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个人作品列表
“没有枪，没有炮，自有那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这首歌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年代，都对我军起到过极大地鼓舞作用。同时，也是那时的生活写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已离休的原甘肃庆阳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水源同志，他就讲述了敌人给我们“送粮”的一个真实故亊。1947年春季，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犯延安时，延属分区的延川、清涧也先后被敌人占领了。这期间，延川游击第一支队在敌后延川、清涧毗邻的中间地带进行游击战争，抗击敌人。当时游击队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只能喝到一点从华北运来的黑豆做的糊糊充饥。面对这种情况，第一支队命令一中队设法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中队便派出几个侦察组分头出去侦察敌情，李水源也带了一个小组，共三人，来到一个叫张家湾的地方。张家湾地处群山环抱的半山腰中，上面是陡峭的山峰，下边是一道平川。半山腰有一条不宽不窄可走马车的道路，是延川与清涧往返运输物资的必经之地。这里距延川城有二十多华里地。敌人在山上设有碉堡，这种碉堡在这一带到处都有，一个碉堡住一个班，每隔四五里地便是一个。这天，李水源一行三人化装成农民，内藏手榴弹，在这个山头上的碉堡周围整整徘徊了一天。由于敌众我寡，且容易暴露目标，所以这天在这儿抓舌头的打算，不得不推迟或另想别的办法。张家湾附近大约三里地有一个叫毛山河的村庄，这儿的群众深受敌人欺凌，对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痛恨。这天傍晚，李水源一行来到这个村上，找到一位姓李的老乡，当他知道李水源一行的来意后，便热情地把他们领到家里安排住下。李水源很感激，他却说，“游击队消灭敌人，还不是为了我们嘛！再不要说客气话了。”他还介绍说，张家湾山上的敌碉堡里的班长姓蒋，这个人他认得。蒋班长是个十分嘴馋的家伙，提起吃鸡肉，可以忘掉一切。前些时候，他带着几个兵痞，常常下山抓鸡抢粮，弄得乡亲们不得安宁；可是最近以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再没有下来过。根据老李提供的情况，李水源一行商量后，决定教训蒋班长。第二天早晨，老李找来本村一位可靠的乡亲，李水源一行向他又做了一番工作后，他表示一定尽力帮忙。饭后，侦察组的白祥民同志同那两位老乡提着四只鸡，登上山顶到了碉堡下面，便喊着说给蒋班长送鸡来了。蒋班长闻讯后，急急忙忙从碉堡里跑出来，一把抓住老李手上的鸡，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老李顺手将鸡交给他，他便带着老李一行往碉堡里走。刚到洞口，他突然停住，掉转头用狡黠的目光盯着老李一行，问道，“你们为什么不把鸡藏了，反而送上来呢？”“老总好些日子没下山要粮要鸡，乡亲们说准是你体贴我们哪！”老李说，“我们很想你，所以，”他指着蒋班长手里的鸡，“一点小意思，往后老总多关照我们就是了。”“噢，这好说，好说。”蒋班长翻翻眼珠，说着走进了碉堡，老李一行也紧跟着走了进去。碉堡里正在打牌的国民党兵，一看见鸡，顿时乱了套，一齐上前，抢的抢，夺的夺，弄得鸡“咯咯”乱叫。有的抓着这只鸡说是三斤，有的抓着那只鸡说是四斤，吵闹着互相打赌。还有个家伙抄起一把刀就要宰鸡。蒋班长两只小眼睛盯着侦察员白祥民滴溜溜转了几转，问道，“你也是毛山河的人吗？”“是的。”白祥民从容地答道。“前几回下山，我怎么没见过你？”蒋班长鼓起眼，又问。“我们庄稼人以务农为生，怎么能天天蹲在家里呢？”“那么说，我前几次到村里时，你都到田里去了？”“有时也会到亲戚家里的。”白祥民从容镇静，大大方方的答对，使蒋班长消除了疑虑和戒心。他从一个士兵手里要过一只鸡，掂了掂，咧着嘴说：“嘴福，嘴福。”说罢，“哈哈哈”地大笑起来。“你们这些日子不下山找吃的，山上没有人家，怎么生活着呢？”老李向蒋班长说。“最近上边有命令，说‘共军’在这一带活动的厉害，要我们坚守碉堡，不得随便下山。”蒋班长说罢，脸上立刻生起了阴云，刚才咧得合不拢的嘴，现在能挂起油瓶子。“那你们怎么吃饭呢？”白祥民装着关心地样子，问道。“有的是白面，大米，马上就送来了。”蒋班长愤愤地说，“要不真得叫老子挨饿！”“从哪送来呢？”老李随便地问道。“从城里，从延川城里。”蒋班长说。“粮食运来后，老总若是扛不上山，说一声，我们乡亲们帮着扛；你们若怕共军，有情况，我们来报告。”那一位老乡说。“对，对。”蒋班长说，“要送来两马车，共五千斤粮食呢，这么高的山，我们怎么能扛得上来？你们帮我们扛上来，真是太好了。”“啥时候送来呢？”白祥民关切地问。“后天。”蒋班长说道，“不光我们吃，这些粮食还有别的用处。”白祥民故意说道：“你们这里面也有许多人哩，你们多扛些，我们撇下自己的农活，也帮着扛点。”“妈的！”众匪兵一齐叫了起来，“全部都要你们往上来扛，我们有我们的事儿。”“这样罢，”老李要诱蒋班长下山，便说，“还是请老总亲自下山到村里对乡亲们说一说，大家也会出力的，也就知道怎么办了。”“你下来我再给你带几只鸡。”那位老乡说。蒋班长踌躇了一下，说道：“好，明天上午我下来，可别忘了给我再找几只鸡哇！”“好办，好办。”白祥民说。他早已注视了碉堡里的人员和武器装备。这儿共有十个国民党兵和两挺轻机枪，其余都是步枪和手榴弹。然后，白祥民同两位老乡起身告别，蒋班长还把他们送出碉堡。白祥民回来后，向李水源汇报了情况。他们作了准备，专等蒋班长下山。这天前半晌，蒋班长独自一人下山，来到毛山河村老李的院里。这家伙虽然官小，但却是个大圆腰，满腮横肉。他手里提一颗手榴弹，小眼睛瞻前顾后地打转转。李水源侦察组三人和老李以及那位老乡“热情”地接待他，但他不进窑，却站在一块石板上说：“快去叫老百姓，把这个村十来户人家的青壮年都喊来，我要训话。”那位老乡说了一声“好”，便从院子出去了。白祥民走到蒋班长跟前说，“老总哇，你拿这个圆不溜球的东西，是什么呀？”说着，伸手要他手里的手榴弹。“不要动。”蒋班长把右手握的手榴弹换到左手上，说，“这叫手榴弹，可厉害哩！喂，你给我找的鸡呢？”“在这里。”另一位侦察员把早准备好的两只鸡提来了。白祥民一边接住，一边向蒋班长递去，说道，“老总先把这两只鸡拿着，待会儿，还有别的乡亲给你送哩！”蒋班长一乐，放下手榴弹，接过两只鸡，掂了掂，说，“不错，不错。”就在他眯着眼睛，欣赏鸡有多少肉的时候，白祥民把手榴弹拿到了手里，李水源同另一位侦察员看得真切，便猛扑上去把蒋班长按倒在地，掏出绳索就捆。白祥民把手榴弹交给老李，也来帮忙。蒋班长的劲非常大，李水源和三个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捆住。这会儿，蒋班长不挣扎着反抗了。他喘着粗气，骂道：“娘的，你们这个村的人不想活啦是咋的？你们看，这四面山上都是我们国军！”他边骂，边大声嚷嚷，“快把老子放开，快把老子放开！”“你再叫喊，立刻送你回老家。”李水源说罢，掏出一块毛巾，拿到他的嘴边，问道，“你想先吃这块毛巾吗？”蒋班长见状，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瘫软成一堆。他惊恐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要把我怎么样？”“我们是什么人，你现在还不明白吗？”李水源说，“我们要杀掉你，为老百姓除害。但先给你个机会，若能赎罪，还可免死。”“你们是‘共军’。”蒋班长长叹一声。“喂，你是想死，还是愿赎罪。”白祥民问道。“哪，我自然想赎罪了。”蒋班长说，“有什么吩咐，我一定效劳。”“从延川城运来的粮食到底有多少，什么时候来；押送粮食来多少军队？”李水源紧紧地盯住他，“你要不老实，可别怪我们不饶你。”“明天上午就送来了，有两马车，共五千斤粮食。”蒋班长皱着眉头说，“押送粮食只来一个班。我说的全是实话，快放我上山吧！”“等我们验证了你说的都是实话后再说。”李水源警告他，“要是你欺骗了我们，那你准备回老家。”“不敢，不敢。”蒋班长打着哆嗦，“我说的全是实，实话。”李水源和侦察员搜查了他的身上，再没有带武器，只是搜出一张国民党员证。为了安全起见，李水源一行决定把蒋班长送进山洞里，老李便带着侦察人员，押着蒋班长往一个山洞里走。半路上，突然，蒋班长挣断了绳子，撒腿就跑。侦察员几个人跑上跑下，不住气地追赶。追了足有一华里地，才把他撵上，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又缚住了他。这次，把他狠揍了一顿，捆得严严实实，嘴里塞上毛巾，关进那个很深的山洞里。李水源一行立即向一中队汇报了情况。这天夜里，中队派出一个排，来到张家湾附近一个绳套似的大湾道，李水源一行和这个排埋伏在湾道的沟坎里，专等敌人送粮。第二天上午，满载白面、大米的两辆马车，在敌人一个班的护送下，来到了张家湾这个湾道里。经过一阵紧张激烈的战斗，敌人全做了我军的俘虏，五千斤白花花的大米、白面全被我军缴获，大大改善了延川整个第一支队的生活。并且，由于俘虏了押送粮食的敌人那个班，使我军掌握到延川城内敌人的一些重要情报，从而为我军在当年秋天解放延川提供了有利条件。（原载《中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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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3
三八五旅在庆阳，不仅对部队抓紧军训，而且还加强对地方武装自卫军的训练，旅长王维舟还亲自检查自卫军的训练情况。在一次全县自卫军负责人会议上，王旅长到会作指示时，强调自卫军要在防奸反特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他说：“今天我要特别表扬教子川自卫军的路岗，希望大家向他们学习。”接着，他就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王维舟要到驿马关检查自卫军训练情况，早饭后便同警卫员骑马上路了。他们走到教子川（距庆城三八五旅旅部十多里地）时，被当地自卫军的路岗挡住了。路岗向他们要路条，由于旅长和警卫员都疏忽了，没带路条，路岗便不让过去。警卫员着急地指着王旅长对路岗说：“这是咱们三八五旅的旅长，有要紧事去驿马关。我们实在是忘了带路条，下次来一定补上，请放我们过去吧！”路岗说，“不行！”并解释道，“我们自卫军遵照三八五旅旅部的指示，这个时期没有路条的任何人都不准在此出入。”王旅长笑了，说：“你做得很对。”说完便策马返回庆城取路条。旅长和警卫员往返二十多里地，把路条取上又来到教子川自卫军的路岗前。路岗接过路条，对王旅长抱歉地笑了笑，说：“首长，耽误您的事了。”王旅长夸奖他：“同志，有你这样认真负责的自卫军，汉奸和特务在边区就会寸步难行，我们也就放心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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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以前，庆阳县由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县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广大贫苦农民受尽了熬煎。三八五旅到庆阳后，深入群众，访贫问苦，采取了多种措施救济和照顾生活贫困的群众，并且同地主交涉，向他们买地，把地买到后，就分给农民种。与此同时，部队号召老百姓抗捐抗税，反对高利贷剥削，要地主减租减息，缓和同农民的矛盾。老百姓在三八五旅的宣传教育下，再也不逆来顺受、任人宰割了。他们纷纷起来利用多种形式，抗捐抗税，抗粮抗款，坚决反对高利贷剥削，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九三八年后季，国民党庆阳县政府加紧征粮派款，拼命向广大群众敲诈勒索。他们名义上筹集军饷，实际上除了贪官污吏装腰包外，所谓军饷，也只给国民党军队发，根本不给八路军。三八五旅掌握到这些情况，就让旅部的民运科通知四乡的群众组织，发动大家坚决抵制。当时的高营乡团支部书记就动员乡里的老百姓同土桥、赤城等乡村的贫苦农民共一千多人联合起来，带着木杈、连枷等农具，进城向国民党县政府示威抗议。县政府的那班人闻讯后，吓得慌了手脚。县长跑到南城门，对站岗的八路军哨兵说，千万不可把些野民放进城里，要不，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哨兵请示旅部，王维舟旅长决定让这些群众都进来。国民党县长见如此，吓得抱头鼠窜，躲了起来。一千多人进了城，天色已晚，大伙走了一天路，又饥又渴。三八五旅民运科的同志给大家安排了住宿，王维舟旅长还专门派人送来粮食，叫大家造饭吃。第二天，一千多农民兄弟把所带的农具拿上，来到国民党县政府。县长早已向西峰镇逃跑，农民兄弟找到其他人员，对国民党县政府不管群众死活，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提出严重抗议。然后，农民们指着带来的农具，对他们说：“要钱要粮都没有，若要这些农具，都拿去吧！”农民兄弟所以拿着这些农具，一是让那些贪官污吏看到这些东西想想粮食的来之不易，二是用来做武器。最后，农民兄弟提出了反对苛捐杂税，反对高利贷剥削，实行减租减息的具体条件。国民党县政府人员在觉醒了的人民面前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了农民兄弟提出的全部条件。一千多农民兄弟这次对国民党县政府示威抗议取得的胜利，无疑对全县人民是一个鼓舞，同时也使那些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再也不敢藐视“野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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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3
编辑部墙上的挂钟时针指向10点30分，我估计上午的邮件此时已取回报社。我约一个作者写的稿子不知是否寄来，我从三楼上到四楼，走进资料室，在桌子上的一堆信件里找。约稿尚未来到，只见一个写给我收的大白信封正面下沿印着一行黑体字“同桂荣同志治丧办公室”，我大吃一惊，眼睛不由得湿润了，不用拆信就知道，我崇敬的革命老前辈、我多次采访和看望过的刘志丹夫人同桂荣与世长辞了。我十分悲痛，心情沉重地拿着这封信回到编辑部，坐在办公桌前把信拆开，从信封里取出一页印刷的《讣告》，我注意到，《讣告》上说，向同老遗体告别仪式定于1999年5月18日上午9时在西安举行。我坐在办公桌前半晌无语。身上体现着许多刘志丹高尚品质的同老的辞世，让人难以接受，去年我看她时，她的身体和精神还不错，我还对她说，祝愿老人家活过百岁。5月19日出版的报纸，18日签付印，这期报纸副刊的编辑任务要我完成，我走不开。可是，我多么想再见一次同老。我仔细看，给我寄《讣告》的信封上的毛笔字是同老的女儿刘力贞写的。于是，我给刘力贞及其老伴张光草拟了一封《唁电》，旋即带上《唁电》赶往电信局。发《唁电》后，我与在西安的李赤然将军的女儿李君燕联系，请她代我向同老敬献花篮或花圈，她与同老家比较熟悉。同老随刘志丹将军而去，但她的高风亮节永存世间。我采访和看望她的一幕幕情景以及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在眼前。1981年秋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第一次在西安八道巷一个小院拜访同老，老人沉缅在往事的回忆中，向我讲述了许多刘志丹忠于党、爱百姓、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无私无畏、浴血奋战的故事。令我激动不已的是，随后，我写的《革命的传统永不丢——访刘志丹将军夫人同桂荣》，在同年9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综合节目》中全文广播，为配播这篇稿子，还播放了《陕北出了个刘志丹》这首具有广泛影响的陕北民歌。至今，我还保留着这次节目的录音带。此后，我路过西安，只要时间允许，都要去看望同老。同老1905年生在陕北吴旗，1934年参加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跟随刘志丹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出生入死，历尽艰险，特别是为红军后勤工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志丹牺牲后，她不仅为抚育他们惟一的女儿备尝艰辛，而且继承将军遗志，继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并且抚养了不少老同志的小孩，如儿时的李铁映就曾得到同老母亲般的关怀。不久前，李铁映还去西安看望当年的“刘妈妈”同老。毛主席对刘志丹给予高度评价，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且尊称同老“刘嫂”。解放后还请同老及其女儿与他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在怀仁堂看戏。当年，中央机关在红都保安期间，同老和毛主席是邻居，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亦是同老接生的。有时候毛主席和贺子珍吵架，吵得很凶，谁都劝不开，同老去劝，马上见效。同老像刘志丹一样，胸中装着老百姓，她十分关心群众疾苦，与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深情厚谊。解放后，同老长期做妇女儿童工作，使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沐浴到了她伟大的母爱。她为改变革命老区的面貌慷慨解囊，不遗余力。年近8旬还乘汽车几千里去看当年的革命根据地，看到老区人民的生活比过去有很大提高，她高兴地说：“革命就是要给老百姓办好事！”她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同老的女儿刘力贞（原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女婿张光（原《陕西日报》总编辑、原陕西省记者协会主席）对同老十分孝顺，老人家享受到了天伦之乐，让人欣慰。5月18日，向同老遗体告别仪式在西安隆重举行。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李铁映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送了花圈，陕西省委书记、省长以及各界人士600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党和人民深切怀念同老。老人家虽然随将军而去，但她高尚的品德永存世间，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原载1999年6月2日《黄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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