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有才板话》中关于“话语”的表达

摘要：文学的文学性很重要的一点体现在语言和表达上。《李有才板话》中，关于“话语”的表达，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农民与知识分子所用的语言不同，农民中的当权者和普通民众在语言使用时也有差异；二是话语和权力的关系，谁能说活、谁敢说话也是一种权力的体现；三是拥有话语权之后，不管是谁都有堕落的可能性，需要警惕。文章就将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论述。

关键词：李有才 板话 话语  权力

一、故事讲诉的方式

赵树理文学被定义为“大众文学”的典范。何以成为“大众文学”的典范？首先是因为其作品通俗易懂，其次是反映了农民的、大众的生活。其作品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可读性”（赵树理将农民的方言翻译成知识分子能懂的话），对于老百姓来说具有“可说性”（又将知识分子的欧化语言翻译成农民能理解的话），为打通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之间的隔膜，他充当了“翻译”的角色。在《李有才板话》中介绍李有才时说他“有个特别本领是编歌子”，接下来解释：“这种歌，在阎家山一带叫‘圪溜嘴’，官话叫‘快板’。”这种歌在阎家山叫“圪溜嘴”，说明“圪溜嘴”是“老百姓的话”，“快板”是官话，属于“官腔”系统，而“歌子”介于二者之间，只能说是对“圪溜嘴”的翻译，也可以是对“快板”的翻译，经过对这两者的翻译，就使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都能明白“快板”这个词的意思，算是对这两者的同时翻译。

赵树理何以有“翻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话的意识？从赵树理的生平我们知道，他也是新式学堂出来的知识分子。这可以说是他在与农民的交往过程中，自觉调整自己语言的结果。他在谈自己的创作时说：“我既是个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学校的人，自然是既不得不与农民说话，又不得不与知识分子说话。有时候从学校回到家乡，向乡间父老兄弟们谈起话来，一不留心，也往往带一点学生腔，可是一带出那等腔调，立时就要遭到他们的议论，碰惯了钉子就学了点乖，以后即使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候久了就变成了习惯。说话如此，写起文章来便也在这方面留神。”[1]

赵树理意识到了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话语存在本质的区别，那么，是否所有农民的话就没有区别呢？也不是。在《李有才板话》中不同的人站的立场不同、所在的位置不同，说话的方式也有不同。

 张得贵在通知阎家山的村民们第二天到庙里选村长时说：“明天选村长啦，凡年满十八岁者都去！”[2]又放低嗓子说：“老村长的意思叫选广聚！”小保道：“他也学会打官腔了：‘凡年满十八岁者’……”[3]小顺道：“还有‘老村长的意思’。”可见张得贵的话和小顺、小保等普通老百姓的话是完全不同的，他话一出口，老槐树底下的这帮人就敏锐的感觉到张得贵打的是“官腔”。“官腔”作为一种话语，就起着区别人物属性的作用。

《李有才板话》中，除了张得贵，“打官腔”的还有章工作人员。在“打虎”一节中，选举会开始前，李有才放出牛来预备往山坡上送，小顺怕他误了选举，拦住他，李有才说误不了，因为章工作员“不论什么会，他在开头总要讲几句‘重要性’啦，‘什么的意义及其价值’啦”。李有才虽然没有直接说章工作员“打官腔”，但是在讽喻他关于的“重要性”“意义及其价值”的讲话是不重要的，和老百姓的实际生活脱节，是缺乏意义和价值的话，也就是一种“官腔”。

 作者赵树理对于“官腔”的态度，明显是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官腔”是一种脱离人们群众、脱离实际的话，是不值得提倡的。相反，他所赞同的是能够为老百姓所接纳，贴近农民实际生活的话，比如说“快板”。

 “快板”或者说“歌子”作为一种为农民所广为接受的话语形式，简洁、通俗、易传唱，在《李有才板话》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它像是新闻，时时播送阎家山西头人的动向；它又像是大字报，批判着反面人物；它还像报告，总结经验和教训。

阎家山西头的人，恒元是有歌的，家祥是有歌的，广聚是有歌的，喜富是有歌的，得贵是有歌的，“提起西头的人来，没有一个是没歌的，连哪一个女人脸上有麻子都有歌。”[4]是一种戏谑，也表明了“快板”的批判性功能。老杨同志来阎家山后，想要组织农民参加“农救会”，如何组织呢？就让李有才先编一个宣传参加“农救会”的快板，再通过小顺等人把歌传给大家，大家听了歌也就明白了。这时候的“快板”就像新闻，并且还是以农民能接受和理解的形式，充分的考虑到了农民不识字，能“说话”的特点。最后，斗争胜利后进行总结，也是让李有才编个“纪念歌”，删繁就简，贴合农民的心理。

二、话语权的争夺问题

在《李有才板话》中，阎家山的人从其话语倒向来看，主要有两种对立的势力。一派是以阎恒元、阎家祥、刘广聚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在阎家山属于强势的一方，经常欺压民众和弱小，牢牢掌握着阎家山的话语权；一派是以李有才、小福、小顺为代表的贫农或雇农，在阎家山是弱势的、被压迫的一方，同时，也是阎家山最具斗争性、反抗性的群体。两派一直在争夺阎家山的话语权。

阎恒元是阎家山的大地主，在抗战前年年连任村长，把控着村里的大权，李有才编的快板说“村长阎恒元，一手遮住天，自从有村长，一当十几年”[5]。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不再担任村长，只是担任村里的民事委员，但是，村里的话语权还是牢牢把控在他手里。喜富村长的职务被撤了之后，需要重新选村长，得贵在通知大家选举时，还把嗓子放得低低的说：“老村长的意思是选广聚！”虽说恒元已经“不在其位”了，但是，恒元的话似乎还在部分农民中起作用。

虽然李有才一派中很多人支持小元做当村长，但是在选举村长时，仍是恒元支持的广聚当选村长。那么，广聚于恒元又是什么角色呢？广聚可以说是恒元的“傀儡”，他如恒元所愿当选村长，但在做任何事的时候还是去向恒元“报告”。“打虎”之后，恒元一心关心着自己是否有受喜富的牵连，广聚在开完处理喜富的会后，“饭也没有吃，歪着个头，先到恒元那里报告”。减租和丈地的事情，也是恒元和他的儿子家祥出的主意。可见，恒元仍是实权者。并且，在“打虎”这一部分里，喜富是被批判的对象被打倒，恒元的问题却没有人敢提。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恒元是黑幕后的操纵者，但是，却不敢说揭露他的恶行呢？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方面是因为恒元是地主，他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其次，他是村里的能人，脑子灵活，有手段能笼络人心，在出事的时候还能置身事外。不仅如此，他的儿子家祥毕业于县里的简易师范学院，是本村的小学教员，也是村里的教育委员，在农民普遍不太识字的情况下，有任何有需要用到文字的地方，都需要有求于人，那么就相当于家祥把控着村里的文化领导权。更重要的是，在农村传统的宗法制度仍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农民们不敢出头，或者可能日后还要有求于他，不敢得罪他。老秦就说过“指望老槐树底人谁得罪起老恒元？”还有阎家山很多都是阎家的本性，所以虽然恒元有很多问题，但是，阎家山的农民们或顾忌本家的缘故，或顾忌本村人的缘故，也许并没有把恒元想的很坏，在他出现问题的时候也不想落尽下石。

福柯说“权利即话语”，用在阎家山也同样奏效。在阎家山，谁能说话，谁敢说话，谁会说话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打虎”的时候，章工作人员要求大家说说喜富的罪行，开始没有人说，还是一个外来户马凤鸣“打头炮”，然后大家才开始说起来。

老杨来模范村督促秋收，去老秦家里吃饭，广聚还有顾忌，但是恒元吃定了老秦不敢说他的坏话，最终还是老秦的老婆和一个小女孩念的歌子道出了阎家山的现状，引起了老杨的对“模范村”的怀疑。

在“打虎”的时候，老槐树底下的人还只敢斗一斗喜富，并且是在县里调查出喜富的事，喜富被撤职之后。对于老恒元的问题，“与恒元有关系的事差不多还没人敢提”。在县里来的老杨来了之后，老槐树底下的人弄清了老杨的来历，他是否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说话，以及他背后的权力关系等之后才敢于说话，敢于正面去揭露恒元的问题。

老杨在组织斗恒元，参加农救会的时候，会编歌的李有才和会说话的小顺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李有才编的歌把农救会的要义简单的表达出来，小顺则把歌传播给更多的人知道，使农民明了政府真正的政策是什么。可见，在《李有才板话》中，赵树理充分地肯定了会说、能说的人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也肯定需要会说话的掌握权力。最终，在老杨同志的带领下，李有才和老槐树底下的人夺回了话语权。

三、话语权力背后——被腐化的权力阶级

《李有才板话》中关于小元的变化的叙述，以及最后李有才被任命为“民众夜校教员”，表达了作者对于话语权力背后容易被腐化的权力阶级的隐约担忧。

小元在没有被选为武委会主任之前，归属于老槐树一派，其斗争性是很强的。得贵通知大家选村长说“老村长的意思叫选广聚”，小元道：“我看咋们也不用管他‘老村长的意思’…偏不选广聚！”[6]老秦怕得罪恒元，小元还批评了老秦，说老秦“真见不得事”。在提喜富的意见的时候，也很积极，还鼓励马凤鸣说：“提吧，你一提我接住就提，说开头多着哩！”[7]在揭露恒元一派丈地不公时也很明白，说恒元丈地的把戏，“那还不是哄小孩子？只要恒元的得丈公道了，咋们这些户，二亩也不出负担，三亩还不出负担；人家把三百亩丈成一百亩，轮到你名下，三亩也得出，二亩也得出！”[8]

但是，自从恒元耍心机，将斗争性很强的小元“拉拢”成为武委会主任后，小元变了“割柴派民兵，担水派民兵，自己架起胳膊当主任”“地也荒了”，叔父老陈骂他：“草比苗高，看你秋天吃什么”[9]。小元去锄地，碰到家祥，“脸红了，觉得不像个主任身份”，于是说“我到地里看看去”。小顺和小福讽刺他道：“陈小元，坏的快，当了主任耍气派，改了穿，换了戴，坐在庙上不下来，不担水，不割柴，蹄蹄爪爪不想抬，锄个地，也派差，逼着邻居当奴才”[10]。尖锐地指出小元在拥有话语权之后将权力置于民众之上，压迫农民为自己干活，自己则“架起胳膊当主任”，沾染上了官僚气，觉得自己再干活就“不像个主任身份”。小元是自己给自己有了身份的定位，但是从他叔父对他的批评看，似乎老槐树底下的人并没有认同他有“身份”就该有特权，而对他学恒元，不生产、不劳动，压迫旧日患难的朋友，乱用权力非常不满。

当小元被纳入到权力体系中之后变“坏”了。那么，斗争取得胜利后，李有才成为“民众夜校教员”，小保既是农救会主席，又是村长，他们也被纳入到权力体系之中后呢？还会一如既往的保持住他们的革命精神和批判意识吗？谁能担保他们也不会被权力腐化？李有才还会是底层农民的代言人，还是会变成政府的传声筒？他会不会因其角色的转化而转变，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赵树理后来的小说《锻炼锻炼》之中，我们看到干部杨小四等人也是不下地干活的，说明“民”与“官”斗的历史似乎从未停止。

参考文献：

[1]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

[2]旷新年.写在当代文学边上：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9.

[3]李国华.“官腔”与“老百姓的话”——试论赵树理小说“可说性”的构成[J].文艺争鸣·当代文学建设.2012.12.

[4]文雪霞.农民斗争性叙述——浅析《李有才板话中》的农民书写[J].艺科论坛.

[1] 赵树理.赵树理文集[M].工人出版社.1980:1398.

[2]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21-22.

[3]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22.

[4]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22.

[5]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17.

[6]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20.

[7]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25.

[8]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32.

[9]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35.

[10]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36.