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个人作品列表
程占功这是一段难熬的日子。黄河中心医院领导和专家以及许多医护人员，为抢救一位大出血患者，与死神打了一场激烈的生命争夺战……一下午6时许，郑州黄河中心医院内科一病区。抢救室。鲜红的血柱“噗噗”地喷到墙上，喷到医生、护士的身上。患者小陈在吐血，同时还不停地拉出黑红色血流。他浸泡在自己吐出、便出的血水里，血顺着床腿往下淌，护士端着便盆接，很快流进半盆，血量高达1500多毫升。小陈的血压降到零，趋于休克，生命垂危。医护人员往来如梭，一个个面孔严肃，步履匆匆，紧张忙碌地对小陈进行抢救，他们对小陈两条胳膊同时输血、输液，为他升压、止血。抢救室外，某单位领导和员工围着门口，人人睁大焦急的眼睛，注视着室内；小陈的母亲哭喊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内一病区负责人拿着红色“病危通知书”准备交给小陈的母亲，见她难以自制，就把它交给了小陈所在单位的领导。小陈从部队复员到某单位从事后勤工作。患病前，他常感胃部疼痛，但未做全面检查，只是吃点止痛药作罢。住院前，巳有3天便血。下午入院时，他头昏，心慌，面色苍白，四肢瘫软，全身冒汗。在内科医护人员急救护理下，第二天上午病况平稳，但当天下午病情恶化。大夫们一面为他输血、升压，进行急救；一面讨论制定下一步的抢救治疗方案。方案决定，如果输血、输液、用药有效，就继续留在内科治疗；如果出血不止，就转到外科，实施手术治疗。傍晚6时12分，手术室。黄河中心医院副院长薛颢雨主刀，主任医师赵连喜为第一助手，住院医师李雯为第二助手。无影灯下，手术台上。小陈的腹腔打开了：胃壁广泛水肿，胃壁血管扩张，胃及十二指肠和空肠充满了血液。大夫们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溃疡出血，而是弥漫性胃炎出血。在危急情况下，需做胃周围和血管结扎，以阻断胃出血部位的主要血流。手术进行了2个多小时，术后，出血逐渐停止，血压趋于稳定。然而，术后次日，小陈的病又出现险情，而且不断发展，21日晚达到高峰。小陈由有知觉的呕血、便血，发展到进入昏迷状态，出血为上面往外涌，下面任意流。上消化道大出血，一股一股往外喷，护士手执弯盘接，接满一盘，随即倒进痰盂，旋即再接……从20时到22时30分，上吐下泻，共出血3000毫升，平均每分钟20毫升。与此同时，医护人员加快输血、输液，由原来两路输改为4路输（两条胳膊两条腿同时静脉注入）。病人心率失常，血压又降到零，医护人员及时给他注射了抗心率失常药、升压止血药等13种药物，保证了病人心脏跳动，维持了生命存在。二针对小陈的严重病情，黄河中心医院召开了简短的紧急会诊讨论会，与会的有院领导、内外科主任、教授和医务人员。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提出两种治疗方案：一是内科保守治疗，一是外科手术治疗。经过分析认为，内科保守治疗可以使医生避免风险，即使治不好病，也不会发生医疗意外，病人死亡，可按正常死亡处理，医生无责任，但抢救成功的机率很小；外科手术治疗具有很大风险，理由是：（1）患者病情危重，身体条件不适合手术，在大手术的创伤下病人很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2）患者的胃及肠管广泛糜烂、水肿，手术难度大，成功率极低；（3）患者家属情绪激动，对医生不理解，万一手术失败，对手术医生及医院十分不利。会上，虽然争论激烈，但大家都很清楚，只有进行外科手术，患者才有生存的希望；放弃手术治疗，等于宣判了他的“死刑”。争论的结果，一切为了抢救患者。为了加强技术力量，黄河中心医院请来了原河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劳衣红主任医师、河南省人民医院消化道专家黄河主任医师等参加手术治疗。这次手术由薛颢雨和劳衣红主刀，赵连喜为助手。小陈的腹腔再次被打开：整个消化道充满血液。黄河主任医师把胃镜从胃切口处深入进去，只见上消化道粘膜广泛出血。专家们会商决定，做大部分胃切除，以达到止血的目的，并在十二指肠残端放置引流管，以观察出血情况和局部用药。手术从23时开始，到凌晨4时结束。由内科监护，外科开刀，互相协作，密切配合，取得了成功。参加手术的专家和医护人员，人人汗透衣衫。病人被安全地抬下手术台后，主刀的薛颢雨一下瘫倒在手术室的地板上。三第二次手术使小陈的病情稳定了4小时，随后险情再起，他又大量呕血、便血，十二指肠引流管也出血。黄河中心医院有关领导、专家等迅速赶到现场，经过讨论分析认为，两次手术后，病人仍这样出血，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罕见病，首要的问题仍是立即止血。医院在对小陈急救的同时，院领导现场决定，成立了以院长助理张志刚（后任院长）、医政处长陈友蓉为正副组长、有内外科多名专家和医务人员参加的“抢救小组”。有关专家针对小陈两次手术的意义认为，第一次手术是减少病人出血来源，挽救生命；第二次是减少出血面积，减缓出血速度，挽救生命，给全身和局部用药打下了基础。“抢救小组”的任务是在此基础上，不惜一切代价，调动一切手段，巩固两次手术成果，挽救患者生命，直至脱离危险。“抢救小组”很快制定了治疗方案，确定主攻“大出血关、呕血关、便血关”。首先必须将失掉的血液补足，失多少，补多少，否则，随时都可能出现失血性死亡。从血库运来的血浆是凉的，许多同志就把血浆放到自己的胸口上暖热，然后输到小陈身上，出血太快，静脉滴注赶不上出血速度，医护人员就轮流挤压装血浆的胶袋，以加压给血。病人不断吐出的血污喷到“抢救小组”成员和护士的头上、身上，谁也没有一声怨言。快速输血、输液导致小陈的中心静脉压不断增高，这种势头如果得不到遏制，很可能会发生右心衰竭。赵连喜主任医师提出，要迅速调配仪器，监测小陈的中心静脉压。仪器很快到位，经过监测，小陈的中心静脉压高达24厘米（正常人只有6至12厘米）。经过调试，降到17厘米，但很快又回升到20厘米。赵连喜果断地切开小陈的左大腿根部，显露出大隐静脉管后，进行插管，测量静脉压和参与输血、输液。为攻克大出血难关，“抢救小组”的成员和其他有关医护人员，对小陈的病情实行24小时监测。孙宝全大夫平时善于钻研，广泛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新医药、新医疗技术。平时积累的知识这次就派上了用场。他和罗建平等大夫提出采用新药、新老药配合使用，利用当代新医学技术治疗的抢救方案，得到了“抢救小组”全体成员的充分肯定和支持。为了弄清小陈呕血、便血的频率、数量以及血的颜色、形状、气味，孙宝全和罗建平常常几个小时蹲在小陈床前，仔细地观察他吐出、便出和从引流管流出的血。病人便出的血块，他们都要拿起来观察，以辨别是团块还是糊状，并闻其气味，以判断血的质量。观察心电监护仪的金义伟、朱俊兴两位大夫也准确及时地提供着每一个心率等有关数据。在掌握充分数据的基础上，抢救小组对症下药，他们选用国内外新的止血药物，如“善得定”、“立止血”、“凝血酶”等。有好几种新药在黄河中心医院都是首次亮相。因为是首次使用这些药，他们就边学边改进，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口服疗法。有些药物还加大用量，超出常规1倍到8倍。经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抢救，48小时后，小陈的大出血终于缓解了。接着，“抢救小组”又采取措施攻克了呕血关和便血关。小陈从入院到解除特护脱离危险的半个多月里，共呕血、便血21000毫升；输血21000毫升，全身血液换了5遍（一个人体内血液只有4000多毫升）。这不仅在黄河中心医院史无前例，而且在其它许多医院难以数计的病例中，也极为罕见。原载《黄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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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原甘肃庆阳军分区政委宋志斌在河北和北京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已离休的宋老时，他讲述了当年耳闻目睹的几个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很感人。“眼睛应向下看”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根据国共合作协议，八路军进行了裁减，许多战士都复员了。因为当时解放区还比较困难，他们复员后的一些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加上个别干部作风生硬，一个时期，复员军人同地方政府的关系很紧张。朱德同志当时正在晋察冀一带，他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很是不安。一次，在冀中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陪同下，朱总司令来到河北高阳县视察。他们到达城内，在一个地方歇息时，忽然间，总司令不见了。司令员和政委等焦急地四处寻找，均无下落。原来总司令没惊动别人，独自一人出来，风尘仆仆直奔县政府，到了大门口传达室，他对传达员说要见县民政科长。民政科长听说有人找他，便问：“是谁？”传达员说：“看穿着（总司令穿一身有补丁的旧灰布军装）像是军队上一个上了年纪的炊事员。”“那又是复员军人要房子来了。”民政科长漫不经心地摔掉卷烟头，对传达员说：“你去告诉他，就说我在开会，让他先等着。”听了传达员的话，总司令只得坐在板凳上等着科长散会。再说司令员和政委着急地在各处寻找总司令，却无影无踪，政委说：“怕是到县政府去了吧？”司令员连忙拿起电话，询问县政府。县政府的几个部门都回答说，“没见。”电话打到民政科，也说“没见”，只说有一个像是部队上上了年纪的炊事员在传达室等着要见民政科长。“啊呀！那就是总司令。”司令员放下话筒，便同政委朝县民政科赶来。民政科长听说传达室的“炊事员”就是朱总司令，顿时冒了一身冷汗，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不由地说：“这下可不得了了！”便抬起两条打颤的腿，跌跌撞撞地跑到传达室，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珠子，对总司令说，“我当是复员军人来了，哪里知道是您呀——总司令，我认错，我给您赔情。”总司令看着他那副狼狈相，笑着让他坐下，然后说：“你的眼睛应向下看，应把我同复员军人一样看待才对。复员军人都是对抗日救国有过贡献的同志，我们应该关心他们，热忱地解决他们的困难。”“我有错，我改正。”民政科长望着总司令，恐慌地说。“好，有错改正了，还是好同志嘛！”总司令说，“这可得见行动哟！”以后这位民政科长想方设法，主动帮助复员军人解决了许多困难。佳丘佳话1947年夏季，有一天，朱总司令带着他的警卫员和秘书，路经河北任丘县，在一片野地里，遇上了一位老太太背着一大捆麦子吃力地往家里走。总司令一行三人拉一头瘦骡子步行着，快到老太太跟前，朱总司令欲问话，这时，从前面走来一位骑一匹骏马的年轻军人。看看走近了，总司令招招手，叫这位青年军人下马。年轻军人下来后，总司令亲切地问他是哪个部队的，姓啥叫啥，是干部还是战士等。他回答，他是第八军分区某团的一个营长（姓名记不清了）。随即总司令指着正吃力地挪步的老太太，对营长说：“小同志，你帮助他把麦子送回家去吧！”营长不认识总司令，耐着性子回答了这位老同志的问话后，就要上马，忽听说，叫他替那老太太送麦子，这回可憋不住了，他说了声“没空”，便飞身上马一溜烟跑了。总司令走到老太太面前，热情地说：“老太太，快歇会儿。”说着便同警卫员、秘书一齐把老太太背上的麦子解下来放到骡子身上，然后扶着老太太，一直把她和麦子送到家里。老太太感激地不知说什么才好，一定要做顿饭，请这位老同志吃，以表谢意。总司令谢绝了，他说：“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不用谢。”沧州解放后，在做战斗总结时，总司令提到了这件事，批评了那位营长，他说：“人民子弟兵要时刻为人民着想，我们绝不能忘记养育我们的母亲。”于是，这件事很快就在晋察冀传开了，传到任丘时，老太太感动地直流眼泪，她感叹地说，“哦，原来帮我送麦子的是朱总司令啊！”“艰苦朴素作风不能丢”1947年夏天，朱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解放沧州的战役。战斗结束后，冀中军区（地址在河间）的司令员、政委乘小车来到沧州接总司令回河间。见面寒暄后，他们请总司令上小车，总司令笑了笑，说：“没坐惯那玩意儿，我还是骑我的骡子吧！”司令员和政委等赶紧到沧州部队借了几匹马，随总司令一同回到河间。同年7月，冀中军区某军分区的领导、一位曾跟随朱总司令经过长征的老同志，特地做了一身细布衣裳，换下粗布军装，买了几包点心，从军分区的所在地赶到冀中军区来看望总司令。他见了总司令，看他还是延安时期的那身打扮，顿觉无地自容，便拿出那几包点心，请总司令尝尝。总司令笑着说：“没吃惯那东西，你还是带回去自己吃吧。”这位老同志心里很惭愧，急忙跑到军区管理部门借来一套军装穿上，重新同总司令见面。总司令对他说，“你的好意我知道。但革命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应该而且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作风，可不能就去追求享受啊！”停了停，总司令又说，“就是全国解放了，艰苦朴素的作风还是不能丢的。”同志们的贴心人解放后，工程兵某部在北京修筑防空工事，总司令经常利用星期日来看望大家。当时，宋志斌是21营的教导员，负责一个地段的工作。宋志斌经常和团长、营长等陪同总司令进防空洞检查。总司令每进洞里，总是热情地同战士们拉家常，询问大家的生活、学习、工作情况。并再三叮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一次，总司令从防空洞出来，对大家说：“来，我和你们拍个照。”宋志斌以及大伙儿心里乐开了花，都高兴地说，“太好了，谢谢总司令。”“还是互谅互让好嘛”解放后，有一次，工程兵20团的一辆汽车同友邻部队的一辆汽车轻微相撞。两辆车停下后，两个司机都从驾驶室跳下来，责怪对方，他们越吵越凶，不可开交。正在这时，朱总司令的小车过来了。他见此情景，走下车来，听了两位司机吵架的事儿，便对他们说：“都是自己人，还是互谅互让好嘛！”两位司机一看是总司令，矛盾立刻就解决了。他们都说，“谢谢总司令。”然后相对一笑，各自开上车走了。（原载《中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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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枝抽绿，花儿吐香的时节，我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神禾塬上，拜谒了人民作家柳青和夫人马崴的合葬墓。站在墓碑前，我想着柳青独树一帜的创作生涯和他对我国文学事业的杰出贡献，想着马崴为此所作的全部牺牲，禁不住湿润了眼睛。为了探寻他们生前的足迹，我离开墓地，到皇甫村等地采访，许多老伯、大娘和干部群众深情地向我讲述了柳青和马崴的往事。1952年秋季，已蜚声文坛，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我国文学新秀柳青，偕同新婚不久的妻子马崴一起到长安县深入生活，并在该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一住就是14个春秋。柳青曾兼任长安县委副书记；马崴曾任皇甫乡党支部副书记兼文书、王曲区委副书记兼团委书记。柳青曾帮助王家斌（《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生活原型）的互助组建立合作社。从开始酝酿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讨论社章、土地入股、牲口折价、评工记分，以及对每个入社对象的审查，他都参加。经常天不亮就从住地步行3里多路赶到王家斌门前，隔着窗户把他叫起来工作。王家斌告诉我，柳青是著名作家，又是10级高干，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他不仅把该书基本稿费和印数稿费一万余元全部捐献给皇甫村所在的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而且为他所在的生产队架电线花去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他不仅认真生活，而且创作的态度也很严肃认真，有些作品光开头就重写30多遍。他说，作家贡献给人民的作品，既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又要对生活有真知灼见。要达到这一步，必须有一个艰苦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他的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等作品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皇甫村的干部、群众都说，柳青做人、做文，堪为一代楷模。马崴在沈阳长大，大学毕业，在西北党校工作时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柳青结婚并到皇甫村落户后，一面积极参加农业社的各种活动，一面搞社会调查，为柳青的创作搜集素材、清抄稿件、处理来信、接待来访，逐步成了柳青的得力助手（后来组织上正式决定她为助手）。她比柳青小12岁，但与他志同道合，相爱深沉。原王曲区委书记（后在长安县委农工部工作）孟维刚告诉我，柳青生前曾对他说，马崴忠厚善良，贤慧勤劳，集中国妇女美德于一身，又精明能干，实在难得。柳青不善于接触女同志，马崴就替丈夫在这方面深入生活。为了让柳青塑造好徐改霞这个人物，马崴多次去生活原型家里，一面帮着做活儿，一面了解情况。一次，还在生活原型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柳青说，《创业史》凝结着我同马崴两个人的心血，写完4部之后，我将在后记里说明这一点。遗憾的是，连第二部都没写成，马崴与柳青就先后离开了人间。“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使柳青受尽摧残。造反派一再威逼马崴，要她跟柳青“划清界限”，揭发问题。马崴不仅没有那么做，还尽最大努力体贴、照顾患难中的柳青。他们家被抄、工资被扣发后，每人每月只有12元生活费。为了给柳青看病买药，补养身体，马崴每顿饭只吃一点咸菜，连口炒菜也舍不得吃。1969年在“九大”召开期间，柳青被宣布为“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之一。对柳青的批斗升级。造反派又逼着马崴与柳青“划清界限”，并给她面前摆了两条路：一条是，尽快揭发、批判柳青，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另一条是，如不对柳青“反戈一击”，就准备上批斗场，接受批判。并限时要她答复问题。马崴不愿违背良心保全自己，在“限时”到来的前几个小时，含恨离开了人世。柳青得知马崴先他而去后，禁不住老泪纵横，哭道：“这实在是抽了我的筋哇！”马崴用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表达了对人民作家柳青的忠贞不渝，对“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抗议。噩耗传到皇甫村后，干部、群众十分悲痛，洒着眼泪说：“多好的人哇，太可惜了！”直到现在，老年人提起马崴，还忍不住潸然泪下。他们说，马崴心地善良，敬老怜贫，为我们社员排忧解难，常常是“雪里送炭”。社员董士信噙着眼泪说，1962年，他的两个小姑娘都患了黄疸性肝炎，由于无钱治疗，病情不断恶化。马崴知道后，先来他家了解患儿的病情，接着专门赶到城里，用自己的钱买了特效药，送到他家治好了两个孩子的病。董士信的两个女儿提起马崴，总是深情地说，她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哇！柳青同马崴生前扎根皇甫，与干部、群众相处得亲密无间；他们去世后，就被合葬在当地已故农民墓地附近。他们的精神和品德同巍巍秦岭、滚滚渭水一样，将永存于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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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占功杨兰春是我国著名剧作家、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早年创作的《朝阳沟》被拍成电影，并被移植成多个剧种，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是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曾担任中国剧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对我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那年，我去郑州杨老家拜访他，年事已高的杨老热情地讲述了他年少时的一些往事。我看老人有些吃力，就请他休息，以后再谈。杨老告诉我，他患有多种疾病，曾做过几次手术。有一些时日，我不忍去打扰这位被疾病困扰的年迈老人，但我总是如期把新出的《黄河报》给老人寄去。又过了些时间，我打电话询问杨老的健康状况，杨老说，刚出院，身体和精神都比前些日子好多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如约来到杨老家，继续采访。杨老告诉我，他喜欢看《黄河报》，因为通过《黄河报》可以了解黄河上的事儿。并颇有兴趣地谈到他看过的一些文章的内容。他说，他挺喜欢本报介绍过的一位秦腔演员，嘱我再见到这位演员时，转致问候。杨老说，他是河北人，但在河南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占领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黄河泛滥成灾的悲惨景象以及解放后黄河除害兴利、造福人民的喜人局面。从《黄河报》得知，黄河上正在进行防洪工程建设，希望有关方面一定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把黄河防洪工程建设成铁壁铜墙，以经得起大洪水的考验。此外，虽然近几年黄河没来大水，但仍要时刻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出“三江”发大水那样的事儿，黄河出了问题可不得了。1920年，杨兰春生在河北武安县太行山中一个贫苦农家。他形容他家所在的环境：“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头顶悬崖盖，脚蹬无水河。”由于家贫如洗，生活艰难，杨兰春只上了3年小学就辍学去学钉锅，用稚嫩的肩膀替父母分担生活的重担。14岁那年，杨兰春背着父母找到一个唱“武安落子”的戏班子，要学戏糊口养家。并与戏班班主杜更会立下生死文书。生死文书中约定，杨兰春甘愿给杜更会作徒弟，学徒期3年，期满再干一年报师父的恩。4年之内，如杨兰春“死不见骨头，活不见肉”，均与师父“一字无干”。也就是说，不论出什么事，都由这个少年自己负责。尽管文书规定的苛刻，但杜更会却一直关爱杨兰春，4年时间，杨兰春仅戏词就记下30多本。至今，这位耄耋老人还能把许多戏词绘声绘色地倒背如流。1938年，杨兰春参加革命工作，长期在人民军队机枪排扛重机枪，参加过大、小战斗二三十次。他说，从我们那个乡出来参军的有30个人，幸存者仅我一人。社会主义新中国来之不易，能在和平的日子里治理黄河，应该珍惜好时光。杨兰春在部队上编过许多反映战斗生活的快板，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转业后他到河南洛阳文工团工作，1950年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深造3年后分配到河南省歌剧团。1953年，他与窦荣光女士结婚。窦是中央戏剧学院辽宁籍的学员，在学校他们只是一般认识。窦毕业分配到河南省话剧团工作，后到省文化局当秘书。在她当秘书期间，杨兰春办一个学习班有不少讲义需要抄写，而窦荣光认真、仔细地替他做了这项工作，这可以说是两人结合的“红线”。窦荣光后来任河南省说唱团团长。杨兰春后来任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团长兼导演，经过他与全团同仁的艰辛努力，使这个剧团成为闻名全国的“红旗剧团”。杨兰春除了创作出《朝阳沟》这部蜚声全国的作品外，还有《朝阳沟后传》以及改编、导演的《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等许多颇有影响的作品。采访结束时，杨老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问黄河报读者好，祝黄河报越办越好。”原载《黄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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