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占功(笔名 水之韵 火平利 程为公 ),陕西人,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及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万世大禹》、《名将孤女》、《往事》,其中《万世大禹》与我根据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倪岱传奇》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起,由国家版权局直属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向我颁发了作品登记证书。我还著有中篇小说《奇婉下凡》等,以及大量新闻、散文作品,已发表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另外,我早年创作的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被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二台播出。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奖、河南省专业报撰稿一等奖、编辑一等奖等。
“没有枪,没有炮,自有那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这首歌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年代,都对我军起到过极大地鼓舞作用。同时,也是那时的生活写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已离休的原甘肃庆阳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水源同志,他就讲述了敌人给我们“送粮”的一个真实故亊。1947年春季,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犯延安时,延属分区的延川、清涧也先后被敌人占领了。这期间,延川游击第一支队在敌后延川、清涧毗邻的中间地带进行游击战争,抗击敌人。当时游击队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只能喝到一点从华北运来的黑豆做的糊糊充饥。面对这种情况,第一支队命令一中队设法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中队便派出几个侦察组分头出去侦察敌情,李水源也带了一个小组,共三人,来到一个叫张家湾的地方。张家湾地处群山环抱的半山腰中,上面是陡峭的山峰,下边是一道平川。半山腰有一条不宽不窄可走马车的道路,是延川与清涧往返运输物资的必经之地。这里距延川城有二十多华里地。敌人在山上设有碉堡,这种碉堡在这一带到处都有,一个碉堡住一个班,每隔四五里地便是一个。这天,李水源一行三人化装成农民,内藏手榴弹,在这个山头上的碉堡周围整整徘徊了一天。由于敌众我寡,且容易暴露目标,所以这天在这儿抓舌头的打算,不得不推迟或另想别的办法。张家湾附近大约三里地有一个叫毛山河的村庄,这儿的群众深受敌人欺凌,对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痛恨。这天傍晚,李水源一行来到这个村上,找到一位姓李的老乡,当他知道李水源一行的来意后,便热情地把他们领到家里安排住下。李水源很感激,他却说,“游击队消灭敌人,还不是为了我们嘛!再不要说客气话了。”他还介绍说,张家湾山上的敌碉堡里的班长姓蒋,这个人他认得。蒋班长是个十分嘴馋的家伙,提起吃鸡肉,可以忘掉一切。前些时候,他带着几个兵痞,常常下山抓鸡抢粮,弄得乡亲们不得安宁;可是最近以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再没有下来过。根据老李提供的情况,李水源一行商量后,决定教训蒋班长。第二天早晨,老李找来本村一位可靠的乡亲,李水源一行向他又做了一番工作后,他表示一定尽力帮忙。饭后,侦察组的白祥民同志同那两位老乡提着四只鸡,登上山顶到了碉堡下面,便喊着说给蒋班长送鸡来了。蒋班长闻讯后,急急忙忙从碉堡里跑出来,一把抓住老李手上的鸡,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老李顺手将鸡交给他,他便带着老李一行往碉堡里走。刚到洞口,他突然停住,掉转头用狡黠的目光盯着老李一行,问道,“你们为什么不把鸡藏了,反而送上来呢?”“老总好些日子没下山要粮要鸡,乡亲们说准是你体贴我们哪!”老李说,“我们很想你,所以,”他指着蒋班长手里的鸡,“一点小意思,往后老总多关照我们就是了。”“噢,这好说,好说。”蒋班长翻翻眼珠,说着走进了碉堡,老李一行也紧跟着走了进去。碉堡里正在打牌的国民党兵,一看见鸡,顿时乱了套,一齐上前,抢的抢,夺的夺,弄得鸡“咯咯”乱叫。有的抓着这只鸡说是三斤,有的抓着那只鸡说是四斤,吵闹着互相打赌。还有个家伙抄起一把刀就要宰鸡。蒋班长两只小眼睛盯着侦察员白祥民滴溜溜转了几转,问道,“你也是毛山河的人吗?”“是的。”白祥民从容地答道。“前几回下山,我怎么没见过你?”蒋班长鼓起眼,又问。“我们庄稼人以务农为生,怎么能天天蹲在家里呢?”“那么说,我前几次到村里时,你都到田里去了?”“有时也会到亲戚家里的。”白祥民从容镇静,大大方方的答对,使蒋班长消除了疑虑和戒心。他从一个士兵手里要过一只鸡,掂了掂,咧着嘴说:“嘴福,嘴福。”说罢,“哈哈哈”地大笑起来。“你们这些日子不下山找吃的,山上没有人家,怎么生活着呢?”老李向蒋班长说。“最近上边有命令,说‘共军’在这一带活动的厉害,要我们坚守碉堡,不得随便下山。”蒋班长说罢,脸上立刻生起了阴云,刚才咧得合不拢的嘴,现在能挂起油瓶子。“那你们怎么吃饭呢?”白祥民装着关心地样子,问道。“有的是白面,大米,马上就送来了。”蒋班长愤愤地说,“要不真得叫老子挨饿!”“从哪送来呢?”老李随便地问道。“从城里,从延川城里。”蒋班长说。“粮食运来后,老总若是扛不上山,说一声,我们乡亲们帮着扛;你们若怕共军,有情况,我们来报告。”那一位老乡说。“对,对。”蒋班长说,“要送来两马车,共五千斤粮食呢,这么高的山,我们怎么能扛得上来?你们帮我们扛上来,真是太好了。”“啥时候送来呢?”白祥民关切地问。“后天。”蒋班长说道,“不光我们吃,这些粮食还有别的用处。”白祥民故意说道:“你们这里面也有许多人哩,你们多扛些,我们撇下自己的农活,也帮着扛点。”“妈的!”众匪兵一齐叫了起来,“全部都要你们往上来扛,我们有我们的事儿。”“这样罢,”老李要诱蒋班长下山,便说,“还是请老总亲自下山到村里对乡亲们说一说,大家也会出力的,也就知道怎么办了。”“你下来我再给你带几只鸡。”那位老乡说。蒋班长踌躇了一下,说道:“好,明天上午我下来,可别忘了给我再找几只鸡哇!”“好办,好办。”白祥民说。他早已注视了碉堡里的人员和武器装备。这儿共有十个国民党兵和两挺轻机枪,其余都是步枪和手榴弹。然后,白祥民同两位老乡起身告别,蒋班长还把他们送出碉堡。白祥民回来后,向李水源汇报了情况。他们作了准备,专等蒋班长下山。这天前半晌,蒋班长独自一人下山,来到毛山河村老李的院里。这家伙虽然官小,但却是个大圆腰,满腮横肉。他手里提一颗手榴弹,小眼睛瞻前顾后地打转转。李水源侦察组三人和老李以及那位老乡“热情”地接待他,但他不进窑,却站在一块石板上说:“快去叫老百姓,把这个村十来户人家的青壮年都喊来,我要训话。”那位老乡说了一声“好”,便从院子出去了。白祥民走到蒋班长跟前说,“老总哇,你拿这个圆不溜球的东西,是什么呀?”说着,伸手要他手里的手榴弹。“不要动。”蒋班长把右手握的手榴弹换到左手上,说,“这叫手榴弹,可厉害哩!喂,你给我找的鸡呢?”“在这里。”另一位侦察员把早准备好的两只鸡提来了。白祥民一边接住,一边向蒋班长递去,说道,“老总先把这两只鸡拿着,待会儿,还有别的乡亲给你送哩!”蒋班长一乐,放下手榴弹,接过两只鸡,掂了掂,说,“不错,不错。”就在他眯着眼睛,欣赏鸡有多少肉的时候,白祥民把手榴弹拿到了手里,李水源同另一位侦察员看得真切,便猛扑上去把蒋班长按倒在地,掏出绳索就捆。白祥民把手榴弹交给老李,也来帮忙。蒋班长的劲非常大,李水源和三个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捆住。这会儿,蒋班长不挣扎着反抗了。他喘着粗气,骂道:“娘的,你们这个村的人不想活啦是咋的?你们看,这四面山上都是我们国军!”他边骂,边大声嚷嚷,“快把老子放开,快把老子放开!”“你再叫喊,立刻送你回老家。”李水源说罢,掏出一块毛巾,拿到他的嘴边,问道,“你想先吃这块毛巾吗?”蒋班长见状,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瘫软成一堆。他惊恐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要把我怎么样?”“我们是什么人,你现在还不明白吗?”李水源说,“我们要杀掉你,为老百姓除害。但先给你个机会,若能赎罪,还可免死。”“你们是‘共军’。”蒋班长长叹一声。“喂,你是想死,还是愿赎罪。”白祥民问道。“哪,我自然想赎罪了。”蒋班长说,“有什么吩咐,我一定效劳。”“从延川城运来的粮食到底有多少,什么时候来;押送粮食来多少军队?”李水源紧紧地盯住他,“你要不老实,可别怪我们不饶你。”“明天上午就送来了,有两马车,共五千斤粮食。”蒋班长皱着眉头说,“押送粮食只来一个班。我说的全是实话,快放我上山吧!”“等我们验证了你说的都是实话后再说。”李水源警告他,“要是你欺骗了我们,那你准备回老家。”“不敢,不敢。”蒋班长打着哆嗦,“我说的全是实,实话。”李水源和侦察员搜查了他的身上,再没有带武器,只是搜出一张国民党员证。为了安全起见,李水源一行决定把蒋班长送进山洞里,老李便带着侦察人员,押着蒋班长往一个山洞里走。半路上,突然,蒋班长挣断了绳子,撒腿就跑。侦察员几个人跑上跑下,不住气地追赶。追了足有一华里地,才把他撵上,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又缚住了他。这次,把他狠揍了一顿,捆得严严实实,嘴里塞上毛巾,关进那个很深的山洞里。李水源一行立即向一中队汇报了情况。这天夜里,中队派出一个排,来到张家湾附近一个绳套似的大湾道,李水源一行和这个排埋伏在湾道的沟坎里,专等敌人送粮。第二天上午,满载白面、大米的两辆马车,在敌人一个班的护送下,来到了张家湾这个湾道里。经过一阵紧张激烈的战斗,敌人全做了我军的俘虏,五千斤白花花的大米、白面全被我军缴获,大大改善了延川整个第一支队的生活。并且,由于俘虏了押送粮食的敌人那个班,使我军掌握到延川城内敌人的一些重要情报,从而为我军在当年秋天解放延川提供了有利条件。(原载《中红网》)
王维舟同志是四川宣汉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革命武装斗争,历任红33军军长等许多重要职务。抗日战争年代,王维舟同志带领八路军385旅驻防陇东地区。毛泽东同志对王维舟在陇东地区的艰苦创业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亲笔书写:“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题词赠他。陇东人民十分爱戴王维舟同志,亲切地称他“王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王维舟的警卫员李有义时,他讲了一个让路的故事,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革命前辈亲民爱民的可贵品质。1942年秋末冬初的一天,警卫员李有义陪王维舟同志,去驻扎在合水县的警备七团平反了一个冤案后,起程回旅部庆阳。他俩骑着马,走出30多里地,翻过一座山,向一条沟走去。转过一道弯,两匹马先后跳过山溪朝前奔跑。突然,走在前面的旅长拉住了马,掉转头对警卫员说:“小李,快下马!”李有义往前一望,只见前面走来了两个背柴的老乡。便说,“首长,要他们往路边让一让,我们不用下马,也可以过去。”“为啥要人家给我们让路呢!”王维舟同志说着跳下马来。两个背柴人看见八路军给他们让路,憨厚的脸上挂着感激的笑容。那位中年农民说,“你们八路军真好,要是遇上国民党军队,不抓我们给他们挑担子就万幸了。”旅长见背柴人都穿得破破烂烂,十分同情地说:“天冷了,多打点柴取暖吧!”“唉,那还顾上取暖呢!我这是去卖柴,弄点钱给老娘看病。”那位中年农民说罢,脸上露出了愁容。旅长听罢,把马向前拉了几步,他叫两个背柴人把柴放在土台上歇一会儿。通过谈话了解到,那位中年农民姓张,那个小青年是他的儿子。老张的母亲患了伤寒病,由于无钱治疗,病情越来越重。老张只好和儿子每天进山里砍几趟柴,晒干了背到合水县城去卖,用卖柴钱给母亲求医看病。老张说,合水县古城川有个老巫婆,人们都把她当作神仙看待,他也打算去求她。旅长听罢,看了看老张和他那个一直不说话的儿子,从警卫员背的公文包里取出纸,写了封信递给老张,说:“西华池(合水县城)有我们八路军警备七团的医院,你把老母亲送到那儿,他们见到这封信,会让你母亲住院治疗的。”“你是……”老张接过信,惊讶地问。“我叫王维舟,是八路军。”王旅长笑了笑说。“哦,我知道了。”老张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说,:“我真没想到,今天见到了你,善良的人啊!”“拿你们卖柴的钱自己做点衣服穿。”王旅长关心地说。“叔叔,今天去我们家吧,我昨天在山上打了一只兔子,还没吃哩!”小孩也开了口,眼眶里溢出了泪珠儿。“是啊,今天我们不进城了。我的家就在前面住,你们一定得去。”老张说。“谢谢你们,以后有空儿一定来,今天我们得赶回庆阳。”旅长说了声“再见”,便与警卫员上马了。两月后,老张的儿子穿着新衣服,拿着一只鸡到庆阳找王旅长来了。他说,经过部队医院精心治疗,他奶奶病已经好了。他代表全家人感谢王旅长来了。王维舟听说后十分高兴,但对他送的礼物却谢绝了。原载《中国作家网》
踏上2000多年前郑国渠滋润过的土地,面对后人为郑国雕塑的古铜色塑像,记者仿佛走进了历史。时任陕西省三管局党委书记的刘恒福同志从西安陪记者赶到渭北泾阳一带,冒着炎炎烈日,在郑国渠水流淌过的田野,在泾惠渠水浇灌过的大地,追寻历史的遗迹。刘书记一边作向导,一边作介绍。引泾灌溉从公元前246年郑国修建郑国渠开始。郑国是韩国的一名水工,他修建郑国渠最初的出发点与大禹治水有所不同,他是韩国派到秦国的间谍。韩国看到日益强大的秦国虎视眈眈,随时有东扩侵略自己国家的危险,便派郑国到秦国献“疲秦之计”,让秦国在关中兴建引泾河水灌溉农田的大型工程,把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在水利建设上,使其无力侵犯自己的国家。秦国虽然当时就识破了郑国的计谋,却仍然让郑国发挥自己的专长,主持修建引泾灌溉工程,以润泽关中土地,造福百姓。经过10余年艰苦努力,灌渠终于建成了,可灌溉土地近百万亩,使秦国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增强,为后来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这个灌渠由于是郑国主持修建的,秦国就命名它为郑国渠。也由于郑国渠惠泽了当时和后世,人们便对郑国的间谍身份宽容地一笑了之,而对他治水的伟业传颂千古。泾惠渠管理局曾邀请西北大学地理系的学者和考古工作者对郑国渠渠道进行过实地察勘,标绘出郑国渠的引泾故道路线,其实际长度为126.03公里,渠道自西而东布置在渭北平原二级阶地的最高线上,充分利用了北原以南、泾渭河以北这块西北高、东南低地区的地形特点,形成了渠水自流灌溉,从而控制了灌溉面积。郑国渠在渠道工程布设上,将沿线与渠道交叉的许多小河拦水入渠,使郑国渠沿渠流量渐增,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灌溉效益。这在2000多年前,是很难得的。由于河床下切以及引泾渠口不断上移,在郑国渠之后,历代在郑国渠的基础上又建成了汉代的白渠,宋代的丰利渠,元代的王御史渠,明代的广惠渠、通济渠等。到了清代,弃泾引泉,引泉名曰龙洞渠,灌溉面积只剩下2万亩。公元1932年,陕西大旱,李仪祉先生在历代引泾灌溉的故道上,主持建成了泾惠渠,灌溉面积大幅度提高。并且,成立了泾惠渠管理局,李先生亲笔写下了《泾惠渠管理管见》、《泾惠渠管理章程拟议》等颇具真知灼见的论文。泾惠渠的建成,使关中人民久旱逢甘霖,几十万亩良田得到了及时灌溉。解放后,经过不断改造完善,新建坝闸,扩大隧洞,加高石堤,泾惠渠枢纽工程更加雄伟壮观。如今,灌溉面积已达135万亩。李仪祉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水利科学家。他1882年生于陕西蒲城,1909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两次留学德国,回国后曾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西北大学任教授、校长等职,以后曾任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等职,1938年病逝。人们像对待大禹一样,敬仰和怀念郑国、李仪祉。在如今泾惠渠渠首的一个展厅里,安放着郑国的半身塑像;在当年李仪祉主持修建泾惠渠住过的地方修建了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的“李仪祉墓园”。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谒了“李仪祉墓园”。墓园大门楹联上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殊功早入河渠志,遗宅仍规水竹居”,让人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三八五旅在庆阳的故亊》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釆访陇东当地的老红军杨兴茂、李有义和老干部辛廷书、吴宗尧以及职员李治安等同志,在听了他们讲述八路军三八五旅指战员与陇东人民建立了鱼水般的深情厚谊、岀现过许多感人肺腑的亊迹后,怀着激动的心情撰写的。这里选择其中一个“旅长关心桃花的婚事”,以飨读者。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一个乡下姑娘匆匆来到庆阳县城北关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部,要找王维舟旅长。王旅长正在旅部办公,听说有人找他,便从办公室出来,热情地招呼来人:“快请进来坐。”这姑娘一见王旅长,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下来了。他羞怯地对王旅长说:“叔叔,我听说你是善人,能体谅人的苦处,我才找你告状来了。”姑娘走进办公室,旅长让她坐下,给她倒了一碗水,然后认真听她“陈诉”。这姑娘名叫陈桃花,是驿马关人。她从小就被父亲许给了人家。桃花懂事以后,不同意这门亲事,但她父亲“家法”很严,小桃花只能用眼泪表示抗议。这时,边区到处都在宣传反对买卖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由,已经17岁的陈桃花再也按捺不住了,她坚定地向父亲表示,要自由找对象。父亲听了女儿的话很生气,不让她自由找对象。过了一段时间,他父亲忽然对桃花说,你不愿意去我给你订的第一家,我已给你退了。但是,再跟谁还得由我做主。现在虽然提倡婚姻自由,那只是为了宣传宣传,果真这样的话,非乱套不可。最近,我给你另找了个好对象,家里有吃有穿有摆设,不仅答应替咱们退还第一家的彩礼,而且另外还给咱们不少钱。陈桃花听罢,非常惊恐。她哀求道:“爹,我选对象主要看人品,不能光图家里的吃穿和摆设。如果你还要卖我,我就一辈子不出嫁!”她父亲一听生气地说,“哪有姑娘不出嫁的道理,我这次给你找的男方,你愿去也得去,不愿去也得去。”陈桃花气急了,说,“不去,就是不去,死也不去。”她父亲盛怒之下,把她狠打了一顿。陈桃花边诉说边用衣袖拭去挂在眼角的泪珠。王维舟同志很同情这个可怜的姑娘。他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余毒在不少人的头脑里作祟,把我们好多人都害苦了。我们提倡婚姻自由,不是为了宣传,而是为了改革旧的婚姻制度。”他劝陈桃花,“你不要担心,这件事政府会为你做主的。”接着,他拿起笔在信纸上边写边说,“这是我给你写的介绍信,你拿上到县政府去,他们会给你解决的。”陈桃花含着感激的泪花,双手接过王旅长的介绍信,同王旅长告辞后,就去县政府了。过了一会儿,王维舟同志见陈桃花又来了。一见王旅长,陈桃花又哭起来了,而且比上次哭的还伤心。于是,王旅长又让陈桃花坐下,向她询问情由。原来,陈桃花带着王旅长的介绍信,满怀希望地到了县政府,找到了一位负责人。可是这位负责人思想保守,他接过陈桃花递上的介绍信看罢后,冷冷地问她:“你就是陈桃花?”“嗯。”陈桃花低下头来。“你告状怎么还要王旅长介绍呢?”“……”陈桃花不知如何回答。“那么把你的事从实地说吧!”那位负责人说。陈桃花被这位负责人的态度吓懵了。她战战兢兢地把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话刚说完,那位负责人便训斥起来:“第一个是你父亲包办的买卖婚姻,你不愿意去也就算了,怎么第二个还是包办的呢?恐怕是你挑的又变了心吧?若是你挑下的,就回去规规矩矩地跟人家过日子去,不要东奔西跑了。姑娘家还是安分些好。”王旅长听了陈桃花的诉说,皱了一下眉,旋把桃花领到家里,请老伴好好安慰桃花。然后,他转身到了县政府,找到这位负责人,严肃地说:“我们反对买卖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不能只是宣传。我们要让老百姓知道共产党好,得靠我们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怎么能这么轻率地对待陈桃花的问题呢!”这位负责人连忙说,“首长说的对,我的工作方法欠妥,今后要改进。”然后,王维舟同志亲自向陈桃花所在的区政府写了信,要他们认真做好陈桃花父亲的工作,坚决反对买卖包办婚姻,真正让陈桃花有婚姻自主的权利。陈桃花的父亲经过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他的教育,思想有了转变。陈桃花有了找对象的自由,终于找到了理想的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