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个人作品列表
程占功县委书记张延安说，我们要珍惜和培养书画艺术人才华灯初上，山东东阿县城沉浸在色彩柔和的氛围中。记者走进时任县委书记张延安家中，与他就本文主人公、山东省聊城市政协委员、青年画家王婉茹及其作品等有关问题进行座谈。“大家知道，王婉茹的国画作品从东阿走向全国，走出国门，有了一定的影响。请张书记从父母官和专家（张延安在书法艺术上有较高造诣）的角度，对婉茹及其作品予以评价。”记者与张延安书记握手、落座，随即提出问题。“王婉茹是一个优秀的书画艺术人才。”张书记说，“她不仅虚心学习，刻苦钻研，而且认真细致，从不粗制滥造，就是送画给人，也是这样。可以说，她对自己画的每一幅作品都力求成为精品。”“婉茹能有今天的成就，她的天赋和勤奋固然重要，但与领导的关怀和老师的培养分不开。”记者说罢，又问，“张书记重视书画艺术人才的培养，是因为个人爱好书画艺术吗？”“不完全是这样。”张延安笑了笑，接着道，“书画艺术虽然是一门高雅的艺术，但今天在社会各阶层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多的人喜爱这种艺术。正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潜力，我们就要珍惜和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并创造有利于创作的条件。我们的目的是，书画艺术搭台，经济贸易唱戏。为了发展东阿经济，我们应该这样做。”当我知道张延安原在山东省高唐县任县长时，就十分重视书画艺术人才的培养，挖掘人文书画艺术资源，使高唐县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书画艺术之乡”，并以此招商引资，为振兴和发展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便深深地理解了这位当地百姓父母官的良苦用心。“王婉茹在李书瑛等画家的教导下，已掌握了比较扎实的绘画基本功，不少作品达到了一定的艺术境界。”张延安书记回忆说，“当我看到一幅幅婉茹创作的精美的工笔画时，在为她高兴的同时，就觉得她更需要博采众长，全面提高自己的水平。”稍顿，张书记接着道，“婉茹接受了我的建议，上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国画系深造，并前往北京接受一些全国著名画家的面授，得到一些造诣很高的名家的真传。她回来后向我汇报说，走出东阿，眼界大开，拜多位名家为师，博采众长，对自己帮助很大。她要从以往的工笔重彩画向大写意转化，要在以往的水平上，有新的突破。我为她的进步感到高兴，我们这位年轻的画家很有发展前途。”张延安书记自己的书法造诣就不同凡响，在鲁西南有不少人都希望得到他恢宏大气、笔法遒劲的书法作品。他让记者参观了他飘逸着墨香的书法创作室。他说，工作忙碌一天，练练书法，写写字，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休息。名画家李书瑛慧眼识才，精心培育；王婉茹水滴石穿，锲而不舍，终成大器东阿县城，山东省聊城市政协委员、东阿县电视台文艺编辑、青年画家王婉茹的画室。时值暑伏，画室持续高温。温度在摄氏37至38度上继续攀升，汗珠儿在婉茹洁白的臂膀上轻轻滑落。画桌上摊开的宣纸上，一簇簇鲜艳的牡丹，在画家连续十几个小时的“浇灌”下，竞相绽放。王婉茹手中的画笔在调色板与宣纸间缓缓移动，汗水不时滴在宣纸上，宣纸不时沾在婉茹的胳膊上。婉茹不时小心翼翼地把沾在胳膊上的宣纸轻轻揭开，继续运笔描绘，忘了午饭，忘了晚餐，直至次日凌晨……这组画面，只是王婉茹学习绘画、从事绘画艺术创作多年来经历过的无数场景中的一个缩影。鲁西南名画家李书瑛先生坐在王婉茹家中，与身高1。7米，文静腼腆，不施粉黛的王婉茹一起向记者叙述过这个“缩影”后，又介绍了婉茹如何拜师学画、李书瑛如何教她作画做人、婉茹如何水滴石穿，终成大器的往事。1978年生在山东东阿的王婉茹，自幼喜爱绘画，到12岁时，她的绘画天赋已显山露水。这个好静不好动的小姑娘希望得到名家指点。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的父亲认识了名画家李书瑛，就把女儿渴望拜名师学画的事儿告诉了她。当时，李书瑛先生已过半百，希望自己的画艺后有传人，亦想找些富有天资的好苗子栽培，便很快收王婉茹来到麾下，开始系统地学画。李先生根据王婉茹的爱好兴趣，热情地教她学工笔重彩，婉茹认真努力地学，进步很快。李先生看她是块好料，便毫无保留地倾心相教。不仅教她作画，还教她做人，他拿出《李苦禅文集》等著作让她阅读，并对她说，大凡历史上有成就的人，无一不是从勤奋好学这条路上走过来的。我们不仅要学习那些德高望重的前辈们的优秀作品，还要学习他们高尚的人品，并给她讲了齐白石大师不给日本鬼子作画的爱国故事等许多培养优秀品格的故事，使她受益匪浅。在作画技巧上，他让婉茹深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李书瑛在教婉茹学习基本功的同时，特别让她多练笔、多观察。王婉茹特别勤奋，多年来，除了学习、工作，便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埋头画室，伏案学画、作画。不论是青春年少的花季时节，还是踏上工作岗位的黄金时代，她都没有虚度年华。她身材修长，容貌清秀，却从不在穿着打扮上刻意追求，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她钟爱的国画艺术学习和创作上及所从事的本职工作上。为了画好荷花，她多次赶到乡间，一天又一天在荷塘边观察，把荷花在早上、晚上、晴天、阴天、刮风、下雨时的不同形态观察得细致入微。所以，她画的荷花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她还常常去菏泽的牡丹园、平阴的玫瑰园，就像观察荷花一样观察牡丹、玫瑰。王婉茹不仅喜欢画荷花、牡丹、玫瑰，还擅长画我国古代宫廷仕女以及猫、鸟、鹰等工笔重彩画。学习画鹰，光观察标本不够，她便利用外出旅游的机会，借助望远镜观察翱翔在蓝天上的雄鹰。通过仔细观察，她深刻地领会到李书瑛先生概括鹰的三个特点：嘴，粗壮有力；眼，炯炯有神；爪，钢键有劲。画鹰时，最主要的就是突出力量的感觉。在向李书瑛先生学习几年后，王婉茹的绘画技巧日臻娴熟，画出来的画让人分不清哪是李先生的手笔，哪是她的作品。此时李先生用齐白石大师“学我者生，像我者亡”的一句话勉励他的学生，向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后来，王婉茹走出校门，到东阿县电视台做了一名文艺编辑。工作之余，她更加孜孜不倦地刻苦钻研，努力提高绘画创作水平。只要工作允许，不论哪里有画展，她都尽可能地去观摩，亦经常主动和许多画家切磋技艺，博采众长，又得到巴山等名家的指导。东阿县委书记张延安关心王婉茹的成长，不仅经常鼓励她不断提高绘画水平，还建议她上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国画系深造，经过谷守山、于耀中、高沛明等著名画家的面授和指导，使王婉茹在绘画理论与技巧上有了突破性的提高。多年来，王婉茹已有100多幅国画作品在全国、省、地（市）许多报刊杂志上发表。北京一位中将老前辈在一家国家级报纸上的“佳作欣赏”栏目中看到王婉茹的国画作品“荷塘小景”，十分喜爱，专门托人向婉茹求画，并鼓励她百尺竿头，更上层楼。王婉茹的作品还参加了我国八省（区）“政协杯”书画巡回联展等大型画展活动。日本山口有关方面专门为她开辟了一个画廊，她的18幅工笔重彩画作品在此展出，受到国外观众的热情赞扬。难能可贵的是，富有天赋，又很勤奋的王婉茹，在国画艺术创作领域获得累累硕果的同时，并没有影响她在电视台做文艺编辑的本职工作，曾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在国画艺术创作中获得可喜成绩的王婉茹，面对成就和荣誉，平静地说，我还年轻，前面的路还很长。我要学百家之长，努力画出自己的风格。我的目标是，未来在国画画坛上独树一帜。原载《黄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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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枝抽绿，花儿吐香的时节，我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神禾塬上，拜谒了人民作家柳青和夫人马崴的合葬墓。站在墓碑前，我想着柳青独树一帜的创作生涯和他对我国文学事业的杰出贡献，想着马崴为此所作的全部牺牲，禁不住湿润了眼睛。为了探寻他们生前的足迹，我离开墓地，到皇甫村等地采访，许多老伯、大娘和干部群众深情地向我讲述了柳青和马崴的往事。1952年秋季，已蜚声文坛，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我国文学新秀柳青，偕同新婚不久的妻子马崴一起到长安县深入生活，并在该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一住就是14个春秋。柳青曾兼任长安县委副书记；马崴曾任皇甫乡党支部副书记兼文书、王曲区委副书记兼团委书记。柳青曾帮助王家斌（《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生活原型）的互助组建立合作社。从开始酝酿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讨论社章、土地入股、牲口折价、评工记分，以及对每个入社对象的审查，他都参加。经常天不亮就从住地步行3里多路赶到王家斌门前，隔着窗户把他叫起来工作。王家斌告诉我，柳青是著名作家，又是10级高干，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他不仅把该书基本稿费和印数稿费一万余元全部捐献给皇甫村所在的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而且为他所在的生产队架电线花去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他不仅认真生活，而且创作的态度也很严肃认真，有些作品光开头就重写30多遍。他说，作家贡献给人民的作品，既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又要对生活有真知灼见。要达到这一步，必须有一个艰苦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他的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等作品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皇甫村的干部、群众都说，柳青做人、做文，堪为一代楷模。马崴在沈阳长大，大学毕业，在西北党校工作时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柳青结婚并到皇甫村落户后，一面积极参加农业社的各种活动，一面搞社会调查，为柳青的创作搜集素材、清抄稿件、处理来信、接待来访，逐步成了柳青的得力助手（后来组织上正式决定她为助手）。她比柳青小12岁，但与他志同道合，相爱深沉。原王曲区委书记（后在长安县委农工部工作）孟维刚告诉我，柳青生前曾对他说，马崴忠厚善良，贤慧勤劳，集中国妇女美德于一身，又精明能干，实在难得。柳青不善于接触女同志，马崴就替丈夫在这方面深入生活。为了让柳青塑造好徐改霞这个人物，马崴多次去生活原型家里，一面帮着做活儿，一面了解情况。一次，还在生活原型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柳青说，《创业史》凝结着我同马崴两个人的心血，写完4部之后，我将在后记里说明这一点。遗憾的是，连第二部都没写成，马崴与柳青就先后离开了人间。“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使柳青受尽摧残。造反派一再威逼马崴，要她跟柳青“划清界限”，揭发问题。马崴不仅没有那么做，还尽最大努力体贴、照顾患难中的柳青。他们家被抄、工资被扣发后，每人每月只有12元生活费。为了给柳青看病买药，补养身体，马崴每顿饭只吃一点咸菜，连口炒菜也舍不得吃。1969年在“九大”召开期间，柳青被宣布为“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之一。对柳青的批斗升级。造反派又逼着马崴与柳青“划清界限”，并给她面前摆了两条路：一条是，尽快揭发、批判柳青，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另一条是，如不对柳青“反戈一击”，就准备上批斗场，接受批判。并限时要她答复问题。马崴不愿违背良心保全自己，在“限时”到来的前几个小时，含恨离开了人世。柳青得知马崴先他而去后，禁不住老泪纵横，哭道：“这实在是抽了我的筋哇！”马崴用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表达了对人民作家柳青的忠贞不渝，对“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抗议。噩耗传到皇甫村后，干部、群众十分悲痛，洒着眼泪说：“多好的人哇，太可惜了！”直到现在，老年人提起马崴，还忍不住潸然泪下。他们说，马崴心地善良，敬老怜贫，为我们社员排忧解难，常常是“雪里送炭”。社员董士信噙着眼泪说，1962年，他的两个小姑娘都患了黄疸性肝炎，由于无钱治疗，病情不断恶化。马崴知道后，先来他家了解患儿的病情，接着专门赶到城里，用自己的钱买了特效药，送到他家治好了两个孩子的病。董士信的两个女儿提起马崴，总是深情地说，她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哇！柳青同马崴生前扎根皇甫，与干部、群众相处得亲密无间；他们去世后，就被合葬在当地已故农民墓地附近。他们的精神和品德同巍巍秦岭、滚滚渭水一样，将永存于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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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原甘肃庆阳军分区政委宋志斌在河北和北京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已离休的宋老时，他讲述了当年耳闻目睹的几个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很感人。“眼睛应向下看”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根据国共合作协议，八路军进行了裁减，许多战士都复员了。因为当时解放区还比较困难，他们复员后的一些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加上个别干部作风生硬，一个时期，复员军人同地方政府的关系很紧张。朱德同志当时正在晋察冀一带，他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很是不安。一次，在冀中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陪同下，朱总司令来到河北高阳县视察。他们到达城内，在一个地方歇息时，忽然间，总司令不见了。司令员和政委等焦急地四处寻找，均无下落。原来总司令没惊动别人，独自一人出来，风尘仆仆直奔县政府，到了大门口传达室，他对传达员说要见县民政科长。民政科长听说有人找他，便问：“是谁？”传达员说：“看穿着（总司令穿一身有补丁的旧灰布军装）像是军队上一个上了年纪的炊事员。”“那又是复员军人要房子来了。”民政科长漫不经心地摔掉卷烟头，对传达员说：“你去告诉他，就说我在开会，让他先等着。”听了传达员的话，总司令只得坐在板凳上等着科长散会。再说司令员和政委着急地在各处寻找总司令，却无影无踪，政委说：“怕是到县政府去了吧？”司令员连忙拿起电话，询问县政府。县政府的几个部门都回答说，“没见。”电话打到民政科，也说“没见”，只说有一个像是部队上上了年纪的炊事员在传达室等着要见民政科长。“啊呀！那就是总司令。”司令员放下话筒，便同政委朝县民政科赶来。民政科长听说传达室的“炊事员”就是朱总司令，顿时冒了一身冷汗，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不由地说：“这下可不得了了！”便抬起两条打颤的腿，跌跌撞撞地跑到传达室，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珠子，对总司令说，“我当是复员军人来了，哪里知道是您呀——总司令，我认错，我给您赔情。”总司令看着他那副狼狈相，笑着让他坐下，然后说：“你的眼睛应向下看，应把我同复员军人一样看待才对。复员军人都是对抗日救国有过贡献的同志，我们应该关心他们，热忱地解决他们的困难。”“我有错，我改正。”民政科长望着总司令，恐慌地说。“好，有错改正了，还是好同志嘛！”总司令说，“这可得见行动哟！”以后这位民政科长想方设法，主动帮助复员军人解决了许多困难。佳丘佳话1947年夏季，有一天，朱总司令带着他的警卫员和秘书，路经河北任丘县，在一片野地里，遇上了一位老太太背着一大捆麦子吃力地往家里走。总司令一行三人拉一头瘦骡子步行着，快到老太太跟前，朱总司令欲问话，这时，从前面走来一位骑一匹骏马的年轻军人。看看走近了，总司令招招手，叫这位青年军人下马。年轻军人下来后，总司令亲切地问他是哪个部队的，姓啥叫啥，是干部还是战士等。他回答，他是第八军分区某团的一个营长（姓名记不清了）。随即总司令指着正吃力地挪步的老太太，对营长说：“小同志，你帮助他把麦子送回家去吧！”营长不认识总司令，耐着性子回答了这位老同志的问话后，就要上马，忽听说，叫他替那老太太送麦子，这回可憋不住了，他说了声“没空”，便飞身上马一溜烟跑了。总司令走到老太太面前，热情地说：“老太太，快歇会儿。”说着便同警卫员、秘书一齐把老太太背上的麦子解下来放到骡子身上，然后扶着老太太，一直把她和麦子送到家里。老太太感激地不知说什么才好，一定要做顿饭，请这位老同志吃，以表谢意。总司令谢绝了，他说：“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不用谢。”沧州解放后，在做战斗总结时，总司令提到了这件事，批评了那位营长，他说：“人民子弟兵要时刻为人民着想，我们绝不能忘记养育我们的母亲。”于是，这件事很快就在晋察冀传开了，传到任丘时，老太太感动地直流眼泪，她感叹地说，“哦，原来帮我送麦子的是朱总司令啊！”“艰苦朴素作风不能丢”1947年夏天，朱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解放沧州的战役。战斗结束后，冀中军区（地址在河间）的司令员、政委乘小车来到沧州接总司令回河间。见面寒暄后，他们请总司令上小车，总司令笑了笑，说：“没坐惯那玩意儿，我还是骑我的骡子吧！”司令员和政委等赶紧到沧州部队借了几匹马，随总司令一同回到河间。同年7月，冀中军区某军分区的领导、一位曾跟随朱总司令经过长征的老同志，特地做了一身细布衣裳，换下粗布军装，买了几包点心，从军分区的所在地赶到冀中军区来看望总司令。他见了总司令，看他还是延安时期的那身打扮，顿觉无地自容，便拿出那几包点心，请总司令尝尝。总司令笑着说：“没吃惯那东西，你还是带回去自己吃吧。”这位老同志心里很惭愧，急忙跑到军区管理部门借来一套军装穿上，重新同总司令见面。总司令对他说，“你的好意我知道。但革命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应该而且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作风，可不能就去追求享受啊！”停了停，总司令又说，“就是全国解放了，艰苦朴素的作风还是不能丢的。”同志们的贴心人解放后，工程兵某部在北京修筑防空工事，总司令经常利用星期日来看望大家。当时，宋志斌是21营的教导员，负责一个地段的工作。宋志斌经常和团长、营长等陪同总司令进防空洞检查。总司令每进洞里，总是热情地同战士们拉家常，询问大家的生活、学习、工作情况。并再三叮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一次，总司令从防空洞出来，对大家说：“来，我和你们拍个照。”宋志斌以及大伙儿心里乐开了花，都高兴地说，“太好了，谢谢总司令。”“还是互谅互让好嘛”解放后，有一次，工程兵20团的一辆汽车同友邻部队的一辆汽车轻微相撞。两辆车停下后，两个司机都从驾驶室跳下来，责怪对方，他们越吵越凶，不可开交。正在这时，朱总司令的小车过来了。他见此情景，走下车来，听了两位司机吵架的事儿，便对他们说：“都是自己人，还是互谅互让好嘛！”两位司机一看是总司令，矛盾立刻就解决了。他们都说，“谢谢总司令。”然后相对一笑，各自开上车走了。（原载《中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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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占功杨兰春是我国著名剧作家、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早年创作的《朝阳沟》被拍成电影，并被移植成多个剧种，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是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曾担任中国剧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对我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那年，我去郑州杨老家拜访他，年事已高的杨老热情地讲述了他年少时的一些往事。我看老人有些吃力，就请他休息，以后再谈。杨老告诉我，他患有多种疾病，曾做过几次手术。有一些时日，我不忍去打扰这位被疾病困扰的年迈老人，但我总是如期把新出的《黄河报》给老人寄去。又过了些时间，我打电话询问杨老的健康状况，杨老说，刚出院，身体和精神都比前些日子好多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如约来到杨老家，继续采访。杨老告诉我，他喜欢看《黄河报》，因为通过《黄河报》可以了解黄河上的事儿。并颇有兴趣地谈到他看过的一些文章的内容。他说，他挺喜欢本报介绍过的一位秦腔演员，嘱我再见到这位演员时，转致问候。杨老说，他是河北人，但在河南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占领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黄河泛滥成灾的悲惨景象以及解放后黄河除害兴利、造福人民的喜人局面。从《黄河报》得知，黄河上正在进行防洪工程建设，希望有关方面一定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把黄河防洪工程建设成铁壁铜墙，以经得起大洪水的考验。此外，虽然近几年黄河没来大水，但仍要时刻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出“三江”发大水那样的事儿，黄河出了问题可不得了。1920年，杨兰春生在河北武安县太行山中一个贫苦农家。他形容他家所在的环境：“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头顶悬崖盖，脚蹬无水河。”由于家贫如洗，生活艰难，杨兰春只上了3年小学就辍学去学钉锅，用稚嫩的肩膀替父母分担生活的重担。14岁那年，杨兰春背着父母找到一个唱“武安落子”的戏班子，要学戏糊口养家。并与戏班班主杜更会立下生死文书。生死文书中约定，杨兰春甘愿给杜更会作徒弟，学徒期3年，期满再干一年报师父的恩。4年之内，如杨兰春“死不见骨头，活不见肉”，均与师父“一字无干”。也就是说，不论出什么事，都由这个少年自己负责。尽管文书规定的苛刻，但杜更会却一直关爱杨兰春，4年时间，杨兰春仅戏词就记下30多本。至今，这位耄耋老人还能把许多戏词绘声绘色地倒背如流。1938年，杨兰春参加革命工作，长期在人民军队机枪排扛重机枪，参加过大、小战斗二三十次。他说，从我们那个乡出来参军的有30个人，幸存者仅我一人。社会主义新中国来之不易，能在和平的日子里治理黄河，应该珍惜好时光。杨兰春在部队上编过许多反映战斗生活的快板，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转业后他到河南洛阳文工团工作，1950年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深造3年后分配到河南省歌剧团。1953年，他与窦荣光女士结婚。窦是中央戏剧学院辽宁籍的学员，在学校他们只是一般认识。窦毕业分配到河南省话剧团工作，后到省文化局当秘书。在她当秘书期间，杨兰春办一个学习班有不少讲义需要抄写，而窦荣光认真、仔细地替他做了这项工作，这可以说是两人结合的“红线”。窦荣光后来任河南省说唱团团长。杨兰春后来任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团长兼导演，经过他与全团同仁的艰辛努力，使这个剧团成为闻名全国的“红旗剧团”。杨兰春除了创作出《朝阳沟》这部蜚声全国的作品外，还有《朝阳沟后传》以及改编、导演的《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等许多颇有影响的作品。采访结束时，杨老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问黄河报读者好，祝黄河报越办越好。”原载《黄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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