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个人作品列表
程占功那年，记者在郑州先后两次采访了河南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我国著名戏剧影视作曲家王基笑，与这位曾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的前辈作了长谈。洞悉王老建树卓著的艺术生涯后，著名音乐家舒曼的一段话萦绕在我的脑际：“一磅铁只值几文钱，可是经过锤炼，就可制成几千根钟表发条，价值累万，同样，人也应该努力锤炼天赋予自己的‘一磅铁’。”王基笑正是不屈不挠，竭尽全力地锤炼了自己的“一磅铁”。他为《刘胡兰》《朝阳沟》《李双双》等180余部豫剧和《少林童子功》《红雨》等16部电影，《包公》《唢呐情话》等80余部（集）电视剧，《瓜棚风月》《樱桃熟了》等20余集广播剧作曲，并创作发表了400余首各种题材的歌舞乐曲，其中《我们是一支钢铁军》《沁园春·雪》等广为传唱。他还创作出版了多部音乐著作，1部戏曲理论专著。在军旅生涯中，他3次荣立战功；到地方后，他在艺术创作中硕果累累，先后获“飞天”、“丹桂”等国家级奖11项。他是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一1930年7月，王基笑出生在辽宁省丹东（当时叫安东）一个知识分子家中。这位生长在鸭绿江畔的“东北人”，后来却爱上了黄河孕育的中原豫剧，并对这个古老剧种的改革创新发挥了“开山”作用。王基笑先后有两位母亲，她们在音乐上都有造诣，一雅一俗。他家有洞箫、古琴、曼多林、吉他等乐器和留声机以及大量民族音乐唱片、西洋音乐唱片。这种民族、民间和西洋并存的音乐环境，使王基笑从小受到得天独厚的音乐熏陶，对他未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无论上小学，还是读中学，他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尤其在乐器方面，从小军鼓、口琴到六弦琴、小号、长号、单簧管、萨克斯管等，他都运用自如。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国民党挑起了内战。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爱国运动迅速高涨，北京、上海、沈阳等全国许多城市的学生纷纷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当时在沈阳读高中的王基笑勇敢地走进东北大学学生的游行队列，同他们一起高呼：“反对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打倒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8年元旦过后，他与几名同学从沈阳出发，冒着严寒，穿过国民党层层封锁线，来到解放区，参加了东北野战军，先后在辽北军区及49、48军文工团任宣传队员、乐队队长、指挥等。二入伍不久，王基笑便有幸亲身经历了辽沈、平津战役。辽沈战役期间，王基笑跟着文工团发动群众，组织民工参加随军担架队，并给部队教唱革命歌曲。利用战斗间隙，王基笑广泛收集整理东北民歌100多首，并努力进行音乐创作。辽沈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跨过山海关，发起平津战役。王基笑与文工团的战友们随着大部队在冰天雪地里，从东北徒步行军赶到天津静海，包围北平。天津解放后，1949年春节期间，王基笑面对人民群众拥护解放军的热烈场面，满怀激情地创作了一首《拥军歌》，当时在部队和群众中广为流唱。1949年6月，王基笑随部队南下，解放了湖南的益阳、衡阳等地，并在衡阳驻防一年。在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实行减租减息的同时，王基笑深入民间采风，收集、整理了300多首湖南民歌，并对湖南民歌和东北民歌进行比较研究。湖南民歌和东北民歌各有自己的风格和韵味，但都给他从事音乐创作提供了素材和营养。这期间，王基笑还夜以继日攻读了西方音乐作曲理论。新中国诞生后，王基笑随部队进驻广东，不久又折回湖南，参加了修荆江大堤的工程建设，并创作了《修荆江之歌》等歌曲。之后，王基笑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赶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且在战斗间隙创作了一些鼓舞士气、振奋斗志的歌曲，教给指战员演唱。同时，他利用各种时机，收集、整理朝鲜民歌100余首。1953年，王基笑随部队回国进驻河南商丘，从此，他与河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三王基笑到河南后，先后在河南省军区文工团、河南省歌剧团、河南省豫剧院三团从事作曲和乐队指挥工作。到河南不久，他就对中国4大剧种之一的豫剧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用自己丰厚的音乐理论知识，把所听到的豫剧唱段都用乐谱记录下来，并且认真分析比较，找出它的规律。王基笑认为，中国的戏曲，源于农村，主要是农民的艺术，因此，它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豫剧，更是如此。要想把这种通俗的艺术变成高雅的艺术，雅俗共赏，从而赢得更多的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就必须对它进行改革，推陈出新，优胜劣汰。豫剧以前都是男演员演唱，女角也是男扮女妆，男女却同腔同调，同一个板式。自上世纪30年代有了女演员后，给豫剧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并涌现出像陈素真、常香玉那样一批优秀的女演员。但是，这对男演员的唱腔却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男演员再用原腔原调唱，不是高不上去，就是低不下来，只好用假腔唱。假腔对传统戏来说，尚可应付；但演工人、农民、解放军等现代人，就显得很不协调，缺乏男声自然声腔的阳刚之美。对中外音乐素有研究的王基笑经过反复探索，借鉴西洋音乐创作手法，先用移位，后用转位，把豫剧中豫东调和豫西调有机地揉在一起，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例如，他为《朝阳沟》里栓宝和老支书、《李双双》里喜旺和金樵、《刘胡兰》里连长和大胡子等人物设计的唱腔，就很成功。此后，为了丰富和完善豫剧女声唱腔，王基笑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借鉴歌剧音乐创作手法，为女声唱腔设计了一种“反调”唱法大大地开阔了女声唱腔的音域，它韵味新颖，长于抒情，一诞生，便深受群众喜爱。这对豫剧这个古老的剧种是一次较大的变革，大大地丰富了它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应该说，王基笑对豫剧在这方面的改革发挥了“开山”作用。著名剧作家杨兰春（电影《朝阳沟》作者）对王基笑首创的豫剧“反调”这样评价：“从那时到现在，‘反调’不仅为现代戏所用，而且，不少古戏也把它吸收进去，用在自己的唱腔中。我敢说，凡豫剧团，无一不用。”王基笑不仅对豫剧的男女声唱腔进行了重要革新，而且，在演唱形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过去，豫剧只有人物的单唱和对唱，现在，在不少豫剧现代戏里，经常可以听到齐唱、合唱、伴唱和重唱等变化很多的演唱形式。这不仅增强了舞台音乐的立体感，而且更适宜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及其所处的环境，王基笑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王基笑在电影《杨家将》、电视连续剧《包公》等许多影视作品的作曲中也充分地展示了他的创作才华，许多旋律令人久久难忘。他在歌曲创作方面，亦卓有建树。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创作的“海上渔歌”、“光溜溜的月儿”等就被选上参加全国第一届音乐周汇演。女演员高洁因唱这几首歌大获成功。王基笑注重深入生活，工厂、农村、军营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说，我一生追求真、善、美。纵观他的人生道路和艺术成就，无不闪现真善美的绚丽色彩。王基笑曾两次受到毛主席接见，他说，他正是遵循了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才创作出了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才实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愿望。原载《中州今古》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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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以前，庆阳县由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县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广大贫苦农民受尽了熬煎。三八五旅到庆阳后，深入群众，访贫问苦，采取了多种措施救济和照顾生活贫困的群众，并且同地主交涉，向他们买地，把地买到后，就分给农民种。与此同时，部队号召老百姓抗捐抗税，反对高利贷剥削，要地主减租减息，缓和同农民的矛盾。老百姓在三八五旅的宣传教育下，再也不逆来顺受、任人宰割了。他们纷纷起来利用多种形式，抗捐抗税，抗粮抗款，坚决反对高利贷剥削，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九三八年后季，国民党庆阳县政府加紧征粮派款，拼命向广大群众敲诈勒索。他们名义上筹集军饷，实际上除了贪官污吏装腰包外，所谓军饷，也只给国民党军队发，根本不给八路军。三八五旅掌握到这些情况，就让旅部的民运科通知四乡的群众组织，发动大家坚决抵制。当时的高营乡团支部书记就动员乡里的老百姓同土桥、赤城等乡村的贫苦农民共一千多人联合起来，带着木杈、连枷等农具，进城向国民党县政府示威抗议。县政府的那班人闻讯后，吓得慌了手脚。县长跑到南城门，对站岗的八路军哨兵说，千万不可把些野民放进城里，要不，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哨兵请示旅部，王维舟旅长决定让这些群众都进来。国民党县长见如此，吓得抱头鼠窜，躲了起来。一千多人进了城，天色已晚，大伙走了一天路，又饥又渴。三八五旅民运科的同志给大家安排了住宿，王维舟旅长还专门派人送来粮食，叫大家造饭吃。第二天，一千多农民兄弟把所带的农具拿上，来到国民党县政府。县长早已向西峰镇逃跑，农民兄弟找到其他人员，对国民党县政府不管群众死活，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提出严重抗议。然后，农民们指着带来的农具，对他们说：“要钱要粮都没有，若要这些农具，都拿去吧！”农民兄弟所以拿着这些农具，一是让那些贪官污吏看到这些东西想想粮食的来之不易，二是用来做武器。最后，农民兄弟提出了反对苛捐杂税，反对高利贷剥削，实行减租减息的具体条件。国民党县政府人员在觉醒了的人民面前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了农民兄弟提出的全部条件。一千多农民兄弟这次对国民党县政府示威抗议取得的胜利，无疑对全县人民是一个鼓舞，同时也使那些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再也不敢藐视“野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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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生活单调的人，业余时间除了欣赏秦腔戏曲和写点东西外，烟酒不沾，不会唱歌跳舞，几乎没有别的爱好，但也明白，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没有受过正规的写作训练，十六、十七岁时，在电影队放过近两年电影，不仅对我学习创作帮助较大，而且让我学会了说不熟练的普通话，可以无障碍地与采访对象沟通。多年来，我在做好采编工作之余，学习创作，在不断取得收获的同时，深刻感悟到，文学创作应该在有生活底蕴的基础上，进入“状态”。所谓“状态”，我的理解是，作者在叙述这个故事，这个情节，这个人物时，首先应被其故事、人物所感动，并在脑海中孕育成熟，有呼之欲出的冲动时，方可下笔。创作时，作者仿佛置身于故事、人物里面，这样写出的作品才有可能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我经过三年业余时间创作，1991年，一部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完成了。这部作品在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于1993年在央视一套、二套播出。我在创作《黄河魂》里邵忠杰这个人物时，就完全进入了邵忠杰的思维、情感状态。当他得知自己默默爱着的李小妹英勇牺牲了，悲痛不已。此时，他收到了第一笔稿费，而此前他写过很多稿子收到的全是退稿。在他受到冷嘲热讽、心情沮丧时，善良的小妹只对他说了几个字：“只要努力坚持，你准行！”给邵忠杰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他更加发愤，写成了一本有关治水的科技专著。在邵忠杰的遐想里，他如果能获得一定成就，就准备试着向小妹吐露爱情；反之，就永远把它埋在心底。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把收到的第一笔稿费给小妹买个礼物。可是稿费来了，人却去了。邵忠杰站在小妹墓前，含着热泪把稿费单化为灰烬。中央电视台播出该剧时，这个情节被修改为，邵忠杰面对滔滔黄河将稿费单点火烧掉，意在母亲河边祭奠李小妹。我在创作稿费单“化为灰烬”这个情节时，夺眶而出的泪珠打湿了稿纸，就是因为我当时完全沉浸在邵忠杰的情感“状态”中。我创作这部33万字的电视文学剧本时，就是在进入“状态”后进行的。因此，并不觉得劳累，只感到宣泄了情感，释放了激情，颇觉欣慰。所以说，作者在进行创作时，不论其天赋、水平如何，进入“状态”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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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黄河，终如人愿，几十年岁岁安澜。人们对为驯服黄河有过功绩的当代大禹们无不怀有敬意。我怀着这种敬意访问了黄河水情专家陈赞庭。陈赞庭上世纪四十年代考入河南大学水利系，毕业后来到黄河水利委员会，投身治黄事业。陈赞庭到黄委后，分在水文部门从事水情工作，建国后黄河历次大洪水，他几乎都参加了预报作业及其领导工作。1958年7月中旬，黄河三门峡与花园口之间的广大地区连降暴雨，下游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凶猛异常的洪流冲断郑州黄河铁桥，涨满了宽阔的河道，威胁着两岸大堤。当时，陈赞庭是水文部门主管水情工作的负责人和工程师。他和同志们一起，整整一个星期昼夜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在收报室操作电传机接收各报汛单位报来的雨情、水情，在预报室精心点绘水情曲线，推算各种数据，仔细分析，综合判断，及时向各有关部门做出预报,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他和同志们根据上游雨情、水情，预报出下游防汛的把口站——花园口水文站17日23时将出现22000秒立米的洪峰流量。随即向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做了汇报。当时有个规定，洪水在花园口超过20000秒立米，为了保证大堤安全，就要在北金堤滞洪区分洪。如分洪，滞洪区一百多万人的生命财产就要受到惨重损失；如不分洪，黄河若从北岸决口，势必殃及海河；若从南岸决口，长江、淮河会被冲乱。一但这种局面出现，损失将不可估量。黄委主任王化云是一位精通业务的治黄专家，对黄河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全面分析，反复权衡，审慎考虑，认为后续不再加水的话，依靠解放后近10年不断加修加固的黄河大堤，依靠斗志旺盛的广大军民上堤严密防守，这场特大洪水人力可以征服，他十分关切地问水文部门的负责人和陈赞庭，22000秒立米流量后面会不会出现更大的洪峰，陈赞庭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严密注视着上游水情、雨情及其天气的变化，便与同志们经过精心推算、分析、判断，又及时预报出，此次洪峰后面不会有更大的洪峰。王化云便做出在做好分洪准备的情况下不分洪的建议，征得河南、山东两省省委同意后，上报中央。周总理闻讯乘专机赶来视察黄河，听取王化云的汇报后，批准了黄委提出不分洪，依靠人力防守的决策方案。在周总理亲自指挥下，河南、山东两省迅速动员组织了两百万军民，上堤防守，经过一周日夜紧张、艰苦的奋战，终于转危为安，使这场特大洪水按照人的意志汇入大海。事实证明，陈赞庭和他的同事们预报的精度是相当高的。预报最高水位94.40米，实测94.42米，比预报仅仅高出两厘米；预报洪峰流量22000秒立米，实际22300秒立米，比预报只多300秒立米；预报洪峰出现时间是17日23时，实际峰现时间是17日23时30分，预报与实际接近。更重要的是，他们预报后续不再加水，结果与预报的完全相符。为领导部门决策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依据，避免了滞洪区一百多万人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几十年来，陈赞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对黄河水文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素以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著称。他参与预报的黄河历次大洪水（如1964、1976、1982年出现的大水等），都取得了相当高的精度，为驯服滚滚黄龙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使黄河水情预报工作紧贴实际，他坚持到野外查勘，了解上、中、下游各个洪水来源区的地貌特征、河道特征、降雨特点、产流特点、汇流特点、泥沙特点等第一手资料。从青海高原，到渤海之滨，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担任总工程师后，全面负责黄河水文系统的技术工作，哪个部门有什么问题都要找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没有中断去野外，到基层。因年纪大退居二线外，每年都要出去，常常匆匆奔波在山谷小道上。年过60岁时，有一次到中条山一个水文站去检查汛前工作，因水文站距公路十几里地，他下车后便步行到了那里。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经常忘我工作，连续作战。有一次刚从野外查勘回到机关，没休息便去办公室与一位工程师研讨工作，由于疲劳过度，晕倒在椅子上，被同志们送到医院急救脱险。他根据自己从事黄河水情预报工作的实践经验，创建了黄河水文预报系统，研究提出适应黄河特点的水文预报方法，指导编制了黄河干支流系统的水情预报方案，使黄河水情预报工作得到了较快发展。并且，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陈赞庭领导黄河流域各省区有关部门完成了《黄河流域水文预报方案汇编》一书，他还撰写了大量有关黄河水情情报及预报的论文，如《黄河水文预报方法》等，有的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交流，有的在《黄河建设》等杂志上发表。为了开阔视野，借鉴经验，他研读了大量中外有关书籍，并且翻译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外国著作和论文刊印成书或在刊物上发表。如，他在上世纪50年代翻译的10多万字的俄文《不稳定流近似计算》一书，至今对黄河水情工作仍有借鉴作用。访问结束时，陈老说，黄河虽然由一条害河变为利河，但还潜伏着不少为害的因素。我们治黄战士就是要有根治它的雄心大志，除害兴利，造福人民。要达到这一目标，作为治黄大军眼睛的水文工作者必须走在前面，不断以及时准确的测报和预报数据，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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