以及和平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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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读《天下兴亡，我的责任》有感汉语言文学0705班曾艳华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一直被我们奉为至理名言的话，今天竟被高振东教授推翻了。我们一直都没有考虑过“天下兴亡”与自己的关系，我们似乎都割裂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高教授提到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否就等于大家都无责？正如高考中给每人都加10分，那不就跟没有加分一样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我们都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算自己没有尽责，还有其他人负责。如果每个人都抱有这种思想，那结果会是怎样？是每个人都没有对国家尽责，每个人都变得自私自利，国家也无法团结起来。那会是多么严重的后果啊！所以，我们都应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在风雨如晦的年代，战火连天，人民流离失所，侵略者无处不在，然而中国人民对祖国仍不离不弃，全心全意爱着自己的国土，抛头颅，洒热血，因为他们始终相信，祖国是自己唯一的归宿……然而，时下内地某大城市中学生当中有三成学生希望自己能做一个外国人，甚至在为中国人民所痛恨的日本大地上赫然写着“考上东京大学，在日本生活”这样让人触目惊心的汉字，更令人意外的莫过于中国婚介所那则“找个老外嫁出去”的广告。中国人民竟如此崇拜外国，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毫无疑问，外国很多国家比我国富裕、强大，经济发达，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有较好的生活条件。可是，难道我国就没有任何优点，非得移居外国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吗？我国经济在飞速发展中，社会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们生活更殷实，社会更和谐，这有赖于中国人民的努力与奋斗。我们要相信，只要我们肯继续在这片大地上默默耕耘，那么赶上甚至超越其他发达国家也只是时间的问题，盲目媚外实在是不可取的。也许有人会反驳我，如果不能盲目媚外，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学英语，把它作为我们的第二语言。可是，我们应该清楚，“崇洋”从来就没有什么过错，“媚外”才是值得谴责的。“崇洋”是对别的民族的认可与心中对美好追求的体现。“媚外”则是降低了一个人的尊严，把自己放在低级中，造成不平等。而且，正如高教授所说，我们学英语是为了更了解外国人，把他们的绝活学过来，加以自己的创造，希望有一天能超越他们，这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也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些人民族自豪感的丢失，民族凝聚力的减弱，以及民族自卑感的外现。然而翻开那页页丹青，我们却发现了一个个闪耀着无可比拟的光彩的名字。苏武牧羊，尽显对祖国的坚贞；文天祥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把那不屈与坚忍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心中饱含着对祖国无比的热爱。名利地位的诱惑在他们的赤胆忠心面前都变得一文不值。那是一种属于民族的无比高贵的情感，是对祖国大地的无限眷恋，这难道是外国能带给我们的吗？热爱我们的国土，以自己国家为荣，这才是民族屹立于世界的精神支柱。盲目媚外是因为我们缺乏对中华民族的自尊、自爱，但是，难道上下五千年的光辉历史不值得我们自豪吗？那源远流长的文字，空灵留白的水墨画，还有那华丽酣畅的汉赋、琅琅上口的唐诗以及婉转哀怨的宋词也不值得我们心生敬意，不值得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吗？只有缺乏对历史的理解、缺乏对民族历程的深刻认识的人，才会盲目崇拜那只有区区几百年历史的国家，反而舍弃那拥有无比珍贵文学财富的文明古国。中国历史需要我们来传承，中国的未来需要我们去书写，我们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共同缔造属于中国人民的另一个辉煌！让我们做一个具有民族自豪感的中国人，一起大声地向全世界宣告——我是中国人，我以我的祖国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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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06编辑出版班张述远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在小谷围岛上的大学城生活了两年有多，我一直很享受这里的恬静清幽，但时间长了，我开始时常在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大学城缺少了什么？已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1931年在清华就职时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毋庸置疑，大学城是不缺少大楼的，坐381环绕大学城一圈，整齐林立的大楼令人目不暇接，这里俨然成了水泥森林，成了现代化建筑的一个缩影。那大师呢？曾有人戏言，大学城里的大楼比大师还多。不可否认，自高校扩招以来，教育产业化的弊病日益凸显，且当今社会浮躁之风肆意横行，能埋头研究学术的老师已不多见，更有甚者以打赌来论断学术观点的是否正确，这样的老师，我们能指望他成为大师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一个教授都只会打赌了，还能指望他教给学生什么？我们的高校教育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扼腕、叹息！高校教育应该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这是教育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如今这个争论早已过时，高校扩招已成定势，我们都是高校扩招洪流中的一员，我们怀着对大学美好的憧憬来到大学城，经历过心理的巨大落差，然后渐渐习惯，渐渐适应，终于不抱任何奢望。其实我们很想改变这一切，但在现实面前，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我们唯一能能做的是让自己在高校这一堆数量庞大的产品中让自己优秀一点，不至于被洪流无情地埋没。高校里还有没有称得上大师的老师？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当今学术腐败之风蔓延，埋头研究学术的老师已不多见，但并不意味着已经消失。高校有大师，但大学城没有大师，因为大师都在城外。大学城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在西方，大学城是自然形成的，是大学发展过程中，大学本身的规模越来越大，有的大学聚集在一起，大学周围或大学校园本身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自然而然形成的。然而，“大学城”这个概念来到我们国家却完全变质了，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大学城，是把“大学”和“城市”两个本毫无关联的概念生拼乱凑地凑到了一起，到头来，成了两不像，既没有大学本身的历史文化沉淀，也缺乏社会历史演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城市个性。大师都在城外，大学城俨然成了学生的城堡，学生触目皆是，大师却难觅其踪，即便邂逅，也都是行迹匆匆。本来大师就不多见，老师中能称得上大师的寥寥可数，而与大师相处的时间不过是课堂的一个半小时。当我抱着满腹的疑问在课堂结束时欲与大师交流时，却见大师已收拾行囊准备离去。我惊讶于大师匆忙的脚步，大师说：“我也很想留下来抽出时间和你们交流，但校车不等我啊。”大师不在城内，即便有这样的心，也没有这样的条件，何来面对面的交流？我很羡慕以往的大学生，那时老师和学生没有城的阻隔，老师和学生住得很近。《新周刊》副主编周可老师谈起他的大学生活，总是一副怀念的神情：“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事没事就爱往老师家跑，很多学问和感觉，都是晚上私下里在老师家喝茶聊天时收获的。”如今在城内的我是不敢奢望的了。时代在发展，老师和学生的距离却在拉远，大师都跑到城外去了。虽然现在通讯发达，手机、邮件都很方便联系，但缺乏与大师面对面的交流，得到的总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总是感觉缺少了点什么。最近听说城内有高校推出举措，新进的老师必须住在城内，以给师生更大的交流空间。我的心底陡然升起一丝希望，大师进城了，会不会回复到以前周可老师所说的师生喝茶聊天谈学问的日子？若是如此，将是莘莘学子之福，是高校教育之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不能对大学城太苛求，毕竟它还年轻，各方面都有待完善和改进，但我们有理由期待，大学城的未来是育人的天堂，是学术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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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2006级4班梁俏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理想国》的上篇“理想国家与理想政治”中“论财产与老有所福”克法洛斯提到晚年的自己随着对肉体快乐的需求越来越清淡，就越来越享受聊天的快乐。他没有和别的老人一样感觉到晚年的苦，他老有所养，老有所福。在我们看来他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灵魂得到了宁静与自由。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他对生活中的一切琐事都看透了，他好好地享受着晚年的那份平静与安宁。幸福是什么概念，是老有所养，老有所福吗？幸福在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看法。贫穷的人认为有用不完的钱就是幸福的，富有的人认为能与家人轻轻松松地吃个饭度度假就是幸福的，恋爱的人觉得和对方在一起就是幸福的，爱智慧者渴望在知识的海洋里遨翔，静静地看本书，做学问就是他们眼中的幸福。一百个哈姆雷特就有一百种看法。无论具体人们的幸福观是怎样的，它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反映，它支配着人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做何种选择，为社会做何种贡献。那么幸福是如何定义的呢？“我们现在主张自足就是无待而有，它使生活变得愉快，不感匮乏。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幸福。”“不过把幸福称为最高的善，看来是种同语反复。”“我们把善看作是灵魂的行为和活动，这乃是个早已存在的、古老而美好的主张，现在的哲学家们也没有不同的意见。在这里，准确地说明了行为和现实活动就是目的，所以灵魂的现实活动就是善，但不是外在的善。幸福就是生活优裕、行为美好的观点和这一原理完全符合，因为我们已经把它规定为某种好的生活和好的行为。”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提到的关于幸福的理解。幸福作为最高的善，是灵魂的行为和活动。幸福有外在的表现，最明显的标志是一个人感到幸福时，他精神上也必定感到满足，他的脸上会洋溢着微笑。灵魂的行为意味着幸福只能去感受，而不是一个摆在你的面前，昭示它就是传说中的最高的善——幸福。幸福是一种心理感觉，它捉摸不透，它灵变。亚里士多德提到灵魂的现实活动就是善，可是并不是每一个灵魂都是美好的，那么丑陋的灵魂所展示的行为还是善吗？幸福不是外在的善，那生活优裕、行为美好不是外在的可观的表现吗？幸福不仅仅需要内在心灵的感触也需要一些物质实体的支撑。亚里士多德把善的事物分成三个部分：一些称为外在的善，另一些称为灵魂和身体的善。而灵魂的善是主要的、最高的善，换句话说，灵魂上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外在的物质可以使我们生存得更好，但是精神上的满足是我们寻觅已久的幸福。“有些人说，幸福就是德性，有些人说幸福就是审慎，另外一些人则把智慧当作幸福，还有一些把其中的一项与快乐相结合，至少把快乐当作不可缺少的因素。此外，还有人把外在的好运气也加进来。这一些说法中有的源远流长，主张的人数众多，有的虽出自少数人，但他们是杰出的人物，不过没有一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它们或者在某一点上站得住脚，或者大部分都能认同。”无论是德性、智慧，还是快乐都与我们平时所感悟到的幸福相关。“最美好、最善良、最快乐也就是幸福”如此看来世界上只有追求幸福的人，而没有真正得到幸福之人。“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然倾向，幸福以自身为目的，同时又是其他一切目的之目的。这种以幸福为伦理活动终极目的的观点被称作幸福主义。”“一个完全合乎德性而现实活动着，并拥有充分的外在善的人，难道不能称之为幸福吗？还必须加上，他不是短时间的，而注定终生如此生活，直到末日的来到。不过，既然我们主张幸福是目的，是彻底的完成，那么它究竟如何也就难于说清了。如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有生命的东西中，把已具备和将具备所说条件的称为至福，当然是至福之人。”真正幸福之人尚且没有出现，因为我们人类暂时是拥有充分的外在善，可是我们的行为还有待于继续修炼。幸福是目的，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以追求幸福为目的，一步步地向幸福的灯塔迈进。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我们的守卫者仅仅只能得到吃的，除此之外，他们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还能拿到钱。因此，他们想去哪里都无法如愿，就连旅游都和他们无关。至于女人、高消费、住奢华住宅，那就更不敢想了。”在我们今天的人看起来，这观点是荒谬的，因为这样的守卫者跑完全世界也未必能找到一个。如此商品经济充斥着市场，人们每天为生活忙碌着。“我说城邦守卫者的那种‘一穷二白’的生活是最幸福的”柏拉图的这个观点在今天的人眼中似乎是疯子所言。没有人愿意奉献自己去做守卫者，忍受着各种的诱惑，但是自己却不能去尝试。中国的贪污现象自古有之，而且这股风气难以灭绝，就是因为人的欲望在作祟。没有的想拥有，有了的希望的到更好的，似乎在颠峰的人又想满足一下自己玩刺激的心态。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构建的才是理想国，而现实中的城邦是无法达到这一点的。而且理想国中博爱的思想在传统的中国也难以很好地传播开来。因为中国人落叶归根，讲究认祖祭宗。而理想国中孩子不能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身体有残疾的婴儿当场掐死，从人道主义方面而论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理想国过于美好而没有在现实中存在，但是它是人们追求幸福的一种表现。有了这幅美好的蓝图，人们生活的方面更加明确。幸福不仅仅是理想国中所追求的理想政治，它还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善的体现，它不停留在外在的善，它是灵魂上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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