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是一种人类所共有的情感形式，也是中国文学审美语境中的一个“基本范畴”，但对这个在传统文学叙述中满含诗意的词汇却不能脱离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去分析它。1980年代以来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在使中国快速走向现代化、工业化的同时，也使现代人的精神内核和道德伦理发生了裂变。于是，在这一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冲突中，在日益分崩离析的传统价值体系和消逝的田园美景面前，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中国遭逢了西方“后现代精神”中逃离都市、回归乡土的困境，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踏上还乡之旅，在日益荒芜的精神家园眺望乡土，眷恋传统。　　

事实上，中国乡愁叙述一直还少不了底层意识的渗透与融合。不管是远离乡土、由家而国的古代士人，还是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现代乡民，都受到中国传统宗法秩序中“叶落归根”思想的影响，在对乡愁的吟唱和怀思中，纠结着他们对底层生活体验与情感记忆的依恋。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当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广袤的中国同时在地理空间和精神层面进入向现代转型的历史阶段之时，由此引发出来对农民工生活和精神变化的关注，不仅促成了近年来文学批评对“底层”、“底层叙事”的热烈讨论，也形成了人们对他们身份“边缘化”、精神“漂泊化”的普遍印象。或许我们都会承认，“底层叙事”中的乡愁闪现是以城乡二元对立导致人的困境而被植入当代文学史的。但在此我们仍需追问的是：当大多数批判都认识到底层叙事具有现实主义审美趋向时，它究竟又在何种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立场？乡愁的底层表述在精神形态上又给予了传统语境以何种意义的悖反？在对乡土进行重新述说时，他们又揭示了多少令人耳目一新的审美意蕴？这些问题并非可有可无，而是事关“底层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关系，也是事关当前众多底层叙述审美艺术水准提升的重要命题。　　

我认为，近年来“底层叙事”与乡土情结的连接，若从视角上划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乡土发生实质性变化之后，知识分子的“怀乡情结”被观念性的批判占据了叙述主导地位，他们开始由自上而下的视角去审视乡村、关注底层，并反映城市“异乡人”的肉体痛苦和心灵异化。另一类则是“底层”生存者对自身体验与生存困境的乡愁表达，是一种置身其中的诉说与呐喊。因此，倘若说“审视底层”的知识分子从外部对“底层”进行的一种探究和观察的话，那么，生存在“底层”内部的叙事者则是在体验中完成了对乡愁的直接阐述。因这两种视角的不同，也产生了对当前乡愁表述不同的审美向度和叙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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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现代性的名义审视“底层”乡愁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性理论的兴起使文学“乡愁”叠加了诸多意义的尘埃，使它与以农村为创作背景的乡土文学产生了难于脱离的关系，也致使其中的“乡土”概念更被视为是一种对现代性的反思，是对抗和批判城市化进程的一种情感表达。在这里，个人化的乡土记忆被强大的家国叙事所覆盖，在“离去”与“归乡”的二元想象置换中，表现为更多地以反思、批判的视角去审视底层生存者的精神心理和生活图景。这种以现代性的名义来反思乡土的文化视角，使其中乡愁叙述更为“弹性”地表现为对历史、对社会的思辨审美。　　

以乡土中国的人伦价值来反思现代性，并作为反现代性精神归宿的“乡愁”叙事，张炜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张炜于198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曾引起评论界与读者的特别注意，同时因小说极力表现了中国农村家族的历史及其恩怨，张炜在很多时候都被划入“寻根小说”作家的行列。但我个人认为，它之所以引人注意，更应该在于张炜小说中的乡土叙事已经不再只是历史意识观念上的乡土叙事了，它是以人与土地的感情、情结为其叙事基本动力的。用郜元宝的话来说就是：“张炜的小说一开始就显示出两种精神倾向，一是敢于正视罪恶和贫困，喜欢把人放在现实矛盾的漩涡中，严厉地拷问他们的灵魂……张炜的第二种精神倾向，是当代作家罕见的一种乡愁，确切地说，是一种张炜式的土地意识和自然哲学。”①因此，张炜的“乡愁”因充溢着反抗现代性和关注底层人生存的批判意识，在关注乡村伦理、乡土情感和现代文明下“异乡人”的情感呈现时，表现得更像是一种思考的状态。在他的作品《柏慧》中，主人公“我”从学校毕业，到03所，再到杂志社……一路走过来，却发现这些地方都充溢着倾轧、算计、伪劣甚至淫欲，都不能让“我”的精神得到停留，都不能安放“我”的心灵，于是“我”只有逃到海边的葡萄园，在那里找到暂时的精神归宿。小说中把生存于现代文明中的人们描述成一群“精神硕鼠”，而“我”与葡萄园里的人们、响玲夫妇、小鼓额之间无私的爱在情感精神上却是息息相通的，这是一个较早有关现代人精神漂流的传记。　　

从社会现实发展的层面来看，现代化是一个客观和必然的历史进程。因此，张炜小说中所映现出现代人的精神漂泊与困境，被人更多地视为是“一种文化乡愁的抒发与表达”②，是在城乡二元空间置换下当代异乡人无法克服的焦虑。而贾平凹在《高老庄》、《土门》、《怀念狼》中则表现了他对逝去家园的理性思索和对乡村大地、传统文化的审美诉求。“高老庄”、“仁厚村”、“神禾塬”揭橥的是民间传统遗存对于现代生存的哲理意味。这种对家园的想象和固守，对传统文化的依托，寄存的是作者对土地失却现实依据后的一种悲伤。他在小说《土门》写道：“成义却在旁边低声说：‘我走遍了中国，忘不掉的还是我这一身农皮，农民就是农民，天下哪儿有像故乡这样收留我呢？可我们的土地被城市吞噬了，唯一剩下的只有我们的村庄。我们再不能连我们的村庄都要失去了！’”。这里反映出成义与城市抗争的决心，实际上代表的是社会转型期和农村巨变过程中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和时代情绪。　　

当代乡土作家在对乡人平民普通生活状态进行审视和描述的同时，不断地建构着理想化的人性，这种理想是人类对共有美好童年的乡愁和对人“神圣性”的自觉向往。《起舞》中的“丢丢”就是迟子建所构筑的理想人性。丢丢在哈尔滨最后一条还保留着乡村情感的街巷里，不断寻找着自我确认的真爱与理想，但她的名字已经暗示着她的寻找必然是一个悖论，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城市化变迁中底层生命力与爱无法避免地走向消亡。而当丢丢和半月楼一起被铲车铲起的那一瞬间，城市文明进程对底层生命的挤压被展露地毫无保留，而迟子建钟情“废墟”巷子的文化乡愁，也使得“乡村中渴望改变命运的农民，都市中的普通人都成了迟子建书写的对象”。③　　

中国人自古就将乡土视为自己的人生归宿和精神家园。因此，面对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文明的摧残和戕害，面对分崩离析的传统价值体系和日益消逝的田园美景时，张炜、贾平凹、迟子建等人对这一进程所带来人价值的沦丧、底层生存困境进行了密切关注，充满悲观与失望。但这在刘圣红等人看来却是：“坚守精神家园的张炜的道德理想在现实社会中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张炜所奏响的只能是一曲日渐远去的传统的挽歌，只能是一份文化乡愁的抒发和表达。”④然而，他们试图像19世纪西方浪漫派文学家们一样用乡土田园去反抗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提醒人们要从物欲的洪流中解脱出来，去寻找平静和谐的田园大地和精神归宿。这种试图超越现实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情结，和对当代异乡人精神危机的归宿探求，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审视底层和关注底层人的精神状态体现了当代作家对良知良能的守望，展示了当代“中国经验”的矛盾焦点，应该得到肯定。但是仅仅具有“同情”和“悲悯”的立场似乎是不够的，这就像陈晓明所认为的，底层人物不仅仅是“作家居高临下同情的对象，而是一个平等的、作为审美关照对象而存在的艺术形象”，“在苦难中写出他们的倔强，写出他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的存在以完整性的审美特质。”（《在“底层”眺望纯文学》）而这一个问题也即可归结为：当下“底层经验”如何才能得于更好地表达？因此，我们当前的乡愁书写，需要从表面的叙述进入内部的肌理，在指出“问题”的同时去触摸体验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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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底层生存中的乡愁表述　　

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印象中，“乡愁”是一种更为丰富的存在，是更加具有个人化特征的情感体验。例如，鲁迅对乡村生存困境的切身体会，沈从文那种抹不去的田园诗情与怀旧，废名对乡情的那些玄妙领悟等。但这并不是说，当前文学的乡愁叙述就一定要沿革这种文学的传统，要一如既往地展现乡土情结的浪漫与诗意。恰恰相反，曾经凝聚着传统诗意的乡愁，在当代中国城乡地理空间发生巨大变化和社会结构剧烈转型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诸多新的质素，其内涵和外延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知识分子或中等阶层对乡土进行审视和叙述过程中，有时多少会给人以俯视底层和遥望乡村的感觉，而其中所表现的乡土体验也难免会存在一些隔膜，多了一些臆想。那么，从中国乡村流入城市的大量农民工作为当前历史阶段中乡土客观的存在，通过他们的经历并亲自体验的城乡变化与差异，而由此表达出的乡愁情感，无疑更具现实代表性。他们的乡愁叙述掺杂着对城乡阶层分化、社会身份转移和社会改革所带来的生存困惑和思想困扰，在叙述上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身份的焦虑与矛盾乡情。身份问题是困扰当前农民工生存最真切的体验，这种困扰恰如20世纪上半叶早逝诗人叶赛宁的忧伤独白——“走出了乡村，走不进城市”。农民工一方面经年背离乡土，难于归家，另一方面却得不到城市的认同，处在城市的边缘，身份问题所带来的漂泊与无依因而成为底层乡愁叙述的主要内容。周崇贤在小说《漫无依泊》写出了“我”虽然有文字写作的才能，但因为无钱付城市的增容费，只能成为城市的“边缘人”。何真宗在《没有城市户口的蛙》中写道：“遥远的乡村挂满了/它们的梦/这些没有城市户口的蛙/谁能负载它们的苦痛。”这里的“蛙”指的就是匍匐于城市最底层的农民工，他们的身份因一页“户口薄”而无所适从。因此，如果说在传统的中国农耕文明社会里，中国乡村一直是异乡人精神回归对象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中，农民进城后反观家乡，已经演变为飘泊者回望家乡的问题。也因这种焦虑和回望，往往产生了一个畸形的审美逻辑：“把城市丑陋化，把乡村美观化”。如卢卫平的《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它们肯定不是一棵树上的/但她们都是苹果/这足够使它们团结/身子挨着身子，相互取暖，相互芬芳/它们不像榴莲，臭不可闻/还长出一身恶刺，防着别人……不像水蜜桃，红得轻佻/不像草莓，红得有一股子腥气。”诗歌用苹果赞美乡下少女纯洁健康的同时，也暗示了城市的自渐形秽。　　

但事实却在于，乡村已经不是或原本就不是可以寄以理想生存的地方。一方面，由于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出走，乡村十室九空，满目萧条，日益呈现出零落凋闭的状态；另一方面，现代乡村的观念却未能完全摆脱闭塞和落后。林坚在《别人的城市》就写出这种状态：“我”在城市中生活中屡屡碰壁，在工具室里看到了主管与女工的偷情而不得不辞工离开；爱恋齐欢却没有回应，还无意中帮她走向了死亡。这一切都致使我重回离开多年的故乡古城，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已根本无法适应古城的生活了，于是不得不再次选择离开与漂泊。——这是一个当代人现实生活与精神心理悖反的图景。　　

（二）意象的破坏与怀旧。众所周知，传统的乡愁文学汇聚了众多相关的乡村情感意象，诸如大地、庄稼、溪流、山野、石板桥、榕树等，这些意象依傍着思乡的情愫而生长和拓展，它们构成了传统乡愁文学作品中的诗意文化符号和情感载体。但由于受现代文明和工业的影响，乡村的从外到内都发生了实质性的蜕变，这些都反映在郑小琼的诗里，如“黄昏笼罩的屋舍/像搁浅的鱼”（《黄斛村纪实·返乡之歌》）；水不再清，树不再绿，“河中的丝草/不再有伶俐的口齿”（《黄斛村纪实·秋天，弯曲》），人也不再那么纯朴、善良，卖淫、赌博，“把欲望，道德，内脏都涂上胆汁/这苦，只有一个保持老式传统的神像才阅读”（《黄斛村纪实·春天，水》）。如果说，传统乡愁的意象还有实物可凭依、可维系的话，那么现代人的乡愁已多少带有了乌托邦式的臆想成份了，事实上的乡村与文本中乡村已经没有了多大关系了。　　

于是，底层叙事语境中的乡愁就更多地呈现了“怀旧”的感情色彩。什么是怀旧？赵静蓉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的一文中谈到：“怀旧不仅需要借助于隐喻、转喻、想象和拟人化来完成其诗学实践，而且也惟有经过这种僭越了纯粹事实性的回忆，上升到创造和建构的境界，怀旧的客体才能变成审美对象，才能充溢着取之不竭的完美价值。”因此，倘若说传统乡愁更多地是对空间上客观存在的事实进行回忆的话，那么现代乡愁所表现的田园诗画多少已经是经过人为“僭越”的假事实了。于是，冯敏决然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沈从文、汪曾祺们的小说被不断地经典化，其实不过是传统乡土文学的最后一着挽歌。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沈从文和汪曾祺，后学者也无法复制他们的故事，更无法克隆那种自耕农式的田园风光和审美情趣。刻舟求剑式的乡土叙事不仅是艺术上缺乏诚实的表现，甚至是一种造作和油滑。”⑤对于这一论断我不敢苟同，因为文学创作的虚构并不排斥作家情感的诚实。对比传统与当代文学的乡土叙事，这不是关乎孰优孰劣、孰是孰非的问题，只是表明其中存在的差异，借于反映当前文学乡愁所具有的一种审美形态。事实上，这一带有浪漫主义和怀旧色彩的乡愁书写同样具有古典的美感，如许岚的《稻子》：“我住在蛙声中央/一天天地疯长……/亭亭玉立/水中扬花/自从喝醉了那场美酒之后/妈妈说/你该出嫁了/然后是迎亲的鼓乐声/在我的脖颈悦耳地落下。”　　

（三）传统的伦理与现代意识。在城市底层中艰难生存与不断努力的异乡者，表现为一方面受传统乡村观念的影响，仍然恪守着“勤劳、忍耐、含蓄”的传统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却受现代文明风气的影响，开始追求自由、公平、平等、民主的价值准则，具有了现代公民的意识。反映在文学叙事中，则更多地表现为通过回望乡村来展望现实。如罗德远在《我们是打工者》中所呼吁的：“我们拒绝诱惑拥有思念/我们曾经沉沦我们又奋起/……青春的流水线上/我们用笔用沉甸甸的责任/构筑不朽的打工精神/通向我们幸福理想的家园”。农民工在走出乡村之后，更多的是寄希望于现实中去建构其理想的精神家园。这也恰如打工诗人所坚信的：“用诗歌建立内心的秩序，保持着一种人性的善良与正义；用诗句来抵抗权力与资本世界带给内心的损伤，保留着人类对内心的理想与尊严，更加热爱我们内心的本身。”⑥　　

    综上所述，“底层”的乡愁表述以浓重的原生态色彩完成了对当下城市底层和异乡者真实的文学表述。它的特殊意义也在于：表述者和被表述者之间在身份、立场与情感上永远是同一的，他们是永远的“在场者”。而作为当前社会文化转型的直接承载者，他们笔下的乡愁表述与意蕴呈现，让我们感知到的是来自另一种被时代繁华所遮蔽的主体性感受，探测到了另一种来自底层的原生态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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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底层”乡愁的社会文化心理　　

作为底层叙述中的乡愁呈现，虽然客观上存在着两类不同的叙述角度，但其底层意识在精神内涵上的表现是一致的，都存在现实主义批判的审美取向，表现为对社会底层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的关注。这种乡愁的当代阐释不仅拓宽了其在传统文化视野中田园牧歌式、抑郁寻梦式的叙述理路，还更为主要地表现了以“反思”、“超越”的视角去描绘当代人精神心理与现实生活相悖反的图景，并据此产生了一个更为广泛和开放的阐述语境。这个语境的产生，除了“城乡空间置换”的影响与制约外，我们还将看到另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下“底层”乡愁的叙述与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心理是密切相关的。　　

其一，是对传统文化的相承。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阴、阳是最基本的哲学范畴与文化概念，表现在文学上，从战国时屈原的《楚辞》开始，就明显地存在着一种阴柔文学的风格传统。从《离骚》：“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的悲伤，到汉末《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的游子，再到唐宋李白的《思乡》、杜甫的《月夜》、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柳永的《雨霖铃》、范仲淹的《渔家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直至明清文学，其中的乡愁叙述都层出不穷、不胜枚举。于是，若从美学角度来看，乡愁叙述是对我国阴柔文学中“忧郁感伤”美学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承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连结。这一美学精神与文化传统到现代文学那里，其典范便是沈从文、废名等，而鲁迅对现代乡土的启蒙批判和反思，也还没有脱离开忧郁感伤的乡村底色。进入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这一美学精神虽然在中国大陆几乎被隔断，但“乡愁”这一带有强烈个人化色彩的创作母题，却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得到了快速地复苏。在这一背景下，当前的“底层”乡愁叙述，其中蕴含的对人性遭遇的同情和感伤，对乡土家园的情感纠结，理应算是对传统乡愁文学的一脉承接。　　

其二，逆反心理的导引。“底层”乡愁叙述中现实主义批判立场的确立，是对新时期以来文学话语狂欢和理性沦落的一种反拨。三十年间，伴随着中国当代社会发生的伟大变革，整个社会伦理秩序和精神内核都产生巨大的变化，文学的审美感知方式也随之发生深刻转变。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改革文学、先锋主义、新都市文学、新写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流派和主义，可谓纷繁复杂，热闹非凡。但细心的人都会发现，在这背后潜藏的却是文学精神内核的匮乏和审美经验的疲劳。因此，当文学在处心积虑地追求市场化、畅销化、感官化之时，当抱怨、揭露、控诉成为其书写的新宠之时，虚假的狂欢和过分的表演终于让读者倒尽胃口，兴致全无。在此背景下，底层乡愁叙述所映现出的人道主义关怀和温暖的生命底色，却难能可贵地坚守着对现实苦难的审美思考，体现了当代文学对现实主义精神非功利性的追求，给人启示，让人震撼，这自然促成了当前文学创作中底层话语空间的构建。　　

其三，主体意识的觉醒。现代文明的诞生也是等级社会衰败的开始。它所强调或追求的是赫尔德所称的“本真性”理想，也即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尺度，并可以按照这个尺度去生活。于是，当底层叙述开始萌生和涌现出现代文明的主体意识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城市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意志和准则就采取嘲讽和解构的态度，在叙述中对峙，甚至抵抗，批判意识与反思精神因而在“底层”乡愁叙述中盛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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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底层叙述与底层体验中的乡愁表达，反映了人们对自身来源的追索，并在追索中试图对自身本质进行探求。因此，关注当代乡愁文学在底层叙述的审美风格和存在心态，进而消除在城乡文明冲突中的人精神家园的失落，克服“底层”生存苦痛最终被文学演变为如陈晓明所说的“无根的苦难”，就必须使这种叙述和再现呈现一种庄严的姿态。我相信，关注乡愁在底层文学叙述中的呈现，并借此反映出的社会良知和情感体验，最终将有助于当前“底层文学”艺术审美水准和精神境界的双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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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郜元宝《“意识形态”与“大地”的二元转化——略说张炜的〈古船〉和〈九月寓言〉》，《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乙种）第182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②王春林《贾捷.神圣家族——从〈家族〉看张炜的道德乌托邦理想》，《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　　

③文红霞《论迟子建的底层写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2期。　　

④刘圣红、黄崴《挽歌与乡愁——试论张炜的道德理想》，《成都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⑤冯敏《打工文学的现状与话语困境》，《打工文学备忘录》第2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⑥郑小琼《我思故我诗》，《工人日报》，2008年7月18日。　　

（作者单位：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